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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还能改变中国吗?

2019年07月30日 国际关系 ⁄ 共 3558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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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所谓的“熊猫派”和“屠龙派”先后发表两封致特朗普政府的公开信,将美国的中国专家对华政策的分歧公开化了。前者指认中国不是铁板一块,领导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美国目前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来说适得其反;后者批评前者的对中接触政策,认为它完全无效,呼吁美国政府坚持对抗中国的路线。我大体同意“熊猫派”的看法,认为美国原本是可以改变中国的,而且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很多,但经过特朗普政府这一“折腾”,现在很难了。
去年以来的一年多时间,美中关系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倒退,用“地动山摇”来形容不过分,两国很大程度上已进入冷战状态。作为主动发起贸易战的一方,美国白宫与鹰派不惜破坏两国关系,打算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的市场与技术脱钩。美国的精英阶层醒悟到,40年来接触政策的结果,是中共不但没有按照美国设想的方向演变,反而凭借经济的崛起,强化专制统治,在制度上变得更顽固,并将经济力量投射到军事外交等,打造另一套发展模式,和美国分庭抗礼。既然不能改变中共和中国,再实行接触政策,继续壮大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在多数美国精英特别是鹰派看来,在政治上就完全是错误的。
从这个角度看,美中目前的对抗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对无力改变中国的无奈、失望和某种程度的焦虑情绪。问题是,遏制政策是否能阻止中国的发展,改变中国,或者不让中国与美为敌?在我看来,特朗普政府全盘否定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接触政策有些武断,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它其实并未看到在过去40年里,中国社会包括人们的思想在美国影响下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3000多年,但从商周到清朝,以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和统治模式而论,内部演化的过程非常缓慢,几乎可用“停滞”二字来描述。鸦片战争后,中西两种文明的对撞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可直至甲午战争清朝的完败,才真正带来精英阶层的觉醒。从晚清到当下,时间过去了150多年,分段看,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但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则显得颇短。而如果从1978年的改革算起,则更短。还应看到,在这150年里,中国虽然经历了短暂的共和时期,然而,由孙中山引入、蒋介石继承、后被毛泽东发扬光大的苏联专制体制,和中国传统的帝王专制思想嫁接,产生了一种生命力更强的专制体制——可称为混合专制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从未被中断,甚至在习近平的新时代,因为中国的崛起,它找到了新的依托土壤。
比起世界上其他古老的专制国家,包括东亚受儒家文明影响的其他国家,中国这种滞缓的流动未免让人灰心。但指望中国这样一个被苏联极权体制改造过的有着深厚专制历史的超大国家,在短短40年里——或者150年里——变成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国家,是不现实的。所以,对中国的演化和变革,要有历史感和足够的耐心。
其实,换个角度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制度外,能够改变的基本都变了。改革后人们有了自己的财产以及由此衍生的产权观念,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扩展,言论和政治自由曾经在某个阶段也多少具备一点,至于人们的思想,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是亲近和拥抱普世价值的,尤其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变成了美国的拥趸,至少对美国不反感。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群体中,信奉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希望走美式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比比皆是。这种情况即使在当局对自由主义不遗余力的打压后,也没有多大改变。
以官员群体包括官方学者为例,他们是中国精英中的精英。该群体给人的印象是最反自由民主的。但其实仔细分析他们的政治倾向,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单一。且不论官员中有一批思想相当开明的人士——即所谓的改革派,就是那些贪官,他们也并非一味地反对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制度,否则,无法解释他们把自己的子女或配偶送到西方留学或移民。因为他们清楚,中共的这套体制是无法保障其政治安全的,他们随时有可能成为反腐的牺牲品,而民粹主导下的激进革命,他们也是首先被清除的对象,可能只有自由民主才能保障他们无性命之忧。从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看,若中国社会真的开启变革,他们中的多数会从目前的保共派变成反共派。
