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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武 : 中国社会民主党宣言 争鸣系列(一)之四

2019年11月22日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33856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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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下)

 

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国家的历史无不证明,劳工阶级和劳工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运动之间 ,具有深刻的、内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有力地推动了前者的发展和壮大。因此,在我们论述了中国一般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亦即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赖以产生的一般前提和基础之后,还应该论述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当代中国劳工阶级和劳工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一、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

 

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与黑恶化的“中国模式”与日益增长的劳工权利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中国模式”对劳工阶级的巨大历史欠账

(1)工资的欠账。在30来年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劳工的工资增长一直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水平的,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度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也仅仅只有3721元,按这个工资水平,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即使是双职工,要想维持一家人在城市稍微体面的生存以及赡养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形成的独一无二的“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亲在城里打工,孩子跟随祖父母或母亲留在农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万留守儿童、4000万流动儿童、数千万留守妇女、上亿留守老人。这点工资,甚至还没有达到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马克思对那个时期的工资的经典定义:工资包括劳动者恢复劳动力的基本生存费用、繁衍后代以提供新劳动力的抚养和教育费用以及更新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职业培训和休闲娱乐费用。那时候,尽管工人住在贫民窟里,起码劳动力还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对劳动者的剥夺和剥削程度,是超过欧美国家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

(2)休息时间的欠账。劳动法规定了一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以及一定的带薪休假日,加班时间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必须支付加班费,以保障劳动者获得休息休假的权利,然而这个规定只是在机关事业单位、部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到遵守,绝大部分企业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左右,很多企业不支付加班费,也没有带薪休假日。于是出现了失业与过度劳动同时存在的现象。这导致了如下三种结果:一是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榨取了巨大的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人为造成就业不足加剧了劳动者的恶性竞争和劳动力的进一步廉价化,三是损害了加班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国民的身心素质。

(3)劳动安全卫生的欠账。中国的劳动条件普遍未能达到应有的安全卫生标准,在企业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不能做到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致使中国发生了在世界上频率和比例最高的矿难、爆炸、坍塌、火灾、工伤、职业病等等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灾难,其中有著名的致丽大火灾、昆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响水大爆炸;有不少于600万的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被赶回农村等死;仅珠三角地区每年就会削断4万根手指,堆起来有一座山那么高。这些只是劳动者遭受生命健康损害的几个触目惊心的例证,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劳工的生命和健康换来的。

(4)社会保障的欠账。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农民工是基本没有社会保障的,一方面是在企业层面,他们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另一方面是在社会层面,他们没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福利。通过户籍身份制度,中共成功地实现了城乡隔离,使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为这个国家的两个不同的等级,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直到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和2011年实施社会保险法后,情况才有所改观,但就是这样,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为38%,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仅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

(5)程序性劳工权利的欠账。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社会保障都属于实体性劳工权利,对这些权利的历史欠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程序性劳工权利的历史欠账。程序性劳工权利又分为个人的程序性权利和集体的程序性权利两种,前者主要指劳工个人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后者主要指劳工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统称劳工三权)。前者得到了部分落实,后者付诸阙如,当工人们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抗争和博弈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当地党政和公检法的打压以及资方的报复,乃至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经营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决。

2、劳工被严重剥削和压迫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与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和与之珠联璧合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判断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当前制造业衰退以及正在到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灵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来低人权、低工资、低保障、低福利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劳工的超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30年来积聚的经济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1)极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造成内需不振、产能过剩。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中国财富报告:展望与策略》,目前中国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为115.2万元;家庭资产前10%的中国家庭,拥有63.9%的总资产;2013年全国家庭资产基尼系数为0.717。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则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早就超过了世界警戒线而高居世界前列。政府看到了产能过剩的现实,却不愿承认这种过剩是由于贫富两极分化和内需严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对过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只是简单地去产能。其实中国最为急迫的应该是进行需求侧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几年而没有任何动静的分配体制改革。只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手里没钱,同时又缺乏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他们就没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内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国内市场就缺乏必要的广度和深度,难以吸收由GDP至上主义的投资冲动所带来的巨大产能,多年前已经开始尤其是贸易战开打以来更加严重的出口的萎缩,使供大于求的不平衡市场结构更为倾斜。供给侧改革不会触动而只会强化政府主导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的扩大才会消化过剩的产能,只有需求侧的改革才会激活民间社会的活力,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内在的动力,但这恰好要以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既得利益格局为改革对象。

(2)廉价劳动力劣势成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瓶颈制约。在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凭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制造工厂”,廉价的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全世界,中国经济因此而保持长达30 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对外而言,由于吸收了过多的国际资本,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使成百上千万欧美国家的工人失去工作,从而引发了这些国家相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近几年来,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中国撤回部分资本和制造业,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加速了这一回迁的进程;对内而言,廉价劳动力优势或者人口红利已经耗尽,相反,劳动力被大规模严重剥夺的劣势正在迅猛地显现出来。这两者都对中国的制造业的升级形成无法突破的瓶颈:外国资本在撤离的同时,也带走了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会严重拉低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贫困化的劳动力大军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资源,根本无法适应极为必要的工业升级。

(3)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双重低弱使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无法得到发展。第二产业的升级换代必将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将会被第三、四产业即服务业和文化产业所吸纳,在发达国家,第三、四产业所占的经济比重和所吸纳的劳动力,都远远地超过了第二产业。然而,占人口75%左右的中国劳工和其他底层民众的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福利太低了,他们对于第三、四产业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进这两个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因此而吸纳大量的劳动力。

撇开社会的、政治的、伦理道德的方面而进行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劳工权益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劳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工是极为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权力和资本双重的、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畸形的、跛足的、病态的市场经济;由权贵官僚资本单方面主导的市场经济,其严重破坏供需均衡并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和结果。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们绝对不会承认这样一种经济学分析,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自生自发的市场竞争会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认剥削(包括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的存在;他们反对劳工自由结社、集体谈判和罢工,认为这会造成劳动力的垄断,破坏自由竞争;他们不是向权贵统治阶级和专制政府要求资本的自由和企业的公民权利,而是把它们剥夺和压榨资本和企业的代价转嫁到劳工头上;他们不是要求降低由专制政府掌控并抬高的土地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税费成本以及制度成本,而是把经济下滑、制造业衰退的原因归结到人工成本头上,不是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而是要求把劳工关进笼子。他们这样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不会解除而且必然会进一步激化正在到来的经济危机。

3、劳工权利需求和意识的觉醒是劳工运动兴起的主观原因

所谓权利需求,就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内在地产生的一种独立自主和自我实现的欲求,是人类打破奴役性和等级性的经济政治制度而自由平等发展的冲动,是人类建立公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而对这种权利需求的自我意识,就叫做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第一次大解放;第二阶段是92年以后以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纵深发展;第三阶段是以劳工阶级为主的底层民众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第一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要求;第二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要求;第三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以劳工阶级为主的底层民众的经济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要求。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都以经济权利诉求为第一权利诉求,但它们对经济权利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所理解的经济权利主要是私人财产权、自由经营权和人力资本收益权,而劳工阶级所理解的经济权利主要是就业权、劳动力所有权和收益权、劳动安全卫生权、劳动保险权等劳动权益。正是劳工阶级一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业对自己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一种对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追求。

 

二、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一次高潮及其发展趋势

 

1、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2010年5月17日,广东南海本田数百名员工因为不满工资、福利、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罢工,并且获得了成功。一石激起千层浪,由南海本田开启的劳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国14个省份,其中大连开发区创造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罢工人数(7万人)、发生罢工的企业数量(73家)最多的地区纪录,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虽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罢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发全国性连锁反应的当属南海本田罢工,所以我们把2010年看作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开始年份。此后几年,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网络统计数据,全国较大规模的劳工抗争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现出逐年翻倍的趋势。

2014年的“嵩山会议”,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形成“自我意识”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劳工界作为与政界、商界、学界四足鼎立的独立社会力量,正式登上当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一个标志。会议以湖南常德沃尔玛员工集体维权事件为典型案例,探讨了中国劳工运动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劳工代表、劳工NGO代表、劳工律师代表、劳工学者代表、劳工媒体代表,以及部分体制内官员、工会干部和企业家、社会人士代表,完整地体现和彰显了以劳工为主体和核心、以支持劳工运动的社会力量为辅助的“劳工界”范畴。会议发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简要宣告了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基本纲领和方向。嵩山会议之后,劳工界积极介入重大劳工事件,初步显示了劳工界的合作、团结、互助的集体力量,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经济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做出了初步的贡献。

