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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武 : 中国社会民主党宣言 争鸣系列(一)之三

2019年11月22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48424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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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对立走向融合

 

“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经济、政治、社会交往、思想文化四个方面的统一体。在分别论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与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本章接着论述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现代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演变的一个“世界历史性”的现象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而并入资本主义阵营,而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崛起一种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西方意识形态专家断言,资本主义终于战胜了社会主义而统治了全球,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已经“同化”、“一体化”于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已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另一些人则只承认社会主义受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社会主义终将要战胜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持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正在“合流”或“趋同”。

 

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

    

一、早期时代

 

早期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被称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不加干预,资产阶级以各种合法和非法、合理和不合理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并且凭着资本的优势地位对劳动者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劳动者在工资收入、工时、劳动强度、劳动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理权利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种原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强大的社会反弹,于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1871年,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巴黎工人建立了巴黎公社——这是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第一次试图从整体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家的首次实践。资产阶级虽然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但也从其自私、偏狭、粗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惊醒过来。首先,从纯粹“经济人”和“经济理性”角度出发,资产阶级看到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不仅给整个社会和民族带来灾难,也给资产阶级造成巨大的损失——付出这样高的“成本”和代价,对于资产阶级是划不来的,如果能够实行一种缓和阶级矛盾、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温和的统治,在经济上是划算的;对无产阶级做出一些让步,近看是损失,远看则符合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其次,资产阶级看到了无产阶级追求人权、尊严、自由和民主的强烈的要求和强大的决心、勇气、毅力和牺牲精神,他们因为害怕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和报复,而不得不确认无产阶级作为人、作为劳动者所应享有的基本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二、资本主义的四次大调整

 

1、第一次大调整

1871年以后,资产阶级进入第一个历史调整时期,在这一时间,普选权得到进一步落实;各国都通过了关于工会的立法,确认了工人结社的权利,确认了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合法地位;到20世纪初,各国先后通过了有关劳动的立法,初步建立了集体谈判、集体合同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2、第二次大调整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萧条时期,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工人运动又走向一个新的高潮,法西斯主义也乘机崛起,资本主义制度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为拯救这一危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否定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供给本身能够创造充分需求、市场机制本身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理论,主张在市场之外由国家来干预市场以创造和扩大有效需求、增强消费和投资取向,以此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国家干预经济不是国家接管和直接代替市场,而是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如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公共工程和公共支出等经济杠杆,来调控市场。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率先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实施“新政”,使资本主义进入第二个历史调整时期。这次调整,使资本主义得以渡过30年代的经济危机,并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3、第三次大调整

二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继续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吸收福利经济学、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二元经济论等其他经济学理论,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作了更大的让步,使资本主义进入第三个历史调整时期,不仅继续在宏观层次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加以调整,而且开始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对资本主义加以多层次、全方位的调整:

(1)宏观层次上的调整

一是国家利用计划、税收、货币、利率等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限制资本主义的过度垄断、过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使战后避免了像30年代那样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

二是国家不仅通过税收掌握了相当部分的国民收入,而且直接掌握了一定资本和生产领域(一般占国民经济的10~20%),控制了重要能源、交通、通讯、国防、航天、高科技等公共安全、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产业以及适合于由国家实行“自然垄断”的产业,由此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弥补了市场的不足和缺陷。

三是国家通过税收政策,掌握了40%以上的国民财富用于进行第二次分配,建立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方面的劳动保险制度,建立了最低工资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得到了社会保障。

四是普遍建立了政府、劳方和资方的三方协商机制,即由政府、劳方和资方共同建立一个机构,就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协商并做出决定或协议,这一机构一般称之为“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等。

(2)中观层次上的调整

主要指劳资双方在产业或行业一级举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在西方国家中,除美国以企业级谈判为主,瑞典等国以中央级谈判为主,大部分国家均以产业级、行业级集体谈判为主,中央级谈判以此级谈判为基础,企业级谈判也以此级谈判为最低标准。谈判内容涉及工资、工时、休假、请假、解雇、学徒、福利、职业培训、劳动安全和卫生、劳动保险、社会保险等各个方面。

(3)微观层次的调整

一是企业级集体谈判,指以企业工会为一方、以企业雇主为另一方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福利等等涉及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这种谈判在美国是集体谈判的主要形式,在其他各国也是中央级或产业级集体谈判的重要补充。

二是工人参与管理和劳资共决,二战以后,工人参与管理已成为一股世界浪潮,成为西方国家企业管理的主流,各国涌现出五光十色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形式,其中以德国“劳资共决制度”最为著名,也最有成效;与劳资集体谈判不同,劳资共决制不限于职工劳动权益,而进一步扩展到职工对企业的民主管理权利和企业利润的分配权,企业重大生产经营问题,都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成为劳资双方的利益共同体。

三是股权多元化和职工持股,前者是指本世纪以来,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一种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传统的家族企业大部分都成为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向全社会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购置其股票;后者是指企业内部职工拥有企业的部分股权,这部分股权与其劳动者身份是统一的,不能随意转让,更不能上市交易。职工持股运动最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投资银行家路易斯•凯尔索倡导和推动的,其理论基础是“二元经济论”,认为资本与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两个基本要素,在正常经济运行过程中,任何人不仅可通过他们的劳动获得收入,而且还应通过资本获得收入,经济制度的设计应当既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又能达到社会公平,使每个人都能同时获得两种收入。与集体谈判和劳资共决不同,职工持股已是资本主义在产权层次上的调整和改革。如果说集体谈判主要涉及工人的劳动者权益,劳资共决是工人以劳动者集体的身份分享资本权力和利润,那么,职工持股则是工人、劳动者直接以所有者身份、以个人身份分割和享有资本的权利,资本主义的调整由劳动环节转入管理分配环节,再由管理分配环节转入产权环节。

四是企业的法人化和公众化,由于集体协商和劳资共决的不断完善、企业股权的日益多元化和内部职工化,由于养老基金等法人资本日益进入企业和法人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由于消费者权益和消费者主权的确立,由于社会和公众对企业外部影响的强有力的制约,资本主义企业日益成为法人企业和公众企业,传统物质资本家对企业的决策权力越来越被削弱,企业董事会越来越成为股东代表、雇员代表、消费者代表、联营公司代表和公众代表的“共决机构”;企业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成为“民主的”;企业经营由单纯的利润目标向利润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结合转化。虽然利润的绝对量还在不断增长,但利润在各个当事人之间的分配则日益趋向于公平和合理.

4、第四次大调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初步进入信息服务社会,到90年代,西方社会已初步迈入信息服务社会的高级阶段——知识社会,资本主义也由物质资本主义阶段转入人力资本主义阶段。如果说,凯尔索的职工持股计划仍然是以假定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话,那么在现代新兴的高科技企业中,智力劳动者则直接以人力资本分享和拥有企业股权。例如,微软公司已培养出3000名百万富翁,这些人当初并没有对公司投入什么物质资本,但他们成了真正的资本家——人力资本家、知识资本家。一种新的资本和企业产权构成方式应运而生,物质资本在其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传统经济学和会计核算方式已经过时,一种以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无形资本价值的确认和评估为主的新型经济学和会计核算方式将取而代之。资本主义已进入第四个历史调整时期,这一调整将在前三次调整的基础上,使资本主义更为合理化。

    20世纪初期,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预言已经落空。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具有极强的应付挑战和自我调整的能力,因而也具有极为强劲的生命力。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一种缺乏应战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制度(如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往往不仅给它本身,而且给生活于其中的人民大众带来可怕的灾难。

 

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

 

    与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恩格斯说,由于有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由于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具体道路,社会主义便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后人根据恩格斯这一论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在他们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在他们之后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在整个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构成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主要矛盾——前者指责后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涂脂抹粉的、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后者指责前者抛弃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自由民主理想,成了反社会的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

 

    一、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改造  

    

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初的、粗糙的形态,表达了早期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马克思对它进行了三个方面的重大改造:

    1、赋予社会主义以一种新的哲学基础

    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家一般以人的自然权利或抽象的人性来否定封建专制制度一样,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以人的自然权利或抽象的人性来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两者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和思维逻辑,只不过对自然权利和人性的解释不同而已——前者把生命、财产和自由等个体性价值取向摆在首位,而后者则把平等、团结、公共利益等群体性价值取向摆在首位。

    马克思则摒弃了这种自然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抽象思维方式,而确立了一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他在一种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具体历史关系中来把握人性、人的权利和社会制度的历史演变,根据对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物资生产劳动)和对人类的生存基础(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静态的和动态的分析,找出一种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力量(生产力),找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由此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和亚细亚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或“人的依赖关系——建立在物的依赖关系上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个历史阶段,或“人类史前史——真正人的历史”两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因此而获得一种宏大的历史哲学背景。马克思由此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成分,而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物质文明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其获得的伟大历史成就的基础之上。

    2、为社会主义提供实证经济分析依据

    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上,它们历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黑暗、荒谬、丑恶的现象,而不能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而马克思则把毕生精力用于《资本论》的创作,旨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和规律,他终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那就是无限制地追求利润,而利润实质上是对工人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由此,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科学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矛盾,正是这两个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覆灭。

    3、寻找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空想社会主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愤怒诅咒和对理想社会的道德诉求上。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无力解放自己,只能等待别人的拯救,他们找不到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和具体途径。马克思则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无产阶级的真实地位,使无产阶级获得明确的阶级意识,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同时,马克思还指出,无产阶级因为代表社会化大生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是一个有远大前途和肩负世界历史使命的阶级,能够成为当之无愧的革命主体。马克思认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与其同时代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发展水平、利益、愿望和理想,一度受到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欢迎。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两重性

    

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纵深”,站在今天的历史高点返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不得不说,马克思只是完成了社会主义科学化的第一步,而没有终结其科学化的全部历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既有宝贵的科学成分和恒久价值成分,也有空想的和乌托邦的成分,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有其只适合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暂时的并被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为已经过时的层面和成分。

