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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 : “百年国耻”的背后 ——中国近代史再梳理(上)

2019年08月16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22386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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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这里发表的是张博树先生正在写作的《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二卷第七章节选,该文的原标题是“规范的特殊性:晚清-民国历史的逻辑定位”。由于文章较长,分上、中、下三次刊出。

 

帝国衰变与文化困顿

 

16世纪是分水岭

 

中国的帝制文化曾经有一个辉煌的过去。自周秦之变以来,华夏皇权制度的连续性(秦制)和文化的连续性(儒学意识形态)均创下惊人记录,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数次分裂皆未能摧毁之,其原因只能用农耕文明本身的特质来解释。不同于草原文明、航海文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国农耕文明需要大一统,需要代表“天”的皇帝,需要一套“礼制”、“纲常”规范臣子、百姓、甚至皇帝本人的行为,而且总的说这些“礼制”、“纲常”在很长时间内是有效的。然而,文化是可以变老的,就如一个人总要走向衰老一样。就整体而言,大明王朝显然不再具备汉帝国的开拓、勇武(永乐帝这样的个别除外),也不再具有唐帝国的大气、包容,它甚至缺乏两宋的文化灵气,文明的老态已显。

然而,这并不是本节立论以16世纪为分水岭的唯一原因(明朝国祚1368~1644,1500年开始的16世纪正其中段),更不是主要原因。从世界历史范围看,1492年哥伦布远航,乃是1453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灭拜占庭帝国的结果,欧洲人必须重新寻找通往亚洲的道路,竟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使得整个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原来欧洲的“世界历史”、中东的“世界历史”、中国的“世界历史”是各自独立的,蒙古人的铁骑曾短暂地使亚欧大陆连为一体,却很少留下有意义的文明印记;反倒是新大陆的发现及由此带来的深远变革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这就是近代以来社会进化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工业革命和欧洲的强势崛起,以及一系列新的文明标准的产生。它势必要冲击古老的中国,并对其构成根本的挑战。

 

皇权的紊乱

 

关于中国的皇权制度,向来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古以来,皇权专制日益加重,表现之一是相权衰微,皇帝不再有辅弼之臣,也缺少了制衡力量。 笔者曾认同这个观点,但更多的阅读后发现,这个说法并不完全。中国的皇权制度是农耕文明的产儿,在秦以前的商周时代已经种下了专制的种子。周行封建数百年,经春秋战国走向一统,既是战争逻辑的结果,又是农业文明的内在要求。皇权之“定于一”,有深刻的文化人类学含义,它既是黄土地中央集权的最高权力呈现形态,又反映商周以降农业宗法家-国同构的建构特征和统治本质。经汉武帝“独尊儒术”,皇权制度又获得政治化儒家之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延续千年而不坠。中国专制皇权的总体特征大体如此,但各个朝代又有其亚形态皇权与相权(官僚或外朝)的关系,皇权内结构(皇帝个人与宦官、外戚、王公成员)的关系,皇帝秘书班子(內朝)与外朝、宦官的关系,中枢权力与藩镇、外派将领的关系,呈现出极其不同的样态,君相关系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不同关系之间复杂的互动决定了各个王朝的兴衰历史。 东汉毁于阉党,大唐亡于藩乱,虽未必全面,但大体不错;因为唐训在先,又有自己造反起家的前辙,赵匡胤才要“杯酒释兵权”,重文抑武,权力分置(包括兵权与中央行政权),却又造就一个文弱的宋朝,以致在辽金面前节节败北,最后被蒙元所灭。朱元璋开创大明江山,干脆集所有大权于一身,把宰相废掉,无奈不肖子孙没有太祖的能耐,“内阁”制度自然逐渐生发出来,这是变相的宰相再生。而明“内阁”又和明阉党相互勾连,明后期的宦官往往让内阁首辅也要礼让三分(譬如大改革家张居正对宦官冯宝),说到底是因为阉人离皇帝更近,更被信任。

总之,皇权是根本。围绕皇权、皇权巩固、皇权继承而展开的殊死斗争,可以解释绝大部分中国历史。为了消除对君权实在的或想象的威胁,提高办事效率,驾驭百官而又不为其所制,皇帝借助、利用其它力量,创制出无数花样,从汉晋各代皇帝不断创建自己的秘书班子(所谓尚书、中书、门下), 直至明清以来的大学士,还有司礼监、东西厂、南书房、军机处。皇帝需要有臣下为他办事,但又永远对臣下不放心。这个矛盾无时不在,而且无解,几乎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宿命。在这一点上,1500年以后的中国和1500年以前的中国并无不同。

然而,1500年以后的中国,特别是明朝中晚期,皇权制度确实又呈现某种衰退、紊乱之象。应该指出,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并不意味着皇帝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皇帝既然是“天子”,当然要敬天守命,服从“天道”,这是董仲舒以来儒学以“仪礼”规制皇权的基本前提,也是臣僚一定程度上可以向皇上提意见、制约君权的前提。 但君王既是“天”的代表,又是有血有肉的个体,各自的品性、修行差异极大,这又是皇帝个人行为往往导致体制化矛盾的原因。皇帝是皇权体系的一部分,皇帝行为若不符合“祖制”,就会直接冲击这个体系。换言之,皇帝个人行为可以是反皇权的、直接构成对皇权威严的破坏。明中后期几位“特立独行”的皇帝与臣僚的斗争似乎戏剧性地证明了这一点。一位是正德皇帝朱厚照(明武宗),此人登基未及两年,竟然搬出紫禁城,跑到野外围猎不归;还自称“威武大将军”,搞的臣下奏折都不知该怎么写。朝官出来谏阻,皇帝反而勃然大怒,把跪劝不起的146名官员每人廷杖30,当场11人毙命。这固然荒唐得可以,幸亏正德皇帝阳寿不长,不到30岁就归了西。另外两位皇帝,嘉靖皇帝朱厚熜(明世宗)和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也都是无视“仪礼”、破坏“祖制”的急先锋,但他们在位时间却出奇地长,且都以数十年不上朝“扬名后世”。嘉靖皇帝不上朝有倦怠因素,专心长生不老之术;万历皇帝不上朝却纯粹因为和朝臣斗气,因为朝臣不同意皇帝在立储问题上废长立幼。皇帝为此“罢工”30年,可谓空前绝后。

明中晚期皇权制度的紊乱、衰败由此可见一斑。比较而言,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其权力运作反倒是相对简单的,很少宦官、外戚干政的麻烦,更无皇帝“罢工”的笑话。康雍乾连续三代雄主,开创中国历史少有的“盛世”,今天想来还令人称奇。但“盛世”背后仍然有阴暗。为了防止臣子私下串通,康熙帝建秘密奏折制度,鼓励臣工直接给皇帝递折子,“凡一切奏折,朕皆亲批,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惧修省矣”。 雍正帝即位后大力发展特务机关,这个机关的名称叫“粘杆处”,表面上侍候皇帝抓鸟捕鱼,实则受皇帝派遣监视王公百官,甚至外任官员也不能幸免。“雍正帝经常将有关情况故意透露给被监视者,借以提高这种特务手段的威慑力”。雍正、乾隆两朝,“特务网遍布朝野,特务活动甚至渗透到官民日常生活之中,这是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表征之一,也是极端专制主义在雍乾时期畸形发展的一个迹象”。 钱穆将之批评为“部族政权”的“私心”,因为满清皇帝不信任汉人官员,也未必全信任满族官员,所以“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法术的意义多”,像秘密政治,无论怎么看都是“法术”,而不是“制度”。