劳工运动的这种上升势头引起统治阶级的警觉和惶恐不安,并终于痛下杀手。2015年12月3日,广州大举抓捕当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厂劳资冲突的劳工NGO工作人员和劳工积极分子,传唤数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制人身自由,官媒大举报道,其中央视新闻频道竟然做了长达24分钟的舆论审判。历经10个多月的侦查起诉,最终有4人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劳工运动的人士也受到多种形式的警告、监控和处分。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劳工机构纷纷停止活动,各劳工网络社区和自媒体也趋于消沉,受此影响,虽然经济形势继续下行,劳资矛盾更加激化,劳工抗争事件也没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几年那种爆炸性增长和成倍增长终于被遏制。因此,12.3劳工案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一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征。

2、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体及其主要诉求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体不再是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老工人阶级,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他们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加工业、服务业,大部分就业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有相当一部分作为劳务派遣工和临时工就业于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劳工抗争事件都发生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只有少量发生在国有企业;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抗争,也主要来自于其中的农民工。到2018年。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8836万人,成为新工人阶级的绝对主体。

新工人发起抗争的主要诉求和目标是:

(1)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这主要由于企业克扣和拖欠工资引起,尤其是每到年底,都会发生大量建筑工人堵路游行讨薪的群体性事件。

(2)依法追讨应得的补偿和赔偿。这主要发生在企业大规模裁员、搬迁、破产倒闭的时候,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工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要求企业给予不低于每年一个月工资的补偿,此外还有追讨加班费、高温补贴、带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支付给工人的补偿或福利。

(3)要求增加工资、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与前两类依据现行法律和法定劳动标准的维权诉求不同,这一类是一些增长性、发展性的权利诉求,往往超出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其实质是,劳工阶级要求依据自己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中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与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要求进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断提升应得的收益和份额,并降低自己付出的牺牲、成本和代价。

(4)对结社自由和团结组织权的诉求。中国劳工已经逐渐意识到,没有劳工的团结和组织,以上那些诉求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罢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一样提出了重整工会的要求,要求依据工会法和工会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和工会主席,或者绕开现行工会,选举产生工人代表与资方展开集体谈判。

(5)对普世价值、人权、公民权利的诉求,这是一部分工人已经达到的最高诉求。东莞诺基亚工人罢工时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资产更不是奴隶,请不要出售我们”、“我们是有人权和尊严的”的横幅;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二医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辩时沉痛指出:“工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尊严”、“作为一个老工人,如果连体面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宁愿选择在监狱里度过我的余生”。

3、新工人抗争的组织和行动方式

新工人抗争的组织形式:改选工会和工人代表制。最初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组工会,并且也有个别成功的案例,但对工会的民主改造遇到两个强大的阻力,一是工会通常掌握在资方的手里,工会主席通常由企业高管兼任,绝大多数工会是所谓老板工会或黄色工会,资方当然会极力阻止工人办自己的工会;二是对于企业工会具有审批注册权和管理权的地方总工会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诉求。工会不能发生作用,而集体行动又迫在眉睫,怎么办呢?工人们和劳工律师创造了一种叫做“工人代表制”的替代机制。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链表厂1100多名工人罢工,遭到维稳系统的打击后,找到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请求法律援助,在征集到了半数以上工人的签名委托之后,著名的劳工律师段毅率队进入工厂,指导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了13名工人谈判代表,随即向资方发出集体谈判邀约。经过几轮激烈的谈判,劳资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从这个案例中,段毅律师总结了一个“工人代表制”的模板,并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运动中得到普及。

新工人抗争的行动方式:罢工、集体谈判和集体上访、示威游行。欧美早期劳工运动都以自发罢工为主,只有在工会获得合法存在以后,才过渡到以集体谈判为主、以罢工为辅。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也处在早期阶段,也是以自发罢工为主的,只有少数事先在劳工机构帮助下按照工人代表制组织起来的案例中,才是以集体谈判为主、以罢工为后盾的;由于工人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还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损害正在发生、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行使一种自然的权利,自发地切断与资本的结构性联系,亦即收回劳动、中断生产链条,从而对资方构成实际的威慑和压力。罢工和集体谈判通常发生在那些正在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在那些悄悄转移资产突然宣布搬迁或者破产倒闭的企业,原来工作场所的生产经营已经终止了,甚至老板都跑路了,或者在建筑业层层分包的体制下,罢工和集体谈判因为已经失去或找不到具体对象而变得无效了,工人们只好向监管部门(劳动局、信访办、维稳办、工会)或当地的党委、政府、人大,甚至面向公众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就发生了走出厂区的上访请愿和游行示威。

4、2018年:三起行业性集体行动标志当代中国劳工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2015年12.3事件之后,中国劳工运动进入低潮。正当人们灰心丧气之际,2018年上半年,中国国内连续发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其中上海市长宁区环卫工跨越了三个企业之间的分隔、实现了在一个市区范围内环卫行业工人的联合行动;塔吊司机联盟同时在20个省、30多个城市发起集会示威;卡车司机同时在12个省发起罢工和驾车游行。这三起工人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行业性:一是参与人数在整个行业显著放大,行动扩及行业里很多企业,对行业内的劳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是对上下游行业和产业并进而对地区甚至全国范围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一波高潮和第一阶段中,几乎全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都发生在某一家企业范围之内。严格来说,企业范围内的集体维权只是劳工运动的低级形式,只有很多企业的劳工集体行动建立横向联系、实现跨企业跨地区的联合,才是劳工运动的较高形式。根据国际经验,行业工人联合组织及其集体行动,是一种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够把分散的劳工力量联合起来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原理在于,同一职业、同一行业或产业的工人,处于同一种劳资关系结构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对手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团结和联合起来的成本最低而规模力量和解决结构性问题的规模效益最大,所达成的行业集体谈判协议对于劳资双方具有内部宪法效力。中国劳工运动,按照市场经济和劳资关系的本性和发展趋势,一定会从企业级别的集体行动发展到行业级别的集体行动,此次三个工人群体跨企业的、跨地区的集体行动,完全有资格被认定为是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开端。2018年因而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二波高潮和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开端。

从三个实例来看,从企业集体谈判上升到行业集体谈判,需要满足如下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工人要意识到自己在行业和产业链条中的“结构力量”,比如环卫工人意识到了自己在整个环卫业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整个行业停摆;塔吊司机充分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特种技术工人在生产链条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车司机也意识到了自己作为货运司机的技术优势和讨价还价能力。这种足以使生产经营链条中断的结构性力量,是工人潜在的“资本”和“筹码”,工人们必须意识到并且善于利用它们。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业范围内的“结社力量”,实现工人在整个行业的联合、团结和组织,使结构力量这种潜在的力量变成现实的博弈、谈判、抗争的力量。如果没有工人们在行业内的联合,工人在一个企业范围内的结构力量以至结社力量很可能会遭到破坏,因为行业内的资本力量通常可以联合起来,调动其他企业的工人来替代正在罢工企业的工人。上海长宁区环卫工、塔吊司机、卡车司机主要是通过微信群进行横向联系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同行业工人的团结组织和统一行动,按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独立自主的环卫行业工会、建筑行业工会、货运行业工会的产生只是早晚的问题。这才是有效治理整个环卫行业、建筑行业、货运行业种种乱象的治本之策,从长远来看,这不仅对工人有利,而且对整个行业、产业、社会和国家都有利。中国劳工运动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在各个行业形成劳工的联合和自治组织。行业工会将会成为主要的、中枢的工人组织形态,并承担着与行业雇主协会进行集体谈判的重要职能。                       

5、初级阶段劳工运动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渐进政治化趋势

初级阶段的劳工运动迎头碰上传统政治体制的严厉限制。在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中,一方面,罢工工人把行动严格限制在厂区范围,以“集体散步”、“集体喝茶”等方式实现集体停工,淡化了“罢工”在人们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和宽容,没有采用维稳思路,没有动用警力强制驱散罢工工人,没用对罢工组织者提起刑事诉讼。有学者用“去政治化”来概括这次罢工潮的特点:罢工只是劳资经济纠纷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于企业劳资关系的层面,不涉及公民与国家关系层面。

