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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东:反对阵营路线分歧的重大问题回应冯崇义公开信

2019年07月05日 中国转型研究 ⁄ 共 14627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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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对阵营路线分歧的几个重大问题——对冯崇义先生公开信的回应 

崇义:
    
    我在博讯网上读到了你对我邮件信函的公开回应。也好,这也使我能够对至少长达八年——自习上台以来,反对阵营的路线分歧做一个系统反思和辨析,并向公众解释清楚关于这些重大分歧的辨析对中国未来民主化是何等重要——而不是文人之间的口水仗和无聊的笔墨官司。你我多年朋友,虽有从学理到政见的长期分歧,但力图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大目标始终一致,并在相隔万里的时空中发挥着大致相同的作用,所以我一直引你为同道,而不是像你这次无论在信中还是视频专访中,都试图引导公众把我从“客观后果”倒推成替敌对阵营说话的。很遗憾,百年以来,中国之所以反复在“革命-专制重建”的逻辑怪圈中挣脱不出来,原因之一就是激进革命派或造反派在无力动摇专制的背景下,始终把怒火喷射到本是同道的理性思考派和建设派身上,一次又一次地把社会转型推向极端化模式,最后使真正的转型无法完成,即使出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革命,结果也不过是专制循环。这也是我要公开回应你的原因,也是我迟了几天才回应你的原因——我需要好好想一想,咱们分歧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是要不要抗争、要不要推翻暴政的分歧吗?不是。我们的分歧是“革命路线”的分歧,是反对阵营中的重大路线分歧。这个分歧虽然不影响反对专制的大目标,但却关乎这个反对运动的成败,对中国未来到底能否实现民主化也是命运攸关的。你的言辞犀利激愤的公开信,如同恩格斯当年给杜林的回复《反杜林论》(我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读到恩格斯这篇著作时也是心潮澎湃地崇拜恩格斯的革命激情和其中对共产主义的描述的),会令很多人欢欣鼓舞:终于给了“投降派”迎头痛击,大快人心。但,自恩格斯那篇著作一百多年来,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个看似光辉的道路,不过是“通向(新)奴役之路”。任何社会大变革中的“左派幼稚病”,最后的结局都会把砸碎的脚镣又打造成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我在你的充满革命激情的公开信中,看到了同样的危险。
    
    我先就你信中若干技术性的小分歧辩驳几句,然后再展开那些大问题。
    
    1、你说我给反对运动泼了冷水——意为“长敌之气,灭己威风”。你应该知道,我就是这个反对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自习执政以来),也参与了海内外几乎所有的实际反对运动(包括街头抗议、集会抗议、文章视频抗议、签名抗议及捐款)。我为何要给自己泼冷水?我是全球七十亿人中第一个说明习要走纳粹化红色帝国道路的学者——七年前你们对他都充满赞许和期待。我与反对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的分歧长期以来都是公开的,我并没有说他们的几百次街头抗议是不对的,也有没说大家支持国内各种底层维权抗争是不对的,而且我都是实际参与和支持的。我仅仅是在说,光有这些是不够的,要在重视对手和重新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反思调整反对策略——特别是文宣策略,要重建反对理论和战略路线而已。我觉得我做这些比给他们不停地浇热水、让他们头脑发热看不清目标和基本支持力量是谁,要更有建设性。事实上反对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也并没有视我为泼冷水,而是一直视我为具有建设性不同意见的合作者。
    
    2、我从未主张过宪政转型失败论和鼓动悲观失败情绪,你这是无的放矢。相反,我一直坚持宪政转型方向,鼓励同道要有耐心,不要为暂时的困难而看不到中国离转型不是太远,而是越来越近了。
    
    3、我从未附和过人种论(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配民主),更谈不上给他们做理论包装。相反我一直是这种谬论的激烈批评者(如果你能检索我的推特的话)。你这又是无的放矢。
    
    4、就宪政转型的大趋势而言,我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大趋势的推动者之一,即转型之大局的“做局者”之一,不知你如何得来我是“搅局者”的结论?这么大帽子扣我头上,实在有些过分了。真正的转型之局尚未开始,大家还在推动这个局的形成,何搅之有?难道不赞同你们的即将崩溃论,吁请大家重视对手,重视困难和抗争的长期性,重新谋划转型路径和策略,就是搅局?
    
