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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習近平浪費了一著可能使中國凝聚起來的好棋

2019年07月04日 中国治理, 法律社会 ⁄ 共 1775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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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宣佈對九類服刑罪犯進行特赦,這是中共全國建政後第九次特赦,也是習近平主政後的第二次特赦。上次特赦是在2015年中國慶祝抗戰勝利70周年。

 

在中國政府宣佈特赦之前,我原預估,習近平理應借此時機特赦部分政治犯(中國刑罰中沒有「政治犯」罪名,現實中的政治犯均以刑事罪的名義判刑),以體現他所說的「承續中華文明慎刑恤囚、明刑弼教的優良傳統,推進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的仁政」,如果這樣,表明中國的政治開放和政治自由即使在目前嚴苛環境下還存在一絲空間。但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我也知道,此次特赦可能根本不會涵蓋政治犯。

 

遺憾的是,事情總是與人們善良的願望相反。在九類特赦物件中,雖然個別政治犯也許符合第六類——年滿七十五周歲、身體嚴重殘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的特赦情形,但鑒於中國政府也規定在上述特赦種類中,如有不認罪悔改的或者經評估具有現實社會危險性的,則不予特赦,故可判定,該次特赦政治犯被排除在外。

 

這當然使像筆者這樣的原先有所期待的人非常失望。我之所以作此研判,並不僅僅基於一種善願,也是認為這是一次難得的可以讓中國同時也是讓習近平本人解套的機會。自習上臺後,中國政府對輿論的管控在不斷強化,對異議人士和異議聲音及以維權律師為代表的政治反對派的打壓有恃無恐,意識形態在思想和文化領域重又掛帥,黨和習近平本人在中國社會成了至高無上的存在。此種情形下,要中國政府去特赦那些以挑戰其統治和習近平權威為使命的政治犯,確實困難。然而,考慮中國當下詭異的社會狀況,習近平通過特赦部分政治犯,來發出某種政治信號,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中國政府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共進行過七次特赦,但自1975年後至2015年,40年裡沒有再特赦過,包括上世紀80年代和本世紀前十年這兩個政治氣氛相對寬鬆的階段。2015年的特赦也是社會普遍未曾料到的,因為抗戰勝利70周年雖是一件大事,但只是一個專門的紀念慶典。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習有時會不按常理出牌,而且這種情況並非僅僅出現過一次。

 

比如最近對香港「反送中」百萬大遊行的處理,他也沒有採取強硬手段,跌破許多觀察家的眼鏡。還有,去年民營企業家對中國未來的預期跌至冰點,社會認為習會進一步在政策上推進“國進民退”,他卻對民營企業的政策來了一個180度的轉向。即使在中美貿易談判上,當輿論普遍預期差不多會簽協議時,他突然以文本平衡的原因推翻已答應的承諾,提出重新談判。這些做法皆表明,習並非不懂進退,一旦形勢對自己或黨的統治不利,他會調整政策和做法的。

 

而目前正處這樣的政治氣候。習近平之前實行的一套左的做法,已弄得自己四面受敵,黨內和社會怨聲載道,特別是破壞了和知識份子的關係,使後者的大部分成了其對立面。中共政治開明時一般同知識份子保持比較好的關係。現在黨內開明派看到得罪知識份子的不良後果正在顯現,從加強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角度出發,他們呼籲高層調整黨的統戰政策和策略,改善和知識份子的關係。

 

從國際做法看,作為一種人道主義的刑罰措施,特赦本身是為營造政治和解氣氛,在特定時候對國家政治氣候起調節作用。習要想長治久安,或者在眼下這個特殊時刻讓百姓跟著他一致對外,合理做法是將目前高壓統治的彈簧放鬆一點,適度恢復社會彈性,而通過特赦部分政治犯,是可以爭取和凝聚人心,緩和社會矛盾,重新統戰知識份子,改善和反對派的緊張關係,避免社會更大分裂的。

 

中國政府在提到今次特赦目的時,強調要樹立新時代的盛世偉邦形象以及開放、民主、法治、文明的國際形象。按照中國逢五小慶,逢十大慶的做法,為著彰顯習近平這個「新領路人」在帶領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取得的偉業和高蹈道德,這次特赦對象確實比2015年的那次範圍要寬,人數要多。然而,中國政府對九類特赦物件中一些不准特赦的人員也制定了比上次要嚴的限定條件,特別是政治犯再次被排斥在特赦之外,「不小心」暴露出習近平這次特赦的虛偽性,更談不上其標榜的「執政自信和制度自信」。

 

總之,習本可以特赦政治犯的方式,釋放一種政治緩和信號,但他浪費了一著重新使中國凝聚起來的好棋。不管什麼原因導致他這樣做,此次特赦讓世人看清,儘管習在統治策略上具有某種機會主義特性和靈活性,可在關於中國道路的方向選擇這個根本問題上,他是要一條道走到「黑的,已完全陷入無解的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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