但是,某次劳工集体行动“去政治化”是可能的,整个劳工运动“去政治化”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南海本田案例并没有成为一个范例得到普遍推广,相反,此后发生的劳工集体行动,绝大多数都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也就是说,即使工人仅仅提出经济利益诉求,他们的行动也“被政治化”了。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消除的结构性方面,区别只在于是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义,而不能成为劳工运动的原则和方向。就是说,在劳工运动受到专制政治高度管控的情况下,不能提出宏观的乃至中观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体的经济要求和微观政治、基层民主的要求,等到这些要求或这个层面的劳工集体权利得到较好的实现、劳工运动的基础得到夯实、劳工运动的规模得到扩展之后,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去政治化”,只是回避、悬搁中观和宏观的政治要求,而不是从根本上和原则上放弃一切政治要求。

再进一步,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话,“去政治化”也是过于消极的,最多只是表达了企业公民和工业公民对消极自由即劳资自治的诉求,但同时取消了公民对积极自由(即通过国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权利)的诉求,因此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在争得了“去传统政治”的消极自由即劳资自治后,又推进到积极地建立新型的国家与工人阶级政治关系的更高历史阶段——在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劳工政党产生了,并通过议会民主制加入到国家政治生活过程中,通过立法、参政乃至独立执政,在更高的层面上维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由于工人阶级作为公民社会人数最多的部分加入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单方面地运用国家政权镇压工人阶级了,属于全社会的宪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来,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这是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次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国社会民主党与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

 

行文至此,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中国社会民主党(也可以叫做中国社会党、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呼之欲出了。它们以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反过来也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上升到更高阶段并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必要条件。

我们曾经说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党、民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工人阶级还很弱小,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和政党也没有积极寻求劳工运动的支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第三种力量”失败了,“第三条道路”没走通。1949年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很快遭到清洗,57年反右运动则是一次彻底的清洗,其中最重要的清洗对象就是章(伯均)罗(隆基)联盟。20多年后绝大多数右派都被平反,全国只有100余人未被平反,其中又只有5个中央级的右派没有被平反,他们是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基本上都是曾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再次在中国出现,是在反右以后差不多40年的时候,当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浮出水面,这个新左派,虽然较多地引用了其他西方新左翼资源,但也包含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不过,新左派都是一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只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卑鄙的权贵私有化和不公平的市场经济发出抗议和道德谴责,而找不到自己的社会阶级基础,因为下岗失业的老工人阶级,不可能接受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当时还处在形成的初级阶段。新左派因为不接地气而风流云散,有的干别的事去了,有的只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做一些纯粹学术的研究,有的变成了新极左分子,有的变成了为威权专制辩护的国家主义者。

中共党内也有一些两头真的老人想为修正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平反,其代表人物是有60多年党龄、曾经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退休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谢韬教授,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指出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呼吁中共应该回归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他的观点一方面遭到毛左派的激烈批判,另一方面官方也公开回应说科学社会主义永远都不会是民主社会主义。他想劝中共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无异于缘木求鱼,甚至是与虎谋皮。他年岁很大了,当然也不可能把目光投向正在酝酿中的底层的劳工运动。

一部分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于90年代末公开打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并且于2000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到2007年召开其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自己的纲领、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构架,但由于客观上孤悬海外主观上定位失误,一直没有与国内劳工运动建立什么联系,致使其成立约20年来无所作为,看不出它与海外其他民主党派之间有什么区别,甚至沦为不折不扣的、自娱自乐的口炮党。

其实,只有从2010年开始大规模拉开帷幕的当代中国劳工运动,才真正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力量提供了发育成长的土壤和基础,才能够使社会民主主义找到自己准确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使命:一方面,当代中国劳工运动要在伟大的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宪政革命中占据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需要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政党组织;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应该也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民主党也应该和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要政治代表。

 

一、劳工运动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劳工运动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劳工运动是撬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阿基米德杠杆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首先,西方国家有长期封建制的传统,权力结构比较分散,实际上形成了王权、教权和贵族权的三权分立,当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起而争取政治权利和争夺政权时,可以利用三者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并且顺着分权制的逻辑把封建主义的三权分立转变为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中国则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因此在清末民初开始政治现代化过程时,不容易产生分权制和三权分立的新传统,再加上集体主义的救国图存打断了自由主义的启蒙进程、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峙和苏俄地缘政治渗透等因素一起发生作用,使得各派革命势力仍然顺着传统政治成王败寇、赢家通吃的逻辑,争夺一统天下的最高权力,国共两党为此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第二,20世纪末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以及政治现代化,是在共产极权专制主义基础上开始的,主导改革的政治力量绝不愿意放弃“打天下、坐江山”的政治思维,不愿意进行政治领域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不愿意把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关进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笼子里,它只是利用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大肆变现手中的资源垄断权和控制权,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进一步加紧对于社会的政治控制,结果是,依托于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而产生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不仅不具备与权贵官僚阶级相抗衡的经济政治力量,而且对后者形成经济政治上高度的依附关系,注定不能像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成为政治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和第一推动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在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进程中产生出来的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便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登上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舞台。与新生的资产阶级相比,新生的工人阶级在现存体制下是纯粹受害的阶级,因而具有更加强烈的变革动机和更加坚定的变革意志,另一方面,他们人数最多而且更富有同质性和凝聚力,更容易产生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因此至少在最初的阶段可以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和第一推动力量,成为撬动专制政治制度的阿基米德杠杆。

2、劳工运动内在隐含的宪政、民主、法治意义

初级阶段劳工运动的政治价值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看上去只是为生存权利和经济利益而抗争,并不直指宏观的政治制度,并不提出激烈的反对口号和政治目标,因而往往引不起知识界、舆论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兴趣、关注和支持。然而细观之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

首先,工人自组织过程作为一种基层民主实践,不仅是整个政治民主化的微观基础之一,而且为其他阶级和阶层的自组织和民主实践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宏观的宪政、民主、法治的实现,一定要以微观和中观的社会自治为基础,否则,像辛亥革命那样,虽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终于因为社会底层和中层没有发生普遍而实质性的变化,而功成垂败了。最近30余年的工业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使民间社会在空间上得到一定的扩展,但由于宏观政治制度的紧控,虽然存在某些基层民主方面的尝试,诸如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企事业职代会和工会选举、业主委员会选举、县乡级人民代表选举,但都流于形式,只有零零星星寥寥无几的成功案例。然而,在珠三角地区此起彼伏的劳工运动中,工人们成功地创造和普遍运用了“工人代表制”,在企业内部选举产生了各级工人代表和全厂工人代表委员会,代表全体或大部分工人就劳动权益问题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利得鞋厂2750名工人,在劳工机构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帮助下,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了60多名工人代表,又从工人代表中选举产生了13名工人谈判代表,最后从工人谈判代表中选举产生了首席代表、第二代表、第三代表,在这个基础上又形成了谈判小组、团结基金管理员、新媒体宣传员、工人纠察队的职能分工。这样一个民主选举的过程,就是工人诉求的梳理过程,就是分散的工人形成共识、共同意志、共同目标的过程,就是一个工人跨越个人理性的局限性而上升到集体理性、跨越个人利益的狭隘性而上升到集体利益的过程。这是有效的集体行动的制度性保障,成功地走出了“囚徒困境”或“集体行动的陷阱”。因为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目标和意志,才形成了工人代表和谈判代表的权威性,才能够令行禁止,该罢工的时候就罢工,该复工的时候就复工,有张有弛,进退自如,而不会陷入到工人内部的纷争和内斗之中不能自拔,最终被政府和资方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其次,工人们在民主化自组织的基础上,向资方发出集体谈判邀约,迫使资方进入和平而有效地解决劳资冲突的集体谈判通道,具有深刻的现代政治价值。中国传统政治一直贯彻一种等级专制、主奴对峙、成王败寇、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逻辑,而缺乏多元平等、交互主体、理性共和、分享双赢的合作博弈传统。由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发起的劳资集体谈判,对于否定传统政治逻辑并创建新型政治逻辑,具有多重开创性的贡献:一是抛弃了你死我活、以新的霸权代替旧的霸权的习惯,包含了以宪政取代极权的元素;二是抛弃了以暴力争输赢的做法,代之以和平谈判,包含了以民主共和取代专制暴政的元素;三是通过集体谈判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于劳资双方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和权威性,包含了以法治取代权治的元素。可以说,企业劳资集体谈判实际上就是微观层面的宪政、民主、法治,而现代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可以说就是一种放大了的劳资集体谈判结构,比如说,阶级和政党竞争相当于劳资博弈,议会相当于由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组成的董事会,国家元首相当于董事长,政府首脑相当于首席执行官,检察院和法院相当于监事会。我们不妨展开如下想象和推理:一旦企事业单位和所有存在雇主与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地方,普遍建立集体谈判机制,整个国家的宪政、民主和法治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第三,工人们的选举、停工、罢工、上访、请愿、网上发声等集体行动,实际上突破了对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示威、游行的限制,率先把宪法第三十五条在形式上承诺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变成了现实,这对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限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近年来,因为环保等问题而在全国各地引爆了数十起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但组织性弱、持续时间短、官民对话缺乏有效的通道,因此虽然参与人数众多,对于重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宪政民主法治的形成,意义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工人的集体行动具有目标明确、组织严谨、进退有序诸多特征,也更加具有可行性、可效仿性、可复制性、可传播性,对于制度演进和制度创新具有更大的意义。