    5、你说对专制抗争需要义愤激情和希望,如果浇灭了这些,大家就没有斗志了。没错。因此我支持和参与了所有的抗争。但,如同抗日战争之初到底是速胜论还是持久战之争一样,义愤和希望不能建立在虚假判断时局之上。在国内及香港台湾,所有利益受损阶层和地区都在抗争,我们都支持也都鼓动。但如何动员起沉默的大多数却一直是个难题。这个大多数如果是利益普遍受损、民不聊生,仅仅是因为没有抗争的胆量,那么如果你能掀起“革命大潮”,也一定能够让他们卷入参与革命,成为革命的决定力量。但如果事实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格局在缓慢上升,中产规模日益增大,市场和社会生活总体繁荣稳定,这个革命就没有前提。他们就不会听信你的革命呼吁,更不会有革命热情,因为他们不寄希望于你的目标,认为现在还过得去。你无法忽悠他们参加反对运动(如果你这样做,就跟共党当年的做法差不多了)。必须有充分的道理告诉他们,未来的民主制度肯定比现在的状态更好,而且还不必经过大的动荡就能达到——如果变革的过程充满动荡和利益受损甚至是生命损失,大多数人就不会跟随。还要有充分的道理告诉执政者,现在的路是死路,顺应历史潮流,和平退出,对你们及社会都好。现在,这两个方向上的令人信服的历史逻辑都没有建立起来—这恰恰是学者的责任,不知你的即将崩溃的革命前景在哪里?我们的愿景不能建立在媒体宣扬的局部热点上,并轻率地把它放大成全局,形成小圈子式的共振互动效应,误以为这就是全局。
    好了,言归正传。
    
    一、 关于当下中国局势的总体判断
    
    对当下中国局势的总体判断,我已在“红色帝国第一季总结报告和未来十年趋势分析”的报告中做了详细阐述(见博讯网视频),想必你也看到了,你对我的指责可能也因为这个报告。所以我不在这里长篇大论。只简要归纳几点:
    
    1、你说的所有知识界、政界对习的反感讽刺以及底层和宗教团体及边疆藏维民众的抗争都是事实,我也持同样看法,也长期赞成这些反感评价(有些话就是我最早说的,如没有薄的薄路线、崇祯皇帝、最后一个总书记、新纳粹红色帝国、改革已死,革命当立等,这些话都是我2013年说的。那时你们还在期待他)。极权主义最后一定败亡也是我长期坚信的。但对于当下总体局势的判断,我却不同意你的“崩溃前夜”和崛起是临死前“回光返照”的乐观判断。
    
    2、我也不同意你关于目前习路线是一帮狂妄的红二代的集体意志的体现,习代表他们的一些心理和利益(特别是利益。所以我说他们是代表权贵资本的右翼的纳粹化的红色帝国)。但他说不走老路——即毛的红色乌托邦道路,要把共产党变成代表权贵资本、代表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民族主义,用国家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与西方争霸的路线,与红二代的理想底色和毛左们的愿望完全不同,所以你也看到,他也打击毛左和学马列小组。他同时宣称不走邪路,持续打击宪政自由主义思潮和社会力量,与左右两翼知识界全部闹翻。他所坚持的“中右”路线(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打击腐败、富国强兵、争霸世界为基调)和“中国梦”的文宣,很可能迎合了大多数民众关于洗雪“百年耻辱”、让中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的期待(大多数中国人的确有这个期待——连国民党都是为了这个期待而诞生的并实现了阶段性目标,而且愿意为实现这个期待暂时让渡本应争取的一些个人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面子大于里子的民族,恰好可以让习绑上富国强兵的战车——如同二战前的德、日民族。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人不配享有民主(如你我都反对的种族主义。德、日民族也都疯狂过。现在也都享受着民主),只是时间还没到,我估计中产阶级成熟到可以如今日香港一样集体抗议争取民主权利,大概还需要十年左右(即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左右的时候)。这就是我说的革命高潮还没到,但现在为十年后准备过渡方案和目标蓝图——对学界来说——比一味鼓动当下造反更重要的原因。别再误读我,我再次强调当下的所有抗争我都认为有意义和支持。
    
    3、你的信中充满对极权主义最后失败的坚信,这我同意。我仅仅不同意现在是崩溃前夕。我也不同意你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经济当然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对一个家庭来说,一次严重的司法不公、一次严重的医疗灾难、一次莫名其妙的因言获罪、一次天上掉下来的强拆、一次毒疫苗侵害,都会导致强势反抗。但如果经济总体增长,市场持续繁荣,社会总体稳定,上面提到的那些“一次”灾难总体在减少,反抗群体达不到一定比例,大规模的反抗就不会出现。如果反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是竭力打击中国经济(包括支持外国打击中国经济),以图引起经济崩溃从而拉动革命,那么这样的反对运动,将被人民抛弃。如张博树所说:中国民主化的追求者恐怕要以这样两个基点作为考虑未来民主战略的前提:第一,不应再以饥馑、民不聊生甚至希望中国经济崩溃作为民主化发动的前提,这既不符合实际,也不会得到大众的认同。未来中国的民主化是在一个摆脱了贫困的中国、在整个社会(至少东部和中部地区)大体中产阶级化的基础上如何告别党国体制的问题。第二,中国已经崛起,民主化的追求者必须有全球眼光,学会找到未来民主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价值追求和现实国家利益的合理平衡点。
    
