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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武 : 中国社会民主党宣言  争鸣系列(一)之一

2019年11月21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50675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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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战略分析

 

争鸣系列Controversy series

                                                     (一)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主办

China Strategic Analysis Center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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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张博树      邓聿文

Editor in Chief :  Zhang Boshu             Deng Yuwen

社长:李伟东

President of the Journal : Li Weidong

网络编辑 :陈闯创   张杰

Website editor : Chen Chuangchang  Zhang Jie

 

国际书号 ISBN :978-1-7338157-0-3

网址 Website:zhanlve.ovg

电子邮箱 Email: zhanlvefenxi@gmail.com 

                 zhanlvetongxun@gmail.com

 

通讯地址 Address:PO Box 541578, Flusing, NY 11354, USA

电话Tel:1-646-406-9094

 

出版日:2019年11月20日

Date of Publication: Nov. 20, 2019

 

 争鸣系列(一)(总第1期)      2019年11月20日出版

 

编者按:中国战略分析编辑部近期不断收到一些投稿,有些稿件很长,甚至达到一本书的规模,观点各异。我们感谢朋友们的支持。由于中国战略分析季刊容量有限,经编辑部研究决定,不定期出版“中国战略分析·争鸣系列”,把无法纳入季刊发表的文章、书籍列入“争鸣系列”刊出。入选“争鸣系列”的标准是:文章(或书籍)符合中国战略分析和民主转型研究范围,立论严肃,有独到见解,富有建设性。

“争鸣系列”发表的研究作品不代表中国战略分析编辑部的立场。我们只是本着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积累知识素材和一代人的思考而建构这个平台。特此说明。

    本期选载来自中国大陆的汤武先生的长文《中国社会民主党宣言》,出于保护作者的考量,我们删除了文章的第八章。

 

 

                                             中国社会民主党宣言

 

                                                                                      汤武  著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和文化学

人性哲学、社会历史哲学、价值哲学

一、人性哲学

二、社会历史哲学

三、价值哲学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的特征

一、社会民主主义人性哲学的特征

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历史哲学的特征

三、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哲学的特征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

一、社会民主主义哲学与劳动哲学

二、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劳工文化)

 

第二章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

社会人的竞争合作

一、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二、共产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公有制、私有制和社会个人所有制

一、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片面强调

二、共产主义经济学对公有制和公有财产的片面强调

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对私有制和公有制二元对立的综合和扬弃

劳工经济的发展进程

一、劳工经济与劳工经济学

二、劳工经济的形态和阶段

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一、社会市场经济修正了自由放任经济的经济人完全竞争假设

二、社会市场经济改变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追求目标

三、社会市场经济扭转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

四、社会市场经济逐步缩小了自由放任经济的适用范围

五、社会市场经济加强了整个社会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制约力量

 

第三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学

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

一、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对抗性社会结构的形成

阶级分化与阶级矛盾

一、阶级划分和阶层划分的依据

二、阶级和阶层结构的演化

三、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

一、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二、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对立走向融合

阶层流动、社群自治和社会互助

一、阶层的广泛流动是消解阶级对抗的重要路径

二、社群自治突破了阶级和阶层的限制,大大扩展了“民间社会”的范围

三、社会互助和社会保险是社会团结的纽带和社会安全的阀门

 

第四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学

极权专制权治与宪政民主法治

一、极权、专制与王霸统治

二、宪政、民主与法治

宪政、民主、法治与自由、平等、正义

一、宪政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二、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民对平等的要求

三、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公正(公平和正义)

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谱系

一、左右划分的主要依据

二、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定位和相互关系

劳工政治:工会与劳工政党

一、何谓劳工政治

二、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关系

三、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

 

第五章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对立走向融合

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

一、早期时代

二、资本主义的四次大调整

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

一、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改造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两重性

三、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

四、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纲领

五、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和误区

六、市场社会主义

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国家的异化和畸变

八、欧洲共产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流

九、“老共产党”和“新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末流

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的再定义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和互补

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题之一:社会资本主义

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题之二:资本社会主义

五、社会资本主义与资本社会主义的异同    

 

第六章  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上)

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西学东渐中同时来到中国

二、三民主义和自由主义染上了社会主民主主义色彩

三、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力量

四、社会民主主义在国共内战中夭折

共产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

一、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专制主义

二、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专制主义

三、崩溃时代极权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

 

第七章  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下)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一、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

二、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一次高潮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民主党与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

一、劳工运动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宪政民主革命的主体序列和路线图

三、宪政民主革命的左右两翼: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

四、社会民主党与新共产党将会发生长期的拉锯战

五、宪政民主左派和宪政民主右派应结成反对极左派和极右派的战略同盟关系

 

 

一轮朝阳,社会民主主义的朝阳,正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19、20世纪,它曾经照亮了西方世界,深度渗透到西方世界的精神与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之中,推动西方世界由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单边统治,转变为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双边竞合共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和各个社会阶级多边竞合共治。

    在自然世界,照亮地球的太阳只有一个;在人类世界,照亮精神与社会生活的太阳不止一个,神灵崇拜、宗教信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宪政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意志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都曾经像太阳一样向人类发光发热。它们有时此起彼伏,有时又交相辉映,轮流或共同指引人类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竞争者,作为极左专制主义和极右专制主义的反对者,就是现代、当代和未来很长时间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力量。

早在100多年前,它就已经来到中国了,然而,为什么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其名,更不知其为何物?

对于这样一束熄灭了很久的火种,我们凭什么可以充满信心地宣布,它即将像壮丽的日出一样蔚为大观?

    

第一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和文化学

 

任何一种经济政治社会运动,都具有一定的哲学和文化内涵,自由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是如此,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是如此。

 

人性哲学、社会历史哲学、价值哲学

 

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性哲学,认同人皆具有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的人性假说。

 

一、人性哲学

 

1、善性与恶性

我们把人皆具有的自主、独立、求真、务实、互助、合作、勤劳、节制、创造、超越、仁义、慷慨、宽容、慈悲、爱美等等天性、潜能、需求和倾向,称之为人的善性;把人皆具有的依赖、奴从、怯懦、蒙昧、虚妄、仇恨、攻击、傲慢、妒忌、贪婪、恐惧、懒惰、纵欲、残忍、恋丑等等天性、潜能、需求和倾向,称之为人的恶性。

在历史上,性善论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前一个方面,而性恶论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后一个方面。但实际上,任何人都同时具有两个方面,只不过在有些人那里,善性压倒了恶性,他们依次被称之为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在有些人那里,恶性压倒了善性,他们依次被称之为大奸大恶、枭雄、坏人;在更多的人那里,善性与恶性处在一种未展开的混沌交织状态,他们被称为好坏参半的庸常之人。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过程,那就意味着,人性的变化总的来说具有善性不断强化、恶性不断消退的趋势,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庸常之人将会成长为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并且对大奸大恶、枭雄、坏人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这绝不是一个自动的、必然的直线进化过程,事实上,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人性大退化的时期,甚至我们自己还亲眼目睹了、亲身经历了惨烈的人道大灾难。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崩溃、改朝换代时,都有数千万人(有时高达总人口的2/3)死于非命,人吃人、率兽食人现象反复出现;到了20世纪,竟然还有数千万人死于黑色法西斯主义暴政和侵略,上亿人死于红色共产主义暴政和侵略。每念及此,我们不仅对人类的进化深表怀疑,甚至对人类的未来深感绝望。今天,足以毁灭人类和地球数十次的核武器,作为人性恶的集中体现和实体化,就像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高悬在人类的头顶;今天,地球上实际上只有一半的国家和人口实现了宪政民主,另一半国家和人口仍然处在形形色色的极权专制与威权专制之下,也就是说,只有在一半的国家和人口,人性善压倒或控制了人性恶,而在另一半国家和人口,人性恶还在压倒或控制人性善。人类实际上走到了一个真正的十字路口,人类能否抑恶扬善、弃恶从善,尚有诸多不确定,仍是未知之数;没有任何必然性和客观规律能够保障人类臻于至善之境,善恶之争其实是人类自己与自己的斗争,最终结果取决于人类自己。

2、生物性与创造性

人类来自于自然界,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是自然因果链条的一个环节。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因此,植物和动物所具有的本能和本性,人类也无不具有。人也具有一切生物所具有的自我保存和繁衍的本能,或生存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人的生物性,因其具有适应环境和保持现状的特点,我们也把它称之为人的保守性,亦即人性中趋于保守的维度。

然而生存固然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却不是进化发展的动力。人类进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猿揖别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本能和本性,这就是人的创造性、超越性和自我实现性,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打破现状、改造自然、挑战环境、探索未知的需要、潜能和冲动,人类正是依靠这种最初很微弱后来愈益强壮的本性,才把自己从一个弱小的物种变成了地球上最强大的、不仅统治了地球而且正在向外太空拓展的物种。

在很长历史时期,生物性在人性结构中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一切人类活动,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交往、文化创造活动,都是围绕着物质需要、生物需要的满足这一焦点和轴心展开的,创造性这一新的本性和本能,与其说是作为目的,不如说是作为工具和手段而得到保存和发展的,它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壮大和丰满起来,并终于率先在小部分杰出人物那里获得自为目的、自求满足的特性,成为他们生活的第一目的,成为他们人性中的第一需要。人类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杰出人物创造性的高度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的变革,推动了精神文化的繁荣昌盛。

最近几百年来,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数十万年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应该说,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相当富裕的生活,吃穿住行等物质需要、生物需要的满足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只要物质资料的分配问题也像物质资料的生产问题一样得到彻底解决,那么整个经济问题这个一直困扰人类的首要问题,也将得到彻底解决。一个极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人用于谋生的劳动时间急剧减少,相应地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在大大增加。于是一个人类从未遇到过的重要问题就变得非常现实和急迫了:在大量自由时间里,人们应该和可以做什么?

如果人的创造性等高级的本性和需要不能普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本性和需要,那就意味着,大量的自由时间,就会浪费在生物性等低级本性和需要的满足上了,人类文明就会失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动力机制了。发达国家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节点上,那就是必须普遍实现以生物性为主导的人性结构向以创造性为主导的人性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当然,这个问题只是在发达国家才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些国家也就二三十个,其人口大约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5%,其他国家以及其余85%的人口,仍然处于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物质需要的满足问题、谋生问题、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经济问题,仍然是最主要的问题,他们仍然不得不为基本的生存、安全、繁衍而辛苦劳作,甚至不得不展开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残酷的丛林竞争。

3、个体性与群体性

任何一个人,首先是一个个体,具有个体存在必然具有的个性、特殊性、独立性,具有自私、自利、自主、自立、自尊、自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等等本性、需要和潜能。与此同时,任何一个人也都是某个人类群体的一份子,具有群体存在必然具有的共性、普遍性、社会性,具有无私、利他、互助、合作、联合、团结、仁爱、博爱等等本性、需要和潜能。

这两方面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而又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结构性张力关系,只有个体性而无群体性或者只有群体性而无个体性,都是不可思议的。区别只在于,在有些人那里,个体性占优势,在有些人那里,群体性占优势;在有些人那里,个体性和群体性冲突得很厉害,在有些人那里,个体性和群体性能够达到一种很好的融合。个体主义、个人主义突出强调个体性而相对忽视群体性,群体主义、社会主义突出强调群体性而相对忽视个体性;极端的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与极端的群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则干脆否认对立面的存在。

上述这种一般的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也是抽象的,它只是深入具体地理解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结构关系和历史行程的逻辑前提,而不是这种理解本身。需要深入具体地加以解释的是,个体性和群体性在人性进化过程中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是必然冲突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必须并且可以结合的?

