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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 爭鬥式民主與公共文化:關於香港政治的觀察

2017年06月22日 台港澳 ⁄ 共 11634字 ⁄ 字号

香港人近年喜歡用「禮崩樂壞」來形容這個城市的處境,在大多數政治反對派的論述中,這四個字是用來形容香港的法治受到衝擊,執法部門侵犯人權、侵害言論自由的事例頻生,甚至是一些不成文的社會規範也消失了 *1。 親建制人士雖然持相反政治立場,但大概也有類近感覺,感到反對者以至部分市民的抗爭手段及言辭日趨激烈,不尊重基本的政治、社會秩序以及權威,甚至聲言「抗爭沒有底線」,令既有的體制難以運作。例如2014年的「雨傘運動」,參加者佔領鬧市兩個多月,示威者與警察多番發生肢體衝突;又如2016年的立法會大會持續因「宣誓效忠」儀式而引發混亂,特區政府先以司法覆核企圖褫奪兩位議員資格,接着全國人大常委以釋法解決事件。

 

「禮崩樂壞」的感覺,指向一種共識的敗壞,政治規範的穩定無法維持。 雖然香港不習慣使用「公共文化」一詞,但是它大概也與羅爾斯(John Rawls) 一脈的政治自由主義哲學傳統所定義或理解的「公共文化」有關。例如,評論 人陳景輝便曾引用羅爾斯的「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來批評部分反對派的輿 論違反公民之間平等對待之道,並解釋其與支持基本政治正義原則運作,以 及自由平等價值是相互契合的 *2。

 

從羅爾斯以至其他政治自由主義者的公義觀出發,「公共文化」在理論上 的確有其必要性,這與該理論的雙重目的及特性有關。一方面,政治自由主 義理論具有規範性,即以特定的原則為基礎的社會,並論證及視之為一個「合 理 社 會」(decent society/reasonable society),有 其「合 理 性」(reasonableness); 另一方面,政治自由主義者所界定的規範,又要兼具包容相異的道德價值、 社會理想及宗教信仰,既配合政治自由主義政府的非強制、公民權的原則, 亦適應價值多元共存的世界。因此,對政治自由主義者來說便產生了一個問 題:擁有不同價值、理想及信仰的社群為何要服膺於這套政治自由主義規 範?如何才能在多元的社會裏達致穩定的自由民主秩序?

即使羅爾斯等政治自由主義者對自己的論證如何充滿信心,在現實中也 不可能認為可以透過理性論證去說服絕大部分人。在政治現實中,要人們接 受「合理社會」的政治原則必須另有原因。對大部分政治自由主義哲學家來 說,只有「公共文化」一途,即大家在各自不同的小社群價值外,共享一套「公 共文化」,蘊含「公共理性」,而且不單認同,也願意共同學習。反過來,從維 持政治自由主義秩序的穩定出發,亦需要「公共文化」,它包括政治修辭、教 育、公共藝術等,透過感知、認知與情感,把大家整合在這套秩序之中。換 一個簡單說法,「公共文化」就是自由民主秩序的黏合劑。雖然羅爾斯沒有對「公共文化」作細緻複雜的闡述,但不少政治自由主義學者則往這個方向作出 更深入的討論,寫了不少很有啟發性的著作 *3。

 

本文將會從香港經驗出發,指出政治自由主義這套關注政治規範穩定性 的論述愈來愈難以描繪及理解當代政治,特別是香港的政治狀況;而且這種 概念與現實的距離,正好能讓我們更好地重新思考「公共文化」為何。同時, 本文引用政治理論家的爭鬥式民主理論來理解香港的政治處境,並在文末討 論制憲權力的想像對我們理解香港政治的重要性。

 

一   從「公共文化」的適用性談起:香港的經驗

 