    1、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方面

    人类历史上,有些伟大的导师,今天以至未来的人类都要反复聆听他们从遥远的历史深处发出的教诲: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基督、穆哈默德、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人物,马克思无疑应列入这些伟大导师之列。马克思继承了欧洲伟大的科学传统和人道主义传统,创立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哲学,从这种哲学出发,他为人类展现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和未来真正人的历史,在那里,劳动、创造成为生命的第一需要,人的天赋和本质力量的发挥以及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个体与类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存在与本质的矛盾、对象化与自我确证的矛盾、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决。不论这种理想社会在名称上是叫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叫做别的什么,都是我们人类应当追求的目标。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这一超越的层面,像一面永远激励和鼓舞人们追求幸福、自由、公正和人道的光辉旗帜。

    2、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空想的和过时的方面

    马克思处在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还是作为其否定面和对立面的无产阶级,都处在不成熟的、不发达的历史阶段,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受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局限,而且也要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文明、整个时代的局限。显而易见,当马克思从价值层面进入操作层面、从理想层面进入现实层面时,他的思想不能不带有他那个时代特有的弱点。

    (1)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源、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在财富创造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内在作用,而把价值和剩余价值全部归之于直接生产劳动者,这一理论是以科学和客观的面貌出现的,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强烈的主观倾向性,表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愤慨、仇恨和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强烈愿望。然而,愤慨是正当的,而仇恨则可能使自己失去理智;要求消灭剥削是正义的,而要求全部占有社会财富则是非历史的、不现实的,一旦这一要求得到实现,必然会取消其他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当时的无产阶级,还是马克思本人,未必具有明确的自省意识。马克思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把全部同情都倾注于无产阶级,因此,在他明确地表达无产阶级已经成熟的历史要求时,也不自觉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尚未成熟的、不现实的历史要求,与此同时,也过早地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合理性。

(2)马克思指望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中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然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设想也符合当时无产阶级不能继续忍受剥削和压迫的、解放自己的急迫要求,也是马克思根据当时无产阶级的素质、能力和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和文明高度而设想出来的一条具体途径,这一途径固然比空想社会主义实际得多,但依然带有无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因为无产阶级当时的素质和能力不足以从资本主义内部、从经济领域内部逐步地改造资本主义,而只能通过社会革命这一集体的、整体的政治行动来从外部全盘推翻资本主义并代之以一种“共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这种解放和替代方式如果要获得成功的话,必须具备两个极为重要的前提,即无产者都具有直接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同时又都具有大公无私的道德品质。然而,无产阶级并不具有这两个条件。既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在无产阶级较低的素质和能力以及对自己道德水准的主观自信和道德力量的夸大的基础之上,那么可以说,这个理论也就带有浓厚的幻想和空想色彩。

(3)马克思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替代方案是公有制(第一阶段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这种大一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式的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和整个社会文明极度发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而当早期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此时,无产阶级因为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处于一种外在对立状态,无法渗透和控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于是便以一种对立物取而代之,在无产阶级的主观意识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完全异己的、对立的力量——付诸实施时,就必然堕入空想之中。

 

    三、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

    

伯恩施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导人。恩格斯逝世以后,他开始全面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吸收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展开激烈竞争的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的重要理论成果,并于1899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

    如何评价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思想,一直是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争论的一个问题。如果继续坚持共产国际当年的立场,那么,伯恩施坦主义无疑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从马克思主义到伯恩施坦主义,再到20世纪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倒退和下滑的过程,最后终于与资本主义同流合污了。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民主主义一直具有强大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并获得了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这一事实,那么伯恩施坦就会得到非常高的评价——他是整个20世纪蔚为壮观的、世界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开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从马克思主义,到伯恩施坦主义,再到20世纪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一个上升的过程,是社会主义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既反映了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不断获得新的解放、其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过程。

    不错,伯恩施坦抛弃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许多具体结论,“降低”了社会主义的目标,“缓和”了社会主义的激进色彩,但也因此而使社会主义更符合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今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续鼓吹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人,基本上已经绝迹了。可以说,伯恩施坦并没有抛弃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精华的、具有深远历史价值的成分,毋宁说,社会民主主义把马克思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历史环节扬弃地包含于自身之中了。

 

    四、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纲领

    

伯恩施坦虽然已明确地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但各国社会民主党并未采用这一叫法,还依然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叫法。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指导下,各国社会民主党大力开展议会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恢复和稳定发展阶段,社会民主主义也有很大发展,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挪威等国的11个社会民主党、工党先后参政和独立执政,通过立法和政府行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经济条件,在劳动立法、社会保障、国民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执政地位的英国工党最先倡导恢复社会党的国际组织。1951年,在法兰克福召开了第八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成立了“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决议即《法兰克福声明》,正式用“民主社会主义”来概括各国社会党的目标、任务、理论和政策。此后,民主社会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西欧24个国家中,有28个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拥有2000多万党员和2亿多选民(占西欧各国选民的半数以上),拥有5000万工会会员(占西欧工会会员的70%以上),大多数社会党在议会中居于第一、二位,已成为西欧主要的执政党、参政党和反对党;在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长期或轮流执政。在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势力也在迅速发展。

    现以《法兰克福声明》为蓝本,参考近几十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将其要点介绍如下:

    1、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社会民主主义一般承认马克思主义(主要指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马克思分析社会的方法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其思想来源之一,但只要社会党人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他们的信仰也可以建立在宗教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基督教伦理学、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康德的伦理与启蒙思想、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哲学、伯恩施坦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社会党是一个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党,不把任何一种学说宣布为绝对真理;社会党的指导思想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化的、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信仰的某种意识形态。

    2、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和基本价值

    (1)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反抗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弊害的运动而产生于欧洲,最初是受资本主义痛苦最深的雇佣劳动者的运动,后来,越来越多的公民都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掌握着他们未来命运的锁钥。社会主义向所有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必须予以消灭的人们发出呼吁。

    (2)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把经济权利交给全体人民,创造一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从事共同工作的社会,一个每个人得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作为公共生活中服务性的一员负责地参加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社会,一个消灭了剥削的无阶级的社会。

    (3)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和互助。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公正是通过在社会中给每个个人提供同样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而实现着每个人的自由;互助是指作为自由平等的人,只有在彼此间负有责任并相互帮助的情况下,才能友爱地相处。

    (4)社会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势力或第三条道路,它与共产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共产主义歪曲了社会主义的传统,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它取得政权的地方,建立一党独裁,破坏自由和获得自由的机会,把它的统治建立在军事官僚、警察恐怖和强迫劳动的基础之上,并造成财富和权利上的悬殊,从而形成一个新的阶级社会。

    (5)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民主社会主义不许诺一个人间天堂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也不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尽善尽美的计划;它更多地是通过争取并捍卫自由、公正、相助,同时本身在自由、公正、相助中经受检验而实现自身。

    3、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

    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以民主方法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主义。

    (1)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改良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2)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不仅尊重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而且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民主社会主义取得优势的情况下,继续保持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3)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阶级专政和实行专政的阶级,因为任何一种阶级专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都将导致国家或权力机关的膨胀和极权主义统治的危险。

    4、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

    (1)社会主义谋求建立一种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的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

    (2)民主社会主义实行公有企业、私人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可同时采用把私有企业国有化、创立新的公共企业、市有和地方性企业,或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在重要和广泛的生产范围内,例如在农业、手工业、零售商业和中小型工业,都可以有私有制存在。

    (3)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实行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在私有企业之间、公有企业之间、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应该有广泛的竞争,同时,通过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来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说得最明白:“社会民主党赞成在凡是真正存在着竞争的地方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在凡是市场受到个别人或集团控制的地方则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以维护经济领域的自由”;“只要有可能就实行市场竞争,只要有需要就实行计划。”

    (4)无论在公有企业,还是在私有企业,都要实行广泛的经济民主,让所有的工人都参与决定,不仅在就业问题和企业日常生活方面享有参与决定的权利,而且在对企业领导机构的任命和监督方面与资方享有平等的权利。

    5、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和文化进步

    (1)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平地分配生产成果和国民财富,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保证所有人工作的权利,休息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生活福利的权利,因年老、残废与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依照其才能而受教育的权利,适当的住屋的权利等等。

    (2)取消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所有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

    (3)解放和发展人类个性和道德上的价值,为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人们精神的发展和在文化方面发展完整的人格打开道路,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和鼓励人类的创造愿望。

    6、关于社会党的性质、阶级基础和组织结构

    (1)社会党认为,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对抗的缓和,随着中间阶层人数的增多,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基础不应局限于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应向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公民开放;社会党已由工人阶级政党,变为“人民党”、“全民党”,变成一个以工人为主体或者工人占一定比重的群众性的各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职员、公务员、农民、手艺人、零售商、知识分子等一切中间阶层都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

    (2)社会党是无条件地实行民主原则的党,不仅是思想上高度自由的党,而且是组织上高度自由的党。社会党坚决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党内少数派有存在并转变为多数派的权利,主张每个党员有以其本来面目存在于党内的权利。

    五、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和误区

    

1、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力量再度崛起,以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剧变,使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一时陷入低潮,处于守势,许多社会党失去了执政地位。正如皮尔森所言:“在战后的初始阶段,甚至右翼政党也不得不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限定的框架内活动,而现在形势反转过来,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了。”民主社会主义本身陷入了国有化、福利国家、经济滞胀、生态问题等诸种危机之中。

    2、民主社会主义的误区

导致民主社会主义上述危机的原因,除了与资本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面临同样的客观原因(如世界人口的剧增、生态环境的恶化、南北差距的增大以及工业经济本身的局限性),民主社会主义自身也陷入了某些思想和政策误区,举其要者有:重政治民主,轻经济自由;重宏观调控,轻微观改造;重分配领域的改革,轻所有制的改革;重就业、福利和经济增长,轻生活质量和生活。

    这就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会失去后劲,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时,社会民主党能赢得较多的选票,而在经济衰退时,广大选民,包括工人阶级,就会抛弃以至反对社会民主党,并转而支持资产阶级政党。今天,我们不能说民主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和失败了,事实上,它仍然拥有普遍的和强大的社会基础,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不从上述误区中走出来,如果不重新检讨自己的纲领、目标和政策,如果不把自己建立在一种已经变化了的历史基础上,如果不适应工业经济向信息知识经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物质资本主义向人力资本主义、狭隘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向普遍的多数人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转化这一伟大的历史潮流,那么,民主社会主义被抛弃和淘汰的命运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六、市场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诸种误区可以归结为一个总的误区,那就是它没有建立一个微观的经济基础和所有制结构,一种既与自由市场经济相融又保证高度的社会公平的经济制度从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通过国有化、国家干预和社会再分配(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这些宏观改革,是不可能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的。必须进行企业产权和资本结构的微观改革。“市场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这一改革的一种设想和最初的努力。