必须承认,个性、个体性相对于共性、群体性而言,具有一种Ontology(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这倒不是像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那样,在发生学意义上指认个体先于群体、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就像群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发生学上指认群体先于个体、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这两种说法就像断言鸡先于蛋或蛋先于鸡一样,都是不能成立的。毋宁说两者是同时出现、同时演化的。此处所说的个体对于群体在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是就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言的,也就是说,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个体的行动、个人的首创精神是整个共同体和全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和发动机。一般而言,个体是相对积极、主动、能动、活跃的,而群体是相对消极、被动、受动、稳定的,这种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判断大抵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任意截取某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固然可以说任何一个个人都是既定环境和先前历史条件的产物,但如果说个人仅仅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那么历史就会停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了。人类历史之所以具有“发展”和“进步”的性质,就在于总是有某些个人率先站出来改变环境、挑战权威和成规、突破共同体的限制、创造新的文明因子,他们或许失败了,或许被共同体当作异端摧残和消灭了,然而,在他们的感召和示范下,更多的个人站出来了,他们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终于改变了环境,重构了社会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说,共同体并不创造什么,并不提供历史的增量,而只是保留了个人活动的成果,只是容纳了历史的存量;创造历史的、提供历史增量的,永远只是活生生的个体,正是他们率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才推动了老共同体的瓦解和新共同体的形成。

每个积极意义上的个人都是现存生产力所无法限死、现存社会关系所无法穷尽、现存文化所无法窒息的、包含种种内在激情和可能性的特殊实体,他的内在需要和本性推动他不可遏制地去改造环境,去创造新的生产力、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文化。个人的这种独一无二性、不可还原性和创造超越性,就赋予他以历史本体论即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优先地位。

那么如何解释在某些历史时段某些共同体的倒退和毁灭性败坏呢?关键在于那些集中了恶性力量的大奸大恶、枭雄和坏人,积极主动地发起了攻击和破坏,他们裹挟和绑架很多胆小懦弱的民众,扫荡和摧毁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人类文明成果,与此同时,那些集中了善性力量的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却没有来得及有效地聚齐和组织起来,并带领民众抗击和阻止历史的大倒退。在这里,个体的选择仍然是决定性的力量。如果说积极意义上的个人推动了历史的进步,那么也可以说消极意义上的个人拉动了历史的倒退,正是那些恶性大于善性、破坏性大于创造性、索取大于贡献、消费大于生产的恶劣个人,不满足于社会结构停留在某一静止状态,他们带领很多平庸保守的消极个人,推动社会结构回到过去的历史阶段。这正好反向、逆向证明了个体性优先于群体性的原理。

无数这样的时间节点构成了人类曲折向前的历史主线。其实,在原始人类那里,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处在一种未展开的、混沌模糊的状态中,个体固然是极为贫乏弱小的,群体也是极为狭隘封闭的。原始人甚至没有“人类”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他们分布在广袤大地的各个角落,在很小的血缘关系的范围内勉强生存,彼此将周围的人群视之为像其他动物一样的狩猎对象,战争、抢劫和杀戮几乎成为他们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许多浪漫主义者对原始社会的田园牧歌式的想象相反,原始的血缘群体固然是弱小个体赖以存在的依靠,其实也是一座座关押个体的铁笼。正是无数逐渐积累起力量的个体一波又一波追求自由与发展的积极行动,逐次冲破了血缘、地域、等级、阶级、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相应的信仰、法律、道德、习惯的禁忌,在无数个方向和无数条线路上交流与融合,形成了更加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联系,形成了更大的社会共同体。以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为标志,地球上终于出现了完整的人类概念和真正的人类意识,实现了由无意识的、自在的人类世界向有意识的、自为的人类世界的转化。

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我们会发现一条概率很高的统计规律:正是对个性和个人自由的追求,才促成了广泛和深刻的社会联系的出现,凡是在个体高度独立自主的地方,就出现了群体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反之,伴随着个性萎缩和个人自由缺乏的,倒是群体的狭隘和封闭,在那些把群体的秩序和稳定看得高于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的地方,反而出现了群体的衰落、停滞、虚弱和落后。由此可以验证个性、个体性、个人自由相对优先于共性、群体性、社会联系这样一条存在论和本体论的原理。

自然不能由此得出个性、群体性、共同体、社会联系可有可无的结论,它们只是相对的消极被动而不是绝对的消极被动,它们自身也具有积极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义,这不仅表现在个人的形成必须接受历史文化遗产和现实社会资源上,也不仅表现在更好的共同体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推动、支持、鼓励、保护个人,并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个人成长为优秀个人上,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优秀个人冲击旧的共同体并建构新的共同体的过程中,本身也必须组织成为一个行动共同体,一个改革或革命的团队,在这个团队中,共性和群体性,与其说是与个性和个体性截然不同的性质,不如说就是个性和个体性的延伸、放大和扩展,是个性和个体性的融合、凝聚和升华。虽然说在改革或革命的团队中,仍然存在个人自由和个人首创精神的空间,但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理想、共同规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仅是对个性的消极限制,也是对个性的积极引导和伸张。

 

二、社会历史哲学

 

1、人性的演化与社会历史进程

人的本质不断外化、物化、对象化为人的活动和存在方式,人的活动和存在方式不断内化为人的本质;人性哲学探究的是人的潜在的、内在的、可能的方面,社会历史哲学探究的是人的显在的、外在的、现实的方面,也就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相互关系,即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社会结构,以及它们的历史发展趋势。

每一代带着一定的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的人们,展开一定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交往活动、文化活动,形成一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交往关系、文化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就是所谓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它们一旦成型,就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划定了人们行为的界限和规则,在这些界限和规则内,人性的需要、潜能、内驱力、创造力得到满足、发挥、发育、积累、成长,直到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容纳不了的程度,社会改革、变革、革命就到来了,旧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就被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所取代。

人的本质,在其实现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这句话来源于亚里斯多德的潜能与现实、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与存在相互关系的学说,但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共产党国家,却被简化为、庸俗化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把人的本质等同于存在、把潜能等同于现实了。固然。人的本质不是一个抽象的幽灵,而总是必须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正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相互作用的现实场域,人的本质才得以孕育、生长、激活、丰富和发展,但可能性总是比现实性大一点,内在、潜在的本质总是比外现、显现的存在多一点,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人类总是不满足于现状、为什么总是要追求比现在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总是为理想而奋斗这一基本的事实。

素质决定论、人性决定论、要素主义,把人性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的常数和元素,既看不到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人性所起的激励、褒扬、导引、保护作用,也看不到坏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人性的压抑、禁锢、扭曲、戕害作用;与此相反,制度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结构主义,把人性归结为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既看不到坏的制度、环境、社会结构是由坏人建构并由好人改变的,也看不到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是由好人构建并遭到坏人破坏的。

对人性当然不能绝望,但也不能寄予过高的希望,必须高度重视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建设。在历史上,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外部的和内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种种原因,只占人口少数的坏人往往会抢得先机,以高度组织起来和武装到牙齿的力量,把专横的权力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建立起一种控制全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暴政,并保持和巩固其统治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在这期间,整个民族和社会的人性遭到大规模的败坏、出现大规模的退化。

幸运的是,任何一种暴政统治并不能永远继续下去,即使是为了维护其长期性,或是为了降低这种统治的代价和成本,它也会逐步向民众松绑和让步,它也会变得松弛和萎缩,而民众的人性水平就会趁机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暴政统治出现全面衰落和危机的时候,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历史机遇,那就是只占人口少数的好人,只要能够高度组织起来并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唤醒和召集广大受害的民众,也足以摧毁曾经不可一世的暴政统治,建立比较进步、宽松和开明的政治制度,甚至建立现代的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的保护和激励下,全民族和社会的人性水平很快就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2、以善性、恶性的实现程度和力量对比为坐标的历史分期

善恶二性是人所固有的本性,最蒙昧野蛮的人类也具有善性,最文明美好的人类也具有恶性;最凶恶残暴的个人也具有善性,最纯洁善良的个人也具有恶性。这是一个一般的判断。

在具体的个人和具体历史时期的人类身上,善恶交织的情况相当复杂,大体而言,具有善性大于和控制恶性的人格结构的人算是好人,具有恶性大于和控制善性的人格结构的人算是恶人;善性控制恶性、好人控制坏人的社会算是好社会,恶性控制善性、坏人控制好人的社会算是坏社会。

这种说法还是很抽象,让我们更为具体地指出,基于人性恶的暴力和欺诈控制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社会结构,是坏的社会结构;基于人性善的生产力、真理和正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主导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社会结构,是好的社会结构。坏的社会结构是战争劫掠经济、极权专制权治和愚民文化的组合,好的社会结构是市场交换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组合。

以此为坐标,我们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传统蒙昧野蛮时期和现代理性文明时期。这当然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并不等于说在传统蒙昧野蛮时期就没有基于人性善的市场交换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雏形,在现代理性文明时期就没有基于人性恶的战争劫掠经济、极权专制权治和愚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形态;正如传统时期已经出现了雅典民主、古罗马共和、英国宪政、意大利城邦共和,在所谓现代时期,全世界甚至还有高达半数的国家和人口还生活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制度之下。

这里涉及一个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人说是生产力,有人说是理性和科学技术,有人说是宗教信仰和道德,有人说是市场竞争,有人说是英雄人物……于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一元论历史观。这些历史观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们强调的各种力量的确都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夸张一种不及其余并且把它当成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不对了。实际上,不仅各种力量都在起作用,而且不同历史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力量也不一样,并没有一种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始终的根本动力。现代各种一元论历史观,不过是古老的一元论世界观、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变种。举个例子说,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解释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固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就把握了整个社会历史的真相。

引人关注的是,各种一元论历史观大都强调的是种种人性善的力量,而很少直面人性恶的力量,即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也观察到恶性、恶行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但在他们的一元论直线历史发展模型中,那只是一种非结构性的扰动因素,不足以动摇生产力、理性、道德等等善的、好的力量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决定作用。倒是马基雅维利、孟德威尔、拉罗什富科、萨德等人直面了人性恶的存在,但他们的言说大抵只限于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文学领域,还没有上升到社会历史哲学的高度。

人性恶的集中体现就是暴力和诈力。暴力、杀戮、肉体伤害和强制,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直接伤害、剥夺和控制,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恐惧;欺诈、狡计、谎言,是对人的精神、意识、意志的操纵、灌输和塑造,会让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和压迫。暴力与诈力、大棒与胡萝卜、刀与花、毒药和蜜糖又是相互强化和放大的,历来是极权专制统治缺一不可的两类大杀器。项羽和范增,一个拥有强大的暴力,一个善于用计,但他们不能结合,结果统统死于兼有暴力和诈力的刘邦之手。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暴力和诈力不仅仅在国家权力的建立和维护、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中起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地渗入经济和文化生活,决定着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流通和分配,决定着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的制造、交流、传播和分享。还是以刘邦为例:他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像哥哥一样勤治家业,遭到父亲的责骂和嫌弃,等到他做了皇帝,坐拥整个天下,就得意地问刘太公,现在我们兄弟几个谁的产业更大呢?这个例子形象生动地说明,暴力和诈力以及凭借它们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曾经是比生产力、经济力、科技力、文化力更大的力量,提着脑袋打天下、两把菜刀闹革命、战争和劫掠,比和平勤劳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大的例子是,马其顿蛮族征服了希腊,日耳曼蛮族征服了罗马、蒙古族和满族征服了汉族、纳粹帝国一度征服了西欧、苏联帝国数十年间征服了东欧并间接征服了中国。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吴思把这种现象精彩地概括为“血酬定律”,他把暴力冒险、拼命流血获得的报酬称之为血酬,在暴力和权力通吃的社会和时代,这种报酬甚至远远大于劳动的收入、土地的租金和资本的利润。在这里,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基础决定论就完全失效了。

从传统蒙昧野蛮时代向现代理性文明时代的转化,关键就是要让暴力和诈力从根本上退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让经济生活成为非暴力、非欺诈的过程,让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和交换,成为经济领域的决定力量;让政治生活成为非暴力、非欺诈的过程,让共和取代独裁,让和平理性的、数人头的政治博弈取代你死我活的、砍人头的权力斗争,让宪政、民主、法治成为政治领域的基本规则;让文化生活成为非暴力、非欺诈的过程,让信仰的和平共处、思想的自由竞争、学术的平等交流、道德的多元互补、艺术的百花齐放,成为文化领域的主流和常态。

上述历史分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如下的历史分期:远古人性具有原始的丰富和完整,恶性是潜在的和被压抑的,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是人性恶的大爆发,人类处于普遍的异化和非人的状况,在坏到极点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救世主,那就是恢复和集中了全部人性善的无产阶级,祂发起了最后一次解放全人类的阶级斗争,最终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实现了像天堂一般的共产主义。这种人性学说和历史分期存在很大的问题,由于在逻辑上没有确认善恶二性普适于所有人和人类始终,因此看不到原始人性中存在的粗陋、丑恶和野蛮,也没有看到人性善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积累和发展,随之又凭空虚构一个无产阶级救世主拯救了整个人类,并认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再也没有人性之恶了。