香港雖然回歸中國,成為一個憲制上有相當自主地位的特區,既有自己 的憲法文件《基本法》與司法制度,也有獨立的行政及立法機關;從文化上 說,在更早時期,大約 1970 年代,漸漸建立起文化、社群及政治認同,衍生 了自己的政治語言、修辭、符號及儀式等等。但是,若用「黏合劑」作比喻, 它黏合出的政治秩序是甚麼,是否可以視為自由民主秩序?香港沒有自己的國家主權,她的行政、立法與司法的「高度自治」是否便等同一個主權地位清 晰的政府?構成政治自由主義觀下的「公共文化」的前提條件,在香港不能說 不存在,但又非不證自明,反而是愈來愈充滿爭議,日益不穩定。

香港人近年喜歡用「禮崩樂壞」來形容這個城市的處境。(資料圖片)

 

香港具有酷似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機關、司法制度,自上世紀 90 年代開 始,亦有參與競爭性選舉的政黨政治,以及數量上相當可觀的公民團體,特 別是 1990 年代的民主派,以至 2000 年代後的泛民主派。從政治人物朗朗上口 的語言,到主流媒體的用語語調,處處可以感受到政治及文化多元主義的味 道。然而,正如香港學者羅永生所言,這種社會自我想像及對外形象,是上 世紀港英殖民晚期所孕育出來的「虛擬自由主義」,同時,在過渡期至回歸 後,香港以至北京強勢集團繼續維持 *4:

 

建基於新自由主義的個人主體觀念的政治共同體想像,配合了香港高度 流動的城市經驗。這種想像懸置了文化傳統、民族歸屬和國家認同問 題,將香港這個共同體的自我想像為高度地管理主義化。⋯⋯「虛擬自由 主義」並不意謂是一套實行者並不相信的「虛偽」,而是「半假當真」,畫餅 充飢式的自由主義實踐。它意指那套明知遊戲是假,但仍當作為真的一 種循規蹈矩精神,也包含對遊戲的虛幻性質,周期地施行象徵性和儀式 性破壞的習慣。港式自由主義實踐,不斷仿擬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運 作,終日與海市蜃樓的,作為一種「擬象物」的「半 /假自由 /民主體制」打 交道。

 

羅永生的理論出發點及問題意識當然不是政治自由主義,在他眼中的「公 共文化」(特別是香港的公共文化)不是黏合劑,而是一個統識(hegemony)或 文化領導權的過程,涉及的共識是特定歷史時空中權力集團收編及商議的意 識形態產物。因為這種理論眼光,他所辨認出來的「港人身份」,以至環繞着 這個身份的「公共文化」,具有香港殖民及後殖民歷史特性 —— 欠缺及迴避要 求實現自主、自決的主體性。這種欠缺與迴避既與香港的殖民歷史有關,亦 在殖民地晚期中英兩國決定香港政治前途的支配下得以延續。而在他看來, 近年香港發生的激烈政治衝突,可說是「虛擬自由主義」瓦解的過程。

 

例如,在近年中港兩地的政治爭拗中,北京政府官員以至親北京人士經 常強調香港的「高度自治」與主權國家有根本上的差別,甚至有京官說,香港 自治權的多少是由北京政府決定及「給予」的。事實上,北京的人大常委牢牢 掌握着《基本法》的釋法權,凌駕在香港所有法院之上,同時,中央政府亦握 有特別行政長官及司局長的任命權。而行政長官、立法會的選舉制度設計及 變更,亦由中央政府作出多番的界定與控制,例如 2014 年人大常委的「831 決 定」*5 就是重要例子。 因此,香港的憲制地位及性質極為模糊,爭議性日增。

 

泛民主派政黨仍多以捍衞香港價值制度作為口號,可以視之為對既有自 由民主秩序的堅持。但從反對派內部去看,懸而未決的香港政治地位也日益成為他們需要直面的課題。經歷過去十多年的政治衝突,曾經一再迴避的主 體性訴求,近年以「香港二次政治前途問題」出現 *6。不少民意及政治組織在 原有的「一國兩制」的憲制框架以外,就香港的憲制特性與地位,提出修法、 制憲、自決以至獨立的呼聲,而剛過去的 2016 年 9 月立法會選舉,亦出現了 自決派及港獨派候選人高票當選。這個政治範式的轉變,起碼說明新興及 另類的政治共同體以至「人民主權」的湧現。這些新興起的政治派系甚至自覺 地不自稱為「民主派」或「泛民」,與傳統的反對派保持一定距離,只作策略性 合作。

 

二 「公共文化」作為黏合劑?