    1、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如克•皮尔森所言,是“把经济的社会所有制原则与继续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商品(包括劳动)的做法结合起来的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它的两个基本环节就是市场和社会所有制。

    (1)市场。对于市场社会主义来说,市场不仅是社会主义取得更大经济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社会民主和提高社会公正的途径。取消市场竞争,不仅将降低经济效率,而且也无法达到社会公正。在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中,市场是主要的调节机制,而中央计划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2)社会所有制。这是一种与市场内在贯通、衔接的所有制形式,它一方面与传统的私有制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又与国家所有制是对立的,因此,它处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平台上,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层次,是一种“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即法人—社团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2、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经验来源

(1)马克思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思想。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形式,他认为随着国家的消亡,直接的社会所有制将取而代之。按照马克思的辩证逻辑,这种直接的社会所有制,同时也就是个人所有制(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因为社会不是与所有个人抽象地对立的独立实体,它本身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由共同体。

(2)兰格的竞争社会主义

    20世纪30年代,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的否定,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了一种竞争的或模拟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模拟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下完全竞争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其具体方案是:工资和消费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投资率和积累率由中央计划机关确定,工业品价格则由一种从中央计划机关到企业反复摸索估计的“试错法”程序来决定。兰格首次确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的一致性和两者结合的可行性,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突破。

    (3)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是第一个摆脱苏联控制而主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试图依据的是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思想,建立一种不同于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要点是社会共同所有制、工人自治和社会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不过,南斯拉夫也出现了经济增长放慢、工资和物价交替上升、失业和通货膨胀率升高、外债负担沉重和工人大量外流,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因此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可以说,自治社会主义在相对消除了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两极分化和国家统制主义),同时也把两者的弊端集于一身了(无政府状态和产权不明)

   (4)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二战以后,联邦德国卓有成效地实行了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即把自由市场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结合起来的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被认为是介于极权主义经济(纳粹主义强制经济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与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综合。它试图在竞争经济的基础上,把自由首创精神同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成就才得到保障的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在企业和市场层面,把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结合起来;在社会和国家层面,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来保障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

    (5)资本主义国家历史悠久的合作经济

    在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已有悠久的历史,其源头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付立叶等人的社会主义实验。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和劳动管理型经济不同的是,合作社不是在一种社会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宏观环境中由工人、劳动者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自发群众运动。合作经济在欧洲经济领域中虽然只占产业活动的一小部分,并总的来说处于某种边缘状态,但一直在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

3、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决社会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争论的焦点是,所谓社会所有制,是否认个人所有制的共有制,还是承认个人所有制的联合所有制?是全体公民的整体、统一的所有制,还是作为不同公民之间的合作的分散的、团体的所有制?第一种思路是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继续,而第二种思路是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合作制的继续。第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否定工人的个人所有,工人只有对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但是,正如我们从南斯拉夫所看到的,社会所有制很难和国家所有制划清界限,因为总得有一个机构来代表社会在不同企业之间分配生产资料,这个机构,不管是叫做“计划委员会”,还是叫做“国家银行”,都拥有对生产资料的一种垄断权力,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资源在各个企业、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之间自由流动是矛盾的(只有一个自由的资本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这种经济与其叫做市场经济,不如叫做计划经济。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不能防止各个工人团体从本位利益出发,对属于全社会的生产资料进行掠夺性经营,把本企业工人收入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而对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漠不关心,同时,在工人团体内部,也不能防止平均主义、“搭便车”和“吃免费午餐”的现象,不能防止没有上进心、责任感和能力较弱的工人以民主的多数票剥削那些有上进心、责任感和能力较强的工人。第二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则没有否认资本的个人所有权,只不过把资本雇佣劳动转变为劳动雇佣资本了。但这种模式仍然太多地局限在传统的合作社范围内,解决不了企业的融资能力问题、规模经营问题、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等市场经济中必然发生的问题。第一种模式实际上已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因此,出路在于改造第二种模式。

 

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国家的异化和畸变

    

1、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模式在不发达国家的实践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模式,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具和手段层面的东西,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提出的,反映了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初级的、粗糙的形式和低级阶段,是工人阶级处在不发达阶段所能设想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这一模式在1871年巴黎公社短暂的实践后,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成长和壮大,逐渐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所抛弃。但是,这一模式却对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具有某种天然的适用性——这些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其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以至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瘫痪了,而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太弱还没有形成统治能力,于是,这些国家的城乡无产阶级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成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俄国等经济文化落后以及工人阶级本身很不发达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社会主义模式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文明成果这一前提和内核被中断、否定和抛弃了,直接用暴力革命和专政的方式把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强加于整个社会的结果,就是把在马克思那里只是工具、手段和过渡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模式,变成了所谓工人阶级先锋队对整个社会的长期专政,变成了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垄断和控制,变成了与纳粹极权主义异曲同工的共产极权主义。

    2、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不发达国家开创的一条企图通过非资本主义方式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它不仅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而且是国际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本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并非一定要实现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实际上,布哈林一派就主张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只通过经济杠杆引导私有经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推行集体化、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这条道路对于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和威胁之下而急于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急于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民族来说,确实是太漫长了。如果能够既避免剥削、贫富两极分化、压迫、奴役等种种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弊端,同时又迅速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主,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能激起他们无限的希望、热情和奋斗精神。    

事实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能够取得比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更为迅速、更为显眼的经济效率,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令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的工业化成就,因为国家可以集中全国的资源、资金和人力来达到某些近期目标,就像在战争中,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样。这样一种集中的优势和爆发力,是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然而,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与工业化和工业经济在本质上又是对立的。所谓工业化和工业经济,是指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并渗透和控制其他的产业(农业、服务业)。与农业经济相比,工业经济具有如下特征:它不是生产和消费直接结合的经济,而是生产与消费分离的经济;它不是直接利用体力和手工工具进行生产的经济,而是通过机器体系这一中介的“迂回的生产过程”;它不是利用简单的经验和技能进行生产的经济,而是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它不是停留在男耕女织这一简单的分工状态的经济,而是要求大规模分工和专业化,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一种新的协作。很显然,这种生产只有在广泛的、发达的市场交换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这种市场交换又必须以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作为前提,才会保持其秩序、效率和基本公平。这就是说,工业化、工业生产力和工业经济要求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市场,工业化的目标本质上只有通过资本主义这一手段和途径才能达到。但是,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一目标却在本质上是与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这一手段和途径相矛盾的,一旦这种社会主义把工业生产力、科学技术、大规模分工和协作以及现代教育引入自己的内部,同时也就为自己准备了一种否定的力量,这种力量终将从内部摧毁它的外壳。这就是说,正好是因为工业经济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太低,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社会主义,而在工业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状况下,这种社会主义就越来越失去其现实性了。

3、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严格地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不能叫做社会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的极端、畸型和异化形态,这就正像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极端、畸型和异化形态一样。因此西方世界通常把它称之为共产主义,与作为西方社会制度和发达国家正常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作了明确的区分。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立的:前者追求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的结合,后者追求权贵官僚集团所有制;前者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后者实行国家统制经济;前者实行宪政、民主、法治,后者实行极权、专制、权治;前者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后者实行一党制、共产党专政、三权合一;前者确保信仰、思想、言论自由,后者对所有人施行意识形态控制。幸运的是,在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之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已经土崩瓦解,目前仅在两三个国家苟延残喘而已。

 

    八、欧洲共产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流

    

第二国际解体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纷纷独立出来,成立共产党,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倡导下,成立了共产国际,依然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的观点。1956年苏共20大召开和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为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68年欧洲17国共产党支持“布拉格之春”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霸权主义行径,标志着“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自主路线的形成;1976年,欧洲共产党正式打出“欧洲共产主义”的旗帜,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和政策,至此,“欧洲共产主义”正式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到1986年,全世界有18个共产党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其中,在西欧24个共产党中占14个,共拥有党员330万,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员总数的75%以上,占西欧共产党员总数90%以上,在西欧各国选民中,获得约10%的选票,在议会中拥有一定数量的席位。

    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把自己界定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不同,欧洲共产主义则把自己界定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观点如下:

    1、欧洲共产主义主张“独特的民主道路”

    放弃暴力革命,通过和平民主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排除以革命暴力压制反动派的政变;以结构改革的办法,改造和利用国家机器,而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2、欧洲共产主义主张“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

    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以“劳动者政权”和“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由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所领导的新政权”;实行共产党起政治引导作用的“多党制联盟”,各政党可通过普选轮流执政。

    3、欧洲共产主义的“新经济模式”

    对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同时发展合作社所有制和市、省、地区所有制等社会所有制形式;允许私有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多种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并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把私有制的各种形式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行经济民主计划,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把公有和私有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国家、地方和企业的决策同劳动者的参与和监督结合起来。

    4、欧洲共产主义的“新型群众性政党”理论

    在指导思想上,不再沿用苏联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而改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思想”等提法;对党的性质,不再提“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改为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公民的“群众性组织”;党依然坚持民主集中制,但不再对国家、社会实行绝对领导,而是与向往社会主义的不同政党和团体建立政治联盟。

从以上简略论述可知,“欧洲共产主义”在急剧地远离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而向民主社会主义靠拢,甚至自称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表现出欧洲共产党人探索一条适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的努力。虽然在指导思想、最终目标、民主道路和党的性质等方面,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还存在一些重大的区别,因此不能说欧洲共产主义已经融入了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融为一体的趋势,在不远的将来,欧洲共产主义融入社会民主主义是大概率事件。

 

    九、“老共产党”和“新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末流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坚持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老共产党,如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国外)共产党、卢森堡共产党、爱尔兰共产党、丹麦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西班牙人民共产党、马耳他共产党、土耳其共产党,共有党员35万人,拥有少量的选民和议会席位。这些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学习苏联经验,甚至以苏联为社会主义的“活样板”。但在苏东剧变以来,这些共产党急剧地转向“欧洲共产主义”。