    4、简单归纳中国当下经济的主要支点。我看到很多关于中国经济正在贸易战打击下走向衰败的分析,无论增长速度、国企利润、经理人指数、金融指数、外贸指数、股市指数都不看好,民营倒闭、外资逃离也非常严重(但也远未到崩溃态势)。这些当下的状况能否进一步恶化,要看这个经济体系是否还有没被释放出来的强势支撑点。我认为分析家们至少忽略了如下几大关键因素(我也因此认为中国经济短期内坏不到哪里去,至少离崩溃尚远,而且至少会在5%左右的增长率下持续很多年。因此中国经济未来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
    
    第一,持续的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的增长空间,这方面带来的需求非常巨大,并且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十几个大型都市圈,基本改变改开初期严重的东中西梯度落差格局。
    
    第二,全国性的快速物流、人流网络已经形成,市场运转非常灵活高效。
    
    第三,全国各省的中等城市(包括东南大部分县)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方便了离土农民就近就业,也因此缓解了持续近四十年的民工潮。
    
    第四,互联网+的优势正在形成,至少在民生方面手机支付已带来极大的便利。
    
    第五,连续多年的每年五六百万的理工大学生进入社会,使中国的技术增长和创新能力迅速提升,出现那么多能在全球争雄的技术企业和技术专利,可不是简单靠偷窃知识产权能实现的。这是经济最根本、具有长期支撑力的转变。
    
    第六,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随着购买力进一步提高,这个巨大的世界市场,正使中国从离不开世界跃进到世界离不开它,从而根本改变了世界格局(当然也更有利于共产党统治了。但是别悲观,历史可能正在接近临界点,即共党在完成民族复兴使命后,它的统治方式正在成为依赖个人自由才能持续的技术创新的桎梏,抛掉这个不合时宜的外壳的时机也临近了)。
    
    第七,中国正在拥抱全球化,甚至替代美国成了全球化的守门员。这是一个与全球良性互动的好趋势,希望它越来越不可逆。也因此,普世价值的一般规范包括法律规范将不可阻挡地渗入中国,悄然改变中国,为民主转轨奠定基础。君不见这次G20会议,中国为了表明继续开放的决心,又宣布成立多个自贸区和公布了新的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吗?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修改了知识产权法律和司法程序吗?这些新气象的出现,当然与各方面反对运动的抗争密不可分,比方说官方在抗争压力下被迫宣布尽可能让更多民众体会到司法公正,它就不得不做出很多技术性修正。当然,如对王全璋那样的司法恶例每天仍在出现,抗争从而促使它改变的过程还很长。如果无法一次推翻,回望十年累积抗争的结果,还是取得了很大进展。假如能一次推翻,瞬间实现民主,那当然是天随人愿。如果无力做到,也不要忽视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战效应。我们这一代人,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实现民主转轨,就是万幸。如果看不到,给后人铺出正确的道路也不冤枉。何必急火火地除了鼓动革命高潮就不知怎么办了?并且斥责一切违逆革命高潮的言论?吴敬琏老师多次跟我谈到(他也公开谈论多次):他非常忧虑,随着专制程度的提升,自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多次“从暴力革命到再回专制”的恶性循环,极有可能在中国重演。他是在提醒执政者,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局面。这种深刻的历史忧思,也在提醒我们这些非执政者:是不是一定要鼓动出新的历史悲剧?还是有更健康的道路可以选择?政治学者需要有悲悯的人文情怀和更深刻洞悉历史逻辑的哲思。
    