 

鑒於「虛擬自由主義」的瓦解,以「公共文化」概念作為政治秩序黏合劑的 觀點,愈來愈難用來理解香港的政治狀況。事實上,這個概念存在的問題不 只在於對香港的適用性,更在於它無法處理政治秩序的「不穩定性」,哪怕是 具有穩定的自由民主架構的社會,這種「非常」(extraordinary)的面向也不會消 失。政治理論學者卡利韋斯(Andreas Kalyvas)曾界定此為民主政治的反建制、 反國家主義的大動員狀態,是「人民主權」蘇醒去確認自決及自治的至高權 力,挑戰既有的建制及權力平衡,卻又不是徹底推翻政權的革命時刻 *7。從 較為經驗主義的觀點看,我們可以承認自由民主秩序有它靜態的一面,但也 絕不能忽略「政治」以至「公共文化」較為動態、衝突的一面。又或者換一個有 點階段論味道的說法,香港並不在一個自由民主憲制穩定的階段,相反是在 不斷重新再議的階段,因此,「公共文化」更難以被視為政治秩序的黏合劑。

 

從文化研究角度去看政治自由主義觀之下的「公共文化」概念,會感到當 中的「文化」觀過於靜態,類近戰後社會學結構功能論中的社會整合的看法, 「公共文化」的存在只有維繫政治原則及自由民主秩序穩定的意義。它最大的 問題是無法對政治衝突作出描述及解釋,對不同政治衝突的實踐的規範性判 斷也過於保守。即使是出現在歐美民主國家裏的民粹主義,這種概念只能引 導人們視之為破壞或有害於自由民主秩序,而無法看到民粹主義與自由民主的關係。

 

相較而言,以慕芙(Chantal Mouffe)為首的後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家提出爭鬥模式(agonistic model)的民主理論,似乎更能描繪香港的政治狀態,或至 少有一些參考價值。慕芙從根本上質疑政治自由主義的政治觀,提出不一樣 的民主理論模式。她指出自由主義者把政治設想成原則、規範與文化整合, 偏離了「政治」(the political)的存有性質。慕芙運用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觀 念,把「政治」的存有性質界定為「敵 /友」的矛盾,涉及集體的歸屬與對抗; 而且,扣連及想像的集體往往訴諸「人民」或「人民主權」,其敵人便是政治上 的「人民公敵」。 換言之,包涵與排斥總是相生的 *8。

 

從慕芙的角度看,衝突並不是制度框架裏的競爭 —— 而是鬥爭,其根本 在於時刻質疑、衝擊甚至瓦解既有的制度框架的社會制憲原則與想像,甚至 進一步扣連及創發新的原則及想像,形成新的共同體想像,與對手爭逐文化 領導權。對手既是政治敵人,亦是道德敵人,故爭鬥脫離不了道德、情感的 動員。從慕芙等人的角度看,並沒有一個具有中心性而整合的「公共文化」,「公共」既是一個又一個在政治衝突中的共同體想像,亦是衝突的戰場,而「文 化」是文化領導權佔領與衝擊的過程,當中有強烈的道德及情感成份。用拉克 勞(Ernesto Laclau)的話來說,即為民粹主義理性(populist reason),但他並不 視之為一種特異的民粹主義現象,而認為是所有政治衝突必不可少的元素 *9。

 

慕芙與拉克勞等後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列寧或毛澤東主義者,也非德國 納粹時期的施米特,他們其實並不全盤否定或要推翻自由民主秩序。慕芙曾 解釋,她要「重構自由民主架構,使它可以包容施米特所指的政治面向」*10。 若用較傳統的政治概念來界定,慕芙的政治立場是「自由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即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內,實現傳統社會主義關注的經濟民主化以 至其他社會關係的改造,把「自由」及「平等」的概念原則擴充詮釋與實踐 *11。

 