    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以来,先后从“老共产党”中分裂出来一些“新共产党”,他们自称是“马列左派共产党”,只有几万名党员,没有多少群众基础。这些新党一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把中国革命道路当作革命的样板,并且“唯我独尊”、“唯我独革”,把其他共产党都看成是修正主义的党;在政治上推行一条极左路线,盲目拒绝合法斗争、议会斗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武装起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组织上陷入宗派主义,一般又分裂为好几个组织。80年代以来,这些新党大部分已名存实亡,幸存的几个新共产党则开始纠正左的错误,表现出向“欧洲共产主义”靠拢的趋势。

    以上我们回顾了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历程。总的来说,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上升的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一度在近半个地球上获得绝对的主宰地位,上升到辉煌的顶点,但终于在20世纪末走向全面的衰落和崩溃,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运动早在二战以后就开始了衰落的过程。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急剧地转化为民主社会主义,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左的“新共产党”和“老共产党”急速地转向“欧洲共产主义”,而“欧洲共产主义”本身又急速地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大趋势来看,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主要是一种民主的、市场的、自由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根据20世纪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能够做出的一种预言。

 

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

 

    20世纪是资本主义获得长足发展的世纪,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由诞生到鼎盛、由鼎盛到衰落的世纪,但同时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世纪。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两败俱伤,而是同时得到发展;不是零和对局,而是双赢。

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无法解释这一复杂的历史现实。这就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一、社会主义的再定义

 

按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是一种全面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主张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产阶级追求自身和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取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更高的社会制度和更高的历史阶段。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这种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会失败和崩溃,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只有把苏联东欧剧变解释为暂时的失败,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很快就会东山再起,只有把民主社会主义排除在社会主义之外而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才能保持逻辑上的自圆其说。这是一种极左派的解释,很难让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已经唾弃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人们相信,发达国家占全部选民一半左右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也不会接受这种解释。 

    有必要区分“社会的”(Social)和“社会主义”(Socialism),正如有必要区分“个人的”(Individual)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样。所谓社会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社会的、合群的、合作的、互爱的、利他的一面;所谓个人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独立的、自主的、排他的、利己的、自私的一面。这是两个描述性的、中性的事实判断,而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则是两个带有强烈倾向性的价值判断,是分别把“社会的”和“个人的”方面夸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甚至是唯一的、绝对的、普遍的东西,用其中一个方面来概括整个人的全部本性而否认和贬低另一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早期的资本主义,正好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剥削、贫富两极分化等种种负面的和丑恶的现象,因此,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弹,也就是引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受害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和阶层的愤怒、仇恨和反抗,但他们不可能用个人主义去对抗个人主义,用利己主义去对抗利己主义,而只能以个人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这一价值形态来表达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所以“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是合作主义者的创造物,尤其是在圣西门圈子中,被用作“个人主义”的反义词。于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抗议,作为一种“痛苦的呼声”和“愤怒的呐喊”,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解毒剂出现了。对此,欧洲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有比较准确的把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弊害的运动而产生于欧洲,最初是受资本主义痛苦最深的雇佣劳动者的运动。”

    如果对社会主义做这样一种理解,那么,社会主义既可以以原始的、平均主义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形态出现,也可以以“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形态出现,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还可以“民主社会主义”或者其他更多的形态出现;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就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和孪生兄弟,也是它的对立面和否定面。马克思否定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更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他的一派继承者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不能说是最后和唯一形态的社会主义,在他之前、之外、之后,涌现出更多的社会主义形态。可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越是走向极端,越是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越是野蛮和弱肉强食,社会主义的反弹就越激烈,越倾向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越倾向于采用集体至上、整体至上的“共产主义”形态;反之,资本主义越是温和、文明、合理,越是消除其“外部不经济”和顾及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越是克制其贪婪、疯狂的特点,社会主义就越是会相应减弱其激进和猛烈的色彩,而倾向于用民主的合作方式来限制和引导资本主义,并相对承认个人主义的合理性。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和互补

   

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反弹、抗争和强有力的制约,资本主义早就已经被自己所带来的负面的、消极的以至罪恶的东西所摧毁了。正如社会主义会发生自我异化,资本主义,如果不加限制的话,也必定会发生自我异化,也会造出一种足以毁灭自身的异己力量。试想,一个人对人像狼对狼一样的社会,能维持多长时间呢?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走向极端,结果必定是整个社会(包括资本家本人)同归于尽。所以,资本主义为了使自己能够有序地、合理地、健康地、长期地发展下去,有时是被迫地,有时又会自愿地接受它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的某些要求和原则,甚至从最深层的关系而言,资本主义内在地需要社会主义,因为任何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环境,任何一个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强加于所有的人,只不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能自觉地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的深刻同一性,还不能主动地追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因此,这种统一只能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外部对抗的、对立物互补的形式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反过来说,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要存在和发展下去的话,也不能采取一种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对立的形态,不能要求立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如同社会主义一样,也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包括经济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如果完全否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并无独立接管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因此,即算废止了资本主义而实行一种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为了能够有效地管理整个经济和社会,又不得不把从前门赶出去的资本主义从后门放进来。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工业经济、市场经济得以长期有序发展而必须在同一社会内部同时采用的两种方法、机制和制度,反过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同时以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基础:两者同时以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作为主要目的,区别只在于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对所得结果的分配上。但是,正如资本主义不能在没有社会主义的制约下单独获得长期发展一样,社会主义也不能离开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关系单独成为一个独立体系而获得长期的发展——固然,这种独立而大一统的社会主义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力量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并取得种种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它从根本上取消了全社会范围内每个个体的私人财产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个体权利,窒息了作为社会发展源头活水的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合理内核(个体权利、个人自由)包含于自身之中,因此,虽然它在时间和空间上与资本主义是平行的,但在社会制度的文明水准上和进步水平上,却要比把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包含于自身之中的现代资本主义低一个档次,这就决定了它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竞争过程中,终于因为缺乏持久的耐力和后劲而败下阵来。这就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衰败的根本原因。

 

    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题之一:社会资本主义

 

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证明,资本主义已经把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吸收进来了,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历史合题——社会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的形态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种资本主义,与旧的、老式的、原始的、早期的、古典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新资本主义;与少数人掌握多数资本和财富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普遍的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平等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有产化、职工持股等等);与经营管理决策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单纯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公众资本主义(表现为劳资共决和雇员、顾客、消费者、社团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与个体资本家拥有全部所有权并承担无限责任的私人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法人资本主义(表现为股权多元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限责任制度和法人财产权的确立);与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劳动资本主义、人力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表现为智力劳动和知识成为最主要的资本);与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缺乏社会保障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福利资本主义(表现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而作为一个总的历史合题,可以准确地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的和普遍的发展阶段,是资本和私人财产所有权向全体公民普及化的资本主义,但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也正因为这种广泛的分化、多元化和个体化,才产生出资本和私人所有权的横向联合和社会化,如同普遍的分工产生普遍的协作一样。比如,在微观层次,公司的法人财产权,不可能完全还原和分解为股东的私人所有权,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公有的性质;又如劳资共决和社会公众参与企业的管理,也是一种社会化。在宏观层次,国家通过经济杠杆对市场的调节和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依法干预、限制和惩戒企业不当的经营活动,国家通过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也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所有这些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改革和调整,总体上是在强大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做出的,有些是由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通过立法途径推行的,但也有一些是资产阶级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资产阶级从本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认识到紧张的劳资关系、频繁的罢工等对抗性的因素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使“成本”剧增而利润减少,不如多做一些让步,建立比较温和的以至和谐的劳资关系,反而能使经济稳定快速地增长,从“长时段”而言,会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利益。由此也可再次看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互补性。

 

    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题之二:资本社会主义

    

从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已经把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合理内核吸收进来了,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合题:资本社会主义。这种新的形态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种社会主义,与旧的、老式的、原始的、古典的、早期的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新社会主义;与极权的、专制的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表现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主张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与否定市场经济的计划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竞争社会主义(表现为承认市场调节经济的主导作用);与实行大一统的公有制为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多元社会主义、民间社会主义(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民营公有制和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并存和交错的混合经济体制);与政企不分的统制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自治社会主义(表现为工人参与管理);与限制以至取消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和自由的兵营式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表现为承认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确立的所有公民权利);与激进的、上帝创世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可行的社会主义(表现为否定暴力革命和国家对经济的整体改造,而主张以经济制度本身的自然演进为主,以国家调控和引导为辅);而作为一个总的历史合题,则可以准确地称之为资本社会主义。

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同,资本社会主义是一种把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包含于自身之中的社会主义,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传统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大退却,是一种极为温和的、极为低调的社会主义,甚至于是对资本主义的投降,但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从天上降到了地上,然后脚踏实地地开始了它的上升和发展的过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开始认识到,私有制、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己的天敌,相反,通过阶级联合的政治行动,通过加强集体谈判的力量和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可以分享到资本的利润并且直接转化为有产者,在此基础上锻炼和提高自己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能力,否则,即算通过暴烈的政治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也没有能力接管经济和社会,也成不了新社会的真正主人。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一是在微观层次渗透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渐将大部分资本和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通过联合的政治行动和议会民主道路,通过立法和国家的宏观干预,消除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实现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就能够在保存竞争、效率、自由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社会的和谐、公平和正义的水平。试问,按照我们人类的天性和能力,我们除了按照这个思路实现这种可行的社会主义外,到底还能够实现其它什么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呢?

 

    五、社会资本主义与资本社会主义的异同 

    

从以上论述可知,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在许多基本原则上是相当一致的,比如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度、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各阶层大多数公民和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的原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与资本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趋同,表明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的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正在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正在转向阶级之间的和平谈判、协商和合作。这对人类来说,绝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人类文明取得的决定性的、实质性的进步,对这一进步,只有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极右派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极左派才会感到失落,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感到由衷的庆幸和喜悦。

    但是,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毕竟还有一些重大区别,即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趋近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狭隘的、少数人的私有制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化的私有制,物质资本主义转化为人力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下降为中产阶级的过程;而资本社会主义则是一个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趋近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单一公有制转向混合所有制,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无产阶级上升为中产阶级的过程。这个双向的过程将在某种中间位置合流,但在完全合流之前,双方仍将存在长期的拉锯、竞争以至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对抗。

    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一旦完全合流和趋同,就意味着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人类将进入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和平、公正的历史阶段,也即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人的历史”发展阶段;那时,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将基本解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如他们曾经一同产生一样,也将一同消亡。

    对这一结论,资本主义的信徒们当然坚决反对,如弗兰西斯•福山就宣称,当代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已是“历史的终结”,现在的人类已是“最后的人类”;同样,社会主义的信徒们也会大为不满:怎么?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吗?难道社会主义不再是全人类奋斗以求的理想社会吗?