简言之,中国的皇帝专权,到清代确实发展到极致。既然到了极致,它的下一轮衰变就为期不远了。

 

官民矛盾

 

官民矛盾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老问题。本书第一卷曾论及,官僚系统在中国前现代政治结构中,其角色定位一直存在巨大的紧张:一方面,它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客观上包含公共品性并应满足其要求;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唯天子之命是从,是皇权的奴仆。(第1卷第3章第19节)因此,严格地讲,官民关系是君-臣-民关系的外化和具体化,是后者的现实表达,中国历史上的官民冲突从来都是中国皇权制度衍生出来的结果。

儒家讲“民本”,“水可载舟,水亦覆舟”,所以荀子言“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这当然是工具主义的,但对约束君权确曾起到过作用。汉高祖刘邦刚刚打下基业时,虽然因异姓王分封问题冲突不断,后来又有吕后专权,上层打得昏天黑地,但并没有妨碍汉初统治者对老百姓实行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就是因为汲取了秦因暴政而亡的教训,这也是文景之治所以能够成就的原因。就被统治一方言,农耕文明造就了中国农民勤勉而安分的特点,顺从统治者本来是其最保险、最安全的行为选择,如果不是官员过于贪腐、社会过于黑暗,顺民不会起来造反。——这构成中国农耕文明皇帝与子民之主奴关系的重要文化编码。

但中国农耕文明还有另一个重要编码,那就是为官者群体一定会走向腐败、走向鱼肉乡民。君主制决定了官员对上不对下,郡县制又决定了为官者对地方建设缺乏长远眼光,而专注捞取利益。这些都会使腐败不可避免。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少则10年、20年,多也不过半个世纪,清明政治一定会转为贪腐政治,不管朝廷多卖力(比如朱元璋),雷霆万钧般整治、肃贪、杀人,最终也必归于无效。——结果则是腐败蔓延,贪黷遍地,官府压榨民众,暴力垄断高利润行业,权力又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攫取民财以肥私,必然引发剧烈的官民冲突。

有人说这是专制社会的普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没错。为官者腐败是人类现象,这与本体意义上的人的生物学属性有关(第1卷第2章第16节)。但中国官员却有个特点,那就是无处不在的贪腐总是和无处不在的“伪道德主义”捆绑在一起,互为连理。我的同事、社科院学者王毅研究明末以来中国皇权制度的衰变过程,专门分析过这种“伪道德主义”。 不要忘记,皇权制度是讲“德政”的,程朱理学尤其讲“存天理灭人欲”,为官者不得有“贪利之心”,但实际政治运行却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对“德政”构成巨大反讽。官员们一面高颂“圣人之学”,一面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万历十七年(1589年)江浙大旱,受命赈灾的中央大员杨文举却借机向各地督抚、司道、郡县大肆索贿,以致“从骑千人”亦“赏犒无节”,“所过鸡犬一空”。“迨至杭州,酣湎无度,朝夕西湖上,其乐忘归,初不记忆经理荒政是何职名也”。 这不过万千贪腐之一例。其结果,不但涂炭生民,草菅人命,败坏政治,而且使道德彻底虚伪化面具化

难怪华夏如此顺民亦对为官者恨之入骨。宋人洪迈作《容斋随笔》,其中有一则笔记“盗贼怨官吏”,列举大量农民造反起义后屠杀官吏的史实,如“陈胜初起兵,诸郡县苦秦吏暴,争杀其长吏以应胜”,“隋大业末,群盗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黄巢陷京师,其徒各出大掠,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方腊为乱,陷数州,凡得官吏,必断其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 可见官民冲突之烈古已有之,代代如此。那么晚明以降,这个问题是不是更严重了?可以再研究。但至少,贪腐与“伪道德主义”并存乃至发展到登峰造极,大概是明代以来中国皇权社会的一大病症。

这是文化困顿,也是文化老化。文化困顿意味着文化失去了原来的活力,其核心表征之一就是古老农耕文明的价值系统遭遇“空心化”危机,它的原有道德系统在长期的演化中已经转变为否定自身的它者。它的存在已经千疮百孔。官民冲突不过是其表象或结果之一而已。

 

士人“道统”的迷失

 

另一种文化困顿是士人“道统”的迷失。

在儒家传统中,“道统”指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直到孔子的“道”之传承。余英时作文区分“道统”与“政统”,试图从中找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 其实,在华夏早期国家中,本无“道统”、“政统”之分,汤灭夏桀、周灭殷纣,均驱逐“无道”之举,代表“天意”,“政统”就是“道统”。至平王东迁,周室衰落,五霸并起,进入“礼崩乐坏”之世,“道”才丧失了依托,丧失了国家政权的支持,这恰恰给“士”阶层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他们以“道”自任,游说列国,庙堂之上,高谈阔论,受到各国君主礼遇,出现一大批思想家、战略家、各国变法的顶层设计者。

回想起来,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实乃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激荡、碰撞之产物,而非农耕文明的经典形态。正是因为列国纷争,没有“定于一”,才给了知识分子空前的自由,包括鼓吹各种“道”的自由。而分裂不是农耕社会常态,一旦实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统治者自然不会再鼓励知识分子胡思乱想,若再乱说话,就有“谋逆”、“问鼎”之嫌。汉以后,经政治化儒家装点,皇权自身获得“道”的资格,且是“唯一者”,“政统”与“道统”再度统一。自那以后两千年,知识分子能做的事,至多是以捍卫皇权的立场,批评社会黑暗或皇帝个人的越轨行为。这就是汉晋隋唐直至近世中国士阶层的所谓“道统”,已和先秦大不同矣!

当然,即便这样的“道统”,也曾造就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格。像两宋就出现过群星璀璨般的士大夫群体,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辛弃疾、陆游、文天祥……,可谓异彩纷呈,光耀千秋。虽然他们并没有超越皇权“道统”给予的认知规约,但这些士大夫表现的人格精神仍然是了不起的。正因为此,本书才断言,儒家理想中那些具有超越特征的思想元素有可能成为现代公共理性建构的重要精神资源,值得认真汲取(第1卷第3章第20节)。就便晚明,也还有朝臣执拗地要和不守规矩的皇帝作对(如上文所举之万历皇帝例);还有李贽这样不拘一格、活得潇洒自在的哲学家;还有敢于和宦官、佞臣叫阵的东林党人。明亡之后,也有一批“待访”的“明夷”如黄宗羲等在认真总结亡国教训,规划更理想的君臣治理蓝图。他们仍然是“以道自任”的。这是文化活力尚在的标志。