慕芙這種激進民主觀比起政治自由主義,更着意描述當今的極端政治現 象。然而,她的理論面對較難克服的規範性問題,即怎樣的鬥爭才是正當 的?因此,面對同樣是激情澎湃的右翼民族主義,該作怎樣的規範性判斷? 如何判別各種「人民性」的訴求?慕芙的規範性判斷不在於「合理社會」的政治 原則或把人黏合到這些政治原則的「公共文化」,而在於政治行動(或可稱之為「合理的政治行動」)。在回應政治自由主義對「自由」及「平等」原則認同及穩 定性的關注時,她挪用了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對語言的理解,指出 這些政治原則是政治行動的「文法」,嚴格來說,人們並不簡單認同這些原 則,而是不斷運用及重新詮釋這些原則(在行動中宣稱或體現這些原則)來建 構各自的政治認同 *12。慕芙把政治自由主義觀下的「公共文化」以及自由民主 秩序的規範性問題,置換成如何建構及建構怎樣的「道德—政治」(ethic- political)計劃。在她看來,政治是充滿黨派色彩的鬥爭 —— 政治認同以及共 同利益和價值的願景之間的鬥爭。因此,對慕芙來說,政治倫理的問題不是 規範性的,而是如何提出體現「自由」與「平等」價值而又有說服力的計劃。

 

雖然爭鬥式民主理論並不建基於秩序的規範性判斷,但亦有對秩序的想 像。第一,慕芙想像的民主是多元的,而不是全權或極權主義的;她借用了 政治哲學家勒福爾(Claude Lefort)的區分,指前者預設的權力位置是空洞的, 因此政治行動者一方面進行文化領導權的鬥爭,從個別位置作出普遍性、共 同利益的宣稱,但不會妄圖完全佔據權力位置,嘗試創造一個沒有他者、沒 有對抗的社會;而後者通常是以一黨之力去佔據那個位置,消滅對抗。第 二,合理的政治行動把對抗(antagonism)轉為爭勝(agonism),即由敵/友關 係變成對手,然而這種轉變只是程度上的,是光譜的兩端之間,換言之,與 對手爭勝之中不會完全消除敵意的對抗 *13。第三,不同的對手雖分享「自由」與「平等」的語彙,但卻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詮釋,在論述上有不同的扣連。第 四,激進民主的想像有別及優於規範性的民主想像,後者關於穩定,前者包 括了把「自由」及「平等」原則激進化的努力,結合各種社會及政治改造的計 劃,而且是一個開放、沒有終結的過程 *14。

 

三  制憲權力的碰撞

 

慕芙論及的都是歐洲社會的民主政體,用來理解香港的政治會有一定的 距離。她在一篇訪問中也承認激進民主計劃並不涉及破壞或創造、建立體 制,而在於激進化現有的民主體制;在其他民主體制尚未建立起來的社會, 例如極權主義統治的社會,可能更需要破壞與創造,甚至可能是一場革命 *15。 然而,像香港這樣的地方 —— 不算是極權主義統治的社會,也不是歐洲(尤其 是西歐)相對穩定的民主政體,那麼,是否需要一場革命?

 

筆者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目前香港顯然不處於或未屆革命時刻。新出 現的政治力量及範式轉移,仍然離不開香港的半調子自由民主秩序,例如, 無論港獨派還是自決派都積極參與選舉,因此部分吻合慕芙的爭鬥式民主理 論的描繪。我們也可以用政治上的「左」與「右」來勉強界定,例如比較親近社 運公民團體者為「左」,傾向高舉族群甚至種族主義旗幟者是「右」,慕芙設想 的「激進化」並不為左派專利,正如全世界也出現新型或極端右翼政黨及團 體。而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也許因為其民主體制仍在建立中,所以涉及的 不單是慕芙所說的政治共同體及認同的鬥爭,甚至更多地涉及制憲權 *16。這 不只是共同體想像、政治認同,而是各種以「人民主權」之名創立、定位、創 制的行動*17,它們具有破壞或削弱既有憲制的力量,一種拒絕被憲制所確 定下來的實踐力量*18,或所謂拒絕被化約或管束在「憲定權力」(constituted power)之中。在既有的憲制框架及政治想像中,又要突破既有框架及想像, 這種張力或矛盾,不只是個別政治團體面對的處境,也是整個所謂「亂局」 之源。

