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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国庆还是国难

2019年10月05日 中国治理, 历史 ⁄ 共 3986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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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育最早的国家之一,人口数量占全世界的近五分之一,土地面积世界第四,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少数核大国之一,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不了多少年GDP总量将跃居世界第一。这种国家的70周年国庆,自应不同凡响。果然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阅兵式,配合彩旗礼花、领袖演讲、爱国口号、各国贵宾、鲜花掌声,可以说是国威大振。

可是,中共的国庆安排,更像是办丧事呢:北京的核心地带提前一个月就禁鸽子、禁风筝、禁无人机、禁无线电设备,二环道路几乎被封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很多娱乐场所、饭馆、超市、酒吧被迫关门。一些居民区9月30号晚开始停燃气到庆典结束,临长安街的窗户要贴反光贴。核心的住宅区被隔离,有专门的守卫站岗。一些医院病房也被勒令不再接收病人,大型手术被叫停。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者被驱赶、被软禁、被旅游、被失踪。一幅进京安检的横幅上写着:“确保进入北京的人干净”——还能有什么人比中南海里的人更肮脏呢?极度神经质的安检,连著名的喉舌帮凶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这么规模超前的大阅兵,竟没有一个群众到现场看热闹。惊恐如四面楚歌,管控到万马齐喑,折腾得天怒人怨,不正是国丧的样子吗?

不过归根到底,“十一”也确实不是国庆,而是国难。1949年10月1日,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所谓“新中国”宣告成立,胡风兴奋地写下“时间开始了。”但开始的不是时间,而是人类史上非战争时期的最大规模、最可怕的人道灾难。

建政初期,被杀“地主”人数为100万至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为100万以上;“肃反”和迫害基督徒,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反右”运动,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多达200万。1959到1961年中共制度性人祸造成的大饥荒,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在三千万,很有可能在四千三百万以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于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人数估计三四百万,绝大多数人口受到波及。被毁坏的文物、古迹更是无法估量。1983年严打,8个月内至少两万四千人被处决,其中相当比例为冤假错案。六四屠杀,死亡人数在数千人之多,因为中共的档案封锁、销毁罪证,具体数字恐怕永远无法弄清。对法轮功的迫害导致数百万人被关押,20年来因受酷刑而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四千人。据美国国务院的资料,在一胎化政策被废除之前,中国每年堕胎2,300万例,平均每天有超过63,013名未出生婴儿死于堕胎,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屠婴战争。因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妇女、婴儿等死亡案例也极为普遍,这还不算计生政策带来的性别比例失调、老龄化、儿童教育等悲剧性后果。“改革开放”后,直接间接死于强制拆迁、城管暴行、警察暴力、监狱、劳教所、形形色色的黑监狱的中国人,直接间接死于贫穷、环境污染、有毒食品、毒疫苗的人,更是多到难以统计。
对被占领的民族来说,苦难又格外深重。中共对汉民族以外的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屠杀、同化、政治迫害和文化灭绝,延续至今。新疆集中营已经成为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至少153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政权,在人类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中共建政后,被杀死、被饿死、被迫害致死的人数,高达八千万以上。几乎所有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共政权的迫害。中共暴行之大之久,超过迄今为止的一切其他邪恶政权。
1949年,中国人被捆绑到一个由一党制、户籍制、极权意识形态、思想警察、军警暴力等组成的现代奴役体制中。据说是余英时先生的比喻:中国是天上的一架飞机,而共产党这个劫机犯把会开飞机的人全杀了,然后对其他的乘客说,你们现在都得听我的,否则大家都活不成。中共这个犯罪集团,打着外来的共产主义旗号,奉行邪教化的马列主义,遵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拿着苏联的卢布和武器,利用国民党抗日之机壮大力量(建政后毛共多次感谢日本皇军),大发国难财,最终劫持了中国,并开始了对中国长达70年的蹂躏和掠夺。没有任何力量比中共对中国社会、经济、环境、文化和精神的破坏更大。1949年绝对不是中国的诞生,而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的再次灭亡,而且是最惨痛的一次灭亡。
1999年国庆之夜,参加过1949年“开国大典”的李慎之,悲愤中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表达自己对共产理想的幻灭。转眼20年过去了,一样的整齐划一,一样的法西斯美学,一样的向人民炫耀武力。“阅兵是屠杀的另一种方式。”(许晖语)三十年前的屠杀和三十年后的阅兵,同一支军队,同一个广场,同一种恐怖,同一种对历史的蹂躏。六四屠杀三十年后,中共没有改弦易辙,专制却变本加厉。习近平修改宪法要做终身主席,全国上下大搞个人崇拜,抓异议人士,抓律师,抓记者,抓教徒;扩建集中营,加强封网,加快国进民退,对外四处挑衅。史无前例的“高科技极权主义”迅速成形:大数据、DNA采集、人脸识别、声纹识别、步态识别、网络监控、防火长城、社会信用体系、密布的智能相机等等,配合传统极权体制的秘密警察、黑监狱、朝阳群众、洗脑、煽动民族主义、劳改营、酷刑、失踪、政治株连,中共控制社会的密度和效率,恐怕远超希特勒和斯大林。现代高端的人工智能、互联网、数据技术和生物技术,被共产党活学活用来建立密不透风的全面监控体系——李慎之先生若泉下有知,也会感到震惊吧。