    不错,正是如此。正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别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一样,它们也都具有同样独特的局限性:资本主义把个体化、个性、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原则提到极端,而否认人的社会性、公共的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爱;社会主义则把集体化、共性、社会利益和共同秩序原则提到极端,而否认个体的权利、自由和个人的历史本体地位。它们都是片面的,因此它们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对方趋近;一旦它们完全合流,它们当然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同过去的历史一同消逝。这有什么可惜的吗?难道一种既高于资本主义,又高于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不是更好吗?

因此,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手、伴生物和解毒剂,既不能离开资本主义而成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同生共死。对今天的人类来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都有其优点,也都有其弱点,因此,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几百年的殊死斗争中醒悟过来的人类,不应当再陷入那种狂热的或冷酷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应当聪明地把双方的优点结合起来,把双方的弱点消解下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相互竞争而又相辅相成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比较重视社会的自由、竞争、效率、变化、活力,能够充分调动社会成员投资、创业和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必然导致剥削和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比较重视社会的平等、团结、合作、稳定、和谐,致力于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使人类能够共同富裕和全面地发展,因而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有力制衡和必要纠正。资本主义要尽可能接受社会主义的合理要求,而社会主义要尽可能容纳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当它们一方力图离开、否定、消灭另一方而建立自己的垄断的、至高无上的、主宰一切的地位时,它们就都会因为走向极端而陷入荒谬和崩溃。

    如果有人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和态度,那就请他重新回去体验一下资本主义血腥的原始积累或者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家王朝的极权主义恐怖统治吧。

 

第六章  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上)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流派在中国的出现和曲折发展,与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民主主义曾经是比自由主义影响更大的、仅次于三民主义和列斯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重要思想流派,49年之后,它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直到90年代末才重新浮现,直到今天,才真正获得独立而全面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并迎来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

 

清末民国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产生于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们几乎同时来到中国,开始了它们一个多世纪的长途跋涉。

 

一、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西学东渐中同时来到中国

 

就在严复等人输入古典自由主义的同时,社会主义思想也养民学、安民之学、贫富均财之说、人群主义等名义传入中国,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已经隐约可见西方社会主义的影响了。第一个使用“社会主义”概念并倡导社会主义的,恰恰是以其“新民说”与严复一起倡导过自由主义的梁启超,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英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根据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不主张采用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一举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而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才能够发展壮大起来,在此期间,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和政策,一是矫正资本、协调劳资;二是提倡协社(合作社),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公众;三是促进劳动团体之发育强大,为劳资最后决胜做准备。由此可知,梁启超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种相互制衡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相当符合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他的另一个贡献是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对接起来,一方面用社会主义思想重新解释《礼记·礼运》等先秦经典(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另一方面也试图为中国人理解、接受、认同社会主义提供文化和心理依据。

梁启超之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计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劳动主义、平民主义数十种之多,其中大部分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列宁主义——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演化为斯大林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挟带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和示范的威力,最后来到中国的列宁主义,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在短期内就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并很快具有了政治存在形态,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取得对于自由主义的压倒性优势,除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外,主要因为那个时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既希望很快取得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又希望避免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经暴露出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于是社会主义这种同样产生于西方并且看起来比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社会理想,就具有了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二、三民主义和自由主义染上了社会主民主主义色彩

 

在民族危机和社会主义思潮风行一时的双重背景下,三民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与社会主义竞争的思潮,也或多或少带有了社会主义的特征。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由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组成,其最初的表述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经过数十年奋斗,到1924年,为了号召和动员广大民众参加国民革命,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阐述了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反对满清专治和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反对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实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

孙中山设想通过三民主义的实施能够“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他宣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不过显然不是苏俄式的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而是保留和限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社会民主主义。孙中山至死都清醒地意识到国民党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

无独有偶,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也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受密尔(穆勒)、罗素、拉斯基尤其是业师杜威的影响,胡适一方面坚定不移地信奉健全的个人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重视经济社会平等;一方面反对苏俄的不容有产阶级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支持避免阶级斗争、逐渐扩充享受自由和幸福的社会化倾向。他把这两方面的结合叫做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傅斯年也推崇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自由主义本是一种人道主义,只因为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要恢复其灵魂,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只有自由与社会主义一并发达的地方,才是我的理想国。萧公权则从一种历史高度明确阐发了“自由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若是调和十八、十九世纪的特殊贡献,兼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长,使之成为一个集成合美,为人类造福的生活体系,这便叫做自由社会主义。”

 

三、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力量

 

三民主义有自己的政党,共产主义有自己的政党,两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并主宰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自由主义缺乏自己的政治存在形态和政党组织,只是以办学、办报、办刊,以议论和批评的方式有限地介入政治生活,基本上被政治边缘化了。真正介入国共之争的核心地带的,是以张君劢为领袖人物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派可谓人才济济,举起著名者,有梁启超、张君劢、张东逊、罗隆基、王造时、张奚若、储安平、梁实秋、费孝通、萧乾、彭文应、潘大逵、高一涵、周炳琳、龚瑞祥等,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英国工党思想家拉斯基的门生和拥趸,张君劢本人的思想虽然直接受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和魏玛宪法的影响,但也非常重视英国社会民主主义,亲自翻译了和并大力宣传拉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政治典范》。

与胡适系自由主义文人不同,张君劢继承梁启超的风格,从年轻时候就积极介入政治。第一次留学德国时,得悉国内袁世凯称帝的闹剧正在上演,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学业,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在袁世凯死后,他参加梁启超主导的“研究系”,积极鼓动北洋政府参加对德宣战。第二次留学德国时,他精研魏玛宪法,立志把中国建成宪政国家,并初步形成了以社会民主主义拯救中国的思路。1922年,回国后的张君劢受“国宪草议委员会”的委托,草拟成《国是会议宪法草案》,主张在中国实行结合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政治体制。1932年,他与张东荪、罗隆基、汤住心、胡石青等人秘密组建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于1934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战爆发后,张君劢参加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议会;1940年参与制定宪法草案修正案;1941年,张君劢率国家社会党与中国青年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等政党和团体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民盟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共同建设宪政民主中国;同年,国家社会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君劢以一己之力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年底,在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大会的情况下,张君劢为实现其宪政夙愿,率民主社会党参加了国民大会,他起草的宪法草案基本上被国民党接受,12月25日经制宪国民大会于南京议决通过,于1947年1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

虽然张君劢起草的47宪法的第一条提到“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但紧接着的半句话是“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用林肯的三民主义具体界定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际上,由于三民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诸多相通之处,故这部宪法既体现了三民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体现了起草者张君劢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其精到的表述是:“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者不可也。”除了一般地赞成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外,张君劢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还具有三民主义包括不了的内容,他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方针的实施达到社会公道的目的。社会公道便是使人人有产,避免社会的贫富悬殊的现象,即限制少数私人利益,发展全国公共事业。要做到社会公道,就需要依国家计划使私有财产渐趋于平均与普遍,俾得人人有产,而无贫富悬殊之象。也就是说,在国家计划的统领下,对私有财产进行调配,使得人人有产。如何使得人人有产,一则实行普遍的私有制即普产主义,二则用国家公有财产对私有财产进行调剂。普遍的私有制并非纯粹的私产普遍化,更重要的是财产均等化和社会公平的实现,比如,将股票分给工人,使工人成为工厂的股东,同时,国家通过掌握若干产业的方式,防止私财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对分配不公进行调节。对于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的关系,张君劢指出,为谋个人生存之安全并改进其智能与境况计,确认私有财产;为社会谋公共幸福并发展民族经济与调剂私人经济计,确立公有财产;不论公有与私有,全国经济需在国家制定之统一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之。张君劢并不主张将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实行公有化,而是保留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将生产资料的经营权收归国有,确立必要的公共财产,公私财产在国家的统一计划监督下组织生产。由于张君劢不主张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收归国有,而是强调对经营权的控制,这就造成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此,张君劢提出了六项具体意见:所有权不必转移;营业与设备须按照国家计划,受国家计划之监督;盈余,除应提之公积与按照市场之利息外,归人于全国资本中,以充下年扩张全国工业之用;初兴办之新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其分配利益,不受前项之限制,籍资鼓励;亏折时国家贷以资金,俾得照常营业;生活必需品之商业可由合作经理,其余商业听任私人经营,其利益按盈利税则以税之。由此可知,张君劢希望通过合理划分种种经营方式与公私财产并纳入国家监督和计划下,这样一来,欧洲所谓少数人垄断之行为,便可自己消灭于无形,社会公道即可达到。

罗隆基是民盟中央的常委、中枢人物、主要发言人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等众多政治文件的起草者,他全身心致力于运用拉斯基的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以国共之间“第三种力量”的身份,在中国寻找一条既非国民党路线又非共产党路线、既非英美路线又非苏联路线的“第三条路线”,一种把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结合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其主要经济措施与张君劢的经济纲领大同小异:第一,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全国经济的发展,由国家制定统一计划,由公私两方面分别实行之;第二,国家保障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与休息权,以及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之生养权;第三,附着于土地的矿产、水力及其他可供公用之资源,均属于国家;第四,公用企业和事业由国家和地方经营,并实行民主化的监督管理。

 

社会民主主义在国共内战中夭折

 

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初步实现了宪政、民主和法治,在这一基本框架内,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说传统的农业经济、臣民社会和皇权专制主义还有强大的惯性和延续性,但社会结构的横向展开总算是开始了,适用于西方社会的左右分析范式和方法基本上可以得到运用了。

早在20世纪10年代,西方各种右的和左的思潮都进入中国了,经过兼并重组以后,到20、30年代,基本上形成了如下四种思想派别:(1)极右:国粹主义、国家主义(靠近中右);(2)中右:自由主义、三民主义(靠近中左);(3)中左:社会民主主义;(4)极左:共产主义、列斯毛主义。