3、劳工运动在政治上的溢出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即使劳工运动在其初级阶段仅仅局限于争取经济权益,也会产生政治上的溢出效应或多米诺效应。众所周知,由于政府及其官员对民营企业过度的攫取,其中包括税、费、贿等多重、反复、高额的索取,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和民营企业不平等的待遇,由于政府不能以民主国家和民族国家主体身份,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强有力地保护和争取本国工业、资本和市场主体的利益,因此我国民营企业的利润水平是很低的,利润空间是很薄的,民营企业主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便拼命压榨劳工,拼命把成本和负担转嫁到劳工身上,拼命压低劳工的工资、延长劳工的工时、恶化劳工的劳动条件、不缴或少缴劳工的社保,以至于大部分民营企业都可以说就是血汗工厂,而大部分劳工的待遇低于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工人的待遇。

那么好,我们劳工运动不要求别的,仅仅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仅仅团结起来向老板要求涨工资、减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缴纳社会保险,如果老板不答应,就发起罢工抗议。这时候老板可能会做出三种反应:一是坚决不向工人让步,结果导致生产链条的中断、生产率和利润的严重损失,即使买通黑社会或当地警方来压制工人,逼迫工人复工,也会招致工人的仇恨,损害企业的声誉,进而导致企业留不住熟练工人,最终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败北;二是答应工人的要求,结果是利润大幅度减少,以至于企业经营不下去了,于是宣布不干了,于是许多企业都关厂歇业了,于是大批工人失业了;三是老板们不得不甚至愿意答应工人的要求,同时还想接着干,还想在市场经济和实业界大展宏图,甚至想成为成功的、优秀的企业家,这时他们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力图维护和争取企业公民的权利,改变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这三种情况都会引发一定的政治效应。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公信力受损,劳资矛盾演变为劳政矛盾,引发政府危机和政治危机;在第二种情况下,大规模失业从来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第三种情况下,企业家或新生的资产阶级产生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本阶级的自组织意识,一起抱团取暖,一起回过头来向政府要求降低赋税、取消不合理收费、拒绝官员索贿,要求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待遇,要求实现公民和纳税人的权利,要求把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要求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

4、中观和宏观的劳工政治必将极大地推进政治现代化过程,并构成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各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经验可知,工人在企业或工作场所纷纷组织起来并发起集体行动之后,必定会进入横向联合的阶段,即跨企业的行业性和产业性联合、跨行业和产业的地区性联合以及跨地区的全国性联合。这种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联合比企业层面的联合,具有更明显的政治性质、更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更大的政治效应,比如,行业性、产业性、地区性和全国性罢工,会对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或者吸纳工人的经济政治要求,从而向更为开放、更为民主的方向演变;或者全力予以管制和镇压,从而引起更为激烈的劳资矛盾和劳政矛盾。

推动中国劳工运动由微观向中观和宏观发展的主要动力有:

第一,中国新工人阶级遭受跨国资本、本国政府和本国资本三重剥削和压榨,劳动强度、劳动长度与劳动报酬、劳动待遇呈现出悬殊的不对称,工人遭受家庭破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低、身心双重伤害等种种苦难,改变现状的要求十分强烈;另一方面,这种所谓低人权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丧失,因为它们反过来降低了劳动者的购买力和劳动力素质,使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劳动力再生产和内需不足的瓶颈制约,引发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如果说上一波劳工运动以追讨法定的、最低的生存性权利(加班费、带薪休假补偿、高温补贴、社保和公积金、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等等)为主要诉求的话,那么,下一波劳工运动一定是以追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享受公共服务等“增长性、分享性、发展性权利”为主要诉求,归纳为一句话,就是农民工要求一家人正常生活在城市里的劳动报酬和各种平等的公民权利。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要求和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体性要求两者的汇合,构成劳工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这是不以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

第二,增长性、分享性、发展性权利的实现问题,涉及到中观和宏观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单个企业的工人的集体行动可以提出来,但没有能力加以解决,个别企业资方如果单独满足工人的诉求的话,很快就会因为经不起同行业和产业的竞争而被淘汰出局;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乃至唯一途径,就是由企业层级的劳资集体谈判上升到行业、产业、地区和全国一级的劳资集体谈判,而这种升级当然以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联合和组织为前提。由广泛和高度组织起来的劳工、雇员与同样广泛和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方、雇主进行较高级别的、集中的谈判,以取代过于分散的企业层面的劳资集体谈判,其实对劳资双方都是有利的,劳方固然因此而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并因此而挣得更多的权益,资方也因此而大大降低了与劳方谈判的成本、减少了罢工的数量及其所带来的损失;一个覆盖面很广的行业性、产业性、地方性、全国性劳资协议或集体合同,能够带来较长时间和较有约束力的产业和平,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技术、管理和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可见,工业共同体内劳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劳资双赢的利益取向,也是推动劳工运动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动力源泉。

除此之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关系国际惯例的引进,信息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普世价值的传播,互联网时代工人权利意识的加速度发育等等,也都是促进中国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的重要因素。最终,中国工人必定会获得完整的劳工三权以及通过自己的政党参与国家公共管理的权利。

如果说劳工三权的实现和独立劳工政治力量的出现,是推动我国社会和政治转型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甚至主导性的力量,那么,在转型以后的政治结构中,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工政治力量当然会获得重要的、合法的位置,构成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结构的偏左的、中左的一翼,正如自由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会构成偏右的、中右的一翼一样。我们不要小看这一伟大的历史成果,因为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的话,差不多经过了四百来年的奋斗才建立了这样一种较为合理的政治结构。中国工人阶级肯定不希望在未来一百年重新经历经济上自由放任、剥削猖獗而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那样一个资本主义原始发展阶段。

 

、宪政民主革命的主体序列和路线图

 

困扰当代中国的两大社会矛盾,其一是官民矛盾,其二是劳资矛盾,这两个矛盾又可以归结为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在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中,虽然权贵官僚与资本家、权力与资本经常是相互勾结和利用的,权贵官僚和权力相对于资本家和资本又占着主导的地位,是现存体制的始作俑者和最大获益者,是变革的主要对象和顽强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已死”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或改良,即使有的话,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动力。

中国新生的大资本力量和大资本集团,整体而言,是从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中衍生出来的,先天地带有权力垄断、钱权交易、贪贿腐败的原罪,整个大资产阶级对于权贵官僚阶级,迄今仍然是依附性的,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是不独立的,其中大部分是现存体制的分享者和推波助澜者、权贵官僚集团的合谋者和勾结者,总的来说,大资产阶级不仅不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发动机和原动力,而且是宪政民主革命的对象。    

处于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与社会底层之间的中间阶级(Midlle Class),基本上是依附于现存体制的,是受到权力资本网络的层层渗透和控制的,在未来半个世纪之后,它很可能会成长为中国主要的、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阶级,但在目前历史阶段,其不能作为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对大资产阶级而言,这个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与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动力、愿望、意识较强,但基本上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缺乏强有力地推动结构性转换的意志力量、行动力量和政治力量。

工人和农民是匍匐于社会底层的两大阶级,占就业人口和总人口的大多数(75%左右)。农民阶级不太可能成为积极地推动社会转型并深刻形塑未来社会的主要力量: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正在、将要转移到城市,成为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剩下来的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将越来越少;大部分农民处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处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外围地带,在农业这个夕阳产业谋生,缺乏经济竞价能力,并且文化程度低、分散而难以组织,缺乏主动的政治参与和博弈能力;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现代意识最弱,将是最后一个在政治上发育起来的阶级,只有直接卷入城市化进程的农民才有较强的经济政治参与意识和博弈能力。

