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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对香港反对派的考验

2019年07月11日 中国治理 ⁄ 共 2258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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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林郑的“逃犯条例”修订工作“寿终正寝”的新近表态,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北京对香港市民和反对派持续抗战所做的最新反应。在七一游行出现冲击立法会事件后,北京一方面要港府拘捕与此有关的“暴动分子”;另一方面亦为了安抚民意,而作出这个退让,尽管此一表态跟之前无限期搁置修例工作的说法没有实质差别。

 

但如果香港反对派中的激进群体将特首的这个表态理解为暴力冲击立法会的成果,而进一步升级激进行为,则很可能会与愿望相反。

 

人们看到,对立法会的冲击行为已导致反对派内部和市民对反对运动的激进化出现分歧。虽然可以理解少数人群的行为是基于一种绝望而采取的对抗,但暴力行为本身毕竟有悖于现代法治,而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因此,它难于得到香港社会的认同。反对派对暴力行为的后果,即它能否改变港府和北京对事件的态度,及对反抗运动和反对派自身带来何种后果,要有清晰的预估。

 

一些赞成和支持采取激烈对抗的人所持的理由,无外乎是,我们也不愿走到这一步,但是没有办法。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就说,25%的香港市民都站出来抗争,无法撼动港府决策,只能采取激进手段。然而,从港府、特首以及中央驻港机构以及中国官媒在事件发生后的严厉表态看,指望实现反对派早先提出的全部诉求,特别是让特首下台,看来是不可能的。不但不可能,还为促使北京加快秋后算账提供了最好的理由。

 

我所说的秋后算账有两层含义,第一步,对这次冲击立法会的相关人士以及之前游行中出现的暴力行为进行法律处置;第二步,在中央与香港的关系上,更多地将香港置于一国之内,强化对香港的管治和干预。

 

而对香港反对派尤其泛民而言,反抗运动趋近激进化和暴力化,会将他们置于尴尬处境。本来香港市民在游行中表现出的素养在全球都有目共睹。冲击立法会事件发生后,虽然人数不多,但在香港主流民意反对下,反对派显然不能背离法治价值,可如果谴责和疏远它,又会使此种激进行为背后隐藏的在反对派看来可贵的抗争精神受到打击,导致反抗运动内部出现分化,这不利今后的抗争。

 

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正是和平抗争的不管用,才导致抗争的激进化和暴力化,而反对激进和暴力,要抗争回归理性和平,又无法取得满意效果。事情仿佛进入了死局。

 

不得不承认,至少在现阶段,这是一个现实。导致此种对反对运动无解局面出现的根源,在于北京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利维坦”。如果说,大陆的自由派对香港的市民运动缺乏一种在场感,那么,香港的反对派特别是年轻的激进群体对北京政权的“顽固”程度的认识相对也肤浅。

 

在他们看来,北京虽然具有实力,但目前处于内忧外患状态,只要香港市民展现出不屈的抗争精神,外加西方国家的支持,面对这种强大意志,北京最后也得妥协,撤销“恶法”,让特首下台。两次百万大游行,已迫使特首道歉,港府无限期搁置“恶法”,实则等同撤除,已给了他们这个信心。因为之前普遍认为北京或习近平会强撑港府修例的,尽管特首拒绝下台让人感觉有些沮丧。这会使他们觉得,如果再接再厉,特别是出现一定程度的激进化,也许北京就会抛弃特首。

 

反对派如持此认知,说明他们对北京还是不很了解。习近平时代的北京跟江胡时代,甚至邓小平时代有两点非常大的区别,如果不说本质区别的话。一是北京的腰杆比以前硬多了,这使得北京说话和做事显得有底气,甚至表现出无所顾忌的傲慢态度,西方外交官对此有所领教;二是习近平的极权型人格和一尊地位让他把对任何事情的处理都看作对自己权威的检视。如果事情按照他的想法和部署贯彻下去,是对其权威的确认和维护,否则则是冒犯和挑战,尤其在国内问题上,必须按其意志行事,对不合其意的人和事的容忍度大大降低。而香港,理所当然会被他当作国内问题。

 

这样来看,又如何理解习近平在香港事态上前期的退让以及特首最新表态?这实际是他的以退为进。对习而言,中美问题的处理是现阶段的头等大事,在G20会议以及中美首脑会谈前夕,他不想要香港修例这件事情来干扰,或者成为美国施压中国的工具,故他选择了暂且的容忍。但这对习说一不二的权威已经是一个打击。如今G20会议过去,中美首脑会谈也取得了预期效果,给了北京战略缓冲的时间和空间,特别是特朗普居然没提香港,从而使习意识到,香港问题至少在特朗普那儿,不是重要问题。在特首作了“寿终正寝”的进一步表态后,假如香港反对派无视他“退让”的苦心或对此不理解,一味“闹事”,给港府和北京制造难堪,特别是在出了冲击立法会事件后还不罢休,习近平会认为,他已经对反对派做到“义至仁尽”了。

 

所以,秋后算账一定会来,香港反对派对此要有心理和策略上的准备。在这种时候,如果反对派中的激进群体以“死士”状态,誓死一拼,玉石俱焚,悲壮固然悲壮,但从历史角度看,是不值得的,它只会招来北京进一步的镇压和收紧香港管治权,而且也难得到香港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我对香港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香港反对派无所作为。对香港的争民主,需要从长远的角度去谋划。在这一点上,用得上毛泽东的一个思想,即不谋一城一地的得失。据说有些抗议人士在学毛的战术。香港未来的出路还是要和内地的民主化联在一起,至少取得内地自由派和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对香港反对运动的同情、理解和包容。做到这点的前提是不能将反对运动搞成一个持续的激进和暴力化过程。

 

无疑,这对香港反对派会是一大考验。因为在如何使反抗运动不升级到暴力程度同时又要释放市民对结果的渺茫而导致的愤懑情绪间保持平衡,确实有难度,但再难也得去做,我相信香港反对派比我有智慧,事情或许在寻找这个平衡点的过程中,打开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