这种格局大体上是接近西方社会结构中的思想界分的,按照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它应当与其经济社会基础和政治表现形态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由于两个重大的原因,这种对应关系被破坏了,这种发展进程被中断了:

第一,在20世纪上半叶,在整个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工业经济、现代市场经济虽然先进,但所占的比重太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两大主导性阶级,劳资矛盾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虽然中右与中左、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政治力量出现了,但并没有取得主导性的、领导性的地位。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自由主义直接而强大的社会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也没有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直接而强大的社会阶级基础,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其实只是知识分子阶层内部的思想政治建构,是两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没有成为真正有力量的政治实体,最多只是间接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然而,国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也没有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和主导地位,倒是在思想光谱上处于中右和中左之间的三民主义成了执政20多年的国民党的思想意识形态。国民党一开始信奉三民主义,但由于长期一党专政而转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和统治阶级,并与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合流,成了共产革命的对象。国民党、中间力量和共产党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杠铃型政治结构,中间力量不惟不足以阻断和制止国共内战,相反,国民党和共产党从两头向中间一挤压,试图在政治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第三种力量就脆断了。

第二,按中国社会内部本来的发展逻辑和发展趋势,中右和中左的力量会逐渐壮大,但是,由于日本侵华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苏俄全球战略和地缘政治战略对中国的深度干预,使得极左力量得到爆炸性的增长,中共武装力量由抗战之初不足三万人暴涨到抗战胜利时的一百多万人,并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同时美国也放弃了对国民党的支持),仅用几年就赢得了内战的胜利;抗战之前本来面临全军覆没的极左力量,竟然咸鱼大翻身,在中国取得了统治地位。共产党战胜国民党,至少一半是由于外部的和偶然的原因,这也印证了社会变化有时是由外因和偶因左右的历史因果论。这场历史大灾变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悲剧,使20世纪中国现代化成果付诸东流;山洪暴发,泥沙俱下,由第三种力量开拓的第三条道路走不通了,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也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遭受了灭顶之灾。

1948年12月25日,张君劢被赫然列为中国共产党宣布的首批国民党43名战犯的最后一位,此后流亡海外反共至死;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人并始终尖锐批判国民党独裁、追求宪政民主,却因为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参加了第一届国民大会,而彻底得罪了共产党,竟然被列为国民党战犯,是唯一被列名为战犯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有多么强烈而深刻的仇恨。另一位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张东荪,比张君劢更左一点,比较亲苏和亲共而拒绝参加国民党召集的制宪国民大会,这导致他与张君劢的决裂;他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参加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在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投票中,他是唯一一个投毛泽东反对票的人,张东荪因此遭受迫害,1952年被打成美国特务,1968年82岁时被逮捕,1973年死于秦城监狱,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精神失常,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位代表人物罗隆基,也留在大陆参加新政协和新政府并担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但在1957年与担任交通部部长的章伯均一起作为最大的右派被彻底打翻在地了,1965年孑然一身离开人世。

 

共产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

 

从1949年中共建政,迄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了。在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长河中,70年并不算长,但就中共政权给中华民族造成世界罕见和亘古未有的大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一眼望不到头的深重苦难而言,70年实在是太长了。

 

一、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专制主义

 

    1、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

    1949年,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决定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它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它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宪法性文件,具有一些宪政民主的元素,承认各民主阶级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合法性和参政地位,承认私有制经济的合法性,承认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架,部分兑现了中共对帮助它夺取政权的民主党派和工农群众的承诺,包含了一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但关于专政,关于工人阶级、共产党、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已经埋下了向大一统社会主义极权专制转型的伏笔。果然,仅仅过了四年,毛泽东就宣布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54年宪法立刻对此予以法理化,其序言开宗明义就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又仅仅过了两年,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为了夯实这一以闪电般速度获得的胜利成果,1957年,毛泽东共产党又以引蛇出洞的方式发动反右运动,把55万以上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党内敢言之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至此,共产党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生产资料公有制一统天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运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就完全建立起来了。

2、极权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共产党会说,高度集权有什么不好吗?只要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为人民服务并且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它就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那好,就让我们扒开这个制度用人民、民主、公有、社会主义等等美丽词汇编制起来的画皮,来看一看它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性质。

第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私有财产权、投资经营权、择业权、迁徙权、信仰思想言论自由权、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自由选举和公平竞选权、自由婚恋权和生育权、隐私权等等一系列人权和公民权利,不是被剥夺,就是被限制到最低限度。人民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存在、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被弱化和虚化了,人民权利也就不复存在了。然则个人被剥夺的权利和利益跑到哪里去了?个人的奉献和牺牲被谁收走并享用了?当然不是那个抽象的、没有身体和五官的、作为虚幻共同体和想象物的“人民”,而是那个自称代表了人民的政党,它成了一个垄断和占有所有个人的牺牲和奉献的特殊利益集团。人民被当作圣物顶礼膜拜,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荣,但每一个人民个体却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一无所有的,甚至是可以被拥有权力的人随意指认为敌人的,因此人民什么都不是,执政党和官僚集团才是一切,在这个所谓人民共和国中,举凡一切冠以人民名义的机构和事物,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电视台、人民出版社、人民大学、人民医院……等等等等,其中“人民”二字,都可以极其准确地置换为“共产党”或“官僚集团”。

第二,个人之间横向的社会联系、由个人自由联合而成的社团之间的联系,统统被人为禁止和破坏了,人们之间只能发生由党国官僚行政体制为轴心的垂直的等级关系,党国社会化,同时社会党国化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取消了,独立的公民社会不复存在了。试问,连公民社会都没有了,哪来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党国至上主义的社会结构中,最缺少本真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了,最缺少人们之间的自由联合、平等交换、团结互助、济困扶弱了,在权力拜物教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不可能产生基于自由和平等、合乎人性尊严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最多不过有一点党国对民众的父爱主义的、不断要求感恩戴德的施舍而已。

第三,优良的私有制被消灭后,不可能产生由优良私有制转化和扩展而成的优良公有制,而只能产生出一种恶劣的私有制即党国官僚集团私有制。它是一种集团所有制,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并没有量化到每一个官员身上,共产党作为一个集团整体地占有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它又是一种私有制,这不仅表现在特权利益集团和统治阶级成员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享着所有者权益和剩余价值,而且表现在它具有强烈的垄断性、独占性、排他性和排外性,凡是不能进入官僚等级体系的人,都不可能获得特殊的利益,而只能获得一份由党国自上而下规定的、仅供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资料;在所谓的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以及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工人、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根本就不享有实际的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管理权、分配权和收益权,根本就不存在与党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公有制对他们而言是彻头彻尾的空有制和一无所有制,他们只不过是党国这个总地主和总资本家的农奴和工奴而已。

第四,它控制了整个社会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它把控制之手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它具有极权主义的一切特征: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权力高于一切、不服从者不得食;它具有等级专制主义的一切特征,它的构成和运行机制,以纵向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为主,以横向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为辅,后者决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单位范围内形式上的集体领导,但任何一级单位都必须对上级单位负责,为了避免出现某一级单位做出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的决定,就必须赋予一把手最后决断之权,依此类推,中央也必须赋予最高领袖以最后决断之权,而最高领袖则向抽象的历史规律和人民意志负责,实则是向一党专制的整体利益负责,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共产党专政的正当合理性、持久性和万世一系性。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并不是偶然的和主观的,而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最高表现形式。

第五,维系共产极权专制主义制度的根本力量,绝不是党公正和有效地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能力,绝不是党对生产力、经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促进和推动能力,而是暴力和谎言,是以暴力为后盾的谎言和以谎言为文饰的暴力,它们通过制造普遍的恐惧和愚昧,来获得人民的服从和忠诚,来维持其长久而稳定的统治。这个制度逼迫人民创造财富又把财富从人民那里夺走,并没有强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把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而只是给人民带来共同贫困,更有甚者,在不到30年间,竟然有三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有数千万人被无情杀害和伤残!这是史无前例的人类大灾难,是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骇人听闻的大犯罪!

    3、毛泽东时代的左右问题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或者显性的层面是,中共建政以后继续革命,即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这是一个不断左化的过程,先是通过所谓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消灭了最右边的;然后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次右边的;最后通过反右运动,消灭了右倾势力在政界和知识界的代表。到此为止,左的东西实际上已经一统天下了,但毛泽东还嫌不够,不够左、不够革命,他要在有生之年消灭漫长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不够革命、不够先进的东西,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消灭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他昔日的战友和助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力量不仅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点,而且达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点。毛泽东俨然成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

然而物极必反,从另一个层面也是更为深刻和隐性的层面来看,毛泽东和中共用二三十年时间,实际上完成了从最左、极左向其反面即最右、极右的转化,或者说,因为这个政权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消灭了一切偏右和偏左的,成了唯一的政治力量,因此它本身就集极左与极右于一身,既是极右又是极左,是极左与极右高度统一的利维坦怪兽:说它是极左,因为它以平等之名消灭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由,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了一个垄断和控制所有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极权主义政权;说它是极右,是因为它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反而建立了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其中权贵特权官僚阶级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普通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居于金字塔的中间,而占人口百分九十左右的农民则被牢牢地控制在金字塔的底部,像农奴一样被圈禁在人民公社之内。

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一个偏左的政党上台执政后,在其施政过程中,会照顾到右翼的权利和利益,其政策会比上台执政前向右边摆动一点,这样一方面还能坚持其左翼立场,另一方面又能大体上兼容右翼,而不是一举消灭右翼。但是中共作为一个左翼革命党取得政权以后,不仅消灭了一切右翼,而且把中左和党内不够极左的力量也当作右翼消灭了,它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极左,这个极左政权在取消了从前境况较好的阶级和阶层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时,并没有真正给予从前境况不好的阶级和阶层以自由和平等,而是让他们普遍处于既无自由又无平等的奴隶状态,只有位居金字塔顶的权贵官僚才享有为所欲为的、任性的自由和特权。这样的政权不是极右的政权又是什么呢?