    二、 关于反对运动的路线分歧
    
    我一直强调,我就是反对运动的一部分,我与所有反对运动的同仁包括你都没有目标分歧,也没有反抗的义愤和希望方面的分歧,但却有反对路线方面的重大分歧。分歧的实质和我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所有分歧中最大的因素就是这么看待共产党?它在未来中国民主转轨的过程中是无法逆转的完整敌人,还是可以分化的有一定建设性因素的力量?那就要看这个党是些什么人构成的?我的结论可能让你吃惊,它是由中国各阶层人中的所有精英构成的(当然没有囊括全部,但主要精英都在其中)。当这个党的规模达到九千万人之巨大(占人口1/15),它就成了全民党,国家就成了党国。党替代了国家,党的政策成了国策。虽然很牛,但换个角度看国家和社会的所有矛盾也都成了党内矛盾,只不过这个矛盾在一个党的框架内运行。有矛盾就有民主化需求,矛盾的各方都不希望被个人独裁长期压制而无法表达意见,无法忍受他们自己认为的可以让中国更好的意见被长期搁置。我们在社会层面发动的民主抗争,都会在党内引起波澜,反之,党内的抗争也可以引起社会波澜,如六四,只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信息被屏蔽了。因此,民主追求者应始终将“激将”出党内健康力量作为最主要的策略,分化它,让它主动转轨,自我革命。因为你在外部无法打倒它,打到它就意味着打倒“全民”和中国,这是无法实现的目标,会在“全民”中被视为玩笑——当然我不反对民运喊这个口号,喊这个口号对启蒙民众把党与国分开认知很有作用。但民运领袖应明白,这是个无法实现的目标。未来转轨的最大障碍是这个党,但最大可能的助力也是这个党。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必须正视。真正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分化党,在与它密切的互动中动员出心向民主的力量。但即使有这样的力量也还要看独裁者是否犯下重大错误,让反对力量足以籍此推翻独裁(而不是推翻党,这个党很难被外力推翻,但它可以在历史机缘到来时退出舞台),或迫使独裁者自己改弦更张。这是个持久战的过程,需要耐心。现在习中央用反腐、富国强兵、争霸世界(中国梦)、把共产党改回“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党(是不是真要为民服务,还是为权贵阶级利益服务,我们暂且不论。总之回归为人民服务和不忘这个初心,是党内道德制高点,不但让人无法反对,还可以以此为大棒制服政敌),取得了初步成功——这就是我说他红色帝国第一季成功的原因。那他如何会犯下战略错误,我们看到第一季成功后,他开始急功冒进,在边疆香港南海台湾等方向上都在主动出击,与美国实质性闹翻。自信心膨胀将成为葬送自己的毒药——当然,如果鹰派们不但认为这不是危险而是高歌猛进,葬送自己的速度将加快。不过还有另一方面的逆向因素,中国在周边涉及美国利益的地区的强势进取,如果迫使美国退让了,那习就又成功了。中国用组建新群和分化西方原有群落的的方式与美国正面集群对抗,西方原有群落又被美国破坏了,而美国又在单打独斗中退缩了,那还会给共党内鹰派提振信心。所以我说博弈是长期的,艰难曲折的,并且并不总是如人所愿的。但不管如何,反对派要有一个心理底线:我们才是为全体中国人民包括藏维等少数民族谋取根本福祉的力量和运动,那就不能为了取而代之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打烂、不管如何重建,谁反对中国就支持谁,甚至分裂、战乱、经济崩溃都在所不惜,只要能“民主”,那你觉得这样的民主道路,人民会追随吗?
    
    2、战略认知和行动策略方面的重大分歧。战略认知的根本分歧在于:反对运动的主流是每天在琢磨怎么打倒共产党,而我也包括我所在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主要注意力却在于走什么样的道路才更能够实现民主?这看似没什么分歧,打倒共产党难道不是为了实现民主吗?但反对运动并没有给出未来民主中国的可行蓝图和路线图,从未见到反对运动有一个像样的纲领性文件(08宪章是最像纲领的文件,但在我看来那只是纲领的一个序言,远未成熟。并且无人再接续完善)。人民虽然务实,但奇怪的是,在大的历史变革关头,他们却跟着理想主义纲领和口号走,中外概莫能外(哪怕那些口号最终变成骗局——如中共,但当初还是有很多人跟着走)。我至今没见到反对运动成立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政党——尽管有很多组织——可以感召海外华人和国内精英的政党,那需要有像样的文宣纲领和比较完美人格的领袖。不要以为因共产党独裁专制,人民就认为天然应该打倒,似乎这不用论证。但人民有另外的感受:共党政府基本保障了工作、生活和安全秩序。跟着你们走,这些还能不能保障?你们凭什么说自己可以替代共党,让我们的生活更好?看到你们整天内斗,很像乱世英雄起四方的一帮准备“篡党夺权”的机会主义帮派。跟着你们走,得到的结果可能是祸乱天下,陷入无休止的动荡。而你们得了天下,很可能是另一个极权的更为自己某私利的团伙。反对运动如果不能说清楚自己的理想主义比习的“中国梦”更有道义高度,更值得追求,甚至到现在自己都不知自己有什么理想,你拿什么战胜他、让亿万人跟着你走?海外反对运动经营几十年,对身边的华人到底影响了多少?有人捐款资助参与其中吗?太少了。海外民运领袖一直坚持说现实博弈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上了圆桌,纲领和蓝图大家现场就能迅速争论出来。我一直认为这很幼稚,没有现成的纲领,未来圆桌(如果有的话)凭什么给你留着席位?我数年来跟他们强调的不过就是这些,你认为我这是给他们泼了冷水?
    