与之相比,工人阶级将是一个积极得多、主动得多的经济、政治、文化主体: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把大量工人聚集在同一生产线、同一工厂、同一产业、同一城市社区,为他们创造了进行积极的经济谈判、政治博弈和文化竞争的客观条件;多达数亿的新生代工人已经主观上不想退回客观上也退不回农村,他们要想在城市定居下来并获得平等的市民身份和公民权利,唯有团结和组织起来与他们所受到的多重经济政治文化压迫进行抗争;信息和互联网时代加速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组织化的进程,同时迅速淘洗掉传统文化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

如果说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不愿、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能撬动整个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工人阶级则不仅非常愿意(因其受到深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有能力(因其可以团结和组织起来)做到这一点:首先,工人们团结起来以集体谈判的方式向大、中、小资产阶级争取自己的天经地义的权利和利益,迫使资产阶级为产业和平、为生产的连续性和长期利润而做出一定的让步;第二,工人向老板施加的压力一定会迫使老板们向老板的老板即权贵官僚集团伸张自己的权利、争夺自己的利润空间,迫使资产阶级成为公民、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主体,而不仅仅是狗苟蝇营地在权力庇护下分赃逐利的经济动物。

于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主要指其中的中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这一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中的双胞胎,就会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形成反对党国专制、政府垄断、官僚腐败的基本共识和政治联盟,就会一起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产阶级一个阶层的中高层知识分子与作为工人阶级一个阶层的下层知识分子,会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和粘合剂的作用,而农民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也会逐步地组织和联合起来,加入反对极权专制权治、建设公民社会的大合唱之中。这个大合唱的肇始者和发动者,就是工人阶级,劳工运动就是打破改革已死的政治僵局、撬动整个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阿基米德杠杆。

于是就会形成一个宪政民主革命的动力和主体序列: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革命的对象就是共产极权专制制度及其捍卫者权贵官僚阶级以及与之结盟的大资产阶级。而宪政民主革命的路线图,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底层发动——中层跟进和放大——上层分化、投机和妥协”;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底层发动——中层跟进和放大——底层和中层联盟与上层决战”。

就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转型而言,社会民主主义固然强调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地位和作用,但也认为劳工运动只是一个原动力和阿基米德杠杆,并不能单独完成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的跟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劳工运动孤军深入一家独大,不仅很难成功甚至是不可欲的:首先,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会联合和利用其他阶级进行严厉的压制,使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使得中国政治转型过程极其漫长而艰难;其次,即使劳工运动仅凭自己的努力取得胜利,其所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一个经济上新型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上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中国将再一次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毛泽东时代。

 

、宪政民主革命的左右两翼: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

 

关于政党问题,目前宪政民主阵营还没有清晰的考虑。虽然1991年胡石根创立自由民主党,1998年徐文立等人创立民主党,海外还出现更多政治组织,但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民运力量,都还没有从政治哲学、政治逻辑和政治历史的高度出发,明确宪政民主本身存在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左右两翼这个在大多数现代国家早已成为现实的政治结构。

的确,在西方宪政民主历史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主义和制度率先登上政治舞台,那时候,没有普选制,选民资格受财产、性别、种族等多种限制,工人阶级不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结社自由,不能成立自己的工会和政党。历经宪章运动、街头暴动和武装起义,直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各国工人阶级才争得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不过它们也放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而选择了社会民主主义,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选择了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表。虽然共产党还存在,但其影响力日趋衰退,最后成为边缘化的极左政党,在很多国家甚至销声匿迹了。于是,在西方国家形成了宪政民主的左右两翼,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相互制衡、轮流执政,这种政治结构迄今保持快一百年了。不管左右两翼政党的社会阶级基础、政治理念、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有多么大的不同,但双方都认同和遵守宪政民主的共同框架和规则,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展开政治竞争,以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争取选票而不是依靠暴力追求执政地位。由于中左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和中右的自由民主党(共和党、保守党)代表了主流民意,就使极左和极右的政治力量趋于边缘化,并且也不得不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展开其政治活动。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中国反对极权专制、追求宪政民主的人们,大都简单地把宪政民主主义理解为自由民主主义,而对社会民主主义一无所知或者知之不多,更不能理解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历史的和现实的关系:

第一,在世界历史上,率先对宪政民主做出贡献的,的确主要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及其自由民主主义思想政治力量,工人阶级及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力量对宪政民主的贡献是辅助的和后起的,因此后发国家引进宪政民主时会受到先前历史和先入之见的影响,以为后发国家也要经历先发国家那样的宪政民主历程。

第二,首先来到当代中国的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它们对于解构中国20世纪的共产极权专制,的确居功第一,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则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逐渐为国人知道,而且至今也没有并且被禁止得到充分的介绍和研究。

第三,中国本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随着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才浮出水面的,一些劳工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行家,在介入劳工运动的过程中,感到用自由主义当然无法指导与资本争权夺利的劳工运动,但同时也感到市场经济不可逆转,不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够用共产主义来指导劳工运动,于是便向社会民主主义寻求理论思想资源。

然而,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而言,自由民主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社会民主主义出场并承担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第一,没有多达三个多亿的工人的参与,没有劳工运动这一阿基米德杠杆的撬动,单凭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摧毁和取代极权专制制度和威权专制制度。在当今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和民主形势下,工人阶级一定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要求,而不可能甘心情愿地成为替其他阶级火中取栗的工具和炮灰;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如此明显,阶级意识如此强烈,工人、农民对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对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有着明确的判断,完全有能力选择自己的政治代表,完全有能力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存在素质论者所说的不能行使民主权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不应该也不可能亦步亦趋地重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先有资产阶级民主后有工人阶级民主的道路,在现有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把两百多年来西方社会所获得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文明成果继承下来,走一条适合当下中国国情的社会政治转型之路,反过来说,假定推倒极权和威权专制政权之后,只有一部分人才能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而把工人农民排除在宪政民主结构之外,则不仅落后于第三波民主浪潮中所有转型国家已经形成的宪政民主惯例,而且必定会激起工人农民的强烈反抗,从而重新出现急风暴雨般的乃至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想来这也是自由民主主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第三、社会民主主义登上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也是有传统资源可以继承的,早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发育不良、力量弱小,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政治力量就没有什么作为,反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带有一定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三民主义以及以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政治力量,成为推动宪政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就带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是三民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某种结合。将来中国一定会重新制宪的,不过,中华民国的国号和47宪法,对于打通过去与未来,对于赓续亚洲第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国的道统和政统, 应该是一笔可以选择和继承的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政治遗产。

在即将到来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在共产极权专制崩溃过程中和崩溃之后,一定会冒出形形色色的政党,不过,政党政治的逻辑至今尚未超出阶级政治的范畴,各政党之间一定会合纵连横、重组整合,最终形成四个主要的政党:

自由民主党:这是以中小资产阶级和中高层知识分子(两者合称为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会把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保护私有财产和企业权利、减低税收与限制政府权力和规模等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和纲领。由于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较低,作为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的选民基础不够厚实,因此自由民主党会向社会下层争取选票,但即使它不能成为执政党,也会成为最强大的在野党和反对党。

社会民主党:这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会把促进平等和公平正义、保护劳工权利、提高社会福利、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等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和纲领。社会民主党能够影响和号召的选民人数最多,在转型以后很可能首先成为执政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会进入常规的政党轮替。

新共产党:在一个较长的、可以预见的转型时期,经济会处于低迷状态,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社会福利还不够,贫富差别还很大,因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中最底层的那一部分,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缺乏上升的空间而陷入绝望之中,就会产生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激进要求,会依据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共产党,也是最左翼的政党。

保守党:即使完成了社会和政治转型,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条件下,仍然会存在并且会重新产生一个非常富有的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一些投机革命、摇身一变的前共产党权贵官僚,和一些做大做强的民营资本家,他们天生倾向于垄断市场并且会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会通过金钱的力量形成院外压力集团对国家权力施加影响,并会依据精英主义、国家主义、儒家等意识形态,形成最右翼的政党。