3、以生物性和创造性的实现程度和力量对比为坐标的历史分期

迄今为止,人类整体上仍然以生物性为主、以创造性为辅,生物需要、物质需要仍然是人的第一需要,因此物质财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费仍然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焦点,不管这种占有、分配和消费是以暴力、权力为主导的方式实现的,还是以生产、经营、交换为主导的方式实现的。这当然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因此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无不呼唤更高的人性水平,启蒙运动开始构想一种以审美、艺术、游戏为主的生活方式,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则提出了劳动和创造应该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命题。继承了这些思想遗产的马克思,把受物质需要驱动和支配的人类活动叫做谋生活动,把人们受外在目的规定和驱使而争夺生活必需品的状态叫做必然王国,而把此一时期的人类历史叫做人类史前史,与此同时,他热烈地展望,在未来人类那里,劳动创造活动本身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人类因此而进入自由王国和真正人的历史。

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历史分期: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和真正人的历史。

如果马克思的这种分期能够成立的话,其实恰好否定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的普适性,因为唯物史观最多只适用于他所说的必然王国和人类史前史,而适用于自由王国和真正人的历史的应该是另一种历史观,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人本主义(简称人本史观)。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如物质需要、经济必然性、物质生产劳动、物质资料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国家等等,都只能以另一种比重和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人本史观之中;正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生长出人本史观,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生长出人的发展的必然性,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生长出自由王国。

马克思所展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本质的特征其实不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和按需分配,而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不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拥有和享受,而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抛开本身就不能体现马克思真正意思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概念不论,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和真正人的历史两个时期的做法能够成立吗?如果说仅仅是要表达以生物性为主要驱动机制和以创造性为主要驱动机制的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鉴于自由正是在必然王国中生长起来的而自由王国中也有必然性的作用,鉴于生存竞争时代孕育了人类创造性而自由创造时代包含人类生物性,鉴于“人类史前史”也是人性之善的发展过程而“真正人的历史”也不可能彻底灭绝人性之恶,人们对马克思这种简单的两分,就不能做极端的、一刀两断、截然两分的理解,而应该警惕和消解其中所包含的乌托邦幻想

一部分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也预言“经济奇点”的到来,他们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的某一个时点上,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极其丰饶的物质财富,会轻而易举地满足人类的生物需要和物质需要,为争夺生活必需品的生存斗争将成为多余,一直困扰人类的经济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从而成为次要的社会问题,财产拥有民主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将会成为现实,绝大多数人不用从事具有谋生性质的“劳动”、“工作”、“职业”,就能够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依照传统经济学的界定,他们将会成为不能甚至无需就业的失业人口,在大量的自由时间里,他们应该和可以做什么呢?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消费娱乐、混吃等死吗?那会是另一种令人恐怖和绝望的生存状况。只能是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更富有精神内涵和创造性质的事情,也就是马斯洛所说的满足人的高级需要如自我实现需要的事情,这也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人本身的生产或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以自我实现、人本身的生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条件下,的确,社会结构或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等等,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都必须推倒重来。比如所有制或产权制度,如果仅仅是指生产资料的归属,那么在巨大规模、超高科技的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即所谓“经济领域”,生产资料其实必须并且能够以公有制为主。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所谓经济领域只是人类生活中较小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和更广的领域是人本身的生产;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创造活动、人的个性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最不适合于所谓“公有制和计划模式”的,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才能适合和促进“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现在的人类其实是无法作出具体规定的,最多只能做一些猜想和推理而已。

4、以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实现程度和力量对比为坐标的历史分期

人类历史,如果以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坐标,可以划分为群体禁锢个体的时代和个体构建群体的时代,人们分别用身份和契约、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奴役压迫和自由平等、极权专制和宪政民主等等概念来描述这两个时代的区别。

马克思喜欢使用黑格尔的三段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此处第二大形态,指的是资本主义,按马克思的划分,是从人的依赖关系到自由个性的过渡阶段,按我们的划分,已经属于个性初步得到自由发展的阶段了。因此,我们认为它不单独构成一个大尺度历史时期,并且不属于群体禁锢个体的时期,而属于个体构建群体的时期。

我们曾经说过,个体性对于群体性而言,从人类历史本身发展的眼光看,具有存在论或本体论的优先性,然而人类史来自于自然史,在其挣脱自然史而进入人类史的过程中,从自然那里继承下来的恶性、生物性、群体性,曾经长时间对于新生的善性、创造性、个体性,具有发生学和力量对比上的优先性。

群体优先于并禁锢个体的时代,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自然血缘关系,这是直接从动物界继承下来的,在这里,个体性、创造性、善性其实是很微弱的,个人还没有剪断与共同体的脐带,并且像牲畜一样依赖于血缘群体;第二个阶段叫做统治服从关系,这时候人们虽然冲破了血缘关系的束缚,但又进入到由暴力和欺诈建立和运行的权力关系、等级关系的束缚之下,王权制、封建制、奴隶制、农奴制成为基本的社会制度。

个体优先于并建构群体的时代,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形式的自由平等阶段,即在宗教、哲学、法理和文化上宣布了以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为轴心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宣布了所有人的自由平等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所有人的生命、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初步建立了与权力垄断经济相反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与极权专制权治相反的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但在新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经济政治势力和文化偏见仍然在发挥作用,资本及其经营管理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和优势地位,资本力量和政治法律文化力量的结盟所形成的社会强势地位,使得工人阶级等劳动人民处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弱势地位,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包括经济上平等交换、参与企业管理和分配、得到公平报酬、获得休息和劳动安全、举行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政治上选举和被选举、集会、游行、示威、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权利,以及信仰、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精神文化生活的权利),或者被限制,或者因为缺乏实现条件而成为纸面的、虚拟的权利。的确,形式上普遍而实质上只由少数人享有的、特殊的自由民主,正像马克思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还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第二个阶段叫做实质的自由平等阶段,即所有人不仅在形式上、法律上而且在实质上、实际上享有人权和公民权利;社会不仅宣布每个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而且为实现这些权利准备和提供条件。比如,在政府与公民关系上,不仅要取消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财产、性别、种族、文化程度的限制,而且要实行义务教育、免费或廉价医疗、廉价住房和社会养老,使境遇最差者也免于贫困和恐惧,使他们不会困于赤裸裸的生存而失去自由时间、社会交往空间和精神发展机会,使他们具备时间、兴趣和能力等参与公共生活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上,要矫正特定历史条件下资强劳弱、资贵劳贱的倾斜格局,通过企业产权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保护劳动者的团结、组织和集体行动权利,通过政府的劳工政策、国家的劳工立法以及整个社会劳工文化的发展,落实和扩大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从而形成一种实质上自由平等的、公正的劳资关系。马克思的问题不在于指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狭隘性质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专政性质,而在于否定了它们下沉到劳动大众并形成全民自由平等和全民民主的可能性和通道,并主张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标准划分的三大阶段(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与他的另一个著名的、以物对人的隶属关系为标准划分的三大阶段(原始公有制和血缘氏族社会——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公有制和共产主义社会),大体上是一致和同步的。但后一个三段论实际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存在纯粹的群体所有制阶段,也不存在纯粹的个体所有制阶段,而只存在以群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体所有制为辅的阶段和以个体所有制为主、以群体所有制为辅的阶段,这是上述群体禁锢个体和个体构建群体两阶段论的具体表现。

在自然血缘关系中,以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为主,以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为辅;在统治服从关系中,大家族、贵族、地方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以及相当部分劳动者(奴隶、农奴),由小家庭和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制和工商小业主制处于次要和辅助地位。

农奴的解放、工人获得人身自由和劳动力所有权、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转,标志着个体所有制、私有制的普遍发展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也正因为私有财产基础的急剧扩张,共同体财产、公有财产虽然在结构上、比例上、相对数量上大大下降,但在总量上、绝对数量上却水涨船高,规模惊人。

可以预见,在人类匮乏和经济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个体所有制、私有制,尽管会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但相对于共同所有制、公有制,还是具有经济上以至道德上的优越性,因为私有制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可以通过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社会再分配来有效地缓解,公有制却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经济效率低下以及公有产权代表蜕变为极权专制力量的问题;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按需分配得以实现的情况下,虽然物质生产资料的公有和计划配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在全社会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等于实现所谓共产主义,因为一个比经济领域更为广阔、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生活领域,即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显然只能适用人格、人性资源、精神(理性、情感、意志)和创造力量等等的个人所有制,只不过那时候的个人,用马克思的话说,不再是孤立的单个人,或狭隘自私的利己主义个人,而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即高度自我现实和高度社会化的、扬弃了利己和利他的对抗性冲突的个人。

 

三、价值哲学

 

价值或意义,是人的内在本性的外化和客体化,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和潜能的实现。由于内在向外在、潜能向现实的转化,一定是通过欲望、诉求、愿景、目的、理想这些中间环节的,价值因此也就处于永恒的主客转换的成长和变化过程之中,人们对价值的界定和追求,人们的价值观,本身也构成价值生成史的一个环节。价值就是对价值的追求,包括已经得到的价值和尚未得到的价值。

按照人的本性和需要的不同序列,价值也分为不同的序列。

真、善、美

真善美是满足人的善本性的行为和事物,是正值;假恶丑是满足人的恶本性的行为和事物,是负值。

真是对真相的认识,即真理,具有合规律性;善是对道德的遵守,即伦理,具有合正义性;美是真与善、真理与伦理、合规律性与合正义性的统一,是最高的行为境界和存在状态。真善美是最抽象意义上的普世价值。

假是对真相的遮蔽和扭曲,是谬论和谎言,具有反规律性;恶是对道德的破坏,是暴力和残害,具有反正义性;丑是假与恶、谎言与暴力、反规律性与反正义性的统一,是最低的行为境界和存在状态。假恶丑是最抽象意义上的反普世价值。

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即使在假恶丑横行的世界,真善美也在顽强生长和发展,即使在真善美充溢的世界,也很难根绝假恶丑的存在。

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真善美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假恶丑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物质贫乏和精神贫乏。

满足生物需要的价值叫做物质财富、生命价值、生存价值。人类永远是生物和动物,因此物质财富、生命价值、生存价值对人来说也是永恒的正值。与之相反的是匮乏、贫穷、疾病和死亡等负值,它们是人性中与生物性、生命性相反的另一种自然本性即无机性、有死性的实现,尼采称之为衰落的本能、颓废的本能、自我毁灭的意志、求虚无的意志、趋向死亡的意志,弗洛伊德则简单地概括为死本能。

满足精神需要、创造需要的价值就叫做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发展价值。人是创造者、自我实现者和自我超越者,对人来说,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发展价值,理当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即使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生命价值和生存价值,也有赖于积累更高更广的精神财富、文化价值和发展价值。与之相反的负值是愚昧、偏见、欺诈、撒谎、抢劫、盗窃、剥削、迫害、虐待、奴役等等精神恶疾、文化垃圾和反人类行为,它们是人性中的盲目性、惰性、奴性、攻击性、破坏性等恶性的实现。 

自由、平等、正义

真善美体现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自由、平等和正义;假恶丑体现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奴役或不自由、等级或不平等、不公或非正义。

自由首先和实质上是个人的自主、自治、自立、自为、自制、自强、自尊、差异、竞争、活力、效率、强健、卓越、优秀、丰富、发展等善的个体性、个性、自我性、特殊性的实现;平等主要和实质上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谦让、包容、团结、仁爱、博爱、互助、合作、共和、共存、共享、共济、共富、共荣、共赢等善的群体性、共性、社会性、普遍性的实现。由于个体性对于群体性具有相对优先性,自由价值对于平等价值也具有相对优先性,但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不自由的平等是一刀切的平均主义和铁板一块的整体主义,而不平等的自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和冷血残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所谓正义、公平、公正,就是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之间的一种合理的张力和平衡状态,是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平等的自由是每个人都享有的实现和发展个性的自由,自由的平等是承认差别和竞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平等。二者共同构成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所说的正义两原则:

第一条是自由优先原则或平等的自由原则:每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最广泛的自由,这种自由以不妨碍他人同样的自由为前提。

第二条是自由的平等原则或差异原则:(1)可以有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但必须有利于境遇最差者的最大利益;(2)可以有职位和工作性质的不平等,但必须在机会均等的规则和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