 

因此,即使我們沿用「公共文化」一詞,也無法停留在政治自由主義的定 義中,因為它不是既有秩序的黏合劑,而是改變秩序根本原則的過程,是政 治群體在憲制以至社會文化領域裏爭取平等地位及權利的抗爭歷程。同時, 它是不同制憲權力想像及實踐之間的衝擊,並挑戰既有憲定權力的過程。例 如,屬於自決派的朱凱迪強調在政治、社會及經濟領域裏發展自決意識及實 踐,而與高舉族群身份、民族主義、反中國殖民旗幟的港獨派(如「青年新政」 及「本土民主前線」)區別開來 *19 ;同時,兩者仍然強調香港政治前途要在《基 本法》框架之外推進。前者強調實踐城鄉社區自主與自治,把香港的社會運動 訴求進一步政治化;後者以族群主義轉換或混和「民主」等價值,在不少中港 議題裏進行「族群統治」(ethnocracy)論述 *20。 然而,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比起過去的泛民主派更勇於掌握領導權(雖然在現有政治制度中他們暫時絕無可能 取得領導權),而不是做一個永遠的反對派 *21。他們的一些象徵性大於實質效 果的舉動,也會引發北京及特區政府統治者重新確立主權的舉動。2016年10月 因為新任港獨派立法會議員宣誓問題(同樣蘊含香港的憲制地位問題爭議及挑 戰)而引發的議會癱瘓、行政機構強勢干預,亦可視為另一例子 *22。

 

香港的「制憲權力」想像的興起,被親北京政府的學者陳端洪貶之為「制憲 衝動」,認為是「政治塗鴉」*23。撇除其負面意義,這種貶抑一方面點出了香港 政治現象的特點 —— 突破既有框架及「公共文化」的行動;另一方面,也透露 出親北京政府的憲法及政治學者的問題意識:如何重新正當化中國共產黨在 創制、立憲及憲制中的領導權,以及它與人民主權的關係 *24 ?如何否定挑戰 其統治的人民主權訴求?換言之,中共及其辯護者要在新時代奪取及確立其 執政黨、領導權的正當性及詮釋權,當中涉及香港(也包括其他周邊地區如 西藏、新疆、台灣等)的政治挑戰。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理解北京政府

(人大常委)過去多番就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釋的深層政治含義,它對香港 行政、司法及立法機關的角色的詮釋,以及與香港政治反對派的爭辯,都包 含了對自身主權的關注,以及否定和貶抑地方的自主、主權訴求的正當性 和迫切性。因此,香港的政治變局及新問題意識,其實也捲進了一場有關 中共與人民主權的新詮釋及定位戰之中,香港「制憲權力」的想像亦是一種 民間回應。

 

回到「公共文化」的概念,在香港當下這個既非革命,亦非立憲,也難視 為「常規」的政治狀態,追求包容及整合的規範性是否刻舟求劍之舉?而「公共 文化」的想像如果還是可能,似乎只能是黨派性的,必須包含某些共同善治、 德性價值、抗爭能動性 *25,甚至要加上「人民主權」的想像,顛覆既予的憲定 權力。 而究竟當中的「公共」與「文化」為何,似乎需要重新斟酌。

 

 

 

註釋

 

 

*1  近年不少政治爭議都與此有關。例如,過去一年有關立法會選舉便鬧出多宗 事例。選舉管理委員會及選舉事務處一直以來被視為政治中立,對候選人的政治 立場並不過問。但是,2016年初的新界東地方補選,選舉事務處拒絕為參選人梁 天 琦 投 寄 選 舉 宣 傳 單 張 , 指 宣 傳 內 容 中 有「 自 治 」、「 自 決 前 途 」、「 自 給 自 主 」等 字 眼,違反《基本法》。同年 7 月,選管會要求立法會選舉參選人簽署的「確認書」, 列明參選人須擁護《基本法》當中三項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及特區政府的條文。 同時,選舉主任研判過多名報名參選人士的政治立場後,拒絕確認他們的參選資 格,當中包括曾參加補選的梁天琦。而且,梁曾書面回覆選舉主任的政見審查郵 件,表明放棄港獨主張,並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兼補簽確認書,但選舉主 任仍然取消梁的資格,指他「並非真誠地作出聲明擁護《基本法》」。而北京及特區 政府以至親建制派人士,對此傾向解釋為因應港獨分離主義而「依法」處理他們。