然而,到了清代,包括那个康雍乾“盛世”,文化却正在接近死灭。一方面,清廷高扬儒家圣贤,康熙年间就改变朱熹配享孔庙位置,由原来的“东庑先贤之列”,升到“大成殿十哲之次”, 大概是因为朱子之学有助于“正人心、厚风俗”,提倡程朱理学也利于团结汉族士绅和官僚集团。另一方面,清廷的文化专制政策一点不含糊,大兴文字狱甚至到疯狂程度。顺治、康熙、雍正都有文字狱记录,最疯狂者则非乾隆莫属。乾隆皇帝在位60年,加上3年太上皇,竟然整出130多起文字狱,整肃理由多荒诞无稽、令人嗔目。比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胡本翰林院学士,有人向乾隆告发胡这本诗集有问题,皇帝阅后果然大怒,认定“悖逆多端”、罪无可赦。如胡诗中有“一世无日月”语,日月合写为明,作者莫非有意复明?诗中又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上,是何肺腑?”胡诗中还有“老佛如今无病痛,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断定“老佛”是指自己,讽刺自己不问政事;胡诗中另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乾隆则认为是在讽刺他多次南巡,不顾民间疾苦,挥霍铺张。总之,扑风捉影,荒唐至极,让人怀疑皇帝是否患上精神偏执症。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已故满族大臣鄂尔泰的侄子,曾任广西及甘肃巡抚。由于胡是鄂尔泰的门生,鄂昌和胡论世谊,有诗文唱和之事,这在当时本属平常,但乾隆却申斥鄂昌身为满人,“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反复唱和,实为丧心病狂之尤”。结果,胡中藻被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逐出满人的贤良祠。 

编纂《四库全书》被认为是乾隆年间最大的文化工程,朝廷360多位官员、学者进入编委会组织编纂,全国遴选3800多位文人学士从事抄写,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录典籍3500多种,7.9万卷,3.6万册,工程不可谓不浩大。但,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毁灭工程,“据载,整个编修过程共征集各类典籍12237种。朝廷以是否符合清室的皇家价值观为标准,对这些典籍进行了仔细甄别。凡被认为有可能对清王朝统治不利的,一律销毁。查阅相关统计资料(包括官方数据)可知,在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被销毁的各类典籍大约3000余种,6万余卷,15万册,70万部,内容涉及历代著作。这里还不包括民间迫于恐怖气氛和形势压力自行销毁的藏书。在这场文化浩劫中,大量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孤本善本秘本禁毁本等珍贵史料从地球上永远消失,包括对明代皇家档案进行了全面销毁。由于这项工程属于朝廷强行征集,所以对藏存于民间的典籍几乎是一网打尽”。“除了销毁,对民族文化伤害更深的是对古人典籍进行蓄意篡改,即对于不得不收录全书,但对其中部分章节、观点或词句感到不悦不爽的,则在抄写时直接进行删改。由于全书卷帙浩繁,篡改之处不留痕迹,所以究竟篡改了多少处,完全无法考证”。

在这种背景下,哪里还有知识分子敢说真话?又到哪里去寻找中国士人的“道统”?清朝三百年无思想家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专制发展到极点的必然结果。乾隆元年,几位宫廷画师“奉敕”贡献清院本《清明上河图》,极尽歌颂“盛世年华”之能事,却再也看不到宋人张择端笔下之《清明上河图》的古朴与苍凉。乾隆年间另有一长卷《姑苏繁华图》问世,此画又称《盛世滋生图》,作者徐扬提拔曰:“要皆自我朝圣圣相承,深仁厚泽沦浃于百有余年之久。我皇上銮舆再奉,行庆施惠,有加无已。斯地斯民,故能感激鼓舞,乐乐利利,交相劝勉,共为盛事之良民,其偶然哉。昔孔子适卫,惓惓于富教之谟而未行之焉,至今日而全盛矣,大备矣。皇上宵旰忧劳,犹且视民如伤,无时少释,所以保泰持盈,永太平福泽于无疆者也。臣执事内廷,能不益加观感以摹写帝制光昌于万一乎。”

呜呼!这同样是文化困顿。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和徐扬《姑苏繁华图》均被后人视为艺术极品。但艺术的精美毕竟遮不住精神的老化、思想的贫瘠、独立人格的不再。

 

“海禁”与农耕文明内敛性的强化

 

黄仁宇研究“中国大历史”,认为“唐宋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 其实,作为农耕文明呈现者,秦汉以降的历代中原政权,总基调都是内敛的,重自保而非扩张。这与草原游牧文明和海洋商业文明很是不同。对蒙古帝国有深入研究的法国学者雷纳·格鲁塞(Rene Groussent)曾总结过去两千五百年亚欧大陆各民族间的征伐规律,他的结论是:侵入者向来是从北向南游牧民族攻击农耕民族,虽然也有相反方向的行动,比如波斯大流士向欧洲的用兵,中国汉武帝、唐太宗、明永乐、清康熙等对西北地区的征伐,“然而所有这些从南到北的出兵都具有十分鲜明的防御性质”。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游牧民族落后,“在上亚细亚,草原上还维持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状况,而在南方,早就进入极其发达的农业阶段”,游牧民族生存条件的恶劣、他们的流动性以及与生俱来的攻击本能,让他们对农业定居民族具有天然的优势,所以“掠夺性入侵几乎一定可以成功”,就便失败也不产生什么后果,拔腿就走就是了。“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或军营里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

格鲁塞更多谈的是攻击者一方情形,被攻击者方面用墨较少,而这正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农耕文明的保守性首先在于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定居意味着自给自足,缺乏向外扩展的冲动。农耕文明的保守性还体现在由此建构的政权组织形式和社会伦理支撑,甚至大一统也可以由此获得部分解释,因为只有统一的中央强权才更有利于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至于社会伦理,农耕文明强调等级、服从,强调“知天命”和安分守己,其文化特质带有柔弱化、纤细化甚至女性化的特点。当然,华夏文明并非开始就缺少阳刚之气;但汉文化中的“野性”很多来自“胡人”,似也是不争的事实。秦在战国时代雄起,后来者居上,最终战胜六国,一统天下,除其他原因外,和秦地处边陲,吸收了很多西戎文化基因有关,其勇武彪悍为中原六国所不及。隋唐开国之君都从西北起家,隋文帝杨坚可谓“胡化”汉人,唐高祖李渊甚至有胡人血统。大唐帝国吸收了大量胡人文化,从魏晋南北朝到大唐王朝,正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高峰年代。可以说,盛唐之开放、大气,有游牧文化、半游牧文化的功劳,是农耕文明为主又揉进某些草原文化要素的结果。这反倒丰富了中原文化,让华夏文明变得坚强有力。

可惜好景不长。经中晚唐的颓废,五代十国的纷乱,至两宋已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如果说汉唐都有外患(汉为匈奴,唐为吐蕃),但皆保持道德自负,自认高人一等,那么宋则不然。用吕思勉的话,“从汉到唐,中国是征服异族的;从宋到清,中国是给异族征服的”,除明朝275年外,宋以后的中国“有十分之七,在异族统治的状态之下”。 难怪有学者讲:“从宋代起,在辽夏金元压迫下的勘界行为、海外贸易确立的市舶司制度和清晰的知识与财富的自我与他者界限的警惕,加上和战之间的外交谈判,已经使宋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国境存在和国家主权的意识”,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帝国”变成了“民族国家”,而毋宁说宋代中国乃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