经济学上的拉弗曲线是正义两原则的一个生动例证:税率太低,意味着自由度太高而平等度太低,这时候少数人捷足先登并形成垄断地位,而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压制住了,从而造成社会财富总量和税基的缩小;税率太高,意味着平等度太高而自由度太低,少数人投资、经营、劳动的经济性和创造性被强制性削平,而大多数人被激发和养成懒惰、机会主义、坐享其成、吃大锅饭的不良习惯,这同样造成社会财富总量和税基的缩小。只有在适中、适宜的税率下才会达到社会财富总量和税基的最大化,同时也达到自由与平等处于均衡的正义或社会公正状态。最正义的状态其实是效率最高的状态,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自由价值相对优先,但平等价值也不能化约为、还原为、归结为自由价值。如果说,人格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资格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与自由是一致的,那么起点或条件的平等与终点或结果的平等,就会与自由原则发生很大的矛盾,这时候就需要在两者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和平衡。问题在于,哪怕是完全公平的竞争,其所产生的结果的较大以至巨大的差异和不平等,通过历史的积累和传承,也会转化为起点的不平等,而起点的不平等预先赋予了一部分人的优势地位和另一部分人的劣势地位,从而使人格、权利、资格、机会的平等沦为空谈,甚至会固化为特权等级制度。因此,如何通过对竞争结果的再分配来限制竞争起点的不平等,就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该深刻考虑和精心解决的问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自由、平等和正义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成为普世价值,在很长历史时期,它们在人类价值谱系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最初甚至只是作为特殊价值而得到艰难发展;自由、平等、正义虽然具有悠久深远的人性和自然根据,但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备具有的、现成的、不劳而获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它们恰恰是漫长历史进化的产物,是人类长期追求和奋斗的结果,并且永远必须为其繁荣和发展而不懈努力。

实际上,作为自由、平等、正义反面的奴役、等级和不公,在人类价值谱系中长期保持着主导地位。这还得回到恶性强于善性、坏人控制好人的蒙昧野蛮时期和善性强于恶性、好人控制坏人的理性文明时期的历史分期。

犹如自由是优良个性的实现、平等是优良共性的实现、正义是优良个性和优良共性的同时实现,奴役是恶劣个性的实现、等级是恶劣共性的实现、不公是恶劣个性和恶劣共性的同时实现。所谓恶劣个性,是奴性、攻击性、惰性、破坏性等恶性元素占主导地位的个体人格;所谓恶劣共性,是封闭性、排外性、板结性、僵化性等恶性元素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人格。当具有恶劣个性的恶劣个人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奴役或不自由就出现了;当具有恶劣共性的群体人格占据优势地位的时候,等级或不平等就出现了。奴役是一些人具有任意妄为的特权,而另一些人则沦为形同牛马和工具的奴隶,最多勉强维持生存;等级是依据严格的上下尊卑秩序维系共同体的存在,一旦没了等级控制,共同体就土崩瓦解。奴役指个体的存在状态,等级指群体的存在状态,而不公或非正义,则是指个体与群体的综合存在状态。

在蒙昧野蛮时期,自由、平等、正义只能在奴役、等级和不公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的夹缝中生长和发育,经过千万年的积累,终于像朝阳一样喷薄而出,照亮了整个人类世界。作为人类艰苦奋斗的成果,它们是已经获得的、实然的价值;作为仍未臻于完善并仍然受到奴役、等级、不公力量侵蚀和破坏的价值,它们是尚需扩展的、应然的理想。自由、平等、正义的实现,是一个永无穷期的追求和奋斗过程。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的特征

 

在一般的人性哲学、社会历史哲学、价值哲学层面上,主要作为一种经济政治社会学说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保守主义(权威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其他学说,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大家都承认一些基本的元素,差别在于各自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并因此而形成不同的结构图式和历史预期。原典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了经济史观、共产主义、具有科学外观的乌托邦主义与人本史观、人道主义、现实可行的社会主义两方面的思想资源,前一方面被“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国际、东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发扬,后一方面被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发扬,在历史上,这两股思潮的斗争甚至超过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是一种竞争和合作的关系,而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几乎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一、社会民主主义人性哲学的特征

 

关于人性的哲学,自由主义片面强调人性之恶的自发消解和平衡,而忽视对人性善的信任和发扬;片面强调人的生物性、生存竞争和经济属性,而忽视人的创造性、自我实现和超经济属性;片面强调个性和个人自由,而忽视共性和群体团结。共产主义则把人性善、人的创造性、人的共性夸张到应该和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的地步,夸大到假大空的狂热虚妄程度,从而远离了人性的实际,一旦运用暴力和强制力将这种“伟大、崇高、光辉灿烂”的理想付诸实施,必定并且已经制造出血淋淋的人间惨剧和人间地狱。

与这两个极端不同,社会民主主义在承认人性恶的力量的同时,也特别重视调动、培育、激励、张扬和发展人的尤其是普通人的性善的力量;它在关注人的生物性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人的创造性以及每个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在尊重人的个体性的优先地位的同时,也特别致力于重新阐释和构建人的共性、群体性、社会性,尤其是倡导普通人的互助、合作、联合和团结,以弥补其历史地积累下来的个体力量的不足,同时推动所有平庸的个人转变为优秀的个人。

 

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历史哲学的特征

 

自由主义从其原子式个体这一基本的逻辑预设出发,提出一些五花八门的社会历史观,有的人主张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动物史观,有的人主张唯心主义、自由意志论、文化决定论和英雄史观,有的人主张天赋人权的自然法历史观,有的人则干脆否认社会历史哲学的任何可能性,以多元性和偶然性之名,拒绝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历史发展趋势做出任何解释和预测。与此相反,共产主义则遵循其整体主义、本质主义、结构主义、一元论、决定论、直线进化论的逻辑预设,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解释,提出了从原始社会出发,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历史路线图,并自称已经达到了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认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的基本要点可以归纳如下:

1、社会民主主义综合了自由主义和原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一方面肯认个人为终极的社会历史主体,另一方面也认为个人不是原子式个体,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即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个人;他们既具有不可还原、不可替代的独立自主性,又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人性和个性力量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消极到积极、由弱小到强大、由封闭到开放、由贫乏到丰富、由片面到全面的演化过程;他们是社会结构赖以形成的原点和轴心,也是历史演变的原动力和发动机,但社会结构也规定、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空间和选择机会,历史演变也不以任何一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个人、个体相对群体、整体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但社会历史的真实运动发生在个人与群体、个体与整体的相互作用之中,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均不能单方面揭示社会历史。

2、社会民主主义不接受一元论、决定论和绝对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认为推动社会历史演变的力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来自潜在人性层面的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等等内驱力,而且来自现实存在层面的暴力和诈力、生产力和经济力、精神力和文化力、自然力和社会力、内力和外力都在发挥作用,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成为某种决定一切、推动一切、创造一切的本原和本体力量;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接受多元论、偶然论和相对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而认为所有的力量都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并且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性质相关的力量组合会成为主导的力量,决定、规定、限定其他的力量——在早期历史阶段,由恶性、生物性、群体性和暴力、诈力形成的力量组合,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在近现代历史阶段,由善性、生物性、创造性、个体性和生产力、经济力形成的力量组合,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可以展望的是,在未来更高的历史阶段,由善性、创造性、个体性、群体性和精神力、文化力形成的力量组合,会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力量。

3、社会民主主义整体上持一种历史进化论或进步主义历史观,认定善性终将战胜恶性,创造性终将大于和强于生物性,优良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终将驾驭恶劣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终将取代假、丑、恶、奴役、等级、不公而成为普世价值,人类历史总的来讲是一个向前、向上的发展过程,虽然说目前尚有半数国家和人口生活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之下,但在质量和力量对比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和强势地位,这让我们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发展充满信心。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不是直线进化论和单向发展论,绝对不会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神明般的力量会保障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历史就像一列沿着既定轨道从原始社会深处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列车,我们每一个人只需要打一张车票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历史上曾经很多次出现社会的崩溃和解体与文明的倒退和灭绝,也不能排除人类死于自己制造的毁灭性核武器和毁灭性环境灾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人类死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变的可能性。

 

三、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哲学的特征

 

自由主义对真善美的理解,偏重于利己主义的视角,意识到这可能诱惑和引发人性之恶,因此非常重视契约、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和激励;自由主义也把经济价值放在首位,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价值都是围绕着经济价值来展开的。与此相反,共产主义对真善美的理解,偏重于利他主义的视角,意识到顽强的自私自利的阻挠,因此格外强调精神、舆论和道德力量的约束和激励;共产主义也宣称要超越个人对经济价值和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把整个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放在首位。

与此不同,社会民主主义从利己与利他动态平衡的视角去理解真善美的价值,对人性恶和假丑恶的力量,主张同时从契约、制度、法律和精神、舆论、道德两个方面加以制约;社会民主主义注重以政治民主推动经济价值和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以社会的力量制约市场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又提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问题,提出以人本身的自由发展作为市场经济的首要目标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伦理。这也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人本史观和人本主义价值观的改造和扬弃。

在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更加强调自由的价值,至于平等的价值,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并入自由价值,甚至被严厉否定;在此前提下,自由主义提出的公平、正义、公正理论,基本上就是把正义理解为个人自由的边界和自由人之间的共同游戏规则,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不是从自由与平等两个价值之间的平衡来考虑正义问题的,我们从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与诺齐克的获得的正义和转让的正义理论,就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一些自由主义者也说到平等,但基本上理解为人格、资格、权利、机会的平等,对起点和结果的平等三缄其口、不置一词。比他们更为重视平等价值的自由主义者,像穆勒、罗尔斯这样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其实也可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了,或者说左翼自由主义者其实就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与自由主义恰好相反,共产主义显然是把平等作为第一价值,至于自由的价值,不是被看轻,就是被归结为平等,甚至被彻底否定。马克思有许多关于自由的论述,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是以个人自由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他其实继承了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很多思想资源,共产主义对他是一个不太合适的、名实不副的能指,用以指称他所说的自由王国和真正人的历史。真正原教旨的共产主义,是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在它们那里,个人自由被彻底否定,平等价值沦为平均主义、整体主义和极权主义,它们所理解的公平正义就是这种否定自由的平等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哲学,确认自由优先的原则,但让平等紧随其后,而正义就是自由与平等两者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平衡。鉴于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率先出现并成为主流思潮,占据优势地位,晚出一点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在原理上也承认自由价值的优先性,但为了获得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等地位,就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平等价值的弘扬上;鉴于自由主义基本上是拥有较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精英阶级和阶层的价值观,而劳动大众和底层民众却全面处于弱势地位,为弱者代言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很长时间也就着重强调平等价值而相对忽视自由价值,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蔚为大观的时候,才重申适用于包括底层民众在内的每个人的自由价值的优先性。

哲学家不一定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一定有系统的哲学思想,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政治社会思潮,的确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哲学资源,这从一些著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如伯恩施坦、考茨基、饶勒斯、阿德勒、西德尼·韦伯、罗素、拉斯基、杜威、张君劢、张东逊、罗隆基、坦尼鲍姆、加尔布雷思、缪尔达尔、熊彼特、勃兰特、帕尔默、阿玛蒂亚·森、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德、吉登斯、皮卡迪等等的著述,都可以看出来。本书对社会民主主义哲学思想的表述,并不是对这些思想家们的哲学思想的系统的学术梳理和总结,这将是一项洋洋百万言的专题研究的任务,但本书站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思潮之间表述的这些哲学思想,应该说具有某种结构性的优势和方位上的准确性,这些思想将会被贯穿到后面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论述之中。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

 

    一、社会民主主义哲学与劳动哲学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是从劳动者视角出发建立的人性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们进一步可以把这样一种哲学称之为劳动哲学或劳工哲学。劳动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上升到人性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劳动哲学。是广义的劳动哲学,它着重研究劳动的本质和功能、劳动者的本质和特征、劳动与人性、劳动与人权、劳动与价值、劳动在社会分工和合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异化和劳动解放、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等一般的问题;狭义的劳动哲学,是介于最抽象的哲学世界观(包括存在论、人性论、价值论、认识论)与具体的劳动科学(如劳动关系学、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政治学、劳动伦理学、劳动心理学、劳动美学、劳动教育学、劳动法学等等)之间的一门中介哲学、部门哲学,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位置相当于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管理哲学、科技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等等哲学分支学科的位置;它在广义劳动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劳动与产权、劳动与资本、劳动与管理、劳动与科技、劳动与政治、劳动与社会、劳动与文化、劳动分工与劳动协作、工会运动与合作运动等等的相互关系。

 

    二、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劳工文化)

 

    在人类文化体系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帝王文化、贵族文化、暴力和战争文化、政治和权力文化、财富和资本文化长期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虽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力图代言劳动者,虽然劳动者也分散地、自发地创造出一些文化产品,但劳动文化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本身被框定和禁锢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下而得不到独立自由的发展。直到近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劳动文化才真正浮出历史的水面。

