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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武 : 中国社会民主党宣言 争鸣系列(一)之二

2019年11月22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52285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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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个人社会化和社会个人化、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学科。所谓个人社会化,是指社会环境持续不断地渗透到个人的形成和成长过程之中,影响、塑造以至决定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所谓社会的个人化,是指无数个人从自己的需求和个性出发,积极主动地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并使之适应和促进个性的发展。作为社会学大师,马克思其实已经认识到,一方面,任何个人都是现实的个人,一出生就受制于他不能够任意选择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环境又都是由个人来改变的;环境改变人,人也改变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当代社会学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吉登斯在150多年以后继续把这一思想作为自己的社会学体系的基本原理:社会学的任务,正是要研究社会对我们的塑造与我们对自己的塑造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活动既在塑造着我们周围的社会世界的结构或其面貌,同时又在被社会世界所塑造;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只是事件或行动的随机分类,而是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被赋予结构或模式;我们的行事方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规律性,但是社会结构不同于物理结构,比如一栋建筑,后者独立于人的行动而存在;人类社会始终处在结构化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被构筑社会的“一砖一瓦”——也就是你我这样的人——重新构造。

依照这样的社会学观念,就会形成两个概念系列:个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工—社会结构—性别和家庭—群体和组织—阶级和阶层—种族和民族;社会的个人化—个人行动—集体行动—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社会运动—社会流动—社会变迁。这里只讨论上述问题中的几个问题。

 

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

 

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劳动分工指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先后经历的几次分工:农业从采集业中分化出来、畜牧业从狩猎业中分化出来、手工业从以上各业中分化出来、商业从以上各业中分化出来、大工业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分化出来。社会分工则是指某些社会实践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一是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二是精神文化生产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三是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正是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范围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内在地产生了对专门的资产经营、精神生产和社会管理的需要,而这些专门的实践活动一旦分化出来,便得到独立的发展,并且反过来推动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分工,人类至今还会停留在原始状态。

1、物质资料生产分化为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和劳动活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投资或资产经营活动原来是与劳动活动直接合一的,后来从劳动中分化出来,在劳动过程之先和旁边,为劳动过程准备、组织、筹集、整合材料、工具、资金等客观生产条件。这样一种分化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一,它满足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应该优先于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客观要求,由专门的人对生产资料进行专门的经营管理无疑比由劳动者直接进行的一般性的经营管理,更能够使稀缺的生产资料的效益和功能最大化,也更能够促进生产资料品质的改进和提高;第二,对生产资料的相对集中化的经营管理比单个劳动者所进行的分散的经营管理,更能够扩大物质资料生产的规模,增进人类改造自然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弗兰克·奈特比较准确地指出了投资活动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进步的所有形式本质上都是通过当前消费的牺牲或‘投资’来增进生产力的发展:(1)将现在物品投资于创造新的设备物品;(2)投资于发现和开发新的自然资源;(3)投资于发展自己的个人才能(或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他人的才能);(4)投资于技术发明;(5)投资于改进企业组织;(6)投资于创造新的社会嗜好和欲望。”从本质上说,投资活动是每个人都应当做的,只不过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一些人专门去做比每个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经济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现投资与劳动的分工而已。

生产资料的经营与劳动的分离,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虽然人数少,但却处于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高端和顶层,控制着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劳动者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低端和底层,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经营者的领导、支配、控制和指挥。

2、精神文化生产从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中分化出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人类劳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类劳动具有理性和精神性,具有意识和目的,它们被语言、符号、象征等等表达出来并因此而把各个劳动环节整合起来。在劳动生产力低下、每个人不得不用几乎全部力量和时间进行劳动才能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劳动的智力因素的积累和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较快地提高劳动的水平和整个人类的发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在整个社会的不多的剩余财富和自由时间集中起来,让一部分人专门去发展人类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这种社会分工,人类现在的情形会怎么样呢?一定与原始人类相去不远。

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分离,同时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与劳动者的分离,其中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分离最远,因为知识分子直接依赖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对生活资料的分配,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也比劳动者更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于是两方面结合得非常紧密。因为在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间隔着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比较间接和比较少,劳动者从人类精神文化发展中得到的益处也比较间接和比较少,这无疑不利于劳动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位。

3、社会公共管理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分离出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带来了经济规模的扩展、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社会成员的增多、社会层级结构的复杂化和社会冲突的经常化,于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范围的问题便产生了,客观上要求由专门的社会管理机构来治理和解决。如果没有国家政权等公共管理机构,不仅公共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即使是私人之间的争端也会缺乏权威的裁决者。

社会公共管理从私人生活中独立出来,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官员与社会成员的分离。在劳动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等社会成员中,毫无疑问,劳动者离政府和政府官员最远,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和眷顾最少,政治地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总的来说,三种社会分工形成了三个新的社会集团: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官员,这三个集团分别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都是比较强势的社会集团。这三个集团又是互补的和互通有无的,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利益同盟,共同构成为整个社会中的主导阶级。与此同时,劳动者虽然人数众多,但不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都只拥有较少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他们便构成为整个社会中的被主导阶级。

 

二、对抗性社会结构的形成

 

如果说社会分工的客观必然性对劳动者社会地位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么统治阶级和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的掠夺、剥削和摧残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辩护的。社会分工固然要求并一定会造成社会分层和利益差别,但并不会也绝不要求一种两极分化、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正是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贪婪无度的掠夺、剥削和摧残,才会使主导阶级与被主导阶级之间的差别演变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根本的对立和激烈的对抗。

应该说,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基于和表现了人的善性和优良本质力量的发展,然而,为什么基于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社会分层变成了对抗性的社会结构呢?原来是因为人的恶性和恶劣本质力量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本来,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官员由于在社会分工中占有较高位置、做出较大贡献而得到较多权益(财富、权力、声望),具有正当合理性,也是劳动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遗憾的是,无数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表明,强势社会集团从来不满足于其所得到的正当权益,而是无一例外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权谋取不正当的权益,为此不惜大量使用暴力和诈力。

暴力是对生命和财产等目标物的强制、威胁、攻击、伤害、毁坏力量,是一种与生产力和创造力性质相反的力量。诈力是用欺骗、伪装、讹诈、阴谋等不道德方法达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产性和反创造性。暴力和诈力不仅在现代社会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会,它们甚至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力量。

在人类的野蛮和蒙昧时代,氏族之间、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和血腥,攻击另一个群落就与攻击其他的野兽一样是一种狩猎活动,是原始人主要的劳动和生产方式。进入“文明”时代后,其他人不再被当作狩猎的对象和食物来源,但使用暴力强迫他人为自己劳动或直接夺取其他人的财产、通过战争抢劫其他民族的财产,仍然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而且,虽然暴力的程度和范围有所控制,但另一种邪恶的力量——诈力,却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在暴力活动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动中也得到广泛使用(如经济、政治和文化阴谋)。

暴力和诈力的结合成倍地增加了它们分别起作用时的力量,以诈力为指导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诈力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和战斗力,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杀伤性。由几个富有诈力的坏人和一小群亡命之徒组成的小集团,可以控制和奴役、剥削和压迫数量上超过他们几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劳动群众。

暴力和诈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参与所有权的劈分,参与产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参与政治决定过程和文化生活过程,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上的垄断无不以政治权力(合法的和有组织的暴力)为支持和保护,而所谓文化,其中包含有多少有意无意的欺骗,包含多少狡智和诈力啊!

 

阶级分化与阶级矛盾

 

    一、阶级划分和阶层划分的依据

 

    1、阶级与阶层

    从个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基本预设出发,自由主义的社会学是否认阶级存在的,而只承认阶层的存在,并且认为阶层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而处于不断的上升与下降的流动过程之中。与此相反,早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斯毛主义则强调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而且是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富有阶级与贫穷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阶层只是阶级内部的不同层次以及阶级之间的过渡层次,如奴隶主阶级包括大、中、小奴隶主,贵族地主阶级包括大、中、小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包括大、中、小资本家,与此相反,奴隶阶级、农奴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若干阶层;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存在自由民,贵族地主阶级与农奴农民阶级之间存在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小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当然,后者也认为阶级最终应当被消灭,阶层划分将会取代阶级划分,而按需分配的自由人又将取代阶层划分。

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学处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承认在很长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的划分以及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另一方面,又承认个体差别和竞争的永恒性以及形成一定阶层分化的必然性,不指望人类的终点或理想是无层次的、均匀的个人自由状态;一方面,阶级的确具有鲜明的界线和对抗性,另一方面,阶级也不是从来就有,而是从阶层演化而来,并将重新回归到阶层。社会民主主义不以个人分析、阶层分析替代阶级分析,也不以阶级分析替代个人分析、阶层分析,而是同时承认阶级分析、阶层分析、个人分析的有效性,既正视现实存在的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又承认阶级之间通过个人和阶层而实现的共通性与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可能性。

阶级分析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在马克思之前、之外、之后,都有人承认阶级的存在,区别在于,马克思过于强调阶级分析而相对忽视了个人的、家庭的、阶层的、性别的、民族的等其他角度和层次的分析,而列斯毛主义则把阶级分析夸大成为唯一的社会分析方法,以阶级性取代个性、阶层性和人类共性,并进一步将阶级性上升为党性。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则在个人、阶层、阶级、社会、人类的递进结构中确认阶级的存在、阶级的历史性和阶级分析的重要性。每一个人,既是一个个体,也是家庭成员,社区、社群、阶层成员,阶级成员,社会、民族、国家成员,人类成员,阶级归属曾经在个人的多种身份、多种角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但不是他唯一的存在方式,他的各种存在方式是相互连接和相互渗透的。

    2、阶级和阶层的划分依据于多种因素的组合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流派,最初仅仅以是否拥有和拥有多少生产资料即严格意义上的财产,作为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唯一标准,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一标准后来被其他社会学流派放宽了,首先是劳动能力、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技术等其他直接生产要素,即“市场能力”、“职业”以及相应的“收入”,和财产一样也是“经济资源”,也是阶级和阶层划分的依据;随后,权力、政治地位、社会网络等“政治资源”,声望、教育程度、知识生产力等“文化资源”,也被列入到阶级和阶层划分的依据之中。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分层方法,不是单一因素的一元论,也不是多种因素并列的多元论,而是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在内的多因素组合论,不是一个因素决定阶级的构成,而是一簇因素决定阶级的构成,其中哪一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

 

二、阶级和阶层结构的演化

 

1、古代社会的等级:以政治资源为主要依据的垂直的阶级构成

在原始古代,人的本性,包括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都处在未展开的状态,人们高度依赖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食物来源,采集和狩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土地以及附着于其上的自然资源的共同占有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血缘集团内部还没有出现阶级的分化。进入农业和畜牧业时代,对自然界提供的直接生活资料的依赖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加工改造程度提高了,生产工具和个人劳动能力的作用提高了,如果人性本善,那么随着创造性和个性的发展,理应出现以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占有为依据的社会分层,然而,由于人性之恶也被释放出来了,暴力和诈力也加入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于是出现了以暴力、诈力、权力支配经济生活的垂直社会分层,这时候的阶级,史称等级。

等级,也属于广义的阶级范畴,比如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贵族领主阶级、农奴阶级,但它们主要不是依据经济资源标准划分的,而主要是依据政治资源标准划分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服从关系。建立在以血缘种族关系为主要纽带组成的暴力和权力集团控制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可以称为奴役等级制度,包括种姓制和奴隶制;建立在以个人结伙为主要纽带组成的暴力和权力集团控制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可以称为封建等级制度,包括领主封臣制和农奴制。两者都是上下尊卑不可移易的等级制度,只是统治和控制的方式和程度有所区别而已,一般而言,封建等级制度相对于奴役等级制度,无论是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是在对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上,都允许较多一点个性和自由的存在。

    2、工业社会的阶级:以经济资源为主要依据的横向的阶级构成

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主要区别在于:

(1)生产力中物的因素(土地等自然资源因素)的作用进一步降低,人的因素(生产工具——本质上是人的科学技术的物化——和劳动力)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严重依赖于自然条件和动植物生长节律,产出少而且不稳定,工业生产则是对自然元素进行人工组合,不受自然条件的直接制约,产出量极大而且相当稳定,它依赖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依赖于人类主体性和人类自由的发展。

(2)在农业文明中,个人受到血缘、地方和政治共同体的严厉约束,即使个性得到一定的发挥和发展,也只能收到很低的回报和产出,工业文明的发展则要求和驱动个人的发展,促使个人做不厌其多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促使个人在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各个层次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它依赖于个体主体性和个人自由的发展。