    从简单的打倒口号回归怎么实现民主这个根本问题上来,你就会发现不仅有很多道路可走(我声明不反对你们的打倒道路——如果能做到的话),也还有一大堆尚未破题的问题亟待研究。我本人这两年在推特上就推出过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路(大中华邦联方案)和解决新疆、西藏问题的高度自治方案。可能你没有注意到。假设你们能打倒共党,知道怎么清算然后达到社会和解并重建秩序、为民主大选准备条件吗?知道怎么稳住民生、稳住社会、保持统一又给少数民族高度自治权吗?知道怎么重建国际关系框架,在没有了制度冲突后如何摆平天然存在的地缘政治分歧吗?知道怎么建立乡村和社区自治,构建民主的基层细胞吗?知道怎么建立纵向治理结构,横向制约结构吗?能管理好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吗?如果反对运动没有展示出这样的治理能力和理想主义感召力,人民凭什么让你们替代现在的统治者?替代一个大国的统治集团,由你们来执政,绝非小孩子过家家游戏,你们准备好了吗?
    
    张博树说:我们的职责是给出对中国问题的尽可能客观、理性的分析。这正是我对当今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圈子和海外民运界充满忧虑的地方。就国内而言,若干公知对时局的理解显得幼稚,海外则多年以来“唱衰中共”是主流,寄希望于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导致的全民起义,而全然看不到或故意无视30年来中国经济上发生的根本变化及其对国民的影响。这种判断上的严重失误大概基于很多人心理上的焦虑感,其结果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幻觉,也很难有大的学术建树和精准政治判断。谈到“社会效果”,我和伟东都认为海外民运这种简单、刻板、30年一贯的表态式政治判断和政治宣示,其效果反倒是非常糟糕的,和中国现实太远,不足以说服、动员民众参与民主事业。
    
    说说七年以来,我在三大问题上与很多公知和海外民运的严重分歧,这些分歧最后事实都证明我是对的。希望你们能想想自己到底错在哪了?
    
    第一,习上台之初我就发表关于红色帝国的论证,遭到大批公知的反对(也包括你),甚至受到个别挺习人士的长期诬陷。七年下来基本验证我的预判是正确的。那么请想想当初为何反对我?因为你们都在寻找大救星——这哪像反对运动?反对运动本质上要靠自己。
    
    第二,习成不了大救星,退而求其次吧。2017年开始,一个姓郭的骗子居然成了你们的大救星,跟着他摇旗呐喊,谁反对质疑他就打倒谁痛骂谁,这个闹剧折腾了两年,我这个最初的反郭者不知被多少人咒骂痛恨,把我打成特务内奸无数次。结果除了把海外民运被搞得分崩离析乌烟瘴气、一事无成外,至今民运和公知圈因此造成的分裂都无法弥合。
    
    第三,天降伟人川普,他老人家又成了中国民主的大救星。何清涟老师挺川,但她一再告诫说,川普是美国人民选的总统,没义务解决中国民主的事儿,大家好像都没听见。因为川普,中国公知界、民运圈和华文自媒体圈又吵成一团,严重撕裂。我和张博树是最早看明白川普宣称放弃为价值观而战,对红色帝国是最大的利好(最不利于中国民主进程),这位总统不但不是中国民主的大救星,个性上反倒与三大独裁者(普、习、金)同构,绝不是西方的福音。他的贸易战无法根本伤到中国,反倒会让中国另辟蹊径,组成若干新集群与美国抗衡。我们的意见再次遭到民主圈同仁们的普遍反对。我们大概会被认为,不仅给反对运动泼冷水,还给美国泼冷水,是替中共变相维稳。现在回头想想,大批公知、民运人士从习粉到郭粉又到川粉的经历——好多人至今不醒悟,我们只能悲哀地感叹,中国的反对派们观察问题怎么都如此幼稚?战胜共党极权真是任重道远啊。
    