中国农耕文明的内敛性不但表现为对北方草原文明的守势,同样表现为对南方海洋文明的抗拒,这一点明清尤为明显。诚然,宋代曾有发达的海洋贸易,泉州等地早在公元10世纪就成为华南重要商贸港口。这固然与宋朝的重商政策有关,特别是发展面向东南亚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但严格地说,这仍然是面对北方威胁做出反应的结果; 宋代国际商贸发达亦有阿拉伯商人的功劳,11世纪大塞尔柱土耳其帝国的兴起和它对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威胁,导致欧洲十字军东征,阿拉伯商人不得不把贸易重点转向东方。当时的泉州、广州等城市外商云集,宋人将外国侨民聚居区称为“蕃坊”,政府甚至任命“藩长”以协助官府管理外国侨民社区的公共事务。 这番兴盛景象被蒙元所继承,虽然原因、动机不同了:忽必烈发展南洋贸易,除蒙古人天生的扩张冲动外,还有现实的政治考虑,他因与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与西域各汗国交恶,只有地处西亚(今伊朗一带)的伊利汗国支持他。为了建立与伊利汗国的政治联盟,也必须保持南洋的海路畅通。

这一切到了明朝发生根本变化

朱元璋是地地道道的内陆农民,对大海自然是陌生的。他的“片板不许下海”的禁海令十分著名,初始动机含有防止反明残余势力在海上兴风作浪的企图,但骨子里还是对海洋(包括对来自海洋的强盗如倭寇)的恐惧。禁海令产生深远影响,标志着农耕文明保守性、内敛性的进一步强化。整个有明一朝,永乐皇帝朱棣是唯一例外。此人雄心勃勃,强意迁都北京,剑指漠北;从1405年开始,永乐帝又命太监郑和率大型船队多次下南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向南亚乃至印度洋沿岸各国宣示大明帝国的强盛。可以想象数百艘巨大的官船浩浩荡荡行驶在海洋波涛之中,是何等壮观,但这竟成为中原王朝主动对外示强、经略海洋的绝响。永乐帝死于1424年,1432年郑和进行最后一次航行,其后再无远征之事。船只烂掉,甚至航海图都被兵部尚书焚毁。为什么呢?一种解释是永乐帝所为超过财政支付能力,他的继承人只能全面收缩;再一种解释是远征乃政府行为,不能给民间以动力。 无论如何,郑和下西洋成为绝响,此后400年中国再无海军。

1644年,满族铁骑杀进山海关,占领北京,可谓游牧民族战胜农耕民族的又一次历史再现。但这次不同的是,满人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少数民族,知道马上得天下不等于马上治天下。他们站稳了脚跟,认真总结前朝统治经验,承接前朝统治架构,吸收汉文化的某些精髓并用于反制汉人。尽管有“部族政权”的私心,毕竟励精图治,包括发展经济,扫平西北边患,才有康雍乾三代“盛世”。但是,对海洋问题,清廷和大明王朝一样,眼光局促而短视。顺治皇帝同样颁布过禁海令,严禁民船出海;甚至进一步下达“迁海令”,强迫海岛和沿海居民内迁30至50里,设边界不得逾越。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后,情况略有改善。但到乾隆一朝,清政府又加强了对外贸的控制,减少通商口岸,严厉限制、约束外商行动。

满清皇帝以中华正统自居,继承前朝汉人政权的朝贡体系,满足于金銮殿上接受各国贡使的觐见、朝贺,却全然不知外部世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就农耕文明和中华帝制文化的总体演变而言,这同样是老化、衰变之表征。还是那句话,文明长久了自然衰败,但衰败并不意味着有新质的发生。一个古老文明要催生新质,需要某种刺激、需要某种“诱发”力量。而历史正在创造这样的条件。

 

作为外部压力的征服者

 

大英帝国的崛起

 

19世纪的世界持牛耳者非大英帝国莫属,但1500年以前,不列颠群岛在全球格局中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当然,英国历史早在公元9世纪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时代已经显露出不凡,他带领他的同胞打败入侵的北欧维京人,大体结束了英格兰各地的纷乱局面。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英伦三岛最早的居民克尔特人,还是后来的征服者罗马人、盎格鲁-萨克逊人,还是更晚些的维京人或诺曼人,他们都具有或多或少的海洋民族特征,维京人尤其以“海盗”著称,这些似乎铸就了这个岛国民族骨子里的扩张本性。

1215年《大宪章》出台,这本是当时的国王约翰王与贵族妥协的结果;1258年又有《牛津条例》出现,标志着议会制度已经呼之欲出;至1295年“模范议会”召开,确立国王征税必须经议会批准,英国议会制度正式走进历史舞台。这段历史共80年,期间几代国王与贵族之间多次冲突、多次流血,但“王在法下”的原则终于确立了,这是以英格兰文明之特殊性昭示未来人类政治现代化之普遍性的最早成果。

但这个成果是很多年以后才被人们认识到的。当时的英格兰人不会为此沾沾自喜,他们真正心动的,是借助已经开始的繁荣,向欧洲大陆扩张。他们标定的第一个对手是法国,于是就有了英法间的百年战争(1337~1453)。英国人曾几度获胜,甚至统治了半个法国,但最终还是被法国人赶下了大海。此后,英国人不再打欧洲大陆的领土算盘。经过30年内战(所谓“玫瑰战争”),英国内部又折腾一番,终于迎来新的盛世,这就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女王在位45年(1558~1603),英国获得长足发展——而这正是中国大明王朝的嘉靖皇帝、万历皇帝“罢工”不上朝的年代。为了扩展海外利益,英政府决定挑战当时最强大的西班牙帝国。伊丽莎白女王先是利用海盗船骚扰、打击西班牙商船,后来又重创西班牙海军“无敌舰队”,西班牙近百艘战舰葬身大海,英舰队竟然无一损失。此事发生于1588年。自此以后,英国一举夺得海上霸权,350年内再无敌手。

当然,促进英国迅速崛起的,还有一个根本因素,那就是市场原则的确立工业革命的发生。

历史证明,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包括“自主行动的个人,以谋取利润为目标的行为动机,实现利润手段的合理化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竞争体系”(第1卷第1章第14节),欧洲航海民族是其首创者和第一批践行者。威尼斯人、弗洛伦萨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都可以列入此类。英国人之所以在这个群类中后来者居上,拔得头筹,不仅是因为他们战胜了西班牙,从而尽享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无限商机,而且还因为其国内经济、政治结构及国民心理早就为开发、利用这些商机准备了条件。“圈地运动”是新航路开辟后英纺织业发展对羊毛需求迅速增加的结果;“光荣革命”(1688年)后这个运动进一步得到议会的支持。被赶出土地的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又为即将到来的工业化准备了廉价劳力。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意味着英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形成。市场机制鼓励发明创造,于是英国人首创“珍妮纺纱机”(1764年)、瓦特的蒸汽机(1769年)。有了蒸汽机,才有火车、汽轮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人类由此进入“蒸汽时代”,英国人则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旗手。