(3)农业文明所得的产出和财富很有限,对有限的物质财富的争夺就十分激烈,暴力和诈力以及作为两者体制化的政治权力,就成为控制财富分配的最主要力量,战争、抢劫、剥夺等非生产性的冒险活动所获得的报酬(血酬),高于生产性的劳动、经营、交换活动所获得的报酬(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情况在工业文明中得到根本改变,生产性活动、自由平等的竞争相对于带有强烈攻击性和破坏性的以命相搏,所冒的风险低得多而所得利益又高得多,而且生产性活动客观上创造了无限的财富,非生产性活动最多只不过是转移财富,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崇尚和平生产、反对暴力抢夺的经济文化观和经济价值观。

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农业文明和古代社会以政治资源为主要依据的垂直的阶级构成,就向工业文明和近现代社会以经济资源为主要依据的横向的阶级构成转变:

第一,新的阶级构成是以经济资源即以物质财富的生产、经营、交换为主要依据的,暴力、诈力、政治权力这一构成性因素依然存在,但不再占主导地位。

    第二,新的阶级构成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为前提、通过市场经济即独立个体之间的平等交换实现的,虽然统治服从关系和奴役等级制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自愿交易关系和自由平等制度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三,新的阶级构成是围绕着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关系横向展开的,虽然开始时,由于资本与经营管理要素或企业家才能以及科学技术要素绑定在一起,由于资产阶级垄断了企业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因而资本对于劳动还保留了垂直统治和控制的特征,但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依存互补的关系,使得资本的单边垄断优势难以为继,劳动要素的联合对资本要素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促使劳资关系由垂直结构向横向、平行、对等结构转化,这种新的结构随着劳动者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以及劳动者的技能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得到巩固和加强。

    3、后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向阶层结构转变

    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又叫做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社会,知识生产力、知识劳动力取代生产资料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这是经济社会向人本社会、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阶段,是阶级区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社会,取而代之的将是由不同范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组成的阶层社会。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尽管是横向竞争的、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但还是存在着各阶级在财富占有量、经济控制力、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力上等方面的明显区别,存在着阶级之间明显的边界。由于经济必然性、经济决定论、经济价值观的惯性,最初,知识生产力的高低、知识劳动力所有权或知识产权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物质财富、经济利益的分配,会形成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之间的兑换和聚合,会导致很严重的阶级分化。不过,随着需求和人格结构的重心由生存取向朝发展取向的转移,随着物质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的转换,随着知识的生产、精神文化的创造、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目的本身,一种更加自由和平等、更加多元和互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将会逐步形成。与物质生产和经济竞争不同,精神生产和文化创造,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容得下所有人个性的发展,不可能形成赢家通吃、输家全无、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每个人都可以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与社会背景上,在各自的位置和方向获得自己的成功和自我实现,形成“高文化阶级”、“中文化阶级”、“无文化阶级”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当“文化资源”终于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时,阶级的对抗性就消失了,阶级就转化为阶层了。

 

三、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

 

    垂直的阶级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贯穿始终;阶级之间会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会有妥协和休战,但不可能基于共同利益追求的合作;斗争的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让位于新的阶级阶级统治。与此不同,在横向的阶级结构中,固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但也存在着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承认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在马克思之前、之外、之后,也都有人承认阶级斗争,马克思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了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列斯毛主义则把阶级斗争夸大为社会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单纯的阶级斗争,并不能消除长期困扰人类的奴役等级制度,并不能实现垂直的阶级结构向横向的阶级结构的转型,只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合作同时发力,只有斗争性合作和合作性斗争,才能够实现阶级之间的负和博弈、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的转化。

1、资本与劳动的平等竞争关系

资本与劳动的初始关系,也是一种对立大于统一的关系,那时,资本是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而劳动则是指直接生产的劳动者即典型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监领工人的劳动力,一种以运用体力和简单生产技能为主的劳动力。由于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劳动的相对过剩,由于资本掌握着经营管理并支配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对于除了简单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而言,资产阶级占有强势和优势的地位,劳资冲突和阶级斗争自然就成为常态,而劳资双赢和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则被遮蔽了。

然而,在工业文明中,资本与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横向竞争而不是垂直榨取的关系,这与农业文明中土地与劳动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诚然,土地和劳动也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双方谁也离不开谁,但双方只有一种最低限度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以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垂直控制和统治的方式实现的。首先,土地是第一生产要素,而劳动只是对土地的简单加工,生产成果主要依赖于土地本身的自然产出率,两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客观地位是悬殊的;其次,农业的产出是很有限的,数千年间没有显著的增长,仅供全社会成员勉强维持生存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对土地及其有限产出的争夺就变得极其激烈和凶狠,只有凭借暴力和诈力才能在这种争夺中获胜,于是奴役等级制度和垂直阶级结构就成为维持土地与劳动之间的最必要的依存关系的先决条件。

    工业文明的发展促使早期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向平等竞争的劳资关系转化,这是因为,第一,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土地生产要素的权重大大下降,而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地位大大上升,在结构上,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运用先进生产工具的劳动力两者缺一不可、同等重要,之所以资本率先取得优势地位并控制和剥削劳动,那不是因为劳动不重要,而是因为掌握资本的少数人以组织成为企业的方式强化了资本的重要性,而只拥有劳动力的大多数人是分散的、无组织的,没有力量对资本形成反制并达到双方力量的均衡;第二,劳资力量的结构性失衡是无法持续的,因为资本是动产,是竞争性、扩张性和不断创新的,这不仅直接依赖于劳动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依赖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否则整个工业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就会崩塌;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出现了资本与劳动各自向对方渗透和转化的趋势:

    (1)劳动向资本演变。劳动由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向以复杂劳动为主,复杂劳动、知识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知识、技术、才能成为大部分新增产出、物质财富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技术、才能具有了资本的基本特征,并且对物质资本有日益强大的替代功能和替代效应。

(2)资本向劳动演变。由于知识、技术、才能具有潜在的和现实的经济价值,国家、企业、家庭和劳动者个人纷纷向人力资源的开发、教育、科技领域投资,于是,物质资本大规模地向劳动者身上转化。自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劳动者身上积累了巨量的人力资本。

(3)由于人力资本这一中间物的出现和壮大,劳动与资本由对立走向统一,两者结合为一个新历史合题、新的统一体:“劳动化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劳动”。对于理解劳动与资本这种新的历史关系具有十分关键意义的环节是:复杂劳动、知识劳动就等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两者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从劳动和资本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称呼而已。

2、负和博弈、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

    可以把阶级对立性完全压倒阶级同一性、阶级斗争压倒阶级合作、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及其同归于尽的结局,称之为阶级之间的负和博弈,表现为数学公式就是1+1<2。历史上的确出现大量的负和博弈现象,比如在古代中国,每到王朝末年,必定会爆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将对方赶尽杀绝的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文明大踏步倒退。

    可以把阶级对立性大于阶级同一性、阶级斗争大于阶级合作、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结局,称之为阶级之间的零和博弈,表现为数学公式就是1+1=2,就是说,博弈的结果没有出现增长,只是双方数量的简单相加,一方的多得来自于另一方的少得,而总和是不变的,比如1.5+0.5=2。在和平稳定时期的垂直型阶级结构中,通常会出现这样一种阶级博弈,在早期的横向型阶级结构中,也会部分出现这样的阶级博弈。

    可以把阶级对立性与阶级同一性达至平衡状态、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形成合理张力、双赢共荣的结局,称之为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或合作博弈,表现为数学公式就,是1+1>2,博弈的结果不是双方数量的简单之和,而是出现系统大于要素的简单相加的乘法效应,一方多得另一方也按公平比例多得,总和则是不断增长的。在横向的并趋于自由平等的阶级结构中,这种博弈会成为常态。

    社会民主主义当然坚决反对和防止阶级之间的负和博弈,批评和限制阶级之间的零和博弈,主张和推动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

 

    一、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众所周知,在早期工业经济时代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构成两大基本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衰退的阶级,并且分别转化为农业资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的阶层或中间阶层(根据它更接近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言,或者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把它称为“半无产阶级”或“半资产阶级”),它是由自耕农、小业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如独立开业的医生、律师;自由撰稿人、经纪人等等)等许多群体组成的,他们是以自己资本为基础的劳动者,或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所有者。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中间阶层,本身兼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特征,但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为主构成的社会结构中,这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阶层,不论就其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还是就其人数而言,都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犹如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古代、封建社会结构中,自耕农、手工业主、商人也处于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和农奴阶级之间一样。从这个阶层中,不断有人上升到资产阶级或下降为无产阶级,但是同时,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也有人不断地补充到这个阶层中来。

    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初始定义

    初始的和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指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和物质资本,仅拥有自身劳动力并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取工资报酬以维持自己生存的劳动者;初始的和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指拥有物质资本并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本家,所以又称为“资本家阶级”。从这样严格的定义出发,利用自己的物质本生产经营的劳动者,便不能称为“无产阶级”,而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所有者,便不能称为“资产阶级”。

    2、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层

典型的无产阶级,是以出卖自己简单劳动力为生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分布于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各个产业,构成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与他们的家庭成员一起也构成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历史上称他们为“产业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以出卖智力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则构成无产阶级的上层。还有一个更低的社会阶层,史称“流民”、“游民”、“城市贫民”、“流氓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下层,他们没有赖以谋生的正常职业,靠乞食、接受救济、捡食垃圾、打零工、拉皮条、小偷小摸、卖淫等等为生,他们是处于产业无产阶级和结帮成伙的黑社会之间的一个阶层,是失业、不被社会保障而无正常途径自救的一个阶层,是社会苦难、不幸、蒙昧等等的集中体现。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也存在内部的分层。上层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包括拥有巨额物质资本的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农业资本家,他们只占整个资产阶级的少数,在社会总人口中更是少数。中层资产阶级是中等资本和财产规模的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下层资产阶级即遍及各行各业的小企业主,是典型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资产阶级中人数最多。他们经营的企业规模较小,只雇佣为数不多的劳动力。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比较接近上层无产阶级和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即自耕农、小业主、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区别在于后者并不雇佣他人为自己劳动。因此,小资产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对立走向融合

 

    正像资本与劳动的互动形成了一个历史合题即劳动性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一样,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合题即以人力资本家、智力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产阶级。

    这一合题是通过无产阶级大规模地转化为有产阶级来实现的。传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依然存在,但无论在其人口数量上,还是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财富占有量上,都退居次要地位,而中产阶级却成为处于上升过程的、兴旺发达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兼具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双重特征,是在工业经济向信息知识经济转化过程中崛起的,并将在信息知识社会取得完全的领导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产阶级是一个最先进(就其掌握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而言)、最革命(就其有能力摧毁传统的、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而言)和最有前途(就其符合和推动世界性的民主、自由、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而言)的阶级。

    1、中产阶级的历史来源

    中产阶级的第一个历史来源是传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的管理劳动者和科技劳动者。由于资本家本身同时是经营管理者,因此专门的经营管理者最初只承担中下层经营管理工作,构成资产阶级的下层。进入20世纪以来,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和所有者与经营权分离,导致一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营管理革命,使专业经营管理者或企业家成为一个独立于资本家和所有者的中间阶级——他们不仅要对股东和所有者负责,同时也要对雇员和消费者负责。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科技劳动者也是依附于资本家的一个阶层——资本家或是他们的老板、雇主,支付给他们超过一般劳动者的较高报酬,或者是他们主要的顾主,购买他们的科技产品并支付给他们较高的价格。20世纪的科技革命和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也使科技劳动者在人数猛增的同时,成长为独立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中产阶级的第二个历史来源是传统小资产阶级即处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以自己劳动和自己资本相结合而进行生产经营的农场主、小业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他们虽然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和集中过程中,不断分化瓦解,但由于他们毕竟占有某一种市场优势地位(小型、灵活、无孔不入、与消费者直接交换),并没有消失。而在20世纪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他们本身素质的提高,由于消费者对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大型化和集权化的生产经营及其产品的抵制和厌弃,他们又得以复兴,获得新的市场和发展前景。美国数百万中、小企业活跃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自己雇佣自己”的自由职业者和自己为自己制造产品的生产消费者(产销者——Prosumer)。   

中产阶级的第三个也是最大的来源是传统的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长期不懈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让步,由于资本主义更趋开放和多元化、合理化,由于无产阶级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无产阶级本身的教育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工人参与管理、利润分享、员工持股、股票证券市场的发展,无产阶级正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和越来越快的速度转化为有产者。

2、中产阶级的产业和职业分布

    1956年,无论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美国以智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的人数,从那以后,蓝领工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转化为白领工人,到20世纪70年代,蓝领工人只占全美劳动力的2/5,到90年代已不足1/5,到2000年,则只占1/8左右。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过不了几十年,在发达国家,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将接近消失。智力劳动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壮大,是中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前提。因为这个阶级拥有巨量的、雄厚的人力资本,并因此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