在中国的精英阶层,有没有普世价值的反对者和自由民主的死敌?当然有,传统的左派即毛左,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者等都是,然而,在改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舆论影响力上并不占主导,即使是他们,也不完全否定普世价值,只是认为不适合中国罢了。至于底层大众,他们的世界观易受精英和官方左右,虽然官方长期洗脑让他们中的许多人偏爱秩序和稳定,但植根于内心的财产观念和对腐败的痛恨可以让他们很快认同普世价值。
可以说,经过40年的市场启蒙和在开放环境下,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体制,而要改变体制,是需要耐心并等待时机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用百分比来形容,美国在改变中国上,我觉得至少成功了70%,剩下的30%是比较坚硬的部分。假以时日,也不是不可攻克,然而,白宫和鹰派太急于求成了。他们忘了一个基本道理,即遏制政策要起到改变中国体制的实质效果,需要得到中国精英阶层中普世派的响应和配合。
去年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确实得到了中国精英阶层很多人的支持,他们希望借贸易战削弱习近平的高压统治,动摇其权力,并重启改革。然而,特朗普政府的“胃口”太大,在人权、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同时向中国开火,特别是动用国家力量和盟友体系打压华为,谋求和中国技术脱钩。
这种“战法”和企图让原来支持特朗普的中国精英阶层,特别是党内改革派和社会自由派,意识到美国的鹰派目的不仅仅是要打击中共,更要削弱中国发展的基础。这不能不使他们对美国多一份小心,在习近平和中共强硬派对美展开强硬反击时,不好讲话了,因为他们本来被强硬派边缘化了,如果在中美全面对抗之际公开支持美国或者表达出支持美国打压中国的意图,很容易被大众和强硬派扣上卖国贼的帽子。相反,习近平和强硬派则可借着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的“旗帜”,轻易俘获大众,重获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所以我们看到,自美国在今年公开打压华为后,中国的民间舆论发生了转向,民族情绪高涨,许多原先支持特朗普的人在公共场合只能沉默。
对此,“熊猫派”公开信呼吁特朗普政府和中国体制内部的健康力量合作,通过影响他们来分化和牵制习近平,这个意见是对的。但现在恐怕迟了。一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一通“围剿”,让中共和中国社会对美国更警觉;二是如此一来,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有可能分化,一部分会变成强硬派,剩下的则进一步被边缘化。总之,在美国成功激发起了中共内部和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后,再想改变中国,已经很难。
如果特朗普政府去年改变打压中国的手法,通过策应党内改革派和社会自由派,仍有可能改变中共和中国。因为尽管习近平大权在握,然而根据过去出现的“封闭—反弹”规律,是有可能使中国走向自由化改革的。中国之前至少两次出现社会越封闭、改革反弹越强烈的现象。第一次是“文革”结束,让中国打开国门,改革开放。第二次是八九镇压和随后的三年治理整顿,让中国迎来了市场经济和加入WTO。当下是处于改革后的第三个黑暗时期,按照这个规律,要是习近平的极权体制遇到问题,被压制的健康力量会有一个极大反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可能猛烈爆发进入一个全新局面。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政府压根儿从一开始就不应抱有通过贸易战改变中国制度的想法,或者让中国政府觉得美国有此目的,并为此而对中国采取极限施压做法,如果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就像现在。
这不是说,美国不可以发动贸易战,而是要把贸易战局限于它的本来目的,即贸易平衡和贸易公平;也不是说,美国不可以就技术盗窃、强制转让、智慧产权等问题向中国施压,甚至针对某些有“劣迹”的中国企业进行制裁。但应该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性,把它作为一个单一议题进行处理和谈判,而不要把它与《中国制造2025》以及5G等挂钩,不以伊朗禁令为由通过拘押华为高管和动用盟友力量打压华为。
特朗普政府假如按上面的方式处理贸易和技术问题,会减缓甚至打消中国政府对美国意图的怀疑,让习近平和中共强硬派易于接受,客观上也会有利于增强中共党内改革派和社会自由派的政策话语权,激活他们休眠的力量,改善其被边缘化的处境。然而现在,美国鹰派公开宣示与中国为敌,将贸易问题扩大化,提出一个让中国政府无法接受的过高目标,即改变中国制度,结果就造成眼下双方近乎全面摊牌的结局。
美中重新回到过去已无可能,即使特朗普政府接受“熊猫派”主张,再次拥抱中国,中共对美的警惕也不会放松。而按照鹰派政谏,和中国打一场新冷战,最后即使中共输诚,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贸易条件改变自己的行为,中国社会敌视美国的心态早已形成。假使如一些人所愿,中共在这种对抗中被拖垮,但鉴于中国社会已经被植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基因,那时为恢复秩序,接下来很可能不是自由民主赢,而是另一种军事强人政治走向前台。
                    出处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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