英国人的海外扩张也在齐头并进,不列颠群岛正在变为大英帝国。但,成就大英帝国的,与其说是不列颠王室,不如说是全民行动。英国的扩张有深厚的民间基础,这与永乐皇帝式的郑和下西洋完全不同,突显海洋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迥异。决定因素自然是利益动机,这个动机以其最本真的形态出现,完全不必装腔作势、扭扭捏捏。英国王室鼓励民间的海外冒险,也给予必要的国家支持。以东印度公司为例,这本来是1600年在伦敦注册的一家私营公司,但获得了王室赋予的印度贸易垄断权,在其后的200多年时间里,这家公司竟成为印度的实际主宰者。北美、加勒比、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先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大英帝国真正成了“日不落帝国”。征服过程有时是和平的,有些则充满血腥。比如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者对反抗的土著进行了毫不含糊的镇压、杀戮。“英国人喜欢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的作用:英国保护着它已有的帝国,而在别人允许自由竞争的地方,它的贸易和文化只对这些人产生正面影响。英国的公民认为,英国只有自卫时才诉诸武力。然而英国从1783年到1870年在海外实施了几乎无间断的征服和暴力行为,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有案可查。”

我们不妨重温本书第一卷谈过的一个观点:征服者逻辑。那里笔者曾指出,对内实行民主制度和对外执行扩张战略的共存,是被称为制度现代化先行者的那些欧洲国家重要的国家现象,也是社会进化在政治领域内的一个明显悖论。所谓“征服者逻辑”的意思是:一方面,利益推动了殖民帝国国内的民主,促成了以昭示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制的萌生与确立;另一方面,民主又在帝国或民族国家水平上强化了追逐利益的驱动力和实施这种追逐的能力,而据弱肉强食规则展开的“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又与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人类共有的普适价值相冲突。(第1卷第2章第17节)

大英帝国恰恰是体现上述“征服者逻辑”最典型的国家。

 

中英冲突之源头

 

那么中英之间的碰撞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应该承认,在事情的最初阶段,英国人既是主动上门、建立关系的一方,又是长期“受气”、被“虐待”的一方,且不像对印度,英国人从无彻底“征服”中国的打算。二者的冲突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处于社会进化不同水平上的两种文明体之间较量的性质,同时又裹挟着“征服者逻辑”所包含的深刻悖谬

英国的第一条商船来到中国是1689年。此后100多年,英国人深受中国海关刁难和敲诈勒索之苦。 想挣大钱的英国商人并不灰心,锲而不舍,广州海关刁难得厉害就北上宁波寻找机会。北京则担心北方口岸靠海更近不易控制,助长“外夷”与国内“奸民”勾结,故提高宁波、厦门、上海口岸的关税,实为“不禁之禁”。1759年英商James Flint(中文名字洪仁辉)不顾禁令北上天津,控告广州海关腐败和法外课税,竟被官府判狱3年。北京干脆下旨嗣后广州乃为对夷人开放的唯一口岸。这就有了所谓“广州贸易体系”,其要点是:洋夷不得与朝廷官吏直接接触,以免有损国体;买卖一律由广州民间13家商人机构“十三行”代办;交易季节准许洋夷在广州指定区域入住,但家眷女人不得混入商馆;交易期截止洋夷需立刻离开广州,不得延误;洋夷不准用轿、不准外出郊游、不准与中国一般居民接触。清廷令地方官府如此安排,一方面原本就不认为对外贸易为己方所必须,不过是对洋夷的“恩赐”而已;另亦担心外人进来,勾结“奸民”,有伤风化,易生内乱,骨子里还是农耕文明拒斥外来东西的内敛化反映。

司法权方面,中国官府要求洋夷犯罪按中国法律处理。1784年英船Lady Hughes号鸣放礼炮时意外炸死两名中国官员,广州当局当即逮捕该船领班,包围商馆,中断贸易,直到英国人交出逃跑的炮手,领班才获释,而那位炮手被当即“绞立决”。站在英人角度,这种“中国式判决”及其连带做法(如动辄中断贸易)既粗野又不人道,令人无法忍受。

所有这些侮辱性限制、勒索和令人瞠目结舌的“司法行为”,促使英国官方下决心直接和北京联系,改变不合理的广州贸易体系,捍卫英人尊严和“贸易自由”。1792年,马嘎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被正式任命为“大不列颠国王特命全权派驻中国皇帝大使”,他的使命包括:说服中国政府让出一两片小块土地供英商居住,在那里实行英国司法管辖;达成一项商务条约,以便在更多口岸推进对华贸易;消除广州体系的种种歧视性安排;在北京设置英国外交代表。

这个使团1793年访问中国的结果尽人皆知:彻底以失败告终。在热河,马嘎尔尼虽然见到了乾隆皇帝,但老皇帝只把英使视为前来贺寿者(那一年乾隆帝已83岁),对其他要求一概回绝。乾隆的傲慢尤其体现在他给英王的“敕谕”上:朕虽然欣喜英王“倾心向化”、遣使前来的“恭顺之诚”,但派代表常驻北京却与天朝体制不合,“西洋诸国甚多,非至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又岂能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至于贸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显然,这是完全不同的逻辑中国皇帝压根儿就没把英国人视为平等交往的对象,“天朝上国”心态尽显。

23年后的1816年,英国再派使团来中国,同样被嘉庆皇帝拒之门外。

但英国人已经失去耐心了。这不但在于他们不能继续忍受广州海关的盘剥,更在于迅速发展的英国纺织业急需打开中国市场。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在盘算,中国上亿人口,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有干不完的活。1830年12月,广州的英国商人向英国下议院递交请愿书,声称该是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体面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了。

然而,使事情更加复杂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鸦片。

 

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

 

鸦片传入中国,大约在唐初,当时只是一种止痛药。随着近世鸦片越来越成为有闲阶层的“享受”品,鸦片的毒害也日益凸显。1729年,雍正皇帝就曾下令禁止销售、吸食鸦片。1796年,嘉庆皇帝亦明令禁止进口、种植鸦片。然而,东印度公司看到鸦片贸易的巨大利润,开始疯狂地、又是偷偷摸摸地向中国倾销鸦片。“偷偷摸摸”是指东印度公司知道贩卖鸦片违反中国法律也违背人类道德,所以大多假手英国散商去做。据载,英印向中国的鸦片输入,1821~1828年,平均每年为9000余箱;1828~1835年,为18000余箱/年均;1835~1838年,为39000余箱/年均。每箱平均价银约400两,1835~1838年每年总价值即约为1500余万两。鸦片占英印对华商品输出总额的50%以上,英印政府岁入的十分之一来自鸦片贸易。 而中国方面呢?鸦片贸易彻底扭转中国对英印原本的贸易顺差,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更严重的是,毒品泛滥在中国社会产生恶劣后果:“19世纪初叶的烟民主要是些富家子弟,但这种陋习逐渐扩展到各色人等中间,政府官吏、商人、文人、妇女、仆役、兵丁、乃至于僧尼道士。在1838年时,广东和福建两省的烟馆竟像英格兰的酒馆一样比比皆是。” 难怪林则徐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痛言,若鸦片不予禁绝,10年后中国将再无可以御敌之兵,且再无可以充饷之银。甚至有说中央政府官员中亦有10~20%的人在吸食鸦片,而全国烟民的总人数已达200万~1000万之巨。