    最初他们分布在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商业服务业)之中,随着第四产业即知识信息产业从以上三大传统产业中分化出来并成为主导的和最大的产业,他们便主要集中在这一新兴产业群(包括科学技术产业、信息情报产业、文化教育产业、传播娱乐产业、智能智慧产业、策划设计产业、咨询代理产业、规划管理产业、通讯资讯产业、思想创意产业等等)之中,以自己的发明、发现、创意、策划、设计、技术专利权、著作权、版权、商标权、品牌、思想、信息、情报、文化、娱乐、传播、资讯等知识商品、知识资本和知识价值,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并因此而取得相应的经济收入。

拥有人力资本的智力劳动者阶级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推动这一历史潮流的是一种更深刻的历史潮流——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科学技术和智力劳动成为第一生产力;智力劳动者因为拥有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即信息和知识而成为经济过程中的主导力量,又因为知识经济所要求的不是像工业经济那样只要求部分劳动者成为智力劳动者,而是要求绝大多数劳动者成为智力劳动者,因此,一个占就业人口大多数的、主宰整个经济过程的、以从事智力劳动者为主的阶级便形成了,这个阶级,就其职业、劳动特征而言,可以称之为“智力劳动阶级”,而按其经济地位、财产状况而言,可称之为“中产阶级”。

3、中产阶级的资本构成状况

    从资本构成情况来看,中产阶级是拥有中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占社会总人口75%左右的阶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可以自由交换和转换的。一般而言,从无产阶级出身的、经过长期学习、接受教育和艰苦奋斗而积累了“人力资本”的人,也可以很快获取一定的物质资本(或者直接以人力资本持有股份,或者将较高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物质资本);反之,传统的中小物质资本家,也可以将一部分资本用于自己及后代的人力资源开发,使自己和后代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从而在进一步的经济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而不至于沦为坐吃山空的食利者。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纯粹以物质资本所有者身份,或者纯粹以人力资本所有者身份,而不成功地实现两者的结合和转换,要想长期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说单纯拥有人力资本而不积极转化为物质资本家的白领职工还能勉强获得一份体面的报酬并处于中产阶级下层的话,那么,单纯拥有中小规模物质资本而不拥有人力资本的人,则会很快被淘汰下来而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有一部分在各个产业领域中从事简单劳动的、收入较低的阶级即传统无产阶级(占总人口的20%以下),这个阶级正在以越来越快的程度转化为中产阶级。不过这个阶级也会长期存在,因为不仅任何一个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都很难完全消灭简单劳动、初级服务劳动,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当过去的简单劳动者初步转化为智力劳动者以后,从前的智力劳动者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两者之间的相对差距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典型、发达的知识经济社会,也仍然有一个在竞争中处于失败和弱势地位的阶层,这个阶层相对于中产阶级而言,仍然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

    至于巨额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这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和高级人力资本所有者,大约占总人口的5%左右,他们当然不能归入中产阶级,但也不好继续称之为“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因为中产阶级也是拥有资产或资本的阶级),相对于“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可以把他们称之为“巨产阶级”。这个阶级面临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强有力的挑战和竞争,也将是一个人数不断减少的、势力不断衰退的阶级。不过,只要存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这个阶级也不会完全消失——如果说,单纯的巨额物质资本所有者会趋于消失的话,那么,高级人力资本所有者则是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必然产物,而且他们凭借其高级人力资本,也会获得巨额的物质资本。他们是大科学家、大发明家、大企业家,不仅年薪在数百万美元以上,而且拥有数额巨大的企业股票。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4、中产阶级的收入状态

    按逻辑上推论,中产阶级的收入也处在社会的中等水平,因其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75%左右,因此,所占社会财富也应在社会总财富的75%左右。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按舒尔茨的报告,到1970年,美国官方公布的分种类的国民收入中大约有3/4由雇员报酬所组成,余下的1/4可分成财产所有者的收入、租金收入、净利息和公司利润四项。劳动收入(包括经营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已占国民收入的4/5,从中刨除“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劳动收入部分,中产阶级的劳动收入(人力资本收入),再加上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资本收入,应该已占到国民收入的3/5以上。

    中产阶级的收入状态当然不是一种平均主义状态,而呈现出一种梯级状态,也就是说,中产阶级本身按收入水平出现上、中、下等不同层次。这是根据效率和效益原则来分配的,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是,由于中产阶级成员受教育水平的趋近,由于排除了非个人因素(如等级、门第、出身)后,人本身之间的素质和能力的发挥更多的是水平的差别(即各具特色和个性),而不是垂直的差别,因此,这种收入差别不可能达到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那么大,中产阶级于是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收入比较接近的社会层级。

    5、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产阶级除一部分作为科技劳动者和管理劳动者分布在大型企业、巨型企业,绝大部分将分布在独立或合伙创办的中、小科技型企业以及大学、研究机构、文化团体中,按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大学将取代企业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企业”。在这样一种新型产业结构中,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将日益趋向于个体化、自由化、非集中化。

    (1)大型企业和组织本身会扁平化、网络化和多元化。由于知识劳动需要劳动者充分发挥其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传统的垂直型的官僚主义科层组织已经不再适合了,而电脑网络的出现,又使得基层、个人能与高层、领导机构进行“同时态”的沟通,使许多中间组织成为多余的了。于是,高度集权的决策转向网状结构的分散决策,统一、集中、同步的管理转向半自治工作小组和个人的自我调节。劳动者的个性将得到空前的发展。

    (2)中小企业将成为小型的合作团队和自由的联合体,它们将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时又是一个兴趣、个性合作互补的文化共同体。而且,在新的高度科技化和知识化的基础上,一种新的、产销合一的直接经济模式将会复兴。

    (3)将普遍兴起弹性工作制和在家工作模式,许多工作都可以不出家门就在电脑上和网上完成。

    工作方式的转变也将大大促进生活方式的转变。首先,“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趋于模糊,可以按本人的特点自行安排这两种活动;更多地为满足自己需求的工作的出现,将使消费者自行选择的自由更为充分;“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将提供大量自由时间,使人们的个性、兴趣、才能不受外在限制地得以更充分的发挥。

    6、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中产阶级将在两个向度上重建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一方面是更加远离政党制和代议制政治,对全国性的大选日趋淡漠,因为政党制和代议制本质上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而且反映了社会上两大对抗阶级争夺政治权力的需要——无产阶级固然要通过工会运动和政党政治来改变和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资产阶级也需要政党政治来抵御无产阶级的进攻并力图垄断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则显得非常分散化、多元化、个体化,没有形成集体的政治运动的强烈愿望,这并非因为他们的个体素质不高、个体能力不强,而正好是其个体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这个阶级的成员具有强烈的自主性,不太需要通过政党这样一个中间组织和代言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希望直接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可以预料,不管是工会、社会民主党,还是雇主协会、保守党,双方争夺中产阶级选民的努力会越来越难以凑效。中产阶级如果需要有自己的政党的话,那也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合组织,而不可能是一个紧密地组织起来的、垂直的官僚主义组织。知识经济和中产阶级越发展,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民主将越衰落。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大选的选民越来越少,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将更积极地追求直接民主。人们将在五个环节和层次上要求实现直接民主。第一个层次是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基层民主,这种民主就其以所有权的分享和多元化为对象而言,可称之为“经济民主”或“产权民主”,就其以经营管理权的分享和多元化为对象而言,可称之为“工业民主”或“管理民主”;第二个层次是职业民主或专业民主,即虽然大规模和科层化的产业工会和全国性工会随着产业无产阶级的衰落而衰落,但适合于智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特性的各类专业性、职业性的协会将会蓬勃发展起来;第三个层次是社区和地方的共同参与民主制(Partticipatory Democracy),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以地方性复决(Referenda)和创制投票(Initiaives)为中心环节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起来,选民对此类投票表现出极大热情,投票率可高达70%、80%甚至90%;第四个层次是专题性直接民主,如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反核运动、女权运动;第五个层次是全国一级的直接民主,即选民将绕过政党和代议士而直接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以及就重大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这种最高层次的直接民主虽然实现起来还有很多困难,但人们的民主意识和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先进的电子网络投票技术的发展,将使这一远古时期(如雅典共和国)实现过的直接民主成为现实。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市民社会也将更为强大;随着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强大,国家终将衰退而成为真正的“守夜人”。

    7、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取向也可由两个方面来描述:一方面是更趋多元化、自由化、个体化。各种宗教、哲学、艺术、道德将得到更为充分和无限制的发展;各层次的价值观都可以在价值和道德谱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被不同的人们所信奉。文化市场将越来越繁荣昌盛,同时,一种宽容的、兼容并包的文化市场秩序和公平的竞争规则也将形成,人们不会因为价值观、信仰等等的不同而发生社会分裂和处于敌对状态。

另一方面,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又会在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向更高方向整合,这种“更高的方向”可以这样来测定:

(1)随着物质需要和物质财富欲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满足,金钱和物质财富的边际效益递减,人们的精神需要将变得强烈起来;为了谋生而工作的动机会逐渐减弱,为了生活的更高意义而工作的动机会不断增强;“生活质量”将取代财富数量而成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2)物质生活的丰裕、政治民主的发展,将使人性中的惰性、奴性、破坏性、攻击性、侵略性等恶性因素得到进一步抑制,而自尊心、自我现实需要、合作精神与爱的感情将进一步发扬光大;损人利己的行为将进一步减少,自利利人的行为将进一步增多。

    (3)在世俗的大众文化继续繁荣的同时,高雅的精英文化将有极大的发展,并反过来提高大众文化的档次和水平。

    8、中产阶级与社会结构的优化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对立社会以来,一直到早期工业经济时代和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都是按照“金字塔”结构组织和运转的;占社会少数的有产阶级、统治阶级高踞于“金字塔”顶部,而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大众、被统治阶级蹲踞于“金字塔”底层;虽然也有处于中间阶层的自耕农、小业主、小商人,但它们只是构成“金字塔”结构的一个过渡层,根本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足以与其他两大阶级分庭抗礼的阶级。

    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壮大,在人类历史上、在社会结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根本转型的意义。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从此以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两极对立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转化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三元互补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从此,激烈的、对抗性的、两极之间的阶级斗争,被一种温和的、非对抗性的、三边之间的阶级竞争所取代。相比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将更加坚定而有力地促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而且还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平和有序的缓冲器、制动器和安全阀。随着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段越来越大,处于两端的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体积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少,终于不再构成两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别成为“中产阶级”的最高层和最低层,然而,当中产阶级成为唯一的阶级时,也就同时意味着阶级不复成为阶级,阶级结构终于转变为阶层结构。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却并不主张工人阶级永远是一个无产阶级,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有产化,主张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公平竞争和良性合作;因此,社会民主主义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把推动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化,当作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

 

阶层流动、社群自治和社会互助

 

    社会民主主义正视一定历史时期阶级分化、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阶级斗争的事实,但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决定论,而承认个人具有自主选择阶级和社会地位的权利,主张通过正和博弈、合作博弈这一宏观战略来消解对抗性阶级斗争,实现劳资双赢。除此之外,社会民主主义还相当重视微观和中观层面的阶层流动、社群自治和社会互助。

 

    一、阶层的广泛流动是消解阶级对抗的重要路径

 

    阶层这个概念是阶级概念所不能取代的,从外延上,阶层概念大于阶级概念,阶级固然是划分为阶层的,但阶层却并不被囊括在阶级之中,在阶级之外和阶级之间还存在一些相当独立的阶层。虽然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一度占据了社会舞台的中心,但正因为阶级内部存在着阶层的流动、阶级之间存在着阶层的流动,才使得社会不会陷入你死我活或同归于尽的阶级斗争之中。

    列斯毛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极力反对阶层流动的:第一,它们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什么中间阶层,如果有,也必须把它们两极化,要么上升到资产阶级,要么下降到无产阶级,这样才能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历史大决战;第二,它们把无产阶级成员通过财产继承或个人努力上升到资产阶级,看成是一种阶级背叛,无产阶级追求的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整体解放,反对个人顺着等级的阶梯往上爬;第三,它们也反对无产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别,如果允许内部阶层流动的话,那只能是由上到下的流动,因为越穷就越是无产阶级,革命起来就越是彻底和坚决。

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也倡导阶级意识、阶级的团结和组织、阶级的集体行动,并且确认它们是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但与列斯毛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如下原则的区别:第一,不搞非黑即白、非友即敌,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客观存在或主观认同的中间阶层的独立自主性,由他们自己在两个阶级之间选择赞成、反对、独立、中立、逃避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第二,承认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具有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集体行动还是个人奋斗的自由,承认他们具有上升到劳资之间的中间阶层直至上升到资产阶级的个体公民权利;第三,工人阶级内部可以有差别,一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成功的集体行动率先提高工资和收入,整个阶级集体行动的目标也不是以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一举获得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和财产,而是通过集体谈判、公平分配和利润分享扩大工人阶级的财富份额,使自己由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二、社群自治突破了阶级和阶层的限制,大大扩展了“民间社会”的范围

 