    回顾历史,最初,劳动与文化两者处于原始的统一之中,但也包含了对立的萌芽,主要表现在少数劳动者的精神发展和文化创造要求与原始劳动共同体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分工、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出现,劳动与文化处于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但这种对立也不是绝对的对立,两者之间仍然具有统一的一面,主要表现是劳动和劳动者仍然拥有对文化的需求,而文化和文化人也仍然在通过一些有限的途径反哺劳动。在这一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劳动与文化重新得到统一的、合二为一的要求,出现了劳动文化化和文化劳动化的趋势,于是,“文化劳动”与“劳动文化”的意识和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了。

所谓文化劳动,就是劳动的文化化或向文化的提升,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化含量和文化水平的劳动,也就是具有较高主动性、积极性、精神性、创造性、自我实现和自我享受性质的劳动,是与简单劳动相对而言的复杂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对而言的智力劳动,与异化劳动相对而言的自主劳动,与谋生劳动相对而言的自由劳动。

所谓劳动文化,是扬弃劳动与文化的对抗性冲突的另一向度,是文化的劳动化或向劳动的回归,是一种伸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伸张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文化,是一种弘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主体、精神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一种与官僚文化、贵族文化、地主文化、资本文化等统治阶级文化相对立的劳动者和平民大众的文化,是一种属于劳动者(of the labor)、依靠劳动者(by the labor)、为了劳动者(for the labor)的文化。有了这种文化,劳动者和工人阶级才能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才能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才能具备与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政治博弈的文化条件。

    在内容构成上,劳动文化是一个以劳动哲学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包括各种文化要素、层面和环节在内的文化结构和文化体系:

1、劳动哲学(劳工哲学意识)

劳动哲学是劳动者对世界、社会、历史、人生的基本看法,即使是一个不识字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脑海中也一定具有诸如此类的看法,这是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基本信念、解释、希望和理想。诚然,在千百年来阶级对抗的社会,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灌输到劳动者的头脑中去,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但是,在长期的劳动创造过程中,在长期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在长期改变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过程中,劳动者们也积聚和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生活智慧和哲理,并通过种种民间文化形式表达出来了。劳工学者有责任把这些民间劳动哲学思想总结起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劳动哲学思想体系,并且为整个劳动文化提供人性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基础。

2、劳工经济意识

劳工经济意识是劳动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经济生活的看法。从内容上,劳工经济意识包括劳工对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经济发展趋势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与劳工对自身经济地位、经济权利、经济前途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从层次上,劳工经济意识包括劳工个体的经济意识和劳工阶级的经济意识。传统的劳动经济学也会顾及到劳工经济意识,但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更多地把劳动作为一项客观的生产要素,研究其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方法论上忽视劳工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对于劳动经济关系的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劳动经济学长期以资本及其经营管理作为经济结构中的主导要素,隐含或公开宣示资本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而把劳动要素仅仅看作是劳动力商品。因此,就有必要建立和发展一门基于劳工经济意识的劳工经济学或工人经济学,从劳工立场出发重构劳动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

3、劳工政治意识

劳工政治意识是劳动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的看法。从内容上,劳工政治意识包括劳工对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发展趋势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与劳工对自身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利、政治前途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从层次上,劳工政治意识包括劳工的微观政治意识与劳工的宏观政治意识。劳工政治意识是劳工文化的重要方面,是劳动者要求提高和保障其政治权利、改造劳动政治关系和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主张和呼声。我们可以把劳工政治意识的系统表达称之为劳工政治学。

4、劳动心理(劳工心理体验)

劳动心理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之中发生的一般心理活动和个性心理特征。劳动者不是机器,而是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等种种心理活动的生命体。究竟在什么样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才会感到自由、愉快、心理健康、精神和谐呢?究竟需要创造什么样的劳动条件、建设什么样的劳动管理、从事什么样的劳动内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和发展起来呢?另一方面,劳动者本身要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心理调整,才能适应客观的劳动规律和要求呢?这些都是摆在劳动者和整个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主流的劳动心理学在美国又叫做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在英国又叫做职业心理学,在南非又叫做工业心理学,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又叫做工作与组织心理学,主要研究甄选与安置、训练与发展、绩效管理、组织发展、工作生活质量、劳动效率与劳动健康等问题,基本上是站在资方的立场上研究劳动心理,因此,作为劳工文化之重要方面的劳工心理学,当然应该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消灭病态的和异化的劳动,为劳动者的心理和精神健康,为劳动者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5、劳动伦理(劳工道德意识)

劳动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绝对基础,因此,尊重劳动是人类的一项首要的美德和道德命令,勤劳敬业和勇敢创造成为第一项劳动伦理;劳动过程是一群人乃至无数人的分工协作,因此,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就成为第二项劳动伦理;劳动既是谋生手段,又是发展自己体力和智力、天赋和才能的基本途径,因此,自食其力与自我实现就成为第三项劳动伦理;当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运用暴力、欺诈等种种手段肆意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和权利、破坏了上述三项基本劳动伦理时,那么,反抗压迫和剥削,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就成为第四项劳动伦理。劳动伦理或劳工道德意识也是劳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劳动伦理,就只能接受权力伦理或资本伦理的支配和奴役。劳工伦理学,作为一门系统发展起来的人文科学,要总结和提升民间劳动伦理,倡导更为先进的劳动伦理,为劳动者的解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道德支持。

6、劳动美学(劳工审美意识)

劳动审美是劳动者阶级在漫长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审美需求、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和审美标准的总和,劳动美学是研究劳动与审美关系的一门学科。关于劳动审美,马克思的精辟论述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首先,劳动过程作为人类自由自觉的类活动,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也就是人类既按照自然界的规律性又按照自己的目的性进行生产,并且使两者达成一种奇妙的统一,这种奇妙的统一就是美的;第二,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中,人可以直观到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产生一种自我确证和自我享受,而这正是一种最本质的美感享受;第三,正是通过漫长劳动过程的改造,人的五官感觉由自然的器官变成了人化的器官,变成了灵巧的四肢、能观赏美景的眼睛和能欣赏音乐的耳朵,等等。正是在长期劳动审美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劳动美学才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

7、劳动文学(劳工文学)

劳动文学首先是劳动者在漫长劳动过程中用文字形式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民谣、民谚、诗歌、小说、散文等等,近现代以来,诗歌、小说、散文成为劳动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劳动文学中,劳动者的审美意识、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观念等等,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和表达。在草根劳动者原创性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一部分知识分子加入了劳动文学的创作队伍,产生了像哈代、高尔基、斯坦贝克、肖洛霍夫、老舍、周立波等等劳动文学巨匠。

8、劳动艺术(劳工艺术)

劳动艺术首先是劳动者在漫长劳动过程中以视听形式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曲艺、工艺、相声、小品、戏剧、电影等等,近现代以来,尤以音乐、绘画、戏剧、电影成为劳动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在草根性劳动艺术作品的感召下,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劳动艺术的创作队伍,出现了像卓别林、奥尼尔、布莱希特、柯勒惠支等等劳动艺术大师。

9、劳工文化传播

劳工文化产生以后,必然要通过各种媒介、媒体、手段、工具、通道、渠道等等在劳动者内部和整个社会范围内得到传播。从前,由于报纸、出版、广播、电视等主要的传播媒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劳动者要进入其中门槛太高,因此,劳动文化作品就只能够得到一些零散的传播,甚至很多优秀的作品因此而失传了。互联网和多媒体的革命正在改变这一切。现在,受过中等文化教育的劳动者,也能熟练地掌握手机、电脑、照相机、摄像机,会制作各种各样的数字产品,通过网络社区、博客、微博、微信等等向整个社会乃至向全世界传播。这就为劳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劳动者及其知识分子代言人应认真研究这一新情况,抓住这一新机遇,为劳动文化的传播打开最为广阔的通道。

劳动文化学(劳工文化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紧紧抓住劳动的精神性、主体性、主观性方面,依据一定的哲学价值观,立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把劳工意识和劳工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强烈价值取向的劳工文化体系。

 

第二章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

 

自由主义、原典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各有自己的经济理论,社会民主主义也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其主要的范畴是“社会人的竞争合作”、“社会个人所有制”、“劳工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

 

社会人的竞争合作

 

一、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是经济人之间的完全竞争。

首先,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共享“经济人”或“理性自利者”假设,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这一假设给予了最初的表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这个假设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1、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并且力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土地所有者追求地租的最大化、企业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劳动者追求工资的最大化,其他经济主体如消费者、自耕农和手工业生产者、自由职业者、文化人、政府官员,也无不利用手中的资源,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他们的区别只在于行为的方式和结果上,而不在行为的动机和动力上。

2、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并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任,而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自然权利这个前提,就事先限定了个人权利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个人是完全自由的,越出这个边界侵犯别人的权利和利益则是不被允许的。

3、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本质上都能够成为理性的自利者,如果损人利己,通过侵害他人而得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只能取得眼前的和短期的成功,长期来说,会出现两种不利的结果:一是因为受到他人强有力的反击而被迫把自己侵吞得来的利益吐回去,二是所有人或很多人像狼一样长期相互争斗,最终同归于尽,自己和其他人一起陷入毁灭。

4、经济人、经济实体和经济领域本质上具有非政治性、非道德性、非意识形态性,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完成财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功能,对内遵循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法则,对外适应价格机制,形成一个自身完整的、独立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经济领域,经济人和经济实体可以在经济生活的边界之外,在工作和职业生活之外,成为教堂的礼拜者,成为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中的道德楷模,成为艺术品的收藏家,成为慷慨捐赠的慈善家,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则只遵循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而拒绝来自外部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

由上述具有自利性、独立自主性、理性、非政治非道德性的经济人组成的经济世界,就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或纯粹竞争市场,在这里,存在着非常多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和数不清的消费者和购买者,任一卖者和买者对于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均不能控制,买卖双方对价格都无影响力,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 产品价格只能随供求关系而定,企业的任意提价或降价行为,都会招致对本企业产品需求的骤减或利润的不必要流失。

从理论上说,完全竞争市场相对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更能够促进微观经济的高效率运行,更能够促进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消费需求满足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他经济学流派很快就发现和指出了完全市场竞争预设和模型的缺陷:

1、在现实经济实践中,即使存在着大量小企业的竞争,市场中的商品价格仍然可能相对较高,这是因为小企业不能进行规模生产,生产成本高,小企业也无力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生产的效率难以有较大的提高。

2、完全竞争市场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为无数小企业在技术进步和外来干扰的冲击下很容易在竞争中失败,在它们被迫退出市场时,其具有专用性的设备与劳动力在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也被迫停止使用。

3、完全竞争市场中完整信息和知识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在一般情况下,生产者对其市场地位、发展方向以及影响市场的各种因素的信息和知识,都不可能完整掌握,消费者也不可能全面掌握特定市场上全部产品的价格、品质等方面的情况。

4、最重要的是,完全竞争一定会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形成不平等的、等级固化的经济结构,但自由主义者虽然正确地提出政治领域的无赖假定,主张把权力关进笼子,却无视经济领域的人性之恶,无视资本和财富集中对自由、平等和正义所带来的危害。

总之,完全竞争市场只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种理论假设,是他们进行经济分析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它只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近似地出现过,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普遍模型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与共产主义乌托邦相反的另类乌托邦构想。

 

二、共产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针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共产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论预设,即道德人假设和非竞争完全合作模型。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奴隶经济也好,封建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资本主义经济也好,都是有产者剥削无产者的阶级的压迫经济、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唯一、真正自由平等的经济只能是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竞争的共产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其基本的逻辑和历史前提是,无私、利他的道德人取代自私、利己的经济人,完全合作取代完全竞争,道德人的联合体取代经济人的市场,按劳分配取代按资分配,直至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

 

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主体和经济领域性质的基本预设,处于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和完全竞争模型与共产主义的道德人假设和完全合作模型之间,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社会人假设和竞争合作模型。