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辩。“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顾氏此论,仍未摆脱汉人中心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不过,我们如果把“天下”理解成一种普世的天道或人性秩序,那么1949年10月1日所象征的,就不仅仅是中国的再次亡国,而是人相食、悖逆天理、善恶颠倒的大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学者说共产党“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改天换地”(高王凌语)。

共产党对中国的祸害,绝不仅仅是屠戮生命、压制自由、掠夺财富、破坏环境和生态,而且在于更深层次地消灭人性、扭曲人格、腐蚀人心、颠倒人的是非观念。“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强盗逻辑、跌破底线的历次政治运动,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血腥、犬儒、仇恨、奴性和虚伪。到处是对权力和金钱的不加掩饰的贪欲,不择手段的官场恶斗,小人得志的暴发户心态,胜王败寇、以强凌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享乐主义、机会主义和无赖主义。以胜负来代替是非判断,以权力崇拜来代替独立思考,以精致的利己主义来代替独立人格,以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来代替自由和人道主义,以极权美学来代替真正的审美,这些正是新时代极权主义之下中国民众的精神景观。与中国一起沦陷的,是整个社会的理想信仰、道德标准和评价体系。
一个国家的根本使命和最大成就,乃是维护其人民的自由与尊严。而目前一个能够维护人民自由和尊严的中国,还没有诞生。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竟然说,“离开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好像祖国是共产党的禁脔。这种劫机犯逻辑,在连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都无法保护、连基本言论和信仰的权利都被剥夺的屁民面前,显得无耻又荒唐。多少中国的弃婴在西方成为冠军、议员和科学家?多少被迫流亡的异议作家、学者和人权捍卫者在国际上屡屡获奖?多少在中国被监禁被酷刑的人只有离开了中国才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人们恰恰可以对共产党说,“离开了暴力和谎言,你什么都不是。”
这是光芒万丈的时代,这是回光返照的时代。在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血汗工厂、官商勾结、腐败横行、自由丧失、贫富鸿沟和环境破坏。共产党把中国糟蹋的已经没有什么干净的河流,空气有毒,食品有毒,药品有毒,可怕的是人性也被深深毒化。当人口、土地、储蓄等要素红利和低人权的红利已经渐渐耗尽,人们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共政权的乐观预期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工厂和企业在离开中国,资本在外逃,暴发户和裸官在外逃,知识分子在逃离,中产在逃离,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雪山也要逃离,基督徒在逃离,穆斯林在逃离,甚至鸟兽也不例外。王力雄先生曾讲述他在中蒙边境地区旅行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动物受到汽车灯光或声音惊吓时总是往外蒙方向跑;中俄交界的地方,天上的鸟,河里的鱼,遇有异常响动都一股脑儿奔往俄罗斯的方向。
一个国家受到的最大戕害,乃是其国民的人格、人性、人心的彻底腐败,以及评价体系的颠倒。长期的信息封锁、言论控制、洗脑教育和民族主义煽动,使大多数人持有一种扭曲的历史观、国家观和国际观,愚昧犬儒,又狡诈圆滑;猥琐懦弱,又残忍好战;盲从狂信,又不信一切。他们是满嘴国骂的爱国小粉红,是跳忠字舞的大爷大妈,是砸日系车的愤青,是施暴的国保城管,是沉迷色欲的腐败官员,是制造假酒假药的商贩,是为党唱赞歌的御用文人和五毛,是21世纪的义和团和红卫兵。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美为丑,以丑为美;以正为邪,以邪为正。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薄熙来、习近平、申纪兰、司马南等等,都是中共驯化出来的典型人格样本。
1872年李鸿章感到中国将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个半世纪后,中国其实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国难”。这不是遇罗克、林昭、蒋捷连、孙志刚、杨改兰、聂树斌、于宙、李旺阳、刘晓波们的中国,这不是我的中国。当我批评中共,我被说成是背叛祖国;当我推动人权和民主,我被指控为颠覆国家,被停课、吊照、开除、软禁、绑架和酷刑;当我被迫离开中国,我的妻子女儿被中共列入不能出境的黑名单。我们其实要么是韭菜,要么是人质。
最可怕的专制,不是让人无力反抗、不敢反抗,甚至也不是让人不知被奴役、习惯了被奴役的专制,而是让人崇拜压迫者、诅咒反抗者并希望成为压迫者的专制。在飘扬的国旗下,在军队齐刷刷的正步里,在山呼万岁的声浪里,韭菜们深深爱上了镰刀,赞美着镰刀,并纷纷递交了成为镰刀的申请书。
今天,威武的军队再次踏过天安门广场,我感到的不只是深入骨髓的亡国之耻,更是公理颠倒、人性倾覆之痛。
                出处 :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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