 

二、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专制主义

 

邓小平时代,泛指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由邓小平直接掌控或者生前确定了大政方针的改革开放年代,包括邓陈胡赵时期、江朱时期、胡温时期,共计三十余年。对于这个时代,官方称之为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等等,拥护普世价值、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极左毛派则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本文称之为威权专制主义。

1、改革开放是极权专制向民间社会的松绑搞活

套用狄更斯的一句话,这个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第一,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了,出现了世界上少见的、长达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老二,但是,为此付出的资源、环境、人权、生命、健康、道德、文化等等方面的代价也是惊人的和无法计量的,需要以后几代人来偿还。

第二,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是极权专制主义对民营经济的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松绑,由此产生了相当一部分比较优良的私有制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存量巨大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以“三无”(无名、无法、无序)和“三不”(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方式偷偷摸摸地完成了私有化,也就是说,从一种虚假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亦即真实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制变成恶劣的私有制,从隐蔽的私有制变成了公开的权贵官僚私有制,而作为虚假公有制的虚幻所有者和主人翁的工人阶级却被大规模扫地出门,不仅失去了名义上的所有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就业权和劳动权。中国形成了一种以权贵官僚私有制经济为主、以民营私有制经济为辅的经济结构。

第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了,但市场经济的自由度和平等度并不高,仍然深受权力操控,尽管进入WTO十多年了,西方仍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私有制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度超过了国有经济的总量,但最初的国退民进又转回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占有60%左右的资源,却只解决20%的就业,贡献40%左右的GDP和税收,这其中的超额利润基本被“内部人”掌握并分配了,与此相反,民营企业只占有40%左右的资源,各方面并未受到平等对待,产权保护和经营自主权保护严重不足,一部分已经破产,另有相当一部分挣扎在破产的边缘,但却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中国经济是一种权贵官僚私有制与市场机制杂交苟合的、权贵官僚劫掠收割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剥削压榨劳工的、畸形恶劣的市场经济。

第四,政治体制也有某些松动,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了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一部分民间精英进入权力体制,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依法治国入宪,人权保护入宪,出现了村民自治和人大代表竞选的试点,公民自发维权运动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但四项基本原则不容挑战,八九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民间组党行动、政治异议行为、有组织维权行动也遭到严厉镇压,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仍然形同虚设,形成了严密的网格化维稳系统,维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官民矛盾日趋尖锐。

第五,在社会领域,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新兴中产阶级和新兴工人阶级等阶级和阶层分化,各类相应的社会组织获得一定的发育发展空间;开启了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但是,劳资矛盾日趋严重,劳工社会组织发育艰难,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大多数农民工在教育、社保、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被排除在城市管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之外。

第六,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消费自由、婚姻恋爱自由等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但只能作为消极的私人生活权利得以存在,不能作为宪政话题进入公共领域;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等项公民权利作为既成事实也许能够得到一定的默认,但得不到法律和政府的积极保障,一旦触及政治红线,还会被无情地压制和剥夺;世界经典名著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被大量翻译引进,但国内学术研究却受到高度的政治管控。

第七,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关系领域,大量引进先进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扛旗、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停止或减少对外经济援助、和美国及其盟国建立友好关系、“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中国经济建设赢得时间和空间;积极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分工链条。但中国在对外经济贸易过程中不遵守WTO规则、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用低人权低福利低成本优势倾销廉价产品等做法,也引起发达国家的警惕。

总起来说,改革开放是被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倒逼出来的,是极权专制制度对人民的松绑搞活,人民利用有限的自由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尽管政治制度没有重大的变化,但私有制、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有限的信仰、思想、言论自由,表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专制主义已经转变为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专制主义,作为专制政治与市场机制、权力与资本的一种乱伦式的结合,我们可以把这种体制称之为权力市场经济,或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它的真实的身份,与什么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没有关系。

3、邓小平时代的左右问题

对这样一个时代,如何从左右视角出发做出评价呢?

从表层来看,改革开放是极左体制向右、向后的一种退却,是一种统治策略上的调整和让步,以便获得极为稀缺的合法性即被统治者的同意,获得更多的统治资源、技术、手段和工具。这种解读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让人们看到极左体制是怎样逐步放宽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限制的。

但是这种解读没有看出共产极权主义体制融极左与极右为一体、形左实右的本质,误以为中共还在独家垄断左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因此任何从极左立场的退却都可以看成是右的表现,于是就形成一种凡是拥护中共统治的就是左派,凡是偏离、质疑、抵制、不合作、反对中共统治的就是右派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分法,而这恰好是60多年来中共一贯的话语逻辑,只不过对左右的好坏评价颠倒了而已。中共这么看不成问题,它只要心知肚明自己是形左实右就可以了,但如果民间异议和反对人士也这么看的话,就恰好中了人家的圈套,这个圈套就是,由党国垄断全部左翼的思想政治价值,始终把西方率先发现和实现的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看成是“右”的即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而中共自己则永远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代表;在这个圈套里面,那些发生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真正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构成批判和制约的、倡导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左派就无处安身了,而只能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站在一起成为右派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政治代表了,而只能由自由主义顺带代表了。于是,西方社会中那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为坐标体系的左右(极左、中左、中右、极右)分析框架,就不可能引入到中国来了。

因此应该从更为深刻的层次来看待改革开放。既然共产极权主义是形左实右的权贵官僚阶级专政,在这种专政之下,广大人民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那么改革开放就不应该看作是权贵官僚阶级主动的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过程,而应该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抗争和推动过程,是他们逼迫统治阶级不断做出让步的过程,因此,这不是由极左向右方、后方的退却,而是从极右向左方、前方的进步,正如秦晖所言,相对于极右的权贵官僚主义体制而言,不论是增加了自由,还是增加了福利(平等),都是一种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自由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产业民主、劳工运动,都是站在极右体制左边的,都是左派。

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认同中共垄断了左边的意识形态,那么不管是西方意义上的中右(自由主义),还是中左(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就都是右派;另一方面,从共产极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右专政体制而言,民间任何一种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努力和形式,又都是左派。这两者都是有道理的,恰好证明以拥护现存体制为左、以反对现存体制为右的简陋区分,是错误的和不适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两种视角的平衡之中找出一种综合性的、对应于中国现阶段国情的、适合于中国社会转型时代的左右区分,即有条件、有限制地引进西方的左右分析框架;只有在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被彻底否定了以后,只有在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以后,中国才能完全采用西方国家的左右分析框架。

 

三、崩溃时代极权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

 

习近平上台执政以后,出现了从邓小平的威权专制主义向毛泽东的极权专制主义复辟和倒退的明显迹象:在政治领域,加强党对一切的领导,重新倡导党政合一、政企合一、媒体姓党、军队姓党、党组织渗透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社会组织,“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党又是定于一尊的,全党都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树立政治规矩,不得妄议中央,通过反腐铲除异己,高度集中权力,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悍然修宪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为最高领导人终身执政扫清障碍,严厉打击一切政治反对者和政治异议人士;在经济领域,通过对金融和其他核心经济资源的垄断、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准入、税收和社保、房地产金融、国债和地方债、超发货币、扫黑除恶等等国家权力杠杆,一方面歧视、打压和收割民营经济,甚至鼓吹民营经济退场论和消灭私有制,另一方面拼命维持和扩大投资和就业规模,实现民退国金;在社会领域,继18大前夕提出的抓新黑五类(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从2013年开始,大规模扫荡已经发育多年的社会组织,轮番打击新公民运动、环保运动、基督教运动、女权运动、维权运动、人权律师运动、劳工运动,取消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基层选举,编织密不透风的、高科技的网格化维稳体系,甚至在新疆等地建立集中营;在意识形态领域,在2011年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基础上,2013年又提出七不讲(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公民权利、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不准讲权贵资本主义、不准讲司法独立),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搞毛泽东和邓小平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文革招魂、改“十年浩劫”为“艰辛探索”,全面管控高校课堂、新闻舆论和网络媒体;在国际关系领域,通过大外宣、大撒币、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支持和联合尽可能多的极权政体和威权政体,构建亚洲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举扩大军备,蚕食香港一国两制,威慑台湾,修造南海人工岛,在世界上与美国全面争夺领导权。一时之间,形成对内法西斯主义和对外帝国主义的浩大声势。

那么,习近平和中共能不能实现极权专制主义的闪亮回归呢?能不能实现这个气冲牛斗、万里如虹的“中国梦”呢?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需要对中国现存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国际环境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

1、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

中国经济总量或许很快就会逼近甚至超过美国,但经济质量、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十分堪忧,资源的耗竭、环境的破坏、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内需不足、科技和管理创新的严重不足、对外贸易受制于国际市场等等,都不能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和权力市场经济固然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但这仅限于其对关键资源和产业的垄断、对国民经济的操纵和支配、对社会财富的汲取和剥削方面,在经济总量结构中,已经发展数十年的竞争性私有制经济和民营市场经济早就已经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并且对于就业和民生具有关键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对人口庞大的中国尤其如此,而这是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和权力市场经济的短板,用暴力和权力摧毁民营市场经济,立刻就会造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失业,使大多数中国人民遭受严重的生存危机,由此引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足以反过来摧毁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本身。此外,已经拥有天量财富、富可敌国的权贵官僚大资本家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也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不愿意用过去那种产权模糊、不能量化而只能按等级享受特权待遇的官僚集团所有制,取代现在已经产权明晰、量化并可以随意享受、支配、转移财产的权贵官僚大资本家族所有制。

2、当代中国的阶级结构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包括四大主干阶级和若干阶层:一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权贵官僚大资本阶级,它本身又由共产党红色权贵阶层、官僚阶层和大资本阶层组成,他们共同实现权力通过市场变现为大资本与资本通过权力转变为垄断资本的双向运动,其人数约占人口的2%;二是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也就是过去所说的中小资产阶级,包括依托于市场竞争的中小企业主阶层、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是民营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其人数约占人口的25%;三是工人阶级,包括城市户籍工人阶层、农民工阶层、零散就业和下岗失业工人阶层,其人数约占人口的50%;四是农民阶级,包括富裕农民、小康农民、温饱农民和贫困农民四个阶层,其人数约占人口的25%。此外,四大主干阶级之间还有若干过渡阶层,比如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死心塌地维护现行制度、官商学通吃、垄断和分配学术资源、毫无廉耻地进行意识形态维稳的那部分学霸、学阀、学官,属于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或权贵官僚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过渡阶层;就业于科教文卫行业、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非官僚知识分子,属于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中下层;毕业后做初级白领或难以就业的大学生,属于工人阶级,或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过渡阶层。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受益于改革开放,力图保持威权专制主义体制,只有在这个体制眼看就要被推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同意复辟毛式极权专制主义;在被统治阶级中,大部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愿意并且追求竞争性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其中只有少部分人拥护现存的威权专制主义体制,或者希望回归到极权专制主义体制。