    民主运动最悲凉的局面是,总有极端人士用最极端的言辞和手段把一切理性思考的同道赶尽杀绝,以此证明自己政治最正确,你的信也让我很遗憾地感受到了这个味道。你们看不到中国仍然存在内生和平转轨的可能性,把一切理性反对派都压制住,只剩极端革命派,这是中国历次变革中都存在的顽疾。它的客观后果就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因为你们对中国的描述逻辑与民众的切实感受不对称,也误导了西方,最重要的是你们使中共轻视反对派,认为你们够不成对手、不值一提——因为你们对中国的认知前提不对。中共甚至有意识地鼓动这种极端思维在反对派中闹腾,以压制我们这些理性的可能构成对手的反对派。中共可以籍此把反对派打成一小撮极端分裂分子,让民众远离你们,孤立你们。
    
    说了这么多,总结几条:
    
    第一,我们应该着力构建理想主义的有纲领也有切实可行路线的反对派,无此不足以与极权较量。
    
    第二,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反对派的未来,而是全体民众的未来,站在这个基点上想问题才会有所作为。
    
    第三,打倒并非唯一选择,民主化有多条路径,需要静心研讨。欢迎你参与我们十月份的会议。我印象里你是长期研究党内民主派、和平转轨可能性和高调呼吁和解(“和解高于正义”)的学者,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激烈了呢?对自己原来坚持的路径完全没有信心了?
    
    第四,共党都懂得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派更不应该以杀尽同道为志趣,团结才有力量。
    
    第五,民主之路任重道远,要有耐心,扎实工作,构建基础。除此别无捷径,整天跟着激进运动跑,看起来大哄大嗡很热闹,其实没有多少实质进步。政治学者的本分——对中国现状而言——就是提供有实际价值的转型理论和路线。相信我们能一起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以上不知崇义以为然否?至少可以看出我很认真地对待你的所有问题,都做了认真思考和回应。未尽之思,我们将来再当面讨论。祝好!
    
    伟东
    2019/7/4
    
    附录:
    1、我给崇义的第一封信
    
    致冯崇义
    崇义兄:昨天没能酒叙,好好聊聊,原因如博树所说,非常抱歉。希望兄能赐稿,谢谢
    另外,昨天兄在会上对我们的批评,因当时场上多人交叉说话,无法清晰表达我的回应,现写下几条,供你参考评议:
    1,反对运动多年建立在中国崩溃的假设前提上,无视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始终沿着促使经济崩溃~甚至帮助一切外国力量不问是非打击中国经济,或把中国描述成经济崩溃前夕,以图激起民变、兵变最后导致政变。这个思路仍是农民造反思路,但追随者甚寡,始终不能如愿。这说明民众根据自己的感受,不信服这套叙事逻辑,革命不能建立在谎言或对事实视而不见的前提上,那是自欺欺人。因而我不接受你关于我们对中国日益崛起的事实认定是对反对运动泼冷水、误导反对运动丧失斗志的批评。这种认不清前提条件的反对运动,得不到民众和社会精英的广泛支持,需要认真反思。
    2,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民主制度与经济成长正相关,而极权制度必与经济衰退正相关,不会既极权又增长。但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颠覆我们的传统认知。经济成长了,极权也随之强大了,这似乎很矛盾。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经济成长带来的民权觉醒给极权带来的压力,使它为了维持统治而日益走向极端,而经济的张力会逐步冲破极权的外壳“生产关系再也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增长了”。我们恰恰应该更加促使它经济增长,使中产阶级更加强大~有朝一日发生追求平权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压制它唱衰它。中国崛起有何不好?说明它离甩掉极权外壳的日子不远了。
    3,极权随着经济成长也更加强大,有了更多的应对反抗的经济技术手段,这是事实,但并不可怕也不必绝望,因为平权需求在人心且日益觉醒。极权国主动拥抱全球化,维护全球化,会更加促使普世价值渗入这个国度,会让全球帮助和促使这个国度逐步民主化。反对运动更正确的方式应该是鼓励中国经济成长和融入全球化,全球化逆向带来的文明规则是无法阻挡和非适应不可的。
    4,反对运动如果存了一颗非把中国经济搞垮,最好能让美国对中国开战,并且支持一切可能挑起热战的港台边疆分裂运动,中国普罗大众的民心是不会跟着这种反对运动走的。只有告诉大众,现在日子虽然好些了,但你们的基本权利仍无保障,只有建成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怎么能在中国出现又不带来动荡需要具体描述和展示路线图,才能根本保障民权。我们不需要民众变成饥民,因破产而造反,我们需要提高他们的民权意识~这恰恰是反对派需要做的基本功,追随反对派一起促进民主化。
    我们为了实现这个促醒中国内生民主动能的目标,会与精英人士多次研讨目标模式和过度路线图,找到一条可以让广大民众支持我们路线,补上反对运动多年缺失的功课。希望你能参与。
    由于咱们的争论,涉及我们长期以来与反对运动的路线分歧,也是我们未来研讨的主要方向,所以我会抄送给相关朋友,以做为我们未来研讨的基础。
    谢谢崇义兄!期待你的批评。
    伟东
    6/26/2019
    