 

*2 陳景輝:《草木皆兵:邁向全面政治化社會》(香港:紅出版,2013),頁 62- 71。

 

*3 Eamonn Callan, Creating Citizens: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Martha C. Nussbaum, 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4 *25  羅永生:〈反思七一:兼論公民共和的後殖主體性〉,載《殖民家國外》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 40-41;47。

 

*5 《基本法》(1990年通過,1997年7月1日開始生效)附件規定,只有「須經立 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批准(或備案)」,便可以修改香港的政制,即立法會及行政 長官的選舉辦法,俗稱「三部曲」。2004 年,人大常委對《基本法》進行進一步解 釋,在原有「三部曲」之前加入兩項,成為俗稱的「五部曲」,即由行政長官向全 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以及人大常委決定是否需要修改。到了2014年8月31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需要修改,但這個決定包含了一個「框架」,包括:(1)提名委員會按現行特首選舉的選舉委員會(只有 1,200 人及四大界別)的組成而 成立;(2)特首參選人須取得過半數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才能成為特首候選人, 讓市民投票;(3)提名委員會只能選出二至三個候選人。「831 決定」引發反對派政 黨及支持者發動罷課及佔領行動,後來成為該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的「雨傘運動」。

 

*6 原因相當複雜,不止於中央的政治壓力,也涉及中港之間轉變中的微妙關係, 尤其以「反中國」情感政治的出現有關。參見葉蔭聰、易汶健:〈本土右翼與經濟右 翼 : 由 香 港 網 絡 上 一 宗 爭 議 說 起 〉,《 思 想 》, 第 2 6 期( 2 0 1 4 年 1 0 月 ), 頁 1 5 3 - 6 8 。

 

*7 *17  Andreas Kalyvas,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 Max Weber, Carl Schmitt, and Hannah Arend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225.

 

*8 *11 *12 *14  Chantal Mouffe,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3), 60-73; 90; 65-66; 72.

 

*9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10 *15 Thomas Decreus and Matthias Lievens,“Hegemony and the Radicalization of Democracy: An Interview with Chantal Mouffe”,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73, issue 4 (2011): 677-99. 另可參見電子版,https://lirias.kuleuven.be/bitstream/123456789/313715/2/Hegemony+and+the+Radicalization+of+Democracy.+An+ Interview+with+Chantal+Mouffe.pdf, 4; 9。

 

*13  Chantal Mouffe, The Democratic Paradox (London: Verso, 2000), 104.

 

*16 慕芙在評論「佔領華爾街」運動時,對「制憲權」的論述、帶有無政府主義或 奈格(Antonio Negri)的自治主義及完全水平式的民主構想有很大保留,她所構 想的民主鬥爭並不全盤否定既有的民主體制,而是要把自自由及平等的原則在更 廣泛的政治、社會及文化體制與關係中實踐。參見 Chantal Mouffe, Agonistics: Thinking the World Politicall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112-20。

 

*18 Antonio Negri, Insurgencies: Constituent Power and the Modern State , trans. Maurizia Bosca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9.

 

*19 朱凱迪:〈民主自決,在地希望〉(2016),https://issuu.com/chuhoidickeddie/docs/dick_5visions_chin/3?e=25825083/38371405;青 年 新 政:〈香 港 民 族,前 途自決〉(2016),http://youngspiration.hk/。

 

*20 Ip Iam-chong,“Politics of Belonging: A Study of the Campaign against Mainland Visitors in Hong Ko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6, issue 3 (2015): 410-21.