不管是什么政党,只要遵守全民公决制定的宪法和依照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只要承认宪政、民主和法治这一基本的社会契约和政治竞争规则,就都是合法的政党,即使是最左翼和最右翼的政党,也不能诉诸于暴力革命,也要老老实实地争取选民的投票支持,通过议会民主政治获得权力以及施加对于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力。

 

    四、社会民主党与新共产党将会发生长期的拉锯战

 

在世界上,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已经进行了超过一百年的斗争,未来中国还会长期重演这种斗争。

1、2018年毛左等新极左第一次高调亮相当代中国劳工运动

2018年7月中旬,发生了一起规模很小而影响很大的工运事件,几名筹建工会的深圳坪山佳士科技公司员工相继以严重违背企业规章制度之名被开除,他们与资方抗争时被警方抓走了,来自深圳、广东以及各地的网友20余人(后增加到50多人)组成佳士工人声援团,来到坪山现场声援被捕工人。与线下行动同时进行的是网上舆论动员和传播:由几个著名红色网站和毛左大佬发起了多达数千人的声援签名;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几所高校部分学生相继发出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声援书;由毛左自媒体组建的多个声援佳士工人的微信群,屡封屡建,一直在顽强地传播来自前方的消息。此一事件于8月24日警方对声援团驻地强制清场而告一段落,但斗争并未结束,而是发酵为当局对整个毛左等新极左力量的持续的打击,先后有50多人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大学生、自媒体和NGO工作人员。

这是一起主要由毛左深度介入甚至主导的劳工事件,具有鲜明的毛左意识形态色彩和高亢激昂的风格。其他的极左翼也在关注和声援,比如香港大学教授、新马克思主义劳工社会学代表人物潘毅很快就发表了《佳士工友抗争:中国工人政治斗争新篇章》,并领衔签署了全球百名学者的声援书。托派也在关注这一事件。

毛左在第一波劳工运动当中影响甚微。他们或者与公知大V、自由民主派在网络上血拼,或者在猛烈批判和攻击邓小平理论、特色社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或者热衷于各种极左派别之间的内斗,或者由于他们的目标太高不接地气、观念太陈旧而跟不上时代潮流,无法找到与新生代农民工对接的通道。毛左因继承了计划经济年代留下来的极左资源,曾经舆论支持和有限介入了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抗争,但随着这种抗争的失败,老的工人阶级依靠不上了,而新的工人阶级即农民工他们又瞧不上,因此越来越沉溺于意识形态争论之中,只有极少数有远见的毛派人士,意识到与新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我检讨把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运动拱手让给了“自由派”和“右派”,并有了一点行动的迹象,比如在新生鞋厂工人集体上访的时候,有两个红色网站分别给工人捐了1000元和4000元。较多接受西方极左翼思潮影响的中国新马克思主义派和托派,倒是较早地关注和研究农民工问题,但他们的活动总的来讲还停留在劳工学术研究和工人文化建设这个范围内,还没有进入劳工运动第一线。不过他们培养了一些具有劳工情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或者培训了一些有思想觉悟的工人,准备了较多的人力资源,这种优势在今后的劳工运动中将会表现出来。

在2015年12月3日以前,在劳工运动中起倡导、动员、组织、宣传作用的,是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毛左等新极左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方面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投机主义、修正主义,会把中国工人运动引入歧途,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如何介入和影响新时代的劳工运动。他们处在一种跃跃欲试、望而却步的状态。按照他们信奉的原教旨马列毛主义,他们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现在的共产党,并不是因为它在以前高举的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是不对的,而是因为它背叛了自己的性质和宗旨,蜕化变质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了。

2015年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左派劳工界力量因被打击迫害而处于基本缺位状态,毛左的一些力量开始渗透到劳工运动之中。第一个例子是2017年12月,35位大学生工人状告南街村食品厂,这35人大学毕业后来到著名毛左韩德强主办的正道农场,实践了一段共产主义生活,经韩德强推荐,来到南街村就业,他们试图改变企业的血汗工厂性质,实行8小时工作制,结果和企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被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他们奋起维权,自己学习和运用劳动法律知识,以团队的力量进行集体仲裁和诉讼。第二个例子是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沈梦雨,于2015年进入广州日弘机电厂成为一名普工,2018年4月,她被员工选举成为年度工资集体协商员工代表,因为认真履行工人代表职责,为工人谋利益,得罪了企业高管和工会主席,先是被撤销了协商代表资格,然后被解除劳动合同,沈梦雨奋起维权,成为知名度很高的网红,之后,成为佳士工人援助团的负责人。第三个例子就是佳士工人建会案了,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毛左全面介入劳工事件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事件已经引起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关注,工人建立不受资方控制的民主工会的问题第一次在如此巨大的社会空间成为一个重量级的议题和舆论热点(这个问题先后已经由烟台澳利维、南昌沃尔玛、南海本田、深圳欧姆、番禺胜美达、深圳沃尔玛1059店等企业的工人们破题了,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

2、劳工运动中必然发生宪政民主左派与极左派的斗争

要解释毛左等新极左高调进入劳工运动这个事实,以及宪政民主左派如何应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置诸于一个更为宏观的历史与逻辑的框架之中。

第一个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就是在一二百多年的劳工运动中,存在着中左和极左两种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斗争,结果是中左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逐渐占了主导地位,而极左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崩溃了(前苏联和东欧),或者边缘化了(欧洲)。

第二个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提出某种预测,因为只有在一种理性预期之下,我们才能对各种思想政治力量各自的走向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分析和评估。

第一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很快将会实现社会政治转型,归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之中。所谓世界主流文明,就是以自由平等正义为普世价值,以宪政民主法治为基本政治制度,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制度。我们乐观地预期,中国经过艰苦的社会转型,很快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当然要坚定不移的参与和推进劳工运动,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把劳工运动定位为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这样的预期中,中国宪政民主导向的劳工运动有远大的发展前景:第一步,我们要在现行法律制度和框架内维护劳工权益,并通过集体维权把工人动员和组织起来,加快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加快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化;第二步,我们要争取和实现劳工三权,以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的力量争取更多的权益,同时与社会各界形成一种争取宪政、民主、法治的宏大的社会和政治联盟,成立劳工政党,帮助和推动工人阶级成为社会政治转型的主体力量;第三步,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和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框架内,与非工人阶级进行长期的竞争与合作,一步一步地推进政治民主、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

第二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可能会回归到毛泽东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包括工人在内的民间社会就会形成一种严酷的控制和强烈的打压,就会形成一种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当人们再也忍受不了的时候,就一定会爆发极其猛烈的反抗,这种反抗肯定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一定是相当暴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统治阶级会充分利用毛泽东思想中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成分,而工人和其他底层民众会利用毛泽东思想中造反有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成分。现在毛粉还占人口的少数,到时候足够多的人会成为毛粉,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这样一种非常决绝的、非常革命的、非常彻底的思想,才能指引他们彻底的翻身得解放,相反,他们对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那套思路,会越来越失去耐性和信任。现行体制越是向极权专制演化,对毛左派是有利的,而对宪政民主派是不利的。

第三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既不能顺利地完成社会和政治转型,也不会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在较长时间比如二三十年内停滞在威权主义的状况之中,民主转型之前的南非、韩国、台湾、缅甸等国就是这种情况。威权主义不同于极权主义的是,民间社会相对于专制国家政权而言,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有限的自由和空间,劳工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能够在不断遭受控制和打压的情况下得到坚持并缓慢地往前推进;在劳工运动内部,宪政民主左派与毛左等新极左派会处于长期的拉锯和竞争状态。

3、宪政民主左派如何应对极左派的挑战和竞争

(1)要承认毛左等新极左长期存在和发展并且进入劳工运动的必然性

长达三四十年的权贵市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使得中国的贫富两极差别和基尼系数达到世界之最,底层民众被阶级固化和阶层固化,失去了上升的通道,积聚了对权力和资本、对权贵官僚和富人资本家巨大的怨愤和仇恨,在缺乏普世价值和世界主流文明教化和教养的情况下,很多底层民众只能就近、习惯从他们少年时代就接受的红色文化中吸取信仰、精神和生存的勇气和希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则从西方的极左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这就是毛左等新极左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根源。新极左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从网络空间进入实体性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劳工运动,是迟早的事情。前些年当他们看到宪政民主左派(他们眼中的“自由派”、“右派”)在劳工领域风生水起的时候,就已经有些羡慕嫉妒恨了,当宪政民主左派被打压控制之后,新极左终于有机会登台出场了,而且,他们还具有一种宪政民主左派所不具备的政治意识形态优势,那就是他们可以高举现在的当权者也曾经高举并且现在也没有放弃的马列毛主义的伟大旗帜、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四项基本原则),以压倒一切的政治正确对抗维稳力量,保护自己不被当权者镇压。只要两极分化的状况恶化下去,毛左等新极左就一定会存在和发展,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如其所愿地推动和领导一场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无产阶级革命。