    2、【冯崇义回复李伟东】
    
    伟东兄:
     多谢仁兄日前拨冗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我的讲座并提供宝贵的反馈,黎安友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我人在途次,又没上推特,今天才收到友人转来的公开信,迟复为歉。兹按仁兄所议四个问题,匆匆回应,望能释疑义于万一。
    
     第一,中共极权党国是正在崛起还是处于崩溃前夜?世事纷纭,做出准确的事实判断,实非易事。仁兄的崛起论,显然是因为思维和理论框架的陈陋而造成误判,误将中共党国的垂死挣扎和回光返照当成强势崛起。中共党国1989年通过极其野蛮的血腥屠杀和镇压,清洗体制内外的自由民主力量而侥幸渡过危机、避免了伴随其它共产党国一起崩溃的命运。此后阴差阳错,依靠暴政条件下的低人权、低福利、高污染等“优势”,搭上全球化的便车,成为全球资金、技术、产业大转移的洼地,取得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进程中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且,由于国际资本的扶持和民主国家的绥靖,中共党国在全球化时代走出了没有自由民主也获得经济繁荣的“中国道路”。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在毛泽东病亡、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已经从极权社会演变为后极权社会的基本格局。极权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一元化,后极权社会只有政治上勉强维持一元化(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合法生存和发展),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都形成了半多元的局面。从极权社会到后极权社会的这种演变,源于体制内外的合力,一面是极权体制自身的衰败松动,另一面是社会力量在抵抗与博弈中夺得半壁江山。中共党国极权体制自身自上而下的衰败,始于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已经严重分化的党国统治集团,为了自身的生命安全和避免经济崩溃,放弃了“革命合法性”而转向“绩效合法性”,结束了由最高领袖掌握所有人生杀予夺之权的个人崇拜,逐步出让空间让个体和社会恢复活力、创造财富。民间社会力量则在党国被迫“去极权化”的过程中复苏,在经济、社会、文化甚至于政治等各个领域不断攻城夺地,占领地盘、拓展空间、壮大力量。
     我在别的文章中一再指出,时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只是红二代的垂死挣扎。我所说的红二代,不是生物学概念,而是政治学概念。不是指生物意义上继承第一代红色血统的所有人,而是指具有第一代红色血统的人群中那些信仰父辈打江山、儿女坐江山的野蛮信条,相信他们有资格集体世袭党国权力、有“使命”维护“红色江山万年红”的权力狂和利禄之徒。他们带着对“失乐园”的伤痛、对宪政转型的恐惧、对永久掌握和垄断权力的迷梦,倒行逆施,试图阻断中国走向宪政的历史进程、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拉回到极权社会中去。这只是痴心妄想,因为中共党国的败亡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习近平步毛泽东之后尘,试图将自己装扮成雄才大略的伟大领袖。然而,他自己和他的仆从们所鼓噪的个人崇拜,收获的不是当年的愚民们对毛泽东的迷信和愚忠,而是对“习包子”、“庆丰帝”的嘲笑。习近平及其鹰犬们妄图通过“铁腕反腐”来剪除政敌、定于一尊,此举尽管由于对手们的窝囊而获得一定成功,但选择性反贪和以黑治国,并不能真正为习近平立威,而是使他成为广泛受到憎恨的暴君,并且激化“赵家人”和寒门官员的矛盾对立。红二代们妄图通过重振举国体制、做大做强国企来强化他们的政权基础,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倒行逆施恰恰是进一步恶化正在走向尽头的增长模式,造成天怒人怨。狂妄无知的红二代们妄图裹挟民族主义狂热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他们咄咄逼人的虚妄之举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反弹,而且终于迫使世界民主阵营奋起应战、对中共党国长期单方面进行的第二次冷战作出战略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受中共党国残害的几亿冤民(各类访民、各种教徒、退伍军人、环境难民、金融难民等等)已逐步变成觉醒的、人心思变的公民,勇敢地投身维权事业并形成政治倾向;由自由知识分子、民运人士、党内开明派(民主派)、自由派传教士、维权律师、草根维权领袖等多路人马构成的自由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宪政共识,在中国宪政转型的大业中共襄盛举。就力量对比而言,民主阵营对专制阵营的优势显而易见,关键在于能否整合力量放手一搏。
    