相对经济人和道德人而言,社会人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1、社会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止于合理和满意的程度,并不一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进入到竞争性市场经济之中的人,作为一个经济主体,主要的动机当然是获取较多的经济利益(地租、利润、工资),但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他们往往以达到相对的、自己感到满意的利益为限,并不追求最大的利益:一是在人们内在的需求结构中,并不只有生存、积蓄、致富、享乐层面的物质性需求,还有尊重、友爱、创造、自我实现层面的精神性需求,当人们追求一种经济利益,会冒着失去尊重和友爱的危险,或必须付出牺牲自己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机会的代价时,他们很可能会降低对于经济利益的期望值,而倾向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并有时间和条件去满足自己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不是片面地追求财富量的增加,而是追求生活质量,或者一种叫做“幸福”的价值;二是在客观的外部社会环境中,当竞争主体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时,由于“最大化”缺乏客观尺度而取决于主观评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强有力的人剥夺弱小的人,或者发生强者之间同归于尽的“火并”和 “撞车”,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交易系统的“堵塞”乃至“瘫痪”,并且进一步引来最强者对整个市场的垄断和管制,导致一种充斥奴役和压迫的统制经济,使大多数人的利益非但得不到最大化,毋宁趋向于最小化。恰恰是有节制地追求较大利益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经济行为,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最坏情况的出现,并推动市场经济朝向更加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2、社会人是与其他人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相对自由和独立的个体。社会人不是抽象的个体,不是孤立的原子或单子。不是说每个人都画一个圆圈,圈里是自己的,圈外是别人的;社会人不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首先,在时间的、纵向的、历史的维度上,每个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父母和祖先那里繁衍下来的,身上带着父母和祖先的血液和基因,而每个人又成为后代人的父母和祖先,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是接受、吸收、消化一系列历史所提供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而长大成人的;其次,在空间的、横向的、社会的维度上,每个人都受到社会环境的积极或消极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都是社会关系之网上的节点,都依次成为家庭、宗族、社区、阶层、阶级、社团、民族、国家等社群的成员。这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当然,每个人永远是一个特殊的个体,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原创者、发起者、推动者,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取代个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的确也是相对的和有限的,不可能有绝对的、无限的自由和独立。

3、社会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同时也具有非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这是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一个基本信念。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经济人假设显然是建立在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然而,从叔本华、尼采,到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却几乎颠覆了理性人的假说。首先,人只具有有限的信息、知识、智力、理性能力,他们还可能经常处于盲目、无知、短视、偏见、贪婪、恐惧、嫉妒、病态、精神错乱乃至疯狂的状态;其次,人性固然具有真善美的基因和倾向,同时也具有假丑恶的基因和倾向。种种非理性内驱力会经常突破个人理性和社会规则的禁忌和压制,而表现为带有攻击性、破坏性的行为。那么,当这些具有种种理性和人性缺陷的人进入市场竞争之中时,怎么可能自然而然地保障经济生活的顺畅而和谐的运行呢?怎么可能出现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经济秩序呢?怎么可能自动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呢?只有正视人的理性局限性和非理性的事实,才不会一厢情愿地把希望寄托在理性人的假设上,而是诉诸于有限理性之间、非理性之间的相互制衡上,也就说,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人们,基于自省、自制、自我批判和自我约束,达成关于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基本共识、契约、习俗、道德、法律,以客观化的、普遍化的制度规则来约束每一个人的经济行为。

4、社会人具有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把社会生活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这是科学分析和学科分工的必要条件,但在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三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它们彼此之间有无数条进进出出的通道,源源不断地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只不过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分别在不同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已。经济人、经济主体(如资本家、工人、雇主、雇员)也具有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正如政治人、政治主体(如政治家、公务员)也具有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文化人、文化主体(如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家)也具有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每个人都同时具有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区别只在于比重不一样;经济主体是带着一定的价值取向、政治倾向、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审美趣味等等进入经济竞争过程中的,它们一定会影响投资、经营、管理和劳动的态度和方式,对投入产出和成本收益的计算,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对利润水平、工资水平、就业水平的确定,一句话,对所有的经济指标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摒弃经济主体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使之成为赤裸裸的“经济机器”或“经济动物”,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仅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们展开经济竞争时,在没有制度和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以及强者之间的对抗,这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整个经济体系出现短路、堵塞和瘫痪,二是为了免于同归于尽,会出现一些最强者对整个市场和经济体系实行强制和管制,形成统制主义、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经济体制,使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理想化为泡影。

与社会人假设相匹配的是竞争合作模型,即竞争性合作或合作性竞争模型。更加接近真实的经济状况的,并不是完全竞争假设,也不是完全合作假设,而是非完全竞争假设和非完全合作假设,即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相比完全竞争和完全合作,在经济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垄断这个词,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垄断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非是“集中”、“合并”、“资源整合”、“规模经济”的意思,甚至可以带有“联合”、“协作”、“经济合作”的褒义,与竞争是可以统一的:

1、垄断来自于竞争,非完全竞争来自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接近于完全竞争,无数凭着小笔资本起家的企业蜂拥而出,然后沿着个人和家族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向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竞争必有输赢,一些小企业破产了,一些小企业勉强维持现状,另一些小企业,由于兼并了资本、劳动、技术、管理人才、市场份额而变大了,这是一种自然而必然的发展趋势,相反,停留在分散的、无限多元的、完全竞争的状态,反而是违背逻辑和历史规律的。

2、大企业具有小企业所不具备的规模经济优势,在市场上可以获得大规模购置原料、厂房、设备以及轻易得到贷款和社会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机会和价格优惠,从而大幅度降低产品的成本,也可以降低物流和销售的成本,使长期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在大企业内部可以实行广泛而精细的分工,得到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种分工带来的倍增效应,从而大幅度增加产出。这一增一减产生的优势,是小企业和完全竞争不可能具备的。

3、大企业的利润水平和利润总量较高,有足够的资金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或者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权,而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在一定期限内的排他性使用,可以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或自然垄断利润,这也是小企业很难做到的。据加尔布雷思的说法,美国几百家大企业贡献了绝大部分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能够满足消费者更大量的需求与更丰富的偏好。

4、大企业管理团队的人才优势和集体决策模式,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并据此做出较为科学的决策,从而避免小企业老板独裁制所固有的信息短缺和盲目决策的弱点,降低长期平均管理成本。

5、大企业比小企业雇佣大量的员工,面对庞大的消费者,与社区和政府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固然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大企业在社会上独断专行、横行霸道的案例,但更多的案例表明,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愿望也更有能力承担对于劳动者和公众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而在其拒不承担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情况下,会成为社会和公众大规模、低成本、高效力监督和反制的对象,并且引发制度性条件的改革和变迁。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在确认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完全竞争假设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吸收了共产主义经济学的道德人完全合作假设的合理成分,从而形成了扬两者之长弃两者之短的社会人竞争合作假设。总的来说,社会人的竞争合作,是一种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是竞争性的合作或合作性的竞争,比经济人的完全竞争和道德人的完全合作两个极端,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更强的生命力。

社会人竞争合作假设能够更好地解释市场经济中普遍出现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民主治理等经济现象。

首先是资本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大企业、跨国企业的出现就是明证。

其次是劳动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企业工会、行业工会、地区工会、全国和国际工会的出现就是明证。

再次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集体谈判、参与管理、员工持股、利润共享、劳资共和的出现就是明证。

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不害怕甚至欢迎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规模经济,是因为资本的联合也为劳动的联合准备了条件。工会,作为劳动的联合,跟资本的联合一样,也是一种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现象;工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但它是资本的垄断性的必然对应物,没有工会的垄断,就无法制衡资本的垄断,就无法形成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的力量均衡的的劳资关系;工会,只是劳动在一定范围的联合,跟资本在一定范围的联合一样,也是一种垄断性竞争和竞争性垄断,是市场经济基本构架的组成部分,与完全垄断的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公有制、私有制和社会个人所有制

 

对于所有的经济学流派而言,所有制或产权制度问题,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所谓所有制,就是包括土地、生产工具、劳动力、管理和科技等生产要素归谁所有的制度安排,是人们在劳动、生产、经营过程中结成的一种首要的“经济关系”,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产品的交换方式和产品的分配方式。过去我们对所有制的理解,局限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或财产所有制,是指对生产要素中“物”的因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处置;至于生产要素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体力、智力、技能、知识、组织和管理才能等,则没有作为一种“财产”、“财富”,作为一种占有的对象来理解。所有制,应该是指生产要素所有制,而不仅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它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且包括人的生产能力的所有制。

所有制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个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私有制,第二种是群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公有制,第三种是作为前两种某种形式的结合的公私兼顾所有制,或社会个人所有制。

 

一、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片面强调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强调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重要性,而经济人假设本身又来自于更为基本的人性假设,那就是每个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和生命体,必须与自然界进行不间断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个性、个体性、独立自主性是人的最重要的本性,由此两点,就确立了人们与生俱来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私有财产权就内在地包含在这三项基本人权之中:它是生命权的延伸和实现,它是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物质和经济保障;它为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构筑起一个坚固的堡垒,没有它的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会像风中之烛一样,随时被吹灭。

由此继续推论,私有财产权还具有如下属性:

一是神圣不可侵犯性,所谓我有一间破房子,“风能进,与能进,国王不能进!”

二是普遍性和兼容性,从原理上说,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权。

三是财产实际占有量上的差别性,只要符合获得的正义和转让的正义,只要不是用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或用强迫、欺骗方式进行转让和交易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经营获得的,或者通过合法的遗传和自愿的馈赠得到的,数量上的差距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值得鼓励的。

四是相对于公有财产权的本源性和优先性,也就是说,虽然最低限度的公有财产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第一,公有财产来源于部分私有财产权的转让和让渡,个人仍然是公有财产的终极所有者;第二,公有财产只能占社会财富总量的一小部分;第三,公有财产的使用、运营和分配要接受作为公民的私有财产者的民主监督和控制。

 

二、共产主义经济学对公有制和公有财产的片面强调

 

从道德人假设出发,共产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一种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对立的所有制理论,认为原始社会本来是血缘氏族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由于生产力、分工、交换、个人私欲等各方面的原因,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私有制在一定历史时期固然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但它本身是潜在的人性恶的大爆发,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下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分化、阶级对立、阶级剥削、阶级统治,带来了人性的异化、劳动的异化、经济的异化、政治的异化、文化的异化,一句话,私有制成了万恶之源。在它的最高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达到了私有制的外壳再也容纳不了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会被炸毁,剥夺者就会被剥夺,公有制就会在全社会、全人类范围内,在生产力和物质财富高度发展的历史基础上得到实现。

公有财产权的性质可以归纳如下:

一是神圣不可侵犯性,而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则是应该被消灭的。

二是平等性,每个人都无差别地是公有财产的主人。

三是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不能够量化到个人身上。

四是道德性和利益一致性,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小我与大我融为一体。

 

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对私有制和公有制二元对立的综合和扬弃

 

自由主义的私有制模型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模型看起来是绝对对立的,它们都自诩为完善的产权制度,同时指对方为虚构的、不可行的甚至是邪恶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则努力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建立自己的所有制理论。

1、私有制与公有制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纯粹的私有制社会和纯粹的公有制社会都是不存在的

在原始的公有制社会中,其实也包含私有制的因素,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就不用说了,即使是生产资料和人身的某种程度的个人所有也是存在的,比如对常用生产工具的个人占有、保管和使用,对自己身体的修饰、标记和美化;未来高度发达的非经济社会和自由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甚至通用性知识生产资料,也许真的能够并且必须实行共同所有,但人本身的个性、才能、创意、发现、发明、兴趣、爱好、理性、情感和意志等等内在的精神财富,却只能并且必须保持私有或个人所有。

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公有制和公共财产也是大量存在的,某些具有自然完整性、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诸如森林、河流、高山、沙漠、冰川、湖泊、海洋、天空、地下矿藏等等,只能归全社群、全社会甚至全人类所有;一些家族、村庄、地方社群,都拥有公田、公地、公共建筑和公益基金;大型水利设施、道路交通、国防工程等基础设施,只能由国家兴建并拥有,以提供私人提供不了的公共产品;政府还拥有全国的赋税,用以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精神文化产品,过了一定的著作权保护期,就归全社会以至全人类所有了。其中,有的公有财产是从私有财产转化而来的,有的公有财产本身不能归结于、量化为私有财产,它们是所有个人以社会成员身份无差别地共同占有的财产,其经营和利用的成果,应该按照平等的、民主的原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它们都是私有财产的必要补充。

2、私有制和公有制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情况有,个人捐赠转化为公益基金,个人和企业纳税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由个人财产形成的法人财产权(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个人合资和合力形成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企业,等等。

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比较简单的情况是公有企业依照法律程序解体、拍卖、改制为私营企业,国家收回现金而出卖产权,这在民主国家是常见的和规范化操作的。比较复杂的是,一个血缘群体征服另一个血缘群体,被征服者的土地、财产和人民,一部分收归为征服者群体的公有财产,一部分成为首领和勇士的私有财产,奴隶制就是这么产生的;一个民族或国家征服另一个民族或国家,暴力征服者集团按军功分配被征服者的土地、财产和人民,这就是所谓封建制和农奴制。最复杂的是极权专制国家里出现的公有财产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私有化现象,这是一个暴力集团在以人民的名义、动员和组织人民夺取了天下、建立了政权以后,由于这个政权对人民和社会实行全面和严厉的统治,而不受人民和社会的任何监督和制约,就使得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的财产实际上成为这个暴力政权所霸占的私产,这种所有制由于其不是基于获得和转让的正义而建立的,不是基于劳动、生产、经营而建立的,而是凭借暴力、杀戮、恐怖、掠夺、欺诈、谎言而建立的,实际上已经不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私有制,而只能称之为暴力霸占制。