阶级和阶层基本上是以经济关系、市场关系为依据划分的,它们固然是社会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但远远不能囊括全部社会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按照其所处经济关系和市场关系形成一定的阶级和阶层,但同时还按照其他的社会关系形成其他的群体、社群、社团:基于业缘关系,有各种职业群体;基于地缘关系,有各种同乡团体、地方群体;基于年龄差别,有各种年龄群体;基于性别和性取向,有各种妇女、性少数群体;基于民族和种族关系,有各种民族和种族群体;基于信仰的不同,有各种宗教群体;基于价值观和社会理想,有各种文化群体和社会公益群体……

    总之,当今时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团革命、社群革命时代,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各个环节上和广大空间内,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按照一定的主题和原则组织起来的社团和社群。在这里,广义的社会组织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组织,狭义的社会组织是相对于经济组织、市场组织而言的非经济组织、非市场组织。如果说广义的社会组织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那么狭义的社会组织就处于市场与政府之间,它们一方面独立于国家、政府,另一方面又独立于经济、市场,属于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政府之间那一块社会生活空间,这一空间伴随着人类需求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升迁,伴随着经济生活在人类生活中比重的下降与精神文化生活、消闲娱乐和人际交往在人类生活中比重的上升,而显得越来越宽广了。

    社会民主主义,顾名思义,比自由民主主义更加重视“社会”的发育和完善,对一切来自社会的自治和自组织,对于一切促进人类合作、联合和团结的努力,都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欢迎。社会民主主义固然主要依托于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但对于其他一切社会群体的自治和平权运动,包括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教育平权运动、养老平权运动、医疗平权运动、居住平权运动、少数族裔平权运动、妇女平权运动、残疾人平权运动、性少数平权运动等等,都予以道义的声援和实际的支持。

 

    三、社会互助和社会保险是社会团结的纽带和社会安全的阀门

 

自古以来,民间社会就存在着互助互济的传统,特别是在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了失地农民、行会手工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兄弟会、互助会、共济会,他们是工会和合作社的雏形。工会和合作社是劳动者互助互济的较高形式,但刚开始时它们专注于劳动者在职或就业时期的利益增进,而无力顾及劳动者在年老、伤残、疾病、失业、生育等等没有劳动收入时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而且工会和合作社也覆盖不到非劳动者(如残疾人、家庭妇女、鳏寡孤独、无业人员等等),这样一来,相当一部分人的生老病死就成了一个市场和政府两不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在劳工运动的推动下,这个问题以“社会保险”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社会保险可以说是社会互助的最高形式,它从市场和政府筹集资金(包括个人缴纳部分、企业缴纳部分、政府缴纳部分),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让其承担济困扶危、转移支付的功能。社会保险是处于市场经济与国家政治之间的中间领域,由工会代表、雇主协会代表和政府代表组成管理机构,按照公开、民主、公平的原则,负责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和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

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方面天然具有团结互助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承担着为最弱势群体争取基本生存权利的现实任务,当然把推动社会互助和社会保险作为自己长期努力的目标,并终于通过国家立法建立了社会保险体系。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以至包括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力量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都接纳这个体系作为基本的人权保障体系。

 

第四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学

 

 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自古以来,政治权力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及其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到处可见政治权力活跃的身影。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市场经济、社会个人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与阶级竞合、正和博弈、橄榄形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是不可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的,而只能通过宪政、民主和法治建立起来。

 

极权专制权治与宪政民主法治

 

一、极权、专制与王霸统治

 

    世界史若按古代、近代、现代划分,那么,古代社会,即经济上以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在政治上大都是极权、专制和权治社会,不管在古代社会中,出现了多少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因素以至雏型,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极权、专制和权治是先于宪政、民主和法治而出现的。

    1、极权政治

    极权政治,也可称之为无限政治,即一种无限政府宰制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在这里,政府不仅垄断政治权利,而且垄断和控制经济文化权利,渗透或监控私人生活领域,建立起政经合一、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

如果说古希腊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真的形成某种近似现代宪政的雏型的话(考虑到这些地方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比较发达),也不能因此否定下述结论:在整个古代世界,极权政治占绝对主导地位;虽然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早就产生,但在古代世界并未取得主导地位:

    首先,拥有私有财产的人只占社会总人口的少数或极少数,而大部分人口不仅没有私有财产权,连人身自由和劳动力所有权都没有——他们只是个别人或者国家的奴隶和农奴。就以雅典城邦而言,奴隶占其人口大多数。

    其次,在古代农业社会,公地制度并未解体,在欧洲中世纪农村、古代俄罗斯村社、中国古代农村,公地以至公田都是普遍存在的,它们由奴隶主、封建领主、地主、小农按照某种村规民约加以共同利用。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古代国家拥有极大的经济势力:它们不仅本身拥有全国相当一部分土地、官营手工业和官营商业,而且凭借其手中的政治权力,无偿征取徭役和劳役,征收普遍而沉重的税收和苛捐杂税,而且基本上没有保障私有财产的法律,没有私法和民法体系,国家可以任意抄收、褫夺、罚没臣民的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严重,因为中国的王权是“绝对王权”,替天行道、代天牧民,对土地和人民拥有终极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可以无条件地剥夺臣民的私有财产,以至其生命。

极权政治的衰落与私有财产权的确立,是互为条件的:越是私有财产权有限和相对的地方,政治权力越是无限和绝对,越是私有财产无限和绝对的地方,政治权力就越是有限和相对。

    极权政治虽然普遍存在于古代世界,但离我们今天又很近。事实上,20世纪冒出两种登峰造极的极权政府,即黑色法西斯纳粹政权和红色共产主义恐怖政权。我们所说的古代和现代,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时间和历史的中轴来划分的,由此观之,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处在前现代历史中,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着极权政治,也就不足为怪了。

    2、专制政治

极权政治与专制政治是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指国家权力具有无限的范围,后者指国家权力的产生并非来自民众的授权,并且被控制和垄断在少数人(君主、贵族、官僚、政党)手中。在古代历史上,极权政治和专制政治有时并不完全合一,比如在11~13世纪,英国贵族反抗王权的无限扩张,逼迫英王先后签订《自由宪章》和《大宪章》,此时英王无疑垄断了国家权力,但这种权力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够完全控制经济和文化生活;古希腊的斯巴达无疑实行的是一种极权政治,但这种政治又不是由极少数人垄断和专制的,而是由全体奴隶主民主共享的。

    3、王霸统治(权治)

    学者们一般将极权专制政治称之为“人治”,而把宪政民主政治称之为“法治”。人们大概想突出极权专制政治的随意性、任意性、掌权者为所欲为的特征,而宪政民主则是按照法律(公意)而不是掌权者的个人意志进行治理。

    但“人治”这个概念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无论是极权专制,还是宪政民主,都是人在进行统治和治理,在这个意义上,法治也是人治,即人依法而治。如以“人治”与“法治”相对立,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即“法治”仿佛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法”、“道”、“规律”之类的东西在自行或通过人、假借人进行治理,“法”成为政治的主体,而人则成为政治的载体。另一方面,极权专制政治在通常情况下也是按照一定的法律进行统治,即依法而治,只不过这种法律是少数人私意的法律化,而不是公意的法律化。这样一来,岂非极权专制也是“法治”了吗?其次,“人治”概念不能突出极权专制政治的权大于法、掌权者任意立法、少数人的私意高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意这一本质特征。

    因此,如果说极权专制政治是指权大于法,即政治权力大于法律、私意高于公意、政府权力凌驾于人民的基本权利,而宪政民主是指法大于权,即法律大于政治权力、公意高于私意、人民的基本权利凌驾于政府权力,那么,极权专制政治应当恰当地称之为“王霸统治”,即“权治”,与宪政民主政治作为“法治”相对而立。这样一来,“人治”这种含混不清的概念就被“权治”这种明确的概念所取代,而人与法、人治与法治之间那种引起种种误解和混乱的对立,被权与法、权治与法治这种逻辑上不会自相矛盾的对立所取代。

    王霸统治和权治,是极权政治与专制政治的统一,即少数人凭借暴力、武力行使无限制的政治权力,是政治权力制定法律,而不是用法律规定政治权力的范围、边界和限度,是少数人掌握政府权力并宰制全部社会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依照法律划定疆界,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王霸统治和权治的概念准确地突出了极权专制政治中政治权力大于或高于一切、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和获取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不受民众控制和监督的本质特征(“人治”概念则不能突出这些特征)。

    在王霸统治中,政治权力不是按民主程序自下而上地、和平地产生的,而是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政变、阴谋、杀伐、战争、造反、起义、革命等暴力手段产生,最后的胜利者是那些最有政治计谋、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人。当然,经济基础和民心向背也在起作用,但它们不起直接的支配作用,而只起一种最终否决权和最终认可权的作用。在经济基础、民心向背与政治斗争的最后结局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空间任人纵横捭阖,斗阴斗狠,以势力论英雄是王霸政治最高的“游戏规则”。

    

二、宪政、民主与法治

 

    1、宪政的产生和基本原则

    宪政是以宪法这一根本法、最高法(全体社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规定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国家与公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政治制度。

在古代罗马,已有宪政的萌芽,其时罗马虽无宪法,但却有较为系统的私法即民法(包括人法、物法、诉讼法三部分),其中人法规定了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物法规定了各种财产权如物权、债权、继承权,诉讼法规定了民事诉讼程序,这些法律实际上已划定了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疆界,并且成为资本主义民法和私法的重要来源。

宪政的直接来源是中世纪末期英国封建主对英国国王的反抗和限制,以及西欧各地城市自治共和国的发展(其中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最负盛名)。如果说《自由宪章》和《大宪章》主要表现了农业经济和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宪政的产生和发展,那么,城市商业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则表明了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基础上城市宪政的发育成长。英国和西欧各城市共和国的宪政水平还很低,英国贵族因为没有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不仅自己只获得某种防御性的、否定性的、消极的政治权利,而且对王权政府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积极的限制也很有限,至于城市共和国,在封建专制的外部威慑和渗透下,基本上都衰落了。

    《大宪章》以后,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为了处理国王、贵族和新兴平民力量相互交叉的三角关系,议会这种政治机制应运而生。议会与传统的贵族会议有很大不同:议会包括社会各阶级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以新兴农业和商业资本为财产基础的骑士、乡绅、市民,在议会占半数以上席位,这些人后来成为议会中的下院,在英国革命中和革命后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议会成为强有力捍卫纳税人权益和私有财产权利的机构,不仅扩展了批准赋税的权力、监管征税和税收开支的权力、限制国王违法勒索的权力,而且获得参与立法的权力。17世纪英国革命和《权利法案》这一宪法性文件的实施,确立了议会完整的立法权、对政府完全的财政控制权、对国王及其臣属的弹劾权以及组织军队的权力,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继承了英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比英国的君主立宪更为彻底,并且因为吸收了洛克等人对英国宪政经验的总结,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1776年,著名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第一条宣布:“一切人生来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种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的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契约对他们的后代加以祛夺或剥夺的;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颁布的《人权宣言》,在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明确地宣布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持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宪政的基本原则是:

    (1)公民权利至上的原则。政治权力不是自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维护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基本人权,现代宪政还进一步将弱者获得物质帮助和基本社会福利的权利列入基本人权。政治权力如果不能维护而是侵犯和损害基本人权的话,就是违宪的和违法的。

    (2)社会和国家分离的原则(政经分离、政教分离原则)。国家是社会成员为解决某些公共问题而创制的,而经济、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则基本上是私人生活领域,国家不能垄断或肆意干预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除非法律明文禁止,公民的私人生活不受限制(法无禁止即可为)。

(3)有限国家、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大社会”原则。这是从第二条原则直接推论出来的:政府的规模、权力和活动范围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4)分权原则。一方面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分属于不同的机构,使之彼此监督、彼此制约;另一方面,实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

    (5)民主原则。一方面,民众的同意和选举,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对于民主产生的、有权力限制和任期限制的公职人员,也必须经常予以监督和制约,防止他们腐化堕落,促使他们更好地维护公民权利和公众利益。

    (6)法治原则。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保护,政治权力的目的、范围、大小、界限,必须以“全民公意”、最高法、根本法、宪法形式加以规定并昭示于天下,对任何违宪行为,尤其是政治权力、政府、政府官员的违宪行为,都要加以法律制裁。

    (7)人性可疑原则。人性含恶是宪政的人性论和本体论基础,怀疑论是宪政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宪政环境中形成的一个普遍共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是不可轻信的,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约,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2、民主的产生和基本原则

    所谓民主,是指国家权力由人民产生、由人民参与行使、由人民制约和监督的政治制度。

    远古民主:民主在近代后于宪政,但在远古时代则先于宪政。原始氏族和部落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这种民主与现代宪政民主区别极大,因为它是一种极权民主——每个个体极为弱小,不得不抱成一团就一切事情实行共同决策,没有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不存在私人生活领域。这种民主不是个体觉醒和解放后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出于严酷的生存必然性的被动适应。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当一部分个人变得相对强大以后,这种极权民主就普遍地让位于极权专制:之所以是极权,是因为大多数个体仍然软弱无力而不得不依赖于共同体;之所以是专制,是因为少数个体强大到了能够垄断性地支配公共权力的程度。