明了上述史实,就可以理解钦差大臣林则徐1839年6月的虎门销烟何以被后世誉为英雄之举。 当然,站在英国政府和商人立场,事情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英在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即敦促英政府对中国展开报复行动,不仅是因为大批鸦片被焚毁,造成英方“经济损失”,而且因为广州英人商馆竟然被封锁长达6个星期,“这是对英国人生命、自由和财产采取的强盗行径”。 考虑到鸦片贸易本身的罪恶属性,英国人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此类声张显得滑稽、无力而虚伪。就是在伦敦大英帝国议会的舞台上,围绕是否应该就鸦片冲突而和中国开战,议员们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辉格党人马可黎强调不列颠“属于一个不习惯接受失败、屈服或耻辱的国家”,“必将强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数量震惊的赔款”;托利党人格兰斯顿则反唇相讥:“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令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但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

格兰斯顿显然站在历史正义一边,但辩论结果,托利党人的反战决议案还是以5票之差被否决。当时的巴麦尊政府不承认支持非法的鸦片贸易,而强调重要的是英国人已经受到侮辱。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在议会发表演说,声称英国国家尊严不容损害。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了。事后看,大英帝国有脸面问题,他们不能在世界面前“丢人”;但更重要的是利益,巨大的利益。如果仅仅是茶叶对纺织品,英方还会主动出击、不依不饶、最终兵戎相见吗?不会的。还是鸦片贸易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它已经成为英印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更何况到19世纪40年代,大英帝国对整个远东地区已经有了更大胃口和野心。

40年前马嘎尔尼访华虽然无果,但沿途考察已经探到中国的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这也让英国人对发动军事进攻有了信心。

1840年鸦片战争打响,清军果然不中用。英军16艘战舰、4艘蒸汽艇、28艘运输舰载着区区4000名英军士兵,竟封锁广州,北上舟山,9分钟炮击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这座城市,接着继续北上威胁天津,让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大为吃惊,不得已同意谈判。1841年战端又开,英军攻取虎门要塞,围困广州,又分兵北上,1842年6月占领上海,7月占领镇江,再次让清廷震惊,这才有了不能不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战争中,不但中方武器劣势尽显,且证明满清王朝游牧民族属性的严重退化。长期的安逸、腐化已经让当年的马上征服者再无斗志,以至兵不成兵,将不像将,不但在洋人面前一败涂地,也在汉人面前再再丢脸。而英军则是几百年战争打出来的,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又有工业革命装备的新式武器,两相比较,战争结果岂有他哉?

1842年8月29日双方在英国军舰上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要点包括:赔款2100万两银元(内含1200万军费赔款和600万被销毁鸦片赔款);废除广州的贸易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个口岸;割让香港;两国官员平等交往;核定关税。1843年10月8日双方又签署《五口通商附黏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英方领事可审判自己臣民(治外法权),英方享有最惠国待遇。对比可知,以上条约的大部分内容和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时的要求基本吻合,只不过当时清廷不予理睬,现在在英方炮舰之下不得不接受了,还要赔偿人家发动战争的损失!此外,被焚毁的鸦片要赔偿,但引发战争的鸦片贸易是否应该持续还是被禁止,条约竟然只字未提。显然,双方都在刻意回避。英方回避是因为英方当然要继续这不光彩的贸易(事实上,对中国的鸦片输出一直持续到1917年,用西方研究者的说法,这是“近代史上延续最久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犯罪活动”)。那么中方为什么要回避呢?

    《南京条约》是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就此而言,条约本身当然有其不平等性乃至不义性。但另一方面,条约迫使中国开放五口,从而开启一个农耕文明与现代世界接轨的进程,客观上又有进步性。近代以来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就是由此开始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又该感谢英国人。但是,当时的清廷统治者真的意识到这是剧变的开始、应该洗心革面奋力迎接么?非也。

 

清廷裹足不前的20年

 

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咸丰皇帝退走热河,这中间乃是清廷在世界大势和国家定位认知方面冥顽守旧、裹足不前的20年。这才是令后人掩卷长思、为之扼腕者。

在道光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看来,签署《南京条约》大体相当于中国传统上的“羁縻”之术。面对“狄夷”的骚扰和攻城略地,历史上的中国皇帝不是多次采用妥协手段(包括与对手和亲)而化解危机么?英国人如此看重贸易,恰恰证明其粗野,不懂天朝道德为上,给他点“好处”、使其不再“犯上”、“生逆”也就罢了,此即“羁縻”。按照这个逻辑想问题,清廷自然不会有任何进步。战争威胁消失,战败者就可以推翻原来的承诺,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鲜。1849年的清廷也是这么干的。《南京条约》早就规定允许洋人入住广州城,道光皇帝却给广州地方官员下密旨,支持他们对洋人的强硬政策,不准洋人入城,且相信这体现了“民意”。不错,1841年英印士兵在三元里抢劫庙宇、奸污妇女的行为激起广州民众对洋人的普遍反感和排外情绪,这是导致英国人迟迟不能进入广州城的重要原因。而民众的排外情绪恰恰呼应了皇帝自己的认知,因为皇帝也是排外的,二者在这里产生共振。道光皇帝奖赏对英强硬的地方官员徐广缙、叶名琛,给他们加官进爵,徐广缙赏戴双眼花翎,叶名琛赏戴花翎;又命令其他口岸地方督抚亦需对洋人严加管束,不可使其越界。就这样——正如近代史学者马勇所说——“《南京条约》带给中国走向世界的机会,因徐广缙、叶名琛,还有道光帝的愚昧而近乎丧失殆尽。”

1850年,道光帝崩,19岁的爱新觉罗奕詝继位,是为咸丰皇帝。但这位新皇帝对扑面而来的外部世界同样无知,对中国自身的危机同样无感,对危机中蕴涵的机遇同样无识,对英强硬则更甚之。咸丰皇帝甚至命令其他口岸把一切对外事务统统移交广州钦差大臣徐广缙处理。北京的强硬曾令伦敦政府考虑恢复武力报复,只是由于人事变更(外相巴麦尊的去职)才被推迟了好几年。

然而,外患未免,内乱又至。1851年,一个叫洪秀全的破落读书人竟然在广西煽动民众造反,且很快成燎原之势。民乱对清廷并非新问题,早在乾隆中晚期,随着腐败加剧、国势转衰,民变蜂起之态已显:湖南、贵州有苗民起义;川陕鄂豫有白莲教起义。乾隆深以晚年平乱不力为耻,甚至加速了他的衰老。其实,民变汹涌与乾隆信任、纵容大管家和珅颇有关。和珅“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很得乾隆帝赏识。利用皇帝赋予的大权,和珅大发民变财,派他的亲信出任民乱镇压指挥官,多报兵员、冒领军饷、假报军功,却在军事行动方面无所作为,以致民变如火如荼,到处蔓延,和珅则压着不报。嘉庆皇帝在老皇帝乾隆1799年2月归天后即刻严惩和珅,公开的理由就是“压搁军报,有心隐瞒”,“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实为其贻误军国重务,而种种贪黷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是以立即办理,刻不容贷。”