     第二,追求中国宪政大业的健康力量是否应该彻底抛弃荒谬的经济决定论而全力投身政治博弈?世人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毒害很深,常常不顾历史事实大放厥词、自欺欺人。世界共产主义政权的兴衰史实,最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荒谬。1988年,全世界的共产党政权或“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多达47个。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些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这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而且,遍布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千差万别、没有共同性而言。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哪来的“经济决定”?至于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推导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些国家,包括最发达的俄国在内,在革命之前根本就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产业无产阶级。这些国家之所以建立起共产党政权或“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一个不择手段的共产党在政治斗争和内战中取胜、夺权窃国。胜利的共产党人冒称无产阶级,在千差万别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下将“社会主义制度”强加于整个社会。
     同样,共产党政权或“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1991年“苏东波”中纷纷崩溃、走向宪政转型,也不是受“经济决定”或者在“中产阶级”带领下改天换地。各国的变天,既不是因为经济成长“冲破极权的外壳”,也不是因为经济崩溃促使江山易手。说是“中产阶级”造反成功,更加无从说起,因为在普遍的公有制国有制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有强大的”中产阶级“。“苏东波”的到来,是体制内外开明健康力量的政治杰作,他们人心思变、普遍认定“变了不一定好、但不变一定不好”,因而便义无反顾地各显神通、推倒党国、创建宪政。
     第三,中国宪政转型的具体方案,不需要你我“精英”闭门造车。有世界各国四百多年来在各种经济文化背景实现宪政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有国人追求宪政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深厚积累,有最近几十年来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搏击和广泛吸收,加上中国自由主义学派几十年来的经营传播,国人的观念水位已相当可观,人权观念、法治思维、民主诉求、宪政共识,都早已足以支撑中国的宪政转型。2012年前后,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宪政、儒家宪政和宪政社会主义三大思潮相互激荡,可谓甚嚣尘上。尽管国运不佳,这些宪政思潮和公民社会为包帝所压、未得伸张,但“地火在地下奔突”、势不可挡。中国宪政的蓝图,光就宪法文本而言,坊间在所多有。《中华民国宪法》、《零八宪章》、去掉序言和正文第一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都可以作为未来制宪的参照文本。
     第四,仁兄近年的崛起论,无论本意如何,客观上是对反对运动泼冷水、给中国宪政转型搅局。我长期关注社会运动理论,深知大众投身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除了义愤填膺,第二大元素是满怀希望与信心。早就冤民遍地、高人辈出而较量仍很残酷的中国,成功的希望和必胜的信心更为重要。我不是革命党人,并不号召革命。但从学者的角度观察,民变、兵变到政变,是“第三波民主”以来各国宪政转型的重要轨迹之一, 很多人拥抱成本低、代价小的和平革命来除旧布新。我等自由主义圣徒的责任,是竭尽全力尽早促成中国宪政转型,为国人和世人提供宪政民主这一人人可以平等公享的公共品。其实,三十年前的中国民运,遵循的正是民变、兵变到政变的轨迹,可惜功败垂成。民变开局之盛,举世无双;二十万大军开枪屠者寥寥无几,抗命兵变蓄势待发;可惜抗议民众与体制内开明健康力量没有相互配合、良性互动,丧失保存实力或政变转型之良机。
     坊间时下流行的两种谬论,非常有害。一种是悲观绝望的失败主义,胡乱夸大体制的稳定性,不顾党国百孔千疮、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现实。另一种是妄自菲薄的种族主义,胡乱预言中国宪政必定天下大乱,不顾同文同种的台湾民主转型在开党禁和报禁之后秩序井然、连一条人命都没有损害的事实,也不顾党国制度下的苏联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的特例外)民主转型的基本事实是军队和警察在一夜之间全部实现国家化、国家机构都正常运转、各行各业按部就班。
    
     当今世界的唯一极权党国北朝鲜以及中国等四个后极权党国,败局已定,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党国当局如果稍有智慧,早就该顺应世道人心、寻求退出机制。负隅顽抗而增加宪政转型之成本和代价,不是愚妄之至,便是大奸大恶。我所说的“党国没有红三代”,不是指红二代不再在生物学意义上传宗接代,而是指红二代窃国所形成的党政军权力网络和格局,无论他们如何折腾,都必定在他们这一代了结而无法向他们的下一代传承。红二代很快就会退出历史舞台,为了避免在谁都不服谁的丛林恶斗中同归于尽,能够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而又能为各方接受的国家权力交接方式,唯有宪政规则和秩序。学界的有识之士,必须帮助国人和世人认清大势。对中国宪政转型的失败主义判断和种族主义预测,没有历史事实依据。以兄之智,本不宜给这些虚妄的判断和预测做理论包装。不尽欲言,不知仁兄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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