    古代民主:主要指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古希腊城邦继承了原始民主政治的遗风,其中斯巴达是典型的极权民主,雅典民主则带有半极权性质。古希腊民主在时间上略早于并影响了古罗马民主,但古罗马民主也具有其特殊性,即它是在更广大的地域范围内实行的,因此不具备古希腊民主那种民众直接参与的特点和极权化的倾向,而是某种古代代议制和有限政府。虽然古希腊民主与古罗马民主有相异之处,但两者也有共通之处,即都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则被视之为物体和奴隶主的财产,连人的资格都不具备,更不可能享有什么政治权利。据记载,雅典自由公民有9万人,而奴隶和被保护民达41万人,他们不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可以说,在整个古代世界,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不管是在奴隶—奴隶主经济时期还是在封建主—农奴、地主—农民经济时期,古代专制都是普遍存在的,古希腊民主与古罗马民主只是古代专制世界缝隙中两个特例和两段短暂的插曲。当然,它们也不是无根无据的,不是天外流星般的偶然存在——它们之所以得以产生和发展,正是因为它们处于东、西两大古代世界的交汇之处的地中海沿岸,它们得益于一种不同于农业和自然经济的异质的、新质的经济因素——手工业、商业、海外贸易等商品经济因素的成长,而当这种新的经济因素衰落时,古希腊罗马民主自然也就衰落了。

    近现代民主:英国中世纪末期的《大宪章》虽然限制了王权,但王权本身的专制垄断性质依然没变。近现代民主的真正起源是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及西欧各国都曾出现过的城市政权,它们是在一种新的经济基础即工商业和商品经济之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些城市政权和城市共和国或者被君主封建专制和教会专制力量直接扑灭了,有些则因为长期抵抗外敌而导致自身民主的衰落。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的普遍发展,更多的民主之火燃烧起来,终于导致民主力量与专制力量的总决战——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随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

    民主的基本原则是:

    (1)普选权原则即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又可称为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原则。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最初对选举权还有财产、性别、种族等方面的限制和歧视,但都相继被破除了,各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表达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制度化运行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2)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和保护少数的政治权利的原则。一人一票通常只能按多数同意原则做出决策,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同意并不等于多数专制和多数专政,因为按民主的第一条原则,少数派仍然拥有不可随意剥夺的政治权利,完全有权利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以便使自己由少数变为多数。这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和平的、公平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因此被称之为共和原则,民主与共和因此而并称,民主政治因此而被称之为共和政治,民主政权因此也被称之为共和国。

    (3)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代议制与参与制相结合的原则。现代社会公民通常通过选举授权,让议会代表、行政官员、法官等专业人士代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但也保留了一些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比如通过个人创制和全民公决参与立宪和修宪,通过全民直选产生总统,通过民决团(Jury,旧译陪审团,言不称义)参与司法判决,随着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还会出现更多参与制与直接民主的发展空间。

    (4)多党制原则。如果说议会、政府、法院构成国家权力机构和政治权力运行体制,那么多党竞争则是一种政治动员机制和政治权力产生和形成的机制。公民、家庭、企业——社团、社区——政党——国家,构成一个自下而上的、从微观到宏观的自组织过程。政党不是国家权力机构,而属于民间社会,必须从民间社会募集自愿的经济和民意支持来解决其生存和发展问题,只有在选举获胜以后才能获得有限期的执政地位。政党制度必然是多党制,这是由现代社会多元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阶级结构决定的。根据各主要阶级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一般会出现在政治上代表它们的几个主要相互竞争的政党,小政党则代表范围较小的阶层或利益团体。

    (5)宪政原则。民主必须符合宪政,也就是说,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也是有限的,也不能取消公私两个领域的界限,也不能扩张和膨胀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控制私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和环节。如果有这样一种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又反过来控制人民的一切的政治权力,它就不能叫做宪政民主,而只能叫做极权民主。在正常情况下,人民不可能选举产生一种从方方面面控制人民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某些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极权民主,古代斯巴达国家、近代的雅各宾专政、20世纪的纳粹和共产政权,很快就会演变为极权专制,因此非宪政的极权民主本质上就不是民主,而是假人民之名实行的、最恶劣和极端的专制。 

    (6)法治原则。民主正如宪政,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公民和政党必须遵守选举法和政党法、议会必须遵守立法法、政府必须遵守行政法、法院必须遵守诉讼法、一切国家权力机构都必须遵守国家赔偿法、一切参与民主政治过程的主体都必须遵守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要修改宪法和法律,也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民主如果不同时也是法治,就会沦为无法无天的暴民统治和暴民专政,这种暴民统治和暴民专政,必然由暴君统治和暴君专制来收拾残局。人民一旦失去理智、放纵人性之恶,甚至比君主专制带来更加可怕的人间惨剧。

    (7)人性可信原则。民主虽然也有自我怀疑的方面,但基本上是以人性可信为哲学基础的。首先,人民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和对政治权力的约束,是以其本身的人性自信为前提的,相信民主比专制具有优越性;其次,人民对他们所投票选举的政党和候选人抱基本信任的态度,否则他们就会不去投票了,这来一来,在民主而非专制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反而产生不出来了,结果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从而导致“民主的悖论”;最后,从民主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民主产生的政治领袖总体上无疑比专制君主优良得多、道德水平高得多。当然,受到宪政的人性可疑原则的限制,人民对他们所选举的政治领导人也不会持绝对信任的态度。

    3、宪政与民主的区别和矛盾

宪政和民主所要解决问题并不一样:宪政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范围、大小、界限问题,其办法是通过划分市民社会与国家、经济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来限定和限制政治权力;民主所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和谁来掌权的问题,其办法是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国家权力,并且由公民制约和监督这种权力。宪政的对立面是极权,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

    在历史上,宪政与民主出现过分立的情形:古代的原始民主、斯巴达民主、雅各宾民主、纳粹的民主、共产党的民主,并不是宪政的民主,而是一种极权的民主;古罗马帝国、中世纪末期的英格兰王国、拿破仑帝国的宪政,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宪政,而是一种专制的宪政。至于雅典城邦、罗马共和国、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出现的宪政与民主的初步结合,也导向两者的分离:或者导向带有极权色彩的民主(在雅典城邦),或者导向带有专制色彩的宪政(在罗马共和国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

    即使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宪政与民主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宪政要求严格地缩小政治权力的范围,而民主则要求扩大政治权力的范围。从亚当•斯密时代的“守夜人国家”,一直发展到社会民主党的“全民福利国家”,其间经历了宪政主义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右派与左派反复不断的斗争和拉锯。当然,尽管当今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力已经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期大得多,但仍然没有突破宪政的基本框架。

    4、宪政与民主的统一性

    宪政与民主在本质上又是同一的,这种同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越来越普遍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以及越来越具有自由、平等意识的普通个人和全体公民。宪政所要保护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等基本人权,民主所要争取的是“所有公民”管理国家、当家作主的权利。在这里,“每一个人”与“所有公民”是同义的。宪政与民主的主体都是社会全体成员,而不是社会上某个特权阶级,只不过它们的任务、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它们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2)两者互为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从历史上看,近现代宪政和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完全是互为条件的,几乎是同步的。没有以民众为强大后盾的议会权力的产生和发展,对于“绝对王权”的限制和逐步剥夺就是不可能的,而没有私有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的逐步确立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民主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通过限制王权的斗争而发展民主,通过第三等级、平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而确立宪政,完全是一回事。资产阶级革命同时确立了宪政和民主,这种确立,同时也是争取更高阶段的宪政和民主的开始:宪政由对王权的限制进一步转化为对民主政府本身的限制,而民主则由有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向无产阶级和一切公民扩展。最早的无产阶级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这两个阶级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反对君主、贵族的斗争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于是它们结成“第三等级”,共同争取针对君主、贵族的宪政和民主。君主、贵族退出历史舞台而资产阶级当政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走向前台,宪政与民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3)两者相互渗透,具有直接的同一性。首先,宪政包含民主,宪政所要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本身就包括政治权利,即管理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其次,民主包含宪政,宪政的基本规则——宪法这一规定公民和国家双方权利义务的总章程,本身就是全体公民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出来的。真正的民主本质上是宪政的,即人民、公民为了确保自己的基本权利,应该自己限制由自己所选举产生和参与执行的政治权力,设想人民、公民选举产生一种全能的、全面地控制自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政治权力,是不可思议的,是自相矛盾的,是违反人类理性的;真正的宪政本质上是民主的,即人民、公民自己做出限制由自己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的决定,人民、公民要自己约束自己,不能要求国家、政府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和愿望,不要授予国家、政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权力。

    5、法治:宪政与民主的合题

    “法”的最本质的含义是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界标、准绳、尺度;所谓法治,就是人民、公民依据自己所制定和认可的宪法和法律,一方面选举产生国家和政府机关,积极地解决社会的公共问题,另一方面,防止和限制国家和政府机关超出自己的权力范围而侵犯公民、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侵入公民、人民的私人生活、自主生活领域。

    对上述定义可作如下进一步的剖析:

    第一,法治不等于一个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的“法本身”、“法实体”在自行进行统治,这样来理解法治的话,一方面无法理解法的来源和本质,抽掉了法的人性基础和法的人类来源,遮蔽和扼杀了法的经验主体,导致法的神秘化和客观主义化;另一方面,又给某些人以法的人格代表的身份专制地行使政治权力提供了绝妙的机会。法是经验的、人性化的、由人制定出来的规则,只不过不是由个别人制定出来的,而是由全体公民按一定程序制订出来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意志的表达,即“公意”。在这个意义上讲,法治也就是人依法而治,只不过不是依据只是体现少数人专横意志的法而治,而是国家、政府依据作为“公意”的法而进行治理。

    第二,法治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依法而治”。法治固然也是“依法而法”,但依法而治不等于法治,因为依法而治既可能是依照少数人制定的特殊法甚至恶法而治,也可能是指依照“公意”而制定的普遍法和良法而治。少数人制定的法是不必要表达“公意”的,并且本身就是对付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因此,少数人随时可以改变这些法,因为权大于法;而作为“公意”表达的普遍法,非经全体公民同意是不可能随意改变的,因为法大于权。少数人制定的法,当然也是由少数人来执行的,又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制约机制,这种执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以罚代法、贪赃枉法就是很普遍的;而作为“公意”的普遍法虽然也是由少数人执行的,但由于建立了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法的普遍性就不容易受到损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会成为公民与执法和司法机构的共识。

    第三,法治是宪政与民主的对立统一,是在宪政与民主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没有宪政和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法治,所谓“法治先行论”是自欺欺人的谎言。法治就是宪政的民主和民主的宪政,它是宪政与民主在差别、矛盾和对立的基础上达到统一,又在统一中包含一定的差别、矛盾和对立。宪政确认公民基本人权的优先性和政治权力的有限性,并且使之成为最高的法律原则。宪政的这种基本要求,使得即使是民主的政治权力也不能随意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民主实际上总是多数人在政治竞争中获胜,因此宪政要求,即使是多数人掌握政治权力,也不能剥夺少数人的政治权利,更不能剥夺少数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等基本人权。宪政永远保护少数派继续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保护少数派争取变成多数派的权利。宪政还要求,即使是对那些保守的、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少数派,也要保护他们的基本人权,即使是对那些反社会、反人类的犯罪分子,只要是罪不至死,就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权和政治权利,只要是不被判处无期徒刑,就不能剥夺他的政治权利,只要是不被判处有期徒刑,就不能剥夺他的人身自由权。至于他们曾经合法地拥有的财产,更是不能剥夺的。宪政的这一要求使得民主注定不可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或者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在宪政之下,没有哪个阶级或者哪一个特定的人群生来就要成为专政对象。宪政民主不是任何一种专政,因为没有确定的专政对象,至于那些反社会、反人类的犯罪分子之所以遭到惩处,不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哪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实际上,他们出现在每一个阶级和阶层之中),而是因为他们侵犯了其他人的基本权利,或者损害了公共利益。

    第四,法治的真正对立面是王霸统治或权治。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法治就是民主产生的政治权力按照全体公民参与制定和认可的宪法和法律治理社会,而每个公民则依据全体公民参与制定和认可的宪法和法律捍卫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法律高于权力,公民权利高于国家政治权力。这与王霸统治或权治构成尖锐的对立,后者是凭借暴力产生的王权和霸权依照统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社会,而每一个普通民众除了服从王权和霸权外,不可能公开地、合法地捍卫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权力大于法律,国家(政治)权力大于公民权利。

    可以把法治的基本原则大致归纳如下:

    (1)公正性原则,又称正义原则。法律的制定,法律的执行和实施,都必须是公正的,前者称之为“立法公正”,后者称之为“执法公正”、“司法公正”;前者强调立法程序和法律的内容的公正,后者强调法律的执行和实施过程的公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和灵魂,没有公正就没有法治。

    (2)普适性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律规定了公民的权利,规定了国家机构的权力,规定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公民、企业、团体、政党、政府,不论是谁,只要违反了法律,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裁。如果一些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受法律制裁,其他人就会援引而效仿,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法律的普适性和强制性还要求,在依照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之前,即算是有缺陷的法律,也必须得到遵守,如果人们都以法律有缺陷为名而不遵守法律,法治也就会荡然无存。

    (3)法大于权、依法行政原则。在法治条件下,公民必须守法,政府和政府官员更应该守法,这不仅因为政府和政府官员握有普通公民所不拥有的权力,可以比公民更容易地谋取私利,也可能给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带来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也因为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不守法,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和带头作用,会极大地败坏公民的守法意识和社会的法治精神。法大于权、依法行政要求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有法律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违法了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并对被损害的公民做出赔偿,同时公民有依法抗拒政府违法行为的权利。

    (4)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原则。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制度性条件之一,立法机关可以依法监督和质询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对司法结果提起申诉和抗辩,但却不能够事前和事中干预独立的司法过程。不仅如此,宪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还有权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是否符合宪法,也有权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做出双方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裁定,如果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双方都不服宪法法院的审查和裁定,则最后交付全民公决。

    (5)宪政原则。法治内在地包含了宪政原则,也就是说,法治的前提是必须以最高法即宪法的形式对基本的社会制度、公民基本权利至上和政府权力的界限做出规定,其他一切法律都必须与宪法相一致。

    (6)民主原则。法治内在地包含了民主原则,也就是说,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都必须通过民主程序来制定,都必须充分地表达、综合全体公民的意志,少数人制定并只表达少数人意志的法律,必定是王霸统治的法律,而不是法治的法律。

    (7)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互补的原则。为什么要法治,而不要权治?因为人性是可疑的,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永远有可能越权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必须在权力之上高悬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保障全体公民基本权利的、每个人包括掌权者必须遵守的法律,以约束人们尤其是掌权者的行为;法治又不是“神治”或“物治”,不是非人之治,而是人治,只不过不是少数人的专治、专制之治,而是所有人的民主之治(林肯称之为“民有、民治、民享”),因为人性又是可信的,人民有能力自己治理自己,有能力从无数个人中发展出一种作为“社会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政治制度,一种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文明的而不是野蛮的、竞争而又合作的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正和对局的而不是零和对局的、弘扬人性之善的而不是纵容人性之恶的“政治游戏规则”。当然,宪政虽以人性可疑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信的成分,即宪政相信政府在其有限的权力范围内有存在的必要性、有解决公共问题和满足公共需要的合理性以及为公民造福的可能性;民主虽然以人性可信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疑的成分,即民众对于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和政府官员,也要设置一系列的防范、制约和监督机制,以防止政治权力的异化,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出政治权力止恶扬善的积极功能。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就这样相互补充而构成法治的哲学基础。

 

宪政、民主、法治与自由、平等、正义

 

    当我们论述宪政、民主、法治的起源、性质和基本原则时,自由、平等、正义这三个概念已经多次出现了。人所共知,自由、平等、正义是人类梦想和追求的最珍贵的价值目标。那么,宪政、民主、法治与自由、平等、正义之间有什么关系? 

尽管宪政与平等、正义,民主与自由、正义,法治与自由、平等有着深刻的关系,但就其直接对应关系而言,宪政主要满足自由的诉求,民主主要满足平等的诉求,法治主要满足正义的诉求。当我们强调宪政的首要原则是个人权利、公民权利至上的原则,民主的首要原则是公民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法治的主要原则是公平性、公正性和正义性原则时,已经显示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

 

    一宪政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从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大量论述来看,宪政与自由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对应关系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追求宪政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正是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捍卫自己的自由,而较少把宪政与平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的确确,对自由的最大危害和威胁,莫过于无限制的、极端的、绝对的政治权力:自由也许会和某种开明的专制(有限制、有边界的政治权力)短暂地联姻,但绝不可能在极权政治、全能国家、无限政府下存在和发展;极权之下,大多数人在一切方面都是不自由的,而在专制之下,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当然也是不自由的,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自由。

 

    二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民对平等的要求

    

从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家的大量论述来看,民主与平等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对应关系也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是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满足自己对平等的要求。的确,对平等的最大危害和威胁,莫过于一种仅仅由少数人垄断性地掌握着的政治权力,这种专制权力不仅使人们不可能参与对公共事物的管理,而且彻底断绝了人们通过公共权力、通过法律和政策来改变其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民主与专制是直接对立的,而民主与极权还可能有某种短暂的结合:一方面,一种无所不能的国家权力有可能强制性地使全体人民处在一种平均主义的状态,从而满足部分人的平等愿望或者满足所有人的某些平等愿望(比如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就业和基本福利);另一方面,当民主极端化、绝对化时,政治权力也会变成一种极权力量,控制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每个公民的一言一行。

民主与平等的紧密联系还表现在,民主是通过普选制和一人一票制来运行的,因此,它表现出一种数量的优势,特别适合于占社会人口相当数量的下层和弱势民众通过民主选举政治权力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宪政并不包含这层意思,相反,宪政要通过限制政治权力而让公民充分自由地生存和发展,而且宪政并不承诺结果的平等,而是肯定差别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宪政尤其为处于社会上层的公民所特别强调。如果说,民主有使政治权力扩张的倾向,那么宪政则极力限制政治权力。当社会在经济上处于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宪政与民主的对抗性矛盾,结果或者是由社会上层垄断性地控制政治权力、压制民主,以确保自身的特殊利益;或者是社会下层通过建立强大的民主政权,取消宪政,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只有在阶级矛盾比较温和或中产阶级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时,宪政与民主才会互相趋近,而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

 

    三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公正(公平和正义)

    

法治正是试图通过协调宪政和民主来同时满足自由和平等的诉求,从而使社会处于一种正义的状态。由于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有些人更推崇自由以及宪政,而另外一些人更推崇平等以及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两者的统一,而使法律处于不偏不倚的地位。所谓“法律是正义之剑”的说法,已经意识到了法律的正义本质(但未听有人说过“宪政是正义之剑”或“民主是正义之剑”)。自由的反面是奴役(宪政的反面是极权),平等的反面是等级、特权(民主的反面是专制),而正义的反面是邪恶、不公(法治的反面是权治、王霸统治)。不论是否定民主而仅仅维护极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法律,还是否定自由而实行极权民主即多数人的专政的法律,都是邪恶的法律。真正的宪政必须也是民主的,即满足平等诉求的,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宪政的,即满足自由诉求的

    人们通常把现代政治制度称之为“自由民主制度”,这是不准确的。根据上面的论述,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宪政民主制度”即“法治制度”,它是满足“自由平等原理”即“正义原理”的方法、手段和途径。

    在历史上,自由或平等、宪政或民主常常被不同的人特别强调,于是便形成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与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两大思潮。总体上来说,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而以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以集体主义为哲学基础,而以社会主义为经济基础。当然,这两种思潮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双方一旦绝对化,就会演变为不正义的、邪恶的东西(这在历史上都有实例)。事实上,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宪政主义为一方,以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为一方,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已分别由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向中间(中道、正义)汇合,在经济上表现为私有制和公有制向混合所有制汇合、劳动和资本向人力资本汇合,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宪政和民主向法治汇合,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汇合,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汇合。

    有必要指出的是,平等、民主最初也主要是资产阶级所提倡和追求的,以此激烈反对封建特权和君主专制而伸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权利,但在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后,他们当然更关心的是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维护自身已经获得的自由和权利,于是平等、平等的自由权利便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无产阶级和中下层民众的追求目标,而民主也成为他们所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在普选权、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中下层民众具有选票数量上的优势,能够通过政治权力即立法、行政和司法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强势阶级更强调自由、宪政(但并不否定平等、民主),弱势阶级更强调平等、民主(但并不否定自由、宪政),双方之间已形成一种既对立又统一、

既竞争又合作的社会张力。

 

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谱系

 

    如果以宪政和民主两者高度完满的统一状态为原点和轴心,就会出现中左、极左、中右、极右四种区分:中左追求更多民主但不否定宪政,中右追求更多宪政但不否定民主;极左只要民主不要宪政,但这种最初的极权民主必然导致极权专制,比如苏联、东欧、中国、古巴、朝鲜、柬埔寨等共产主义国家;极右只要精英治国不要民主,但这种最初的专制宪政也必然转变为专制极权,比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智利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中左与中右竞争互补,极左与极右两极相通。

 

一、左右划分的主要依据

 

1、左右划分的历史前提

在古代奴役等级和极权专制社会,只有垂直的上下尊卑之分,没有横向的左右之分。思想政治上的左和右主要是一种现代的划分,左右划分主要是一种现代的现象。诚然,在传统社会或古代社会,在一定的区域范围或者一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某种趋于扁平化的社会结构,虽然那时候的人们并没有思想政治上左和右的概念和意识,我们现代人也可以用左和右的概念去进行描述和分析。比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等地的城邦共和国,由于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荡平了一些思想政治上的等级隔离,给有限数量的公民提供了一个可以竞争的扁平的舞台,于是便出现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争,拥有较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贵族、家族、富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偏于右,而拥有较少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平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偏于左。在古代中国,在几个封建诸国争雄或皇权专制衰败的时期,也有这种情况:春秋战国时期,道家、阴阳家、纵横家、法家依次偏于右(阴),而儒家、兵家、农家、墨家依次偏于左(阳);魏晋时期,鉴于儒学的虚伪腐化堕落,可以把以儒解道的何晏、王弼算作右派,而把以道破儒的竹林七贤算作左派;明末清初,出现了以江右学派为代表的王学右派和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从后者中衍生出李贽、汤显祖、徐渭、袁宏道、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等启蒙思想家。

不过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传统社会胞胎里孕育的现代性因素、现代性萌芽,不能把左右划分当作对于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分析框架。古代社会或传统社会,是一种垂直的、等级制的、极权专制权治的社会结构,根本没有得到横向的展开,因此占绝对主导和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意识,是上下、尊卑的意识,还缺乏自由、平等的意识;暴力和强权代表和占有了真理和正义,还不曾出现基于经济政治文化的自由平等竞争的真理和正义。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有极权专制与开明专制、暴政与仁政的区别,还不可能出现自由民主主义(偏右)与社会民主主义(偏左)的区别。

左右划分以三个历史条件为前提:一是工业化、商业化、分工和交换的普遍发展,带来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这意味着经济的多元化和自由竞争,经济领域因为吸引了最多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而成为社会生活中权重最大的一个领域,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自由平等交换的经济逻辑,要求冲破暴力和政治权力对于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直接控制;二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横向的、相对独立的扩展和发展,尤其是经济和文化对于政治的独立发展,使得过去人们只能顺着等级政治的阶梯往上爬这种狭隘的行为模式,转变为朝着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不同的方向自由选择和发展的行为模式,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意识得以产生和发展;三是政治上由极权、专制和权治初步转向了宪政、民主和法治,垂直的、金字塔式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向了横向的、扁平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总之,没有社会结构的横向展开,没有公民社会的发展,没有保障这种展开和扩展的宪政民主法治,就无所谓左右划分而只有上下划分。当然,在现代化的早期,由于传统社会的惯性力量,还会出现财富、权力、文化等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严重分化乃至两极分化,但是,以暴力和政治权力维系的僵硬的等级制度到底是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生产的阶级和阶层的分化,而这些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横向竞争,原则上是没有血缘、宗法、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垂直的、牢不可破的隔离和屏障的。

2、左右划分的几个依据

(1)以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多寡为依据

通常,拥有较多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阶级和阶层(所谓精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是偏右的,而拥有较少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阶级和阶层(所谓平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是偏左的。这当然不否认,有些精英会成为左派,而有些平民会成为右派。

(2)以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为依据

现代社会以自由、平等、正义为普世价值,但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偏向。一般而言,右派虽然不否认平等和正义,但坚定地把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重视消极自由而相对忽视积极自由;如果也承认平等,那只承认与个人自由完全一致的人格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而坚决反对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拒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如果也承认正义,那只承认基于自由的正义而否认基于平等的正义。与此相反,左派虽然不否认自由和差异,但坚定地把平等放在第一位,重视积极自由而相对忽视消极自由;要求起点平等以及尽可能的结果平等,要求较高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要求基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公正。