晚年乾隆、和珅与地方民变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满清帝国走向衰败的重要注脚。半个世纪后的太平天国之乱是这个衰败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这次民变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几乎要了清廷的命。如果看细节,历史充满了偶然。洪秀全、杨秀清起事时,未必有多大抱负,也无明确战略意图,如若打下广西首府桂林,没准就在此处做皇帝了。桂林没打下,才转攻湖南,反倒开辟出无限可能。1852年,太平军在湖南发布“奉天诛妖”、扫荡清廷的檄文,称“予唯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慨自满洲肆虐,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呼!”“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徵”,“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有能斩其首级来投者,或又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

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太平军克郴州、攻长沙、占岳阳、夺武汉,沿途不断有乱民加入,至武昌城破,太平军已达50万众,可见朝廷之不得人心。一支草莽起义队伍,转战数省,如入无人之境,清廷前后任命3位钦差大臣率兵围堵太平军,竟不能成,亦证清军之衰败、腐朽。太平军屠城武汉后,于1853年2月挥师东进,上千战船沿长江而行,遮天蔽日,气势非凡,4周即兵临南京城下。12天城破,钦差大臣陆建瀛被活捉,当即被枭首,3万多满人横尸街头。洪秀全建都南京,改名“天京”,随后派出一支不大的队伍北伐。没有全力部署北上,大概是洪杨犯的一个战略错误,否则清廷可能那时就呜呼哀哉了。但就是这支2万人的北伐军亦横扫山西、转战邯郸、直逼保定,以致北京城内竟有3万多大户拖家带口逃出城去准备避难。由于缺乏后续支持,孤军深入的这支太平军最终被僧格林沁围歼,太平军北伐主帅李开芳慷慨赴死。

就中国内乱而言,可以说,最后救了大清朝、让其又苟延残喘半个世纪的,不是清廷自身有多少长进,而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迅速腐朽。

洪杨等人出身低微,一朝革命成功,权力欲、享乐欲竟然如火山般爆发不可遏止。据时人记载,洪秀全的天王府“僭纵工役日必千人,已兴造年余,府前有牌楼一,上横四大字曰‘天堂路通’,大门额曰‘荣光门’,二门曰‘圣天门’,皆冠以‘真神’两字。两旁有栅,栅内横额数方,皆伪僚属所赞颂”。“伪殿尤高广,梁栋涂赤金,纹以龙凤,四壁彩画龙、虎、狮、象”。“内室多至千数百间,伪王娘以下被媵妾者一千二百余人,而侍女不与焉。洪逆既荒于色,深居简出,一切不闻问,于是东贼(杨秀清)渐跋扈不可制”。出身碳工、号称“九千岁”的东王杨秀清更是腐败得一塌糊涂。杨的宫殿“正九重天府”规模直逼天王府;杨“性尤淫纵,逼取民女未盈十七岁者三十六人为王娘”。“出必前后拥护数千人,金鼓旌旗之属凡数十事,轰雷耀日”。宫内则“尝造大床,四面玻璃,中贮水,蓄金鱼荇藻,枕长四尺二寸,此可见淫乱之一端”。 作文者显然站在清廷立场,视洪杨为“贼”、“逆”,但所述之事应不会错。另有时人总结曰:“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则徒立科条,军务则全凭文告,气脉不通,已成麻痹不仁之象,贼之灭亡,可烛照而数计矣。” 事实也正是如此。建都未几,天国内讧,洪秀全诛杀杨秀清、韦昌辉,连带其属下2万人被杀,石达开愤而出走,太平天国从此走上下坡路。这段农民起义包含的荒唐悖谬,本书后续卷章还会涉及、比较。

镇压太平军,也令清廷元气大伤。鸦片战争及赔款,已使清廷损耗巨大;太平军崛起后,短短两年时间,朝廷又为军事镇压花去2000万两白银。国库空虚,迫使清政府用各种手段增加收入,不仅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加到百姓身上,而且卖官鬻爵,竟至40两银子就可以买个“知州”(六品大员)。 所有这些,自然加快了晚清衰变的节律。

 

1860:屈辱还是进步?

 

回到外交问题。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1844年清廷和美国签署《望厦条约》、和法国签署《黄埔条约》,后两个条约均规定12年后的1856年应予修约。而根据《虎门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英国人声称也应该和美国人、法国人一样拥有12年后修约的权利。1854年,英法美三国公使向叶名琛提出修约建议,被叶断然回绝。1856年10月发生“亚罗号事件”,广州官府人员登上这艘在英国香港皇家殖民地当局注册的商船稽查海盗,英方以中方侮辱英国国旗、未经许可上船抓人为由,要求中方道歉,中方拒绝,此事成为中英再启战端的导火索。法国则以1856年一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杀之事为由,派出远征军参加对中国的报复行动。1857年12月,英法军队攻占广州城,叶名琛被活捉,押送印度加尔各答,后死在那里。英法军队甚至在广州建立管理委员会达3年之久,日常事务交满人巡抚处理,“它或许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

1858年4月,英法联军北上占领天津,要求进行修约谈判。伦敦给英国代表额尔金的训令中,除扩展商务、战争赔款等以外,特别强调要在北京常驻公使。而这恰恰是北京绝难接受者。咸丰皇帝想的仍然是“天朝上国”那一套,更何况还有朝鲜、安南(越南)、琉球、暹罗等国的使节继续来北京朝贡,有“洋夷”常驻北京,大清帝国的威严何在?脸面何在?这个脸面不但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这大概又和“部族政权的私心”有关,大清帝国建国200多年了,仍然担心在汉臣面前丢脸。但是,架不住英法炮舰威胁,清政府不得已于1858年6月26日与英国签署《天津条约》,稍后与法、美等国签署类似条约,同意各国公使在北京居住。这算是炮口下逼出的进步。如果清廷就此建立现代主权国家和国与国平等交往概念,不但接纳外使,也向外国派出本国公使(条约明确记载双方均可在对方首都驻节),本来可以较为平稳地进入现代世界,也避免了战争。用当时英方谈判者李泰国(Horatio Lay)的说法:“你们将肯定会看到,这项条款既对我们有好处,也将对你们有好处。良药固然苦口,但后果极佳。我的态度越是严厉,我对你们的贡献就越大。” 

可惜实际历史进程不是这样的。咸丰皇帝仍然不情愿让洋人在北京常驻,他甚至异想天开地给臣下讲,要以免除全部英人商品关税的代价,换取对方同意废除《天津条约》,尤其是废除英使驻京这一条,臣下极力反对才未果。谈判大臣桂良多方努力,终于与额尔金达成口头协定,只要英使在北京举行换约仪式时受到合适对待,英使可以考虑选择上海常驻而不是北京。然而,在来京换约的路线上双方又发生争执。清廷要求各国公使沿着番邦进京朝贡的路线(一条从渤海湾上岸后经北塘到北京的小路)走,无非是想给自己保留一点尊严。美国公使接受了清廷的要求,沿此路赴京换约,一切顺利。英法则坚持沿大沽经天津到北京的主干道堂而皇之地换约。这下激怒了僧格林沁等主战派,也让咸丰帝觉得退无可退。清军在通往内河的航道上设置大量障碍物,当英法军队拆除铁桩、木障,试图强行通过时,清军突然开火,重创英法联军,13艘军舰被击沉4艘、击伤6艘。这就是大沽口之战,时为1859年6月25日。这次胜利似乎提振了咸丰帝的信心,英法方面则从反方向下定决心,以战逼和,一定要在北京驻节。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挺进通州,威胁北京。9月14日,额尔金派巴夏礼等人赴通州与怡亲王载垣谈判。咸丰帝竟然下令扣留巴夏礼等英法谈判人员及随从共39人,又命僧格林沁对英法军队迎头痛击、不必客气。但这次清廷没有那么幸运了。八里桥一战,尽管僧格林沁的骑兵不可谓不英勇,但在装备精良的英法军队面前不啻为活标靶。结局已无任何悬念。