暴力集团霸占制,既不是一种优良的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也不是一种优良的群体所有制和公有制,而是一种运用暴力和欺诈掠夺和骗取人民劳动生产经营成果的恶劣的、极端的、损人利己的个体所有制,它恰好是通过裹挟、欺骗、绑架、操纵处于蒙昧、野蛮、封闭、僵化状态的群体来实现的,是通过在群体内建立一种奴役等级、极权专制制度来实现的,这样,由少数恶劣个人所组成的暴力集团就能够把公有财产化为私有,以人民的、群体的、社会的天然代表的名义,获得人民、群体、社会所奉献的财富。奴隶制、农奴制、国王封建专制、皇权官僚专制、军阀专制、元首独裁、一党专政等等,都是恶劣的个体所有制和没有民主制衡的、恶劣的群体所有制二者所形成的一种互补结构,在这种互补结构中,真正优良的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如自耕农所有制、工商小业主制,与真正优良的群体所有制和公有制,如互助合作制,都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而只能在古代世界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和缓慢地发展。

对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如下:

(1)群体所有制、公有制并不一开始就具有优良的、公平正义的性质,因为群体一开始并不是由自由而平等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一些无个性的、不自由的、弱小的、高度同质化的个人所组成的。原始公有制并非出于人们高尚的道德和优良的品性,而是出于生存的必然性和强制性,是因为最初的人类如果不能依照血缘关系结成紧密的共同体,就会被周围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动物所消灭。原始人不是没有恶性,只不过在血缘共同体内部得到抑制并在与其他血缘共同体的斗争中得到释放。氏族的战争和兼并与生产的分工和交换,冲破了血缘共同体的限制,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地方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但这些共同体大都是按照等级专制制度建立起来的,在共同体的顶端,高踞着少数拥有暴力和专制权力并控制整个共同体的统治者,他们至少能够把相当一部分公有财产化为私有。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而只有劣质的、异化的、虚伪的公有制,并且会转变为极其恶劣的私有制,即权贵私有制。

(2)个体所有制、私有制也不是一开始就具有优良的、公平正义的性质,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个体能力的弱小,大部分个人还不能依靠自己自由而平等的劳动、生产和经营活动获得私有财产,倒是有一部分强悍的个体,在利益和财产更大化和最大化欲望的驱使下,猛烈释放人性之恶,用非生产性、非创造性、攻击性、霸占性的方式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恶劣的私有制与劣质的公有制形成一种相互产生的关系。

(3)优良的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它一旦产生,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道理很简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毕竟依靠人们的劳动、生产和经营,战争、劫掠、盗窃、诈骗等等,只是转移财富,而不能创造财富。一些优良的个人还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优良的共同体,产生优良的公有制,反过来强化个体的力量。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优良的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不断壮大并不断削弱恶劣的私有制和恶劣的公有制的漫长历程。

3、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的结合

社会个人所有制的概念,最初是由半共产主义者半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在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提出来的。这个概念不是他偶然提出来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强调共产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占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现实的个人有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低级到高级、从狭隘性和地域性到世界历史性和普遍性、从利己主义或自我牺牲到扬弃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对立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构想。在《资本论》中,他又提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马克思这些思想包含着社会民主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合理成分,但由于他没有细致地区别优良私有制与恶劣私有制、优良公有制与恶劣公有制,一方面完全忽视了优良私有制的正当合理性与恶劣公有制存在可能性,另一方面幻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消灭恶劣的私有制并建立完全优良的公有制,这些劣质思想被列斯毛主义所继承,引发了20世纪一场残酷而荒诞的共产主义实践,产生了大规模的、极其严重的历史灾难。

必须在综合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与防止恶劣私有制和恶劣公有制以及二者苟合的前提下,重新解释社会个人所有制:

(1)社会个人所有制首先是指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优良私有制与优良公有制的互补结构,在广大的微观经济领域,适合于优良私有制,在宏观和公共经济领域,适合于优良公有制,在数量上以优良私有制为主,以优良公有制为辅。

这里所说的优良私有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正当性,符合持有正义(获得正义、转让正义、矫正正义)原则,即排除暴力和欺诈而以诚信劳动、生产、经营作为产权形成和交易的唯一准则;二是普遍性,不是只限于少数人的、阶级对立的、特殊的私有制,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的、非阶级对立的、普遍的私有制,所有的无产者都能成为有产者,所有的劳动者都能成为资本所有者。社会民主主义绝不否定优良的私有制,相反,它比自由主义更加主张优良私有制的普遍化。

自由主义在原则和理论上也主张排斥暴力和欺诈的优良私有制,但由于它忽视事实上存在的恶劣私有制,否认少数人凭借其对企业财产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垄断而引起的剥削和压迫,就很难逾越其阶级限制即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而走向普遍的优良私有制。社会民主主义不仅鼓励劳动者个人获得私有产权,而且倡导反对恶劣私有制并力争普遍实现优良私有制的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争取更高的工资,以便能够将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争取缩短劳动时间,以便获得更多自由时间以积累和发展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争取以劳动者身份参与企业管理并分享企业利润;争取让劳动者持有本企业的股份或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成为资本所有者并获得相应的利润,实现“劳者有其股”的理想。这些思想和做法都是共产主义所坚决反对的,因为它认定私有制没有优劣之分,一切私有制在本质上都是恶劣的,是应当被彻底消灭的。

然而,不管优良私有制在整个经济领域占有多么大的比重,总有一部分经济生活不适用于私有制,对于那些性质上无法分割的自然资源,那些个人以及企业都无力或不愿经营而社会又必须从中获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产业,只能适用于公有制,只不过应该是一种优良的公有制。

优良公有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共有性或民有性,公有财产原则上不应该和不可能在实体上劈分到所有个人,它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由民选的代表机构实际占有和运营,个体公民即使以证券形式分有公有企业股权,也是公有法人财产的一部分,只能转让不能撤出;二是共享性或民享性,公有财产运营所产生的产品和服务,由所有人平等分享;三是共治性或民治性,公有企业和事业的运营受到议会、政府监管机构、法院、雇员或员工、新闻媒体、公众舆论、社会组织的多重监督和制约,以防止其产生内部人控制、以权谋私、化公为私,防止公有制蜕变为某种恶劣的私有制即权贵官僚私有制。

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完全是可以互补的:一方面,正是优良私有制提供了优良公有制产生和发展的平台和基础(经验表明,凡是在优良私有制普遍发达、自由而平等的经济个体占人口多数的地方,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就很普遍和发达,对公有财产的监督就很全面和严格,那里的公有制就会成为真正的、优良的公有制;凡是在优良私有制不发达而恶劣私有制猖獗的地方,公有制就很容易沦为伪公有制、小集团私有制和权贵官僚私有制);另一方面,优良公有制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也为优良私有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2)在更深层次,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各自向对方渗透和转化,这时候,两者不仅仅是一种并列和互补的关系,而且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

优良私有制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出现自由而平等的经济个体之间的联合,这种联合已经是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公有制了。我们不能把“私”理解为至小无内的孤立个人,而把“公”理解为至大无外的抽象整体,所谓“公”,并不在“私”的彼岸,而是一个“私”不断通过联合而扩展的过程,只存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公有制,不存在包罗万象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制,也就是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公有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具体形态:

一是由若干私有财产所有者联合组成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由分散、独立的财产组成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法人财产,在这里,个人股权是私有的,而法人财产权就具有公有即所有股东共有的性质了,个人股东不能单独支配法人财产,而只能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集体决策机制施加自己的影响。马克思曾把股份公司称之为资本主义在私有制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和社会化。

二是由若干劳动力所有者联合组成工会和合作社,孤立、分散的劳动者就形成了整体的、团结互助的联合体,这些联合体拥有由会费或入社费构成的法人财产,对法人财产和劳动力的经营和交易拥有代表权和集体决策权,个别劳动者可以自由退出,但也因此而失去集体行动、集体谈判、集体交易、集体运营所带来的“溢价”和“合作剩余”。个人只能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对工会和合作社施加自己的影响。

三是由董事会代表资方和股东大会、由工会委员会代表劳方和工会会员大会,更进一步,由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分别代表行业内部的劳资双方,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福利、社会保险等等涉及劳动者利益的问题进行集体谈判,这已经把企业和行业看作是一个劳资共同体了,已经是一种初级形态的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和产业民主了。德国的劳资共决更进一步,在企业最高决策机构中吸收与资方代表数量相等的劳方代表,就企业所有方面的重大问题做出共同决策。

四是公众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它们不仅仅被看作是资本共同体,也不仅仅被看作是劳资共同体,而是被看作是更多“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合约,因此在企业的董事会中,不仅有劳资双方的代表,而且还吸收消费者、供应商、银行、债权人、社区和科研机构等各方面的代表,使得企业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公众和公共性质。

五是社会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它们虽然由私人创建,也进行企业化经营,却不以私人盈利为直接和主要目标,而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从经济上帮助弱势群体为直接和主要目标,其中最著名的有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乡村银行,它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妇女提供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实现个体创业,数千万孟加拉妇女因此摆脱了贫困生活。这样的企业已经是真正的、优良的公有企业了。

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支持政治民主的,但通常会以私有财产权和自由经营之名,反对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产业民主。社会民主主义成功地把劳动力所有权、人力资本所有权引入到企业产权结构之中,既保留了私有制的合理内核,又引进了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产业民主的新内容,在私有制的主体结构中引进了公有制的成分,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形成了一种以私有制为主、以公有制为辅的新型产权制度。

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领域,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有经济机构中,也可以引进私有制的成分,比如向员工、公众、社团法人、机构投资者出售和转让一部分产权,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以私有制为辅的产权结构。

 

劳工经济的发展进程

 

自由主义经济学专注于资本经济的发展进程,在它看来,劳动只是隶属于资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只是一种由资本购买、使用和支配的商品,劳动力市场服从于资本市场,劳动经济学只是资本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与此不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侧重于劳工经济的发展进程,侧重于研究劳动要素在全部生产要素中权重和作用的提高、劳动力商品在整个市场经济中价值和价格的提高、劳动者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权益的提高。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首先是劳工经济学。

 

一、劳工经济与劳工经济学

 

劳工经济是与资本经济相对而立的概念,举凡一切与劳工直接相关的经济现象,诸如劳动生产率、劳动绩效、劳动价值、工资或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工会、集体谈判、罢工、劳动技能、职业教育、人力资本、劳动产权、团结经济与合作经济、贫困经济与弱势群体经济、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等等,都是劳工经济现象。

劳工经济学(Labor Economics),也可以叫做劳动者经济学(Economics  of  laborer),取其狭义,也可以叫做工人经济学(Worker Economics),与传统的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共享同一个词组。在学科分类中,它归入广义的劳动经济学之中,可以说是劳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者一种形态,所不同的是,传统的、占主流地位劳动经济学,大都隐含或者公开从资本、资本所有者、企业家的视角出发,把劳动、劳动者设定为一个简单的生产和市场要素(劳动力),因此准确地说,这样的劳动经济学,其实应该叫做劳动力市场经济学(Labor market economics),而作为劳工经济学的劳动经济学,则明确地从劳工、劳动者、工人的视角出发,在价值取向、理论预设、思想资源、研究方法、逻辑构架、基本观点等等方面,与主流的劳动经济学有诸多的不同。它试图建立的是一门属于劳动者(劳有)、依靠劳动者(劳治)、为了劳动者(劳享)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labor,by the labor and for the labor)。狭义的劳工经济学从劳工视角研究劳工经济现象的演变,广义的劳工经济学从劳工视角研究整个市场经济的结构和发展趋势。

 

二、劳工经济的形态和阶段

 

1、劳工经济的初级形态: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

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的确普遍出现了原子化的劳动力市场与单个企业和单个工人建立的个别化劳动关系,无数劳动者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大部分人被同样相互竞争的企业所雇佣,剩下的人或者返回农村,或者留在城里成为失业贫民,以各种方式觅食和维持生存。古典、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就是依据这种情况做出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社会民主主义劳工经济学也看到了这个历史阶段的存在,区别在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个阶段持肯定态度并且抽象出一个理想模型,只需要按照这个模型去修补现实就可以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劳工经济学对这个阶段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应该被更高的发展阶段所取代。