(3)以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为依据

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或所谓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认为价格这只无形之手完全能够有效地调节供求矛盾,达到市场均衡,不存在所谓市场失灵,市场竞争能够自动地实现社会利益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包括自动地调节劳资冲突和贫富分化;左派则主张社会市场经济,即认为市场不是孤立的和天然自足的,它受到来自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各种力量的制约,尤其是受到联合起来的劳工力量的制约,劳资集体谈判这种有形之手或劳动力集体定价机制,与劳动力供求关系这只无形之手或劳动力个别定价机制,共同决定劳动力价格并调整劳资关系。

(4)以公民社会自身建设的逻辑和方式为依据

右派从个人自由优先的原理出发,主张较低程度的公民结社或联合,认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人之间,最多只存在阶层的区别,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坚决反对威慑个人自由的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左派也以承认个人自由和权利、公民结社自由为前提,但认为公民是分为不同阶级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应当上升为阶级的自由和权利,阶级一旦产生,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个人自由,个人应该放弃一定的自由和权利以实现阶级的团结、互助与联合,通过阶级之间的博弈而不是个人抗争或个人成功来解决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5)以对国家、政府、政治权力的态度为依据

右派主张最小国家和最小政府,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允许国家、政府插手,国家、政府只需要维持市场竞争的秩序、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市场不愿提供或没有能力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可以了,或者说,在宪政、民主、法治中,右派更重视宪政和法治,而相对忽视民主,如果也认同民主的话,主要指精英民主和间接民主,而反对大众民主和直接民主;左派虽然也认同宪政、民主、法治,认同“大社会、小政府”的基本框架,但更重视民主和法治而相对忽视宪政,认为一个民主的政府,有义务为更多的公民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提供更多的平等、福利、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此左派呼吁更多和更直接的民主,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所有社会成员的实质上的自由和平等。

(6)以要求进步的快慢、变革的急缓为依据

右派除了在其上升时期,在与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斗争时期主张彻底的革命和激烈的变革外,在其成为主流政治思想力量后,就倾向于对现存秩序持保守的态度,如果也要求进步和变革的话,那一定是主张温和的改良和缓慢的变革,坚决反对革命和激烈的变革;左派则对现存秩序持比较激烈的批判态度,要求更多、更快、更彻底的改变,甚至要求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7)以对待传统的态度为依据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右派接替了传统统治阶级,而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社会里占据了主导的、强势的地位,甚至一度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实行专政(比如限制底层民众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因此,右派对传统有更多温情的理解和包容;左派通常以弱势群体的代表为己任,认为现在的强势阶级和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继续对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甚至要求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定位和相互关系

 

1、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定位

(1)极右。通常指那种突破平等的底线而赤裸裸地主张“优等人”的绝对自由和公开的社会不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这往往是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力量,或者其他某些社会力量如政治的、种族的、宗教的力量发展到极端的必然产物,是在丛林状态中获胜的强者的权力宣言,它在很大程度上返回到了传统社会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就是极右势力的典型代表。

(2)中右。通常指那种主张自由优先兼顾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是典型的中右。自由主义按其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不同理解,本身又有右中左三种形态:偏右的是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居中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偏左的是社会自由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是竞争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之为思想指导的中右政党如英国的保守党、美国的共和党、德国的基民盟,长期居于执政地位。

(3)中左。通常指那种主张平等优先兼顾自由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思潮属于中左,其中以社会主义影响最大。社会主义按其本身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理解,也有右中左三种形态:偏右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居中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偏左的是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温和形态)。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以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中左政党如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经常获得执政地位。

(4)极左。通常指那种突破自由的底线而主张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思潮属于极左,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曾经在19世纪中后期获得较大的影响,但后来转入衰落并逐渐边缘化了,以之为指导思想的欧美国家的共产党正在趋于消亡。但是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马克思主义之地方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的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等等,一度获得世界性的影响和力量,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鼎盛而终于转向衰落。

2、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相互关系

一般人都以为,极右和中右都属于右,中左和极左都属于左,前两者的共同性当然会大于它们与左的共同性,后两者的共同性当然会大于它们与右的共同性。然而,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那就是中右与中左的共同性大于中右与极右的共同性,中左与中右的共同性大于中左与极左的共同性;或者说,中右与中左正从右和左两个方向向中间汇合,而极右和极左则两极相通,成为市场经济、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否定性和破坏性力量。

(1)中右和中左向中间区域的融合

由于资本的劳动化和劳动的资本化,使得智力劳动或者人力资本有可能并正开始超越物质资本和简单劳动而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由于中产阶级有可能并正开始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逐渐成为主导的阶级,中右和中左的思想政治力量,尤其是自由主义中的左翼(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正像资本与劳动谁也消灭不了谁并趋于融合一样,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以至于中右政党执政时也不得不继续保持劳工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而中左政党执政时也不得不继续保持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

中右和中左,除了他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在走向融合外,在思想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双方都认同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而在政治上都认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因此我国当代民运先驱和学者陈子明先生准确地把中右称之为“宪政右派”,把中左称之为“宪政左派”。网上有一个叫胡常根的民工兄弟,又把中右称之为“民右”或“民主右派”,把中左称之为“民左”或“民主左派”。只要认同市场经济、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法治,不管中右和中左有多么大的差别、矛盾和冲突,总是可以通过结社、集体谈判和集体博弈、政党竞争、选举和立法等等和平的、理性的、有序的、法治的方式予以化解的。当然,我们希望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成为文明世界的主流发展方向。

(2)极右和极左两极相通

极右和极左,表面上是针锋相对甚至绝对对立的,前者鼓吹强权就是真理、精英治国、优秀种族统治世界,少数杰出人物可以代表全社会、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唯心史观、英雄史观),后者则鼓吹劳动创造人本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党和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唯物史观、人民史观),但细观之下,就会发现物极必反,而且两极相通:

首先是思想上相通。顾名思义,极右和极左都是一种极端思潮,作为极端,它们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共享一些同样的东西:信奉一元论和决定论;自认为掌握了宇宙真理和人类正义,是绝对真理和绝对正义的化身。

其次是政治上相通,即两者都要求取消多党竞争、结社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罢工自由,建立一个垄断全部社会资源的党国体制和极权国家体制。因此陈子明把极右称之为专政右派,把极左称之为专政左派;胡常根的说法是专制右派(右愤)和专制左派(左愤)。

第三是组织技术和执政方式上相通。当其处于上升和谋取权力阶段时,极左会以底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忠实代表的面貌出现,极右则会以民族、国家的最优秀代表的面貌出现,利用宪政民主下包容多元的制度、文化与和平发展空间,扩大影响和选民基础,一旦通过竞选程序上台(纳粹),或者利用国家权力出现溃败状态时政变或武装暴动上台(布尔什维克),就逐渐抛弃宪政民主法治的外衣和羁绊,以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武装到牙齿的党军宪警暴力集团,对所有政治反对力量、异议人士、中间人士和内部不坚定的成员,不择手段地进行思想控制、灌输洗脑、欺骗利诱、造谣惑众、威胁恐吓、监视举报、劳改囚禁、刑讯逼供、判刑流放,直至政治谋杀和判处死刑,从而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和制度。极右和极左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是因为极右的乌托邦敌视左翼群众而实际上又得不到大多数右翼群众的支持,极左的乌托邦敌视右翼群众而实际上又得不到大多数左翼群众的支持,它们仅仅靠宪政民主法治下的理性说服都是很难得到群众的同意和授权的,于是只能动用欺骗和暴力手段了。

第四是极右和极左在掌握权力的条件下向对方转化。无论是极右,还是极左,都缺乏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都违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规则,其本质上是无法解决精英人物与平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无法在精英人物与平民大众之间建立一种有序而通畅的关系。极左派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一定会极力掩饰他们自己也是精英这个事实,而处处标榜民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旦民众帮助他们获得了权力,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一定会因为缺乏民众的监督和制约而蜕变为极权专制权力,极左因此也就转变为极右,尽管他们还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标榜极左。此即所谓“形左实右”也。极右派虽然不惮于鼓吹英雄史观,但也深知要获得和掌握权力,必须极力煽动民众的国家民族认同,而在上台以后,为了巩固政权,也会实施一些极左的、平均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政策,诱使底层民众为其对内极权专制、对外穷兵黩武充当炮灰。此即所谓“形右实左”也。总之,不管极右和极左是如何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其反自由、反平等、反正义的极权、专制、权治的实质是一样的。

(3)自由主义是极右的尅星,正如社会主义是极左的尅星

社会主义当然也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对立面,但却克服和战胜不了后者,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它们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自由主义则是它们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只要极右得势,自由主义就会首遭灭顶之灾,因此必须奋力反抗,而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大和发展,会侵蚀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赖以产生的垄断性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反过来说,自由主义虽然也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但却克服和战胜不了共产主义,因为自由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且由于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使它铲除不了共产主义得以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共产主义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且因为社会主义能够有效地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使底层民众得到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满足了自由主义满足不了他们的对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诉求,才釜底抽薪般地消除了共产主义得以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4)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和平竞争与有效合作,是弱化和消除极右、极左势力的唯一途径

    如果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你死我活地斗起来的话,极右与极左就会趁虚而入、大举发展:如果自由主义输了,战败了的自由主义者会转化为极右派,而社会主义本身会转化为极左派;如果社会主义输了,战败了的社会主义会转化为极左派,而自由主义本身会转化为极右派。只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分别防止和阻止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滋长蔓延,同时把越来越多的选民吸引到中右和中左的范围,通过中右和中左的有序的政权轮替,巩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极右和极左才会逐渐被弱化和边缘化,而且实际上,随着宪政民主法治的巩固和发展,也逼迫极右和极左淡化了自己的极端色彩,原则上和基本上接受了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于今,与其说它们还是极右派和极左派,不如说它们只是激进右派和激进左派了。

 

劳工政治:工会与劳工政党

 

    社会民主主义是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为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思想政治力量,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劳工政治;劳工政治包括以工会为构架的微观、中观劳工政治与以劳工政党为构架的宏观劳工政治。

 

一、何谓劳工政治

 

    1、微观政治、中观政治、宏观政治

说到政治,人们首先想到甚至唯一想到的,就是宏观政治,也就是国家层面的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其核心的范畴就是民主/专制、宪政/专政、权利/权力、阶级/政党、公民/国家等宏大的概念。与此同时,政治学通常也就是宏观政治学,即一门研究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形态、国际政治等等宏观政治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的社会科学。

这种对政治和政治学的界定,具有一定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依据:通常,人们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平面的、横向的三分(经济、政治、文化),或者进行立体的、纵向的二分(国家与民间社会),于是就把“政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明确地划分出来了并加以专门的研究。这种抽象分析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

然而,抽象分析又是有限度的,因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或层次本来就是相互渗透的,社会生活本质上是流动不居的,因此抽象分析的结果又要还原、复归到相互渗透、流动不居的整体社会生活之中去,这样一来,不管是三分法还是两分法,就都不是绝对有效的,而是要把其所得到的成果重新置于对普遍联系的整体把握之中去,这才算完成了一个理论思维的完整的流程。

实际上,“宏观政治”作为一个社会的上层结构、作为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微观的、中观的社会生活中逐步、逐级生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微观社会生活和中观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政治”的元素,因为微观和中观层面也存在较小范围的公共领域,也存在公共管理问题,也存在一些人对于另外一些人的影响力、控制力乃至强制力的现象,这种影响力、控制力和强制力其实也是一种微观的和中观的“政治权力”,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才会产生出宏观的、最高的国家政治权力。

另一方面,国家政治权力如果要得到有效的运行、要有效地治理整个社会的话,恰好又需要通过中观的、微观的“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地、逐级地得到贯彻落实,这不仅有赖于直接隶属于国家、作为国家权力之延伸的各级地方政府对国家法律的执行,而且也有赖于各种非政府组织的配合和协助。可见,不管是国家权力的产生还是国家权力的运行,都与微观和中观政治权力的存在和变化息息相关。

    2、微观劳工政治、中观劳工政治、宏观劳工政治

所谓劳工政治,就是劳工阶级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政治意识、政治组织、政治行动、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现代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微观的劳工政治

从微观政治学角度来看,即使是最初的业主制私营企业,也是一个由老板、管理者、保安人员组成的高度严密的组织体系,并且垄断了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有学者称之为“资本霸权”或“工厂专制政体”,分散、孤立、无序的工人个体一旦进入这个体系,就要受到高度的管控和统治,工人可以离开这个工厂,因此表面看来他是自由的,但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同样体制的工厂,因此实质上他是不自由的。

工人最初的反抗都是个体性的,包括消极怠工、破坏机器、对老板和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但这都是无效的,反而加强了资本的力量。工人的第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微观政治行动是联合起来,以组织对组织,以团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反制垄断性的资本力量。这就是工会的出现和发展。工人的第二个微观政治行动是通过工会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劳动保险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把劳动力的个别定价方式转变为集体定价方式,以集体讨价还价取代个别讨价还价,但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加强工人在工厂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是工人微观政治权力的提升。工人的第三个微观政治行动是罢工,通过阻断生产链条并给资方造成重大的损失,迫使资方答应自己的要求,其微观政治含义更加鲜明,甚至带有相当程度的攻击性和强制性,是对资本霸权和工厂专制政体的一种有力的制约。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也可以称之为较低阶段的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工业民主、产业民主。