*21 林善:〈從立法會首日大會,看新舊派別非建制議員的不同前設〉(2016 年 10 月 15 日),香港獨立媒體網,www.inmediahk.net/node/1045186。

 

*22  兩名被指為支持「香港獨立」的「青年新政」議員游蕙禎及梁頌恆,於 2016 年 10 月 12 日的立法會大會上宣誓就職,但兩人同時展示「香港不是中國」的橫額, 並在誓詞前加入效忠「香港民族」的字句,再加上以英語把“China”發音成「支 那」,而 游 亦 把「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中 的「共 和 國」“Republic”讀 成“Re-fucking”。 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拒絕接納游、梁的誓詞,並按議事規則指他們不能參與任何 立法會的會議及表決,直至新任主席為他們重新監誓。但是梁、游在會後表示,「支那」發音只是「口音」。兩人後來被指辱華,遭部分學者及建制派議員和團體批 評,要求道歉。數日後,特區政府指特首獲憲法賦予權力執行一國兩制的原則, 故向最高法院提出訴訟,要求覆核立法會主席允許梁、游重新宣誓的權力;同 時,建制派議員亦曾杯葛會議。然而,在高等法院判決前,11 月 7 日,人大常委 主動就香港《基本法》第 104 條(有關公職人員就職宣誓)進行解釋,增加了宣誓要 求,以及監誓人的責任等等,將影響法院有關梁、游二人案件的判決,以及二人 的議員資格,甚至有可能影響其他在宣誓時附加內容及動作的議員。同時,香港 非建制派發起多次反對釋法、抗議中央干預香港司法獨立的行動。11 月 15 日, 高等法院裁定梁、游喪失議員資格。

 

*23 〈陳端洪:中央應把握主動權定義香港概念〉(2016年4月10日),中國評論 新聞網,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93&kindid=15734&docid=104190038。

 

*24 據高全喜的說法,中國大陸興起「政治憲法學」,是始自 2007 年北京大學陳 端洪陸續發表的文章以及其他論者的回應。陳嘗試論證「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下」為第一原則,即中共「代表」創制權的常規或常態化。參見陳端洪:《制 憲權與根本法》(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至於批判性回應陳端洪的有鄭 琪:〈論制憲權、人民與憲法 —— 與陳端洪教授一起思考並反對他〉(2012 年 12 月 25 日),愛 思 想 網,www.aisixiang.com/data/60168-2.html;高 全 喜:〈政 治 憲 法 學的興起與嬗變〉(2013年10月19日), 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data/ 68665.html等文章。在差不多或稍後時間,研究法學及歷史的學者也分別對中共 的主權性質作出各種類近或相互呼應的說法,例如強世功與汪暉。就中共與主權 的關係,他們大致有三點看法:第一,中國是超越國家機器的主權象徵,並由中 國共產黨所代表與扮演;第二,中國是一個具有強大意識形態和政治自信的領導 權;第三,否定各類爭取自治、分離及獨立的人民主權挑戰,包括強世功把香港 的泛民主派直接貶稱為「在中國崛起的世界格局中迷失了自己」的中產精英。參見 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頁 37。近年在中國(甚至部分西方)知識界廣為流傳的汪暉西藏論述,強調西藏自 治及獨立運動與西方帝國主義的關係,從而否定西藏作為政治獨立的主體資格。 參見汪暉:《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頁 118-35。人類學家項飆引用汪暉的理論,評論香港 2014 年「雨傘運動」,也把香 港視為因為殖民主義歷史而「沒有政治主體資格」、「政治性格的缺失」,並指香港 民主化運動全因其「外向性」背景及因素(殖民歷史及西方政治文化影響)所致。參 見項飆:〈直面香港:群眾運動中的民主訴求與政黨政治〉,《考古人類學刊》,第 83期(2015年12月),頁5-24。對強世功的批判,參見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 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對汪暉西藏論述的批判,參見 Ip Iam- chong,“Agony over National-Imperial Identity: Interpreting the Coloniality of the Chinese New Left”, Cultural Dynamics 27, issue 2 (2015): 241-52;對 項 飆 的 回 應,參見葉蔭聰:〈直面黨國權力:回應項飆的「雨傘運動」論述〉,《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2015 年 12 月),頁 57-74。

 

 

作者:葉蔭聰,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出处:《二十一世纪》,2016年12月號,總第一五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