3、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

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当然垄断了全部国家政治权力,拥有由军警宪特法院检察院监狱以及各级各类维稳力量组成的庞大的专政机关,但也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那种铁板一块的极权专制力量了,其内部出现了上下之间和板块之间的松动和裂痕,出现了很多的派系并且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其中大部分只想在威权专制下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财富,不愿意放弃已经私有化的财富而返回共产党整体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极权专制,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支持以军管、国家紧急状况、供给制等方式来维护这个阶级的共同和整体利益。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虽然被统治阶级还没有发育产生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成建制的政治反对力量,但潜在的、分散的政治反对力量已经暗流汹涌,他们绝不会把四十年来已经获得的有限的自由和权利拱手还回去,绝不会坐视文革和毛式极权专制的复辟。中产阶级固然在政治上还相当软弱和怯懦,但毕竟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并且正在通过企业家俱乐部等组织形式整合为政治资源,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成为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和社会运动的主体了,他们发起了每年多达数十万起的群体性维权抗争行动,缺少的只是维权抗争群体的内部组织化和群体之间的横向组织化了。威权专制固然一定会用网格化维稳手段甚至用赤裸裸的暴力镇压阻止和破坏维权抗争运动的组织化和政治化进程,但这一进程同样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遏止的。一方面是维稳成本的急剧膨胀,另一方面是经济下行带来的财政短缺,在一定的时间点上,整个维稳体系和威权专制的瘫痪和垮塌是可以预期的剧情。

4、当代中国的国际环境

2018年开启的中美贸易战,拉开了世界专制力量和民主力量总决战的序幕,美国已经明显和公开地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接触主义、容纳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对华政策,紧接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意识形态战、政治战乃至军事战也会并正在接踵而至。考虑到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所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实力的巨大差距,考虑到美国及其民主国家盟友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中主导地位,即使中共以13亿多中国人民作为肉票和炮灰,即使中共能够把世界上所有极权国家和威权国家联合起来,也不可能在这场全面的冷战和热战中取得胜利。或许中共在世界性的围堵和打击下,真的会祭出最后一张王牌,以便能够负隅顽抗到底,那就是全面恢复毛泽东的极权专制主义,不过这意味着数千万乃至数亿中国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同时也意味着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最强的极权专制政权会遭到最彻底和最悲惨的覆灭,因此,从其自身利益考虑,比较理性的选择是与美国及其盟国做出一定的妥协,在维持威权专制的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做一些带有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改良;最理性的选择是,在官民内外各种力量共同推动下,进行结构和制度的根本和彻底转变,从而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这对于中国和世界,对于中共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多方共赢的正和博弈的结局。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三点预测:一是中共称霸全球是不可能的;二是中共在新冷战中失败后闭关锁国并全面复辟极权专制是可能的,但即使成功也只能维持很短时间;三是国际国内民主力量或者会通过和平民主革命逼迫中共从威权专制转向宪政民主,或者会在中共复辟极权专制时,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彻底清除这个邪恶的极权专制暴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恢复毛泽东极权专制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共产威权专制覆灭前向共产极权专制的回光返照和垂死挣扎而已。

尽管大势所趋是明确的,但转型所需时间仍然是难以预测的,因为中共这个地球上最大的专制集团集古今中外之暴力和诈力、统治技术和统治谋略、超限战手段和热核战手段于一身,会竭尽全力绑架和控制13亿中国人民作为肉盾,会竭尽全力纠集全世界极权专制和威权专制国家负隅顽抗,会竭尽全力勾结和收买宪政民主国家仍然存在的邪恶力量——它们在宪政民主法治体制下被关进笼子而得不到任性和任意的发挥,却可以作为特洛伊木马和第五纵队,暗中破坏宪政民主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宪政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追求自由平等正义、宪政民主法治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考验。

5、当代中国的左右问题

(1)处于极右位置的是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这是在“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权贵官僚+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力量,是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而在邓小平时代变换形态的特权统治阶级,在开启、引进、推动市场经济以后,运用手中的政治特权控制、利用市场机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政治思想形态,其意识形态表层是过去赖以造反和革命的极左意识形态即官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是用来忽悠愚民和脑残的;其深层是极右的“打江山坐天下”、“红色江山万万年”的特权、权贵意识形态,这个才是其真实的思想,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忍不住发出“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用三千万人头来换江山”的咆哮。

在极右这个思想政治光谱上,还有一种与权贵官僚意识形态形成耦合的民间意识形态,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这是在改革开放中捷足先登,通过与权贵官僚的钱权交易而暴富的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当然会巧妙地隐藏起权贵官僚控制市场这个前提,而以一种纯粹形态的、自由至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型(在现实生活尤其是中国语境中,这个模型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来为获得暴富的富豪阶层提供经济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辩护;它同时认为,市场竞争出现胜负和贫富分化,也是完全合理的,中国的劳工已经获得了其劳动力要素的合理回报,不存在剥削,从而也就否认了官商联盟共同剥削劳工的事实。

处在极右光谱最左端并向中右过渡的思潮是一度风生水起的新权威主义及其后来的变种:儒家宪政派、社会主义宪政派和党主立宪派,就其拥护中共的领导而言,属于极右,但就其宣称宪政民主法治是其最终目标而言,已经与中右汇合了。

(2)处于中右位置的是中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虽然受到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掠夺,经过将近30年的发育和发展,好歹还是形成了一个以民间中小资产阶级、企业管理者阶层、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崇尚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成为其主流的意识形态,其中又分为两派:偏右的一派主张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反对极权、专制和权治,追求宪政、民主和法治,在思想上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劳工和底层的平等权利诉求,在劳资关系上主张依照法律保护双方的市场地位和市场权利,在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主张必要而有限的政府干预和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偏左的一派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呼吁落实劳工阶级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可以称其为左翼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

对于这一派,如果按中国模式的左右划分,即以拥护现存制度为左,以改变现存制度为右的话,它是典型的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的左右划分,那么它只是相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才是右的、保守的,相对于正在利用、扭曲市场经济并阻挠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成长的极右力量,它又是左的、进步的,其中甚至有人是主张激进革命的。

(3)处于中左位置的是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及其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是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新生的民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一起出现并发展起来的,迄今总数已经达到三亿五千万之巨,加上其附属人口,成为当代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应该说,它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在时间上是落后于民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由最初的茫然、随大流到接受、认同这一趋势,再进一步则积极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提升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是一致的,尽管工人中知道这一中左思潮的还很少,但在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一波高潮中,参与其中的先进工人大都接受了多数劳工机构倡导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属于中左,比社会民主主义再左一点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更重视劳资集体谈判、产业行动和社会保障,而民主社会主义更重视经济民主、产业民主和所有制的改造。

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按中国模式的左右划分,它与自由主义一样属于右派(凡是主张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在当局眼里都是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划分,它是偏左的(中左),既是与偏右的自由主义(中右)相对而立的、各自代表劳资双方进行政治思想博弈的竞争对手,也是共同维护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合作伙伴。当下中国的民间思想舆论,因为还没有普遍引进西方的左右划分,而是接受了官方的左右划分,结果是不知道有中左、宪政左派、民主左派,一说到左,就不假思索地认为是马列毛左或极左,徒然地使极左垄断了全部左翼思想政治空间。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4)处于极左位置的是最底层民众及其意识形态。在权贵市场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个垫底的阶层,或劳工阶级的最底层,主要包括原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在现存权贵市场经济中一败涂地并且陷于绝望的城乡贫民,他们本能地、理所当然地趋向于接受马列毛左或极左。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加以区别:一些人依然相信官方鼓吹和标榜的、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共产党的宗旨和路线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主要是贪官污吏,这是被官方成功洗脑的毛左或极左,本质上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是奴才和太监思维,在网上又被人称之为“皇左”或者“自干五”;另一些人则是真正的极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的极左,虽然他们与老的极左派(实际上是掌权的极右派)共享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思想资源,但他们认为正在掌权的共产党只是伪左派,是伪共产党,是已经蜕化变质的共产党,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一个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一派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肩负着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以上我们大体上按照西方模式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格局和结构做了一种划分。之所以可以引进这一分析框架,是因为,不管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在多么暴虐地阻挡普世价值、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以及宪政民主法治的进程,工业化、信息化和市场经济毕竟是不可逆转的了,伴随着它们而出现的中右、中左、极左力量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了。但是不能简单把西方的左右模式照搬到中国来,因为有三个很大的区别:

第一,极右在西方只是一种边缘化的思想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却是一种占超级强势地位的统治力量,对所有其他思想政治力量形成一种压倒性、压迫性的优势。

第二,中右和中左在西方占明显主导地位,二者轮流执掌政权早就构成西方政治的常态,而在中国,中右和中左的力量还相当弱小,还远远没有成为主导性的力量。

第三,在西方,极左已经边缘化并且很难东山再起,但在中国很难说,如果极右当局封杀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力量的一切发展空间,如果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使中产阶级以及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陷入破产和绝对贫困化,那就意味着底层无产阶级的人数会越来越多,那时再爆发一场由极左思想所引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唯一能够有效制止这一趋势并将中国引向世界文明主流的,是加快实现中右与中左、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合作,扩大和发展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空间。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对现存制度和政权的性质的判断上,中右和中左联盟与极左其实是相当一致的,即双方都认为这是一个极右的制度和政权,只不过前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资产阶级专政,后者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双方的实质区别是,取而代之的,究竟是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法治,还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从现代化的高度和整个过程来看,中国的首要问题无疑是要解决极右当局与中右、中左、极左之间的矛盾,其次是要解决中右和中左联盟与极左之间的矛盾。至于中右和中左联盟获胜并建立了宪政民主法治之后,中右与中左之间如何展开新的、长期的竞争,那是将来的事情,不是当下的主要议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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