    进入20世纪,微观劳工政治发展到第二阶段:工人进一步要求分享企业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工人委员会、工人董事和工人监事成为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常设机制。如果说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都是对企业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外部制衡的话,那么参与管理甚至劳资共决,就是工人登堂入室,进入企业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内部结构及其运行,对企业的重大和根本决策施加直接的影响。工人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和分配,可以称之为较高阶段的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工业民主、产业民主。

(2)中观的劳工政治

中观的劳工政治就是工人超出企业范围,而在行业、产业、地方乃至全国级别形成更大的联合,成立行业工会、产业工会、地方性总工会乃至全国性总工会。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和自由结社条件下,即使是全国性的工会联盟,也是多元竞争的社团组织,也不属于宏观政治的领域和范围,其主要职能是与相应的雇主组织进行中观层次的集体谈判,组织中观层次的产业行动(罢工),对资方形成中观层次的威慑和制衡,以改善行业、产业、地方乃至全国层次上特定工人群体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

(3)宏观的劳工政治

宏观的劳工政治,是在最高政治层面即国家政权、政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层面,表达和实现工人阶级的权利、利益、意志和愿望,通常由以下几个环节或者方面构成:

一是争取工人作为国家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由于财产的限制,工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旨在争取普选权及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从那以后,各国逐步实现了下层和底层民众的普选权。

二是通过劳工运动的强大压力,使“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由一种工人自然行使的权利,变成一种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保障的权利,从而大大减少了自发的、野猫式罢工的数量,使劳资博弈进入法治的、制度化的通道。

三是建立国家层面的劳资政三方机制,成立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这样一种调整劳资关系的特殊机制,这个委员会在劳资关系的立法建议、行政仲裁方面享有特殊的权力并负有特殊的责任,其级别和权威不仅高于劳方组织和雇主组织,而且高于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对劳、资、政三方都有一定的约束力。

四是在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劳工政治的最高级别和最高形式,即劳工政党。一般来说,欧洲各国的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都自居为工人阶级政党,通过议会选举进入立法程序,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议案变成国家法律,如果获得议会多数,还可以上台执政,用政府行政力量强制性地贯彻和落实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

    3、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在现代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伟大历史地位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竖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目标,资产阶级革命初步建构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应该说,这为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准备了一定的形式构架和制度条件,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的纵深发展,使近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上升到了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的高度;没有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就会停留在资产阶级狭隘的范围内和低级的水平上,就不可能转变为现代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法治,就不会有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

首先,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使自由而平等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全面下沉和落实到了工人阶级等下层和底层民众身上,这包括生命权、财产权、就业和择业权、迁徙权、幸福权、新闻言论出版权利、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利、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企业和国家管理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等。没有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这些权利对于社会下层和底层就是残缺不全的,或者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或者根本就不具备。

其次,正是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使宪政民主法治由形式的变成实质的,由社会上层独享的变成覆盖全社会的。此前,议会民主制只是所谓社会精英或社会上层统治社会下层和底层的政治形式,即社会上层的不同党派或利益集团(如托利党和辉格党)轮流统治社会下层和底层,实质上还是一种专政。正是劳工政治力量和劳工政党的崛起并且通过赢得议会多数而成为执政党,才形成了现代社会中左与中右、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相互制衡、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才有真正的政治竞争和政治监督并把国家权力真正关进笼子。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劳工政治和劳工政党,就没有较高阶段和较高形态的宪政、民主和法治。

 

    二、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关系

 

    工会是微观、中观劳工政治的轴心,劳工政党是宏观劳工政治的轴心。工会与劳工政党都是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形式,其目的都是要为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而奋斗,都是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但是工会与劳工政党在属性和职能、范围和层次、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等方面有诸多不同,双方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们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合理分工、平等合作、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

    1、属性和职能的差别

工会具有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要满足工人的经济利益需求;工会具有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要满足工人的社会合作和身份认同需求;工会具有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要满足工人的政治权利需求;工会具有文化属性和文化职能,要满足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劳工政党也具有这四个方面的属性和职能,区别在于,工会突出和强调其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其属性和职能排序基本上是这样的: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文化属性和文化职能,而劳工政党突出和强调其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其属性和职能排序基本上是这样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文化属性和文化职能——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

工会首先是一个劳工经济组织,是工人们联合和团结起来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集体抗争的平台,是集体讨价还价的劳动力定价机制,其直接和主要目标就是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至于对宏观政治的影响,那是通过舆论、院外游说和院内劳工党团等中介来实现的,并不以改变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为直接行动目标。与此不同,劳工政党首先是一个政治组织,其直接和主要目标就是要改变宏观层面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结构,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反映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过程中去,通过取得执政地位,通过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来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益。

    2、范围和层次的差别

工会最初产生于企业这一最基层和最小范围的经济组织,每一个工会所产生的微观环境,包括工人的工作生活和主观意识、资方的情况以及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状况,是千差万别的,工会因此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分散性、自发性和无序性,只有经过长期的发育以后,才形成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形成地方性和全国性的职业工会、地方性和全国性的行业—产业工会,乃至由若干全国性行业—产业工会联合而成的总工会。工会范围的扩大和组织层次的提高,走的是一条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路线。与此不同,劳工政党是在工会普遍存在和劳工运动高涨的基础上,由少数具有明确政治取向和意识形态取向的人们——通常是支持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和工会领袖——所组成的政治组织,它一开始就定位在宏观和最高政治层面,然而沿着一条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路线向地方、社区和企业扩展。

工会是平民组织,劳工政党是精英组织。工会更多地表现出工人阶级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劳工政党更多地表现出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之所以在工会之外必然会产生劳工政党,是因为工会本身具有特殊性、具体性和大众性,从自身很难产生出具有政治共识的政治组织力量,而劳工政党弥补了工会的这一结构性缺陷;之所以劳工政党绝对不可能取代工会,而必须以工会为自己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是因为劳工政党本身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精英性,不可能完成对全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团结和动员工作,工会正好弥补了劳工政党的这一功能性缺陷。把工会和劳工政党连接起来的纽带是一种供求关系,即普通工人和工会具有对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追求,而劳工政党具有满足这一需求的价值导向和能力。工会是工人阶级的基础结构,劳工政党是工人阶级的上层结构,二者构成完整的工人阶级政治结构。没有劳工政党,工人阶级就会停留在自在的阶段而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没有工会,工人阶级连自在的阶级都谈不上,劳工政党就不成其为劳工政党,而只能是某个自娱自乐的政治清谈俱乐部。

    3、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的区别

    工会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微观和中观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以集体谈判、产业行动推动劳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和均衡发展,通过参与企业和行业管理来追求企业民主、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劳工政党的活动领域主要是社会公共空间和宏观政治领域,以思想和意识形态论争声张劳工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经济政治文化主张,通过赢得工人和其他支持者的选票成为参政党和执政党,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定和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和政策。

    4、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分工合作关系

    由于以上的共性和差别,工会与劳工政党就必然形成一种分工负责、合作互补的关系:工会是劳工政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主要中介和纽带,是工人阶级政治结构的基础部分,是劳工政党赖以获得工人阶级选票的主要动员和组织机制;劳工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工会在议会和宏观政治领域的代表,是工人阶级政治结构的上层部分,负责向议会提出议案和法案并争取获得通过,争取成为执政党并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工会与劳工政党的组织方式和组织机构是相互衔接的,劳工政党可以从工会发展党员,党员可以以工人身份竞选工会领导人,工会也可以向劳工政党输送领袖人物和议会党团代表,但工会和劳工政党不能合并,不能相互替代,它们之间也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5、共产主义劳工政党与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对工会的不同态度和政策

    上述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关系模式,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模式,是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规律的,得到了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个模式正好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与工会关系的基本模式。然而,另一流派的劳工政党即共产主义劳工政党或共产党,并不认同这一模式。它从彻底否定私有制、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这一理想和目标出发,自命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权力加强对工人群众的思想教育,提升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并按照所谓民主集权制(民主集中制)把工人阶级动员和组织起来,引导和领导工人群众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于是劳工政党与工会的关系就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工会就成了实现共产党的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个模式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曾经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展开了长期的竞争并终于被历史所淘汰了,但在一些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个模式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且成为政党与工会关系的主导模式和唯一模式。在那里,共产党本身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即权贵官僚阶级,而工人阶级重新成为被统治阶级,工会则成为党统治工人阶级的“桥梁和纽带”。

 

    三、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

 

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在历史上又被称为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这里统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简称社会民主党。

1、社会民主党是劳工政党或工人阶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和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年),是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政党的雏形。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前身是1863年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马克思派的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1875年两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891年10月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80年代末,又有16个欧美国家成立了工人阶级政党,当时大都叫做社会民主党,并于1889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一战结束前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共产主义派别独立出去成立了共产党,并在列宁的倡导下于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二国际于1923年更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并于1951年重建为社会党国际,迄今已有200多个成员组织,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际组织,而且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早就在1943年被苏共和斯大林解散了,此后,各国共产党并没有重新建立国际性组织。由此可知,社会民主党不仅是一个而且是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声称自己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而指社会民主党是修正主义政党,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对历史地选择了社会民主党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智商和判断力的侮辱。

2、社会民主党是认同、践行和推进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政党

    自由主义政党强调消极自由、规则平等以及获得和转让的正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则强调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的正义。不过正像自由主义政党也承认一定程度的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正义一样,社会民主党也以消极自由、规则平等以及获得和转让的正义为重要前提;社会民主党永远不会以平等压倒和取消自由,永远会在自由和平等之间保持一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张力。《法兰克福宣言》、《哥德斯堡纲领》等社会民主主义的经典文献反复重申了这一基本的价值理念。

3、社会民主党是宪政民主政党

社会民主党不仅继承了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基本框架(议会民主制、多党制、有限政府、三权分立),而且把宪政民主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19世纪部分无产阶级及其思想代表有一种反宪政而追求不受限制的民主的倾向,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制只对资产阶级自己适用,只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才是一种实质民主,而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而言,这种民主只是形式的和虚伪的民主,而且转化为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实质上的专政和专制。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直接民主,一种比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在形式上更高级、在实质上更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真正的民主”,并借助于这种民主彻底废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不过这样一来,民主便与宪政分家了,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无产阶级民主就成了反宪政的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变成能够自上而下地控制经济、文化和全部生活领域的极权政治力量。

    意识到这种危险,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及其思想代表,就抛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把自己纳入宪政民主的框架之中,他们认识到,虽然资产阶级在宪政民主中占尽了优势和便宜,但宪政民主本身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从其产生过程来看,宪政民主是无产阶级、广大民众与资产阶级一起流血奋斗而建立起来的;从宪政民主本身的性质来看,它并没有从学理上和法律上宣称它只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是确认了“每一个人”和“全体公民”的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确认宪政民主是“每一个人”和“全体公民”的宪政民主,建立了一整套普适性的“形式规则”,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在这套形式规则下,逐步地争取和落实自己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使形式的民主成为实质的民主。无产阶级应当在这种普适性的宪政民主规则下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与其他阶级一起把宪政民主发展到更高阶段。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社会民主党正是在宪法、多党政治、代议民主制等等宪政民主规则下为无产阶级争取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权利,从而使宪政民主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实质性内容,越来越多的人以至全体公民都实际地成为宪政民主的受惠者。

    4、社会民主党是恪守和推进法治的政党

    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扩展政治民主和倡导直接民主,无论如何推进企业民主、产业民主、经济民主,无论如何扩大国家的权力范围和政府的职能范围,永远也不会突破公民权利至上、社会为本国家为用、有限政府的宪政基本原则,永远不会抛弃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于权、司法独立等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永远接受反对党、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公众舆论的制约和监督。只要存在着私有制、市场经济、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普选制、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社会民主党即使获得长期的执政地位,也不可能变成一党专制和一党独裁,不可能搞出新的权治和王霸统治。

    5、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使命

    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经济剥削,推动以工会、集体谈判、罢工为基本形式的劳工运动,推进劳动力市场的集体定价机制的建立,推进企业民主和产业民主,推进社会个人所有制和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党反对阶级不平等,推进阶级之间的平等博弈和正和博弈,推进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势力均衡,推动工人阶级由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转化,推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汇合;社会民主党反对政治压迫,反对世界上还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的极权、专制和权治,推动全人类实现普遍的宪政、民主和法治;社会民主党反对社会区隔和社会不平等,推动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民主党反对思想控制和文化不平等,推动每一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平等的发展。

    最终,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度发展,随着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消失,社会民主党也会像自由主义政党一样进入历史的博物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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