9月22日,也就是清军八里桥大败的第二天,咸丰皇帝携皇后嫔妃、随从大臣并皇宫禁军2000余人怆惶逃出北京,前往热河避难,留下恭亲王奕䜣与英法联军交涉谈判。联军发现被关押的39名英法人员已有多人被处死,愤怒之下以焚毁圆明园作为对清帝的惩罚。这座大型皇家园林历经康雍乾三代修建,富丽堂皇,内藏珍宝无数。它的被毁,成为中国“百年国耻”的象征。

10月24日,英军举行北京入城式,额尔金身穿鲜艳礼服,坐16人抬的大轿,在上千英军簇拥下进入安定门,直达紫禁城外中央六部之礼部门前,大概就是为了刻意挑战清廷关于外国使臣朝贡的规矩,尽显大英帝国威严。年轻的恭亲王奕䜣在洋人面前不失皇家贵族仪态和庄重,但也不得不忍受额尔金的傲慢。双方签字换约,且另外签署《中英续增条约》(即《中英北京条约》)。增加赔款不说,中国终于承认了外国使节驻京的权利。古老的中国朝贡体系和上国心态也由此开始动摇。

 

再论征服者逻辑

 

英国人用炮舰征服了清廷,本来是为了打破中国的贸易壁垒,开拓中国市场,如果用“帝国主义”形容之,充其量是一种基于利益扩张的“贸易帝国主义”。它甚至还有点“绅士帝国主义”味道,这不但在于英国人坚持在北京驻节除了便于和清廷打交道外亦有约束英国臣民的意思, 更在于英国人遵守信用,1860年在北京签字换约后,马上和法国军队一起撤出京城,这让中国人也感到意外。奕䜣等满清贵族和朝官看出“夷人”没有索要大清领土、颠覆大清江山之意,反倒觉得与太平军这样的“心腹之害”比,英人不过“肢体之患”,不足为虑,甚至可引以为援,去平定内乱。

英国对中国的利益扩张(至少在开始时)仅限于“强制做买卖”,这使“征服者逻辑”之用于中国,总的说是有节制的、相对简单的。大英帝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扩张往往呈现更深远的图谋、也带来更多紧张。比如中东。1850年代这个地区发现石油,这件事拥有的意义不亚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英国人最先意识到这种新能源具有的重大战略价值,1872年率先在波斯全境获得开采石油和其他矿藏的独家特权,为此不惜重金贿赂波斯王室。做成这笔买卖的人叫保罗·路透,大名鼎鼎的英国路透社即此人发财后创办。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与德、俄等新兴列强竞逐的加剧,英政府干脆买下英波石油公司51%的股份,以确保石油供应的安全。 用丘吉尔的话讲,同样的军舰,“石油给予的速度大大超过煤,而且能够大大提高加速过程”,而海军“寄托着英帝国的力量、威严、统治权和国力”,如果哪天英国海军战败,“最多半小时世界的整个前景就会改观”。 这就是英国必须垄断中东石油的原因。也正是在这前后,英帝国迅速扩大在东非、西非、西亚和东南亚的殖民地,原因是德、法两国的势力逼近,对一些地区提出主权要求,英不得不针锋相对,也对过去英国商人经商的某些地区提出主权要求。 这倒提醒我们,征服者逻辑中还有列强互动这个因素,1880年代至1900年代是列强争夺殖民地最红火的年代,也是丛林规则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凸显的年代。这个年代似乎印证了本书第一卷所言:当不同民族群体彼此相遇、发生关系时,民族群体只有利害的衡量,而鲜有克制自己利益冲动的道德理性。甚至,我们可以说,以集体形式(特别是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人性恶,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远比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植根于人类理性和社会性的人性善暴露得更充分、更明显、也更肆无忌惮。(第1卷第2章第17节)

但,也不尽然。20世纪的美国人创造了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国际关系准则,对此本书后文和后续各卷会有分析。现在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英国人亦曾表现出对征服行为的某种反省,特别是在大英帝国如日中天、尚未受到其他列强争抢、威胁的时候。英国人很早参与了奴隶贸易,这种罪恶活动始于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为始作俑者,地理大发现后此风更长。然而,是英国人把贩卖黑奴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显见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尚有十分野蛮的一面。过了两百年,部分由于宗教信念,部分应该归结于英国人现代人权意识的进步,民间开始形成强大的反奴隶贸易的声音。1807年,英国最先宣布废除奴隶贸易,1833年又宣布在大英帝国全境废除奴隶制(这比美国废除奴隶制早了32年)。据载这一年全英有150万人参加废除奴隶制的请愿活动, 这种情况在后起的其他列强国家绝少看到。大英帝国甚至在塞拉利昂建立新的殖民地,把被英国军舰解救的8.4万非洲人集中在这里,试图建立“开化西非”的样板。 虽然这个“特区试验”并不成功,却是对征服者逻辑一个不大不小的修正。

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国的对外征服行为,通常伴随着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和法治秩序的自觉的或不期然的辐射。在北美等白人移民殖民地,伦敦鼓励当地人建立责任政府和民选议会,也即移民自治,伦敦通过总督适当控制之,这是伦敦颇引为豪的体制。而在印度等非白人殖民地,殖民统治者也重视使用当地人、改善当地经济与法治状况、使当地“文明化”,因为只有“文明化”(好的法治和秩序),才有利于好的市场和好的税收(这两点对大英帝国都很重要),从而最终有利于征服者的利益。这又再次证明我们已经谈过的征服者逻辑中隐匿的另外一层重要含义:恰恰是在征服者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对被征服者实施压力和“改造”的过程中,无形中给被征服者以巨大推力,使其更快地(虽然是被动或半被动地)接受现代规则,与现代接轨,包括建立私有产权制度、法治体系、负责的政府、现代新闻和教育系统,等等,从而“有助于整个人类的自我实现”。印度是个例子。后来的香港也是。

可惜的是,19世纪中期的清廷对此全无意识。

当时的中国人尚没有能力理解这复杂世界的多重面向,没有能力区分中西冲突背后隐含的古今对立,没有能力体悟恰恰是在西方的咄咄逼人中其实有社会进化和制度现代化之现代人类文明的普适性因子在向中国招手。顽固地用前现代农耕文明的特殊性抵制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遍性,这再次凸显我们这个古老文明向现代过渡之艰难。(待续)

 

                                        张博树系本刊共同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战略分析》第12期   2019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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