2、劳工经济的升级形态: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

面对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中存在的剥削以及其他不公正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此不同,制度主义、工联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劳动合作主义等思想流派,则主张将市场经济和劳工经济的初级形态和阶段,上升到市场经济和劳工经济的中级形态和阶段,这就是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阶段。在这一阶段,劳动者不是分散地、一个一个地与资本或企业形成劳动关系,而是有组织地、一伙一伙地与资本或企业形成劳动关系,就劳动力价格和其他劳动条件与资方或企业进行集体性讨价还价,以组织对组织,以劳动力的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垄断抗衡资本对企业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垄断,以劳动力集体定价机制取代劳动力个别定价机制的主导地位,以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取代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的主导地位。

3、劳工经济的高级形态:工人参与、劳资共决与人力资本、劳动产权

在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彼此之间还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只不过共处于企业、行业和市场的共同体之中。它们之间的对立还大于它们之间的合作,它们之间的博弈兼有对抗博弈、零和博弈与合作博弈、正和博弈的成分,并且前者还占有优势。劳工经济的高级形态,是在经营管理层面表现为工人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甚至实行劳资共决,在产权层面表现为人力资本和劳动产权的形成,即劳动者也成为所有者,在这里,资本与劳动之间已经形成一种内在的、彼此渗透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合作大于它们之间的对立,它们之间的合作博弈、正和博弈成分大于它们之间的对抗博弈、零和博弈成分。

4、劳工经济的特殊形态:团结互助合作经济

在市场经济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上述三种劳工经济形态外,还一直存在着劳动者的团结互助合作经济,这是劳动要素控制和雇佣资本要素的经济,是劳动者以民主方式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是一人一票的民主自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实现,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社会主义经济理想的原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运动一直以工会运动为主流,但合作社运动也是其不可忽视的支流。按其本质而言,团结互助合作经济应该是最高级的劳工经济形态,但由于一直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也不好说它在将来一定会成为劳工经济的主要形态,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劳工经济的特殊形态。

5、劳工经济的宏观延展形态: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社会再分配

在劳工经济的第二阶段即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阶段,对于劳工有利的、积极的制度要素出现并发挥作用了,工会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等一系列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相继出台,政府和法院也会做出比较公正的仲裁和判决;在劳工经济的高级阶段,工人和工会也得到了关于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劳资共决、利润分享、职工持股等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的支持。除了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国家干预外,各民主国家在行政层面,由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积极的劳动力需求政策、供给政策、中介政策、就业保护政策和价格保护政策,引导和干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使之发生有利于劳动者权益的变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与国家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的第二次分配,进一步增加了劳工的经济收入、改善了劳工的经济状况、提升了劳工的经济权益,并因此而缓和了劳资矛盾、缩小了贫富差距,这两个方面的成果,又反过来加强了劳工的劳动力市场主体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再分配,称之为劳工经济的延伸和扩展形态。

 

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经济模型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则是“社会市场经济”。如果说,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构成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系和模型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劳工运动的推动,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的实现,以及工人参与管理、劳资共决、人力资本、劳动产权等劳工经济形式的出现,就把整个市场经济提升到了“社会市场经济”阶段;这些劳工经济形态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而是使市场经济达到了更高的发展水平。社会市场经济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合理内核,纠正了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市场经济变得更为公正合理了。

 

一、社会市场经济修正了自由放任经济的经济人完全竞争假设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型是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得到的。应该承认,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现实进行抽象和还原,找出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并且用数学模式精确地表达出来,的确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这被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抽象分析的终点应该是具体综合的起点,在综合的过程中,以前被抽象过滤的东西应该重新纳入到思维的具体运动之中,这样才能对现实的经济运动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抽象的模型与其说是一个现实存在,不如说是一个理想的目标,把抽象模型当成现实存在本身,矢口否认一切与这个抽象模型不一致的现象(比如剥削、不正当竞争、暴力和欺诈、权力寻租等等),是思维懒惰的表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应该进展和上升到对人类集体行为的综合把握。事实上,除了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外,同样肯定市场经济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不再迷恋和停留于抽象的市场模型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了。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也不是突然在某一天降临人间的,而是从历史深处,挣脱自然的、血缘的、部落的、地方的、等级和身份的、暴力和权力的、民族和国家的种种限制和束缚,一步一步地生长起来的,毫无疑问的是,第一,在这个过程中,上述那些历史元素与市场经济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和交织在一起,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想模型至今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第二,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得到新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的支持和保护,没有这种支持和保护,市场经济早就死了,共产极权主义就一度把市场经济搞死了。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或社会市场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历史演化过程,特别重视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之间,找到一种使集体个人化和个人集体化来回往复地进行的中间方法,建立了社会人竞争合作的新的理论模型。

 

二、社会市场经济改变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追求目标

 

自由市场经济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为原点,以个人利益、收入、利润和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这固然大大激发和解放了人们的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使物质财富得到迅猛的涌流,但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诱发和释放了普通人在过去时代被等级制共同体的法律、道德、禁忌、习俗所压抑和控制的人性之恶,于是,大量非生产性、侵略性、攻击性、破坏性、霸占性、欺骗性的敛财方法和手段,也加入到生产性的投资、经营、劳动过程中去,使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出现严重的不公平和剧烈的两极分化,由此而引起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惊人的道德沦落,所有这些,反过来危及到市场经济正常进行所要求的基本秩序和规则。少数人贪欲的满足和巨额财富的积累,不足以构成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具体表现为需求不足、市场萎缩和生产过剩,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

社会市场经济当然承认自私自利的必然性,当然承认个人追求利益、收入、利润、物质财富的合理性,但同时也意识到了他私他利的必然性,因而主张自利利他、己他两利的个人才应该成为经济生活的原点,并以个人利益、收入、利润、物质财富的较大化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动力机制和追求目标。这里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最大化变成了较大化,二是唯一目标变成了主要目标。所谓较大化,就是给同样追求经济利益的他人留下机会和空间,而不是无限扩张、赢家通吃,从正和博弈角度来看,让更多人进入分工和协作、竞争和合作,而不是少数人独占和垄断,会取得更大的宏观经济效应,所以较大化其实比最大化更能够推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所谓主要目标,就是即使那些不直接参加政治、文化、社会公益活动的经济人,也不应该把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因为经济领域本身也存在合作、均衡、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正义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经济人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再者,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经济动物,都具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非经济需要、非物质需要,当物质需要、经济需要的满足与这些更高级需要的满足出现冲突的时候,理应做出适当的折中与平衡,这样才能获得一种更为人道、更为健康、更为平静、更为幸福的生活。

 

三、社会市场经济扭转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

 

社会市场经济以集体化的市场交易和生产要素的集体定价机制,扬弃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个体化的市场交易和生产要素的个别定价机制。

    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生产要素之间,特别是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间,处于一种个别的交易和一对一的讨价还价状态,但是,在这一阶段,其实只有资本家和企业的自由,而没有劳动者的自由,原因恰好在于,这时只有资本家和工人一对一的外观,在这一外观之下,其实资方已经形成了一个由老板、管理人员、保安人员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集体,并且垄断了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收入分配权,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而工人则是一个一个孤独的个体,他哪里有什么条件与资方进行平等的讨价还价呢?如果资本家对他说:“你和我是自由而平等的,你不愿意在我这里干,你完全可以到别处干,我是决不会强留你的!”这也丝毫不会改变劳动者实质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因为等待他的别处,也是一个又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本集体。以组织起来的资本集体对付一个又一个分散的劳动个体,后者当然只能是挨宰的羔羊了,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工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他们受剥削和压迫的原因,于是开始团结和组织起来,经过长期的抗争,终于获得了结社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这些集体性劳工权利和讨价还价的手段。

于是通过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劳动合同就取代通个个体谈判签订个别劳动合同而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定价机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高呼,工会垄断了劳动力供给,破坏了劳动力的流动和竞争,破坏了自由市场机制,降低了市场效率,他们也不想想,工人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垄断反制垄断、以集体力量反制集体力量而已,劳资之间集体谈判不仅没有破坏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反而是使这一原理得到真正的实现。其实这跟商品交易中的团购是一个道理,工人以一个集体去团购资方出售的就业机会,并不违反公平交易的原则,这是对资方过去以一个集体去团购工人分散的劳动力的一个抵消;以团购对团购,扯平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就这样升级为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虽由西德首创,其实已经在欧美存在和发展上百年了,并且成了欧美市场经济的主流。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只是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不同了而已,社会市场经济仍然与计划经济和国家统制经济有原则的、本质的区别。自由主义经济学把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看作是一个扰乱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而不是一个推动市场经济更好发展的内生变量,是违背整个历史事实的。正是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力量的不断壮大,从经济体系内部改变了劳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状态,实现了劳资双方比较平等和均衡的博弈。

 

四、社会市场经济逐步缩小了自由放任经济的适用范围

 

最初,自由放任经济的范围几乎是没有边界的,与“经济”这个概念的外延几乎是重合的,举凡以满足人类物质需要为目的、追逐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都被纳入到私有制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范畴,甚至一些非物质需要如安全需要、教育需要、文化需要的满足,也是通过私有财产和市场交换这一绝对中介来实现的,最明显的是,社会以及作为社会之代表的国家并不提供能够平等地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养老、失业、工伤职业病、医疗、生育、居住、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最低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不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所有这些需要都必须由公民个人花钱购买来满足,没有积蓄的人,这一切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于是出现老无所养、流浪乞讨、露宿街头、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读不起书、住不起房等等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赤贫和人道灾难。人权和公民权利只限于财产权、人身权、信仰和言论自由、政治权利,不包括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这种情况来源于把人等同于原子化的经济人的假设,而不是把人当成是社会人。作为社会人,人的有些需要的确必须和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但也有一些需要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必须和只能以社会的、公共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主张从私有私营经济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划出一部分来,作为公共经济、社会经济得到相对独立的发展,为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提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职业病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公租房和廉租房、公共文化设施等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是要一举否定私有私营经济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而只是限定其范围和边界,同时也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经济和社会经济之中,按照投入产出原则、效益原则、自由平等竞争原则进行运营,区别只在于它们不以个人经济利益或私人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而是以社会公益的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

 

五、社会市场经济加强了整个社会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制约力量

 

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自洽自足的体系并且把市场经济原理推广到一切人类生活领域,而社会市场经济学认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

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实主张一种经济决定论,一是认为市场经济自洽自足,是人类社会的原型,二是认为其他一切社会领域都是从市场经济中生长出来的,都可以或应该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因此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种强烈的知识冲动,渴望用市场经济原理去解释和规范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这被人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经济学殖民主义”。本来,用经济学方法去解释其他社会领域,是有一定价值的,往往能够得出意想不到甚至振聋发聩的发现,比如布坎南等经济学家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宪政经济学、法律经济学、非市场行为经济学,其可圈可点之处就有很多。但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跨出了经济学的边界,把经济学搞成了一种包打天下的学科。其实,对政治法律等非市场行为的经济分析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节省这些领域的资源、降低这些领域的成本、提高这些领域的效率,但不可能用经济分析取代这些领域自身的逻辑,用经济学取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甚至哲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学科模式的纯粹性,更否认政治、法律、伦理、意识形态等等对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内化,否认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学发展的价值和贡献。

“无形之手”或市场自发的调节力量的确是存在的,但绝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和失灵的方面,这时单凭市场自发的力量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当然可以说,损人利己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是与市场经济的本性背道而驰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不以人类有意识的、积极的努力去纠正市场出现的问题的话,病入膏肓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自动康复的。于是就需要“有形之手”的介入。“有形之手”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工人作为另一个市场主体,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面对面的集体谈判,这种劳资双方都在场的直接博弈,当然是有形的、自觉的,而不是无形的、自发的;第二种是社会(包括社区、社团、消费者、知识界与舆论界等等)的介入,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制约企业和资本的力量,就是社会学家波兰尼所说的,社会有权利保卫自己不受市场的侵害;第三种是那些在市场中受损的阶级和阶层,通过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对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施加影响,对资本和市场进行具有强制性的监管和限制。“有形之手”的调控当然不应该剥夺资本的合法权利和市场对资源的基本配置,但对“无形之手”的盲目崇拜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社会市场经济学承认经济领域的缺陷,承认非经济领域对经济领域的深刻影响,承认社会力量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制约,这些制约,包括思想、学术、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的强有力制衡,劳工政党力量、社会党国际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干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规制,绿色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少数族裔民权运动、消费者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抗争和影响,它们一起发力,迫使仍然包含相当多不公正因素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转化为更为自由、平等因而也更为公正的社会市场经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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