(2)要看到毛左等新极左加入劳工运动可能具有的正面价值

毛左等新极左加入劳工运动可能带来的负面价值和危害,历史的经验已经很多了,此处就不再列举和总结了,只需要指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左派就是在战胜极左派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就够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现阶段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毛左的介入,对于整个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的。

首先是各派政治意识形态扎堆劳工运动,会产生一种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就像扎堆做生意产生市场一样。社民的、毛左的、新马的、托派的,形形色色的中右派、激进左翼和极左派,甚至中右派、左翼自由主义,都可以来做劳工运动,虽然各派之间会产生激烈的斗争,但好歹都是把矛头针对无良资本和为之保驾护航的现行专制权力的,都能够起到唤醒数量巨大的工人阶级的权利意识的作用。总的来说,这比一家一派独占劳工运动投入更多一些,并且产出更大一些。至于哪一派最终占据主导地位,那取决于整个社会和工人阶级的选择,现在不可能就做出结论。

其次一点也很重要,新极左的加入会分摊劳工运动界的风险和成本。原来宪政民主左派介入工运时,被指勾结境外敌对势力,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现在这项罪名对毛左不管用了,因为他们从来就把宪政民主左派和宪政民主右派痛骂为西奴汉奸,他们自己绝对不可能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况且他们还有共产党开国太祖毛泽东的思想、画像等神器护体,不到万不得已,维稳当局也不好痛下杀手。可以说,毛派等极左派的介入,分摊了宪政民主左派受打压的风险,增加了当局的维稳压力和维稳成本,在维稳力量事实上不可能无限增长的情况下,客观上减轻了宪政民主左派的压力并撑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

(3)要肯定毛左等新极左率先倡导和实践的大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工运路线的功劳

宪政民主左派多年来一直在倡导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为此与自由民主派、宪政民主右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应该承认,宪政民主左派力量很弱小,之所以能够一度掌握劳工运动的话语权,主要因为恰好与在第一线主导、指导和引导劳工集体行动的劳工律师和劳工NGO具有天然的契合,但自身并没有与高校大学生群体进行广泛而亲密的接触,并没有在他们中深耕并播种社会民主主义,在劳工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没有出现一个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学生群体并与工人和劳工运动相结合。相反,倒是毛左等新极左多年来积极渗透到了高校社会学等学科的教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学生社团之中去了,一部分学生通过与老师一起做课题研究,或通过假期社会实践,到工厂卧底打工,对劳资关系、工厂管理和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亲身体验和第一手的调查研究,并因此而接受了他们的老师们给予的马列毛主义的解释框架。从佳士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毛派学生的言行可知,这些青年学子的血是热的、心是赤诚的、感情是真挚的、思想是纯洁的、意志是坚定的、人格是高尚的,他们的表达方式和抗争方法,也是富有才华的、多种多样的、技术和艺术含量都很高的。这是宪政民主派应该虚心学习、急起直追的地方。中国每年有七百多万大学毕业生,他们毕业后也就是作为白领劳工的初级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工处于同样的劳资关系之中,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很难找到工作。可想而知,青年知识分子会在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

(4)要科学分析宪政民主左派和毛左等新极左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从表面和短期来看,宪政民主左派的劣势,一方面来自于极权专制力量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广大劳工群众来说,宪政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他们更多接受的是传统的观念,要么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要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不知道还有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更适合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民主主义,要让他们接受和形成这样的观念,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相比之下,毛左的优势,一方面因为与当局共享很多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所受政治压力较轻,活动空间也较大,另一方面,相当多受过共产党教育的劳工群众,对于毛左的理论和话语比较熟悉,毛左站在历史、人民、道德制高点上的激情澎湃的呼喊和号召,会激发几乎所有劳工心中对剥削和压迫的痛恨、对平等和公正的向往,在感情控制了理性思维的情况下,毛左能够动员和组织大规模、强有力的劳工集体行动。

但是,相比极左派的短期性、意识形态性、道德情感性优势而言,宪政民主左派拥有的是长期性、结构性、逻辑性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工业文明、市场经济中资本与劳动相生相克的基本结构和恒久逻辑。经过长期的摸索,人们找到了一条解决劳资矛盾的有效的路线:第一步实现劳资斗争的非暴力化,使工人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罢工合法化;第二步找到了介于斗争与合作之间的“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关系模式;第三步找到了劳动与资本相互转化、劳资分享合作剩余、劳资双赢的道路。这就是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民主左派的劳工运动路线。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简单地被否定了,而是让所有的劳动者也分享和参与了,以至于变成了普遍的私有制和社会市场经济,结果是,在经济效率、投资收益和投资积极性、生产率和科学技术得到长期稳定发展的同时,广大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改善,劳动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5%以上。这是一条符合绝大多数劳动者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

相比之下,极左派的劣势就暴露出来了:首先,在动员和组织劳工参加社会革命时,其所提出的超出正常人性的乌托邦经济政治目标,其实并不为大多数工人所接受,于是只好以少数人组成的先锋队,诉诸暴力革命,裹挟和逼迫普通工人和民众参加革命,要求人们牺牲现实的权利和利益,甚至牺牲自由、道德、人格和生命,不择手段地去实现所谓伟大崇高的目标;其次,在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强制性中断了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关系,以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之名,以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之名,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之名,建立起一个垄断了所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极权主义国家,在剥夺和镇压了所有非劳动阶级阶层之后,劳动者、工人农民也成为专政的对象。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和竞跑,由极左派统治的国家全面落后,那里的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依然处于经济上贫困、政治上无权、思想上没有自由的“无产阶级”状况,而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参与治理、轮流执政的宪政民主国家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那里的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远远高出于共产党国家。

经过这样的优劣比较,宪政民主左派其实才真正拥有历史优越性,包括经济优越性、政治优越性、文化优越性和道德优越性,这是它经过一百多年的竞争终于战胜了极左派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长时段的优越性并不能够在每一个短时段表现出来,毋宁说,因为极左派具有手段上的强制性和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权变性,由于它能够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道德危机的时刻激发起民粹主义革命的烈火激情,往往能够一时之间占据优势。这就需要宪政民主左派平心静气、冷静应对、不计一时成败得失、长期苦练积聚力量,一步一个脚印为劳动者维护和争取实际的权益,坚定地相信劳动者具有足够的明辨是非、鉴别优劣的理性认识能力,尊重和扩展劳动者自主选择和民主决策的权利,从而反过来赢得越来越多劳动者的支持和拥护。有了这样一种信心和定力,才不会为一城一池的得失而迷失方向。

(5)要深入比较宪政民主左派与毛左等新极左的战略和策略

在劳工运动的战略上,毛左是要以毛泽东思想和工人阶级先锋队主导具体工人团队的维权和抗争行动,领导工人群体为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而宪政民主左派则尊重每一个工人团队的主体地位,帮助具体的工人团队获得维权的成功,实际增进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利,最后才从不同企业、行业、地区工人团体的横向联系中民主地产生出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和劳工政党。

在策略上,毛左和宪政民主左派本来会有更多的共同点,这是因为,即使是为了实现毛左的至高无上的战略目标,也必须一步一步把它分解为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也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达成目标的近期计划和中期计划,有一个一个战役的构想与一个一个战斗的方案,有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研究,有纵横卑阖的统战谋略,这些都是毛泽东政治和军事思想留给毛左的宝贵财富,其精髓叫做“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宪政民主左派则着重运用现代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所积累的策略、方法和战术,包括SWOT、SMART、内部组织层级、敌友光谱分析、博弈论等等操作工具,以劳工力量的有效组织和成长壮大为底盘,在劳、资、政、社会四方犬牙交错的关系中达成和实现劳工的具体诉求。这与毛泽东策略思想有很多类似和相同之处。其实,别看毛左等新极左彻底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真要他们付诸实现,马上就意识到根本就不可行,于是他们要么永远只能停留在口炮党的状态而沉溺于意识形态纷争,要么只能痛下决心,退回到现实情境中,通过回应和满足工人的具体的利益诉求来获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在策略方面,这些比较务实的毛左和宪政民主左派有可以合作互补的地方,只不过由于双方战略上的区别,双方在策略上也终于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并非吊诡的是,毛左在策略层次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做得越好,工人在战略层次就离毛左灌输给他们的伟大目标越远;并非偶然的是,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极左派转化成为宪政民主左派了,西方国家极左派在做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之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具体到佳士案,如果宪政民主左派介入的话,会提出与毛左很不相同的策略和操作方法:

第一,宪政民主左派会把工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淡化倡导者、推动者和帮助者自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这与毛左的做法是相反的。毛左要建的工会是为所谓工人阶级整体利益服务的工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工会,摆脱了资方和官方的控制,又会落入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控制之中;宪政民主左派倡导的工会,则首先是为具体企业和行业工人利益服务的工会,是既独立于资方和官方也独立于劳工政党和劳工NGO的工会,是真正独立的工会。宪政民主左派介入工运时,不仅重视维护和争取工人迫切的权利和利益,而且非常重视工人风险和代价的降低,尤其是重视工人领袖、工人代表的保护工作。

第二,宪政民主左派始终坚持工人主体性原则,始终依靠工人本身力量的成长和壮大。针对佳士案,曾飞洋在微信群里明确提出了三个坚持: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工人代表制,把工人组织建设到班组,产生有威望的工人代表;要毫不动摇的坚持劳资集体谈判模式;要坚持在工作场所的斗争,决不轻易放弃阵地。工人出身的集体谈判专家彭家勇则提出一种实战性很强的打法:“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各车间去,做工友们的组织动员工作,只要大家都走出来,在厂门口玩,或者到劳动监察、工会去投诉;或者只要在厂内找一个宽阔的地方,大家集中在一起玩;或者就在车间里面玩,坚决不要做事,工友们就会赢。只要坚持合法的停工、怠工,资方早晚耗不起,一定得跟我们的工人代表谈判,到时候,废除非法的罚款制度、补缴住房公积金、让工人自己选举的代表进工会,一切都不是问题。”

 

五、宪政民主左派和宪政民主右派应结成反对极左派和极右派的战略同盟关系

 

如果说2018年上海环卫工、全国塔吊司机、全国卡车司机的集体行动,由于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而引起轰动,那么佳士工运则由于其鲜明的政治特征而引起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这里观察和评论一下泛自由派、泛民主派对此次具有毛左色彩、极左色彩的工人运动的各种反应:

第一种自由民主派是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和话语模式对这次运动全盘打包、解释、包装、收割,把它说成是追求自由主义模式的宪政民主运动,把沈梦雨、岳昕演绎成为自由民主女神,仿佛工人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徒,根本就没有受毛左的影响一样。

第二种自由民主派对工人核心诉求表示支持,对工人本身的经济诉求、劳动权利诉求、建立工会和罢工的诉求都是支持的,但对毛左的战略和策略持批判态度,当然,也承认毛左有观念和言论的自由。上海学者张雪忠和北京律师谢燕益代表了这种态度。

第三种自由民主派表示坚决支持工人的诉求和行动,但彻底否定毛左的积极作用,要求工人们坚决与毛左切割,甚至认为毛左像德国纳粹一样应当被剥夺言论自由。

第四种自由民主派则不仅彻底否定毛左,而且否定工人诉求和维权行动本身。深圳作家天佑写了一篇《说几句政治不正确的汉奸言论》,对佳士工运给予了否定性评价;经济学者唐大杰认为佳士建会工人余浚聪就是个原教旨共产党员,他的观点得到陈有西律师的支持。

前三种观点基本上属于宪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是发达国家名叫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区别在于,第一种观点完全无视毛左的存在和影响力,是不客观和一厢情愿的;第三种观点则主张剥夺毛左的言论自由,这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对极左的真正打击,是通过法律和政策的改变,通过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铲除极左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不是对极左采取强制性措施。相比而言,张雪忠和谢燕益表达的第三种观点,是比较标准的自由主义观点。

最后一种观点,放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初级阶段,还勉强可以归入自由主义之列,但经历了一百多年资本主义和劳工运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斗争和相互渗透、相互对抗和相互转化之后,在西方已经没有几个人说得出口了,已经转变成为极右的政治意识形态了。在中国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客观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表面对立实则互为犄角:它照搬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教条,指工会为破坏自由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垄断,坚决反对劳资集体谈判,视罢工为对企业的私有财产权、经营管理权、分配权的侵犯等等,这些恰好是权贵官僚资本完全认同的,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不难得出警察有权镇压工人运动的结论,只不过极右权贵官僚资本政权就是这样做的,而民间伪自由主义极右派则不敢直接说出来而已。

在西方,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演化,宪政左派、民主左派、中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与宪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相互竞争和合作的两大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它们已经结成限制和控制极左派、专政左派、共产主义与极右派、专政右派、法西斯主义的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同盟。

这是西方经过一二百年的奋斗才达到的历史阶段,而中国还处在这个过程的开端:中国的极右实力还在统治整个社会,而极左势力也不容小觑,相反,无论是宪政民主右派还是宪政民主左派,都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同时遭到极右政权的严厉打击和极左思潮的凶悍攻击。改革开放之后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先天基因不足后天营养不良:中国历史上严重缺乏自由主义传统,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从西方引进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又被共产革命和共产极权专制所中断;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新生资产阶级,是在极权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对社会松绑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不像西方那样是在封建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生长发育的,因此深深地打上了原罪(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烙印,使得这种新生的经济社会力量在政治思想上注定是不彻底的、软弱的、不革命的,根本无力领导更不可能独立承担否定极权专制制度的宪政民主革命。这就需要它向深受极权专制制度压迫、剥削、奴役、摧残的底层民众寻求支持和依靠力量,因此它就不能照搬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经济社会政治思想主张,而应该承认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底层民众的革命主体地位,并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立即落实底层民众的各项人权和公民权利。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劳工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宪政民主左派运动相比欧美国家的政治节奏而言,提前登上历史舞台,也意味着宪政民主右派要积极主动地向宪政民主左派伸出橄榄枝,更不能将其当作敌人。另一方面,宪政民主左派当然也不能把宪政民主右派当作敌人,而应当接受和承认后者在历史上率先提出的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法治,只不过要以强大的劳工运动的社会政治力量,把工人阶级和其他底层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灌注其中,否则的话,宪政民主左派就会演变为极左派或极权专制左派,即使他们有力量发动一次激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推翻极右派或极权专制右派,他们也没有能力仅以自己的力量建立宪政民主法治,而只不过是完成极权专制制度的再一次轮回而已。目前阶段两派应该共同对敌,联合起来动员和组织民众推翻极右权贵官僚资本集团的统治,至于双方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只有在社会转型之后,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范围之内,才能上升为主要的问题。在目前历史阶段,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宪政民主右派和宪政民主左派、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合则双赢,离则双输,极右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会将它们玩弄于鼓掌之间,挑动其互斗并最终各个击破。

另一方面,民主右派(自由主义)也很难和极左派(共产主义)争夺底层,因为按其自由高于平等的基本原理,民主右派没有能力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而极左派恰好善于以平等之名激起底层民众的狂热希望。民主右派如果向底层民众承诺和让步到可以和极左派争夺底层民众的程度时,它其实已经转化为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了。如果民主右派坚决不让步而又想领导和统治整个社会的话,就只能把经济优势转化为暴力优势,通过豢养军警宪特镇压极左派及其追随他们的民众来取得和稳固政权,但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中右派、民主右派、宪政右派,而变成极右派、极权右派、专制右派(法西斯主义)了。对于克制和克服极左,民主左派即社会民主主义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因为它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与自由派进行政治竞争,因为它也侧重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公平正义,满足了底层民众的精神需求;特别是,它所提出的经济社会政策,包括工厂立法和劳动立法、工人参与管理和劳资共决、工人联合与劳资集体谈判、利润分享和产业民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等,实实在在地增进了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利益,提高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获得了大部分工人群众和其他底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只有同时继承了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精髓的社会民主主义,才能真正与极左派争夺底层民众,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内,解决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问题,从而铲除极左共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土壤。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会陷入无休无止、没有胜负的苦斗之中,整个社会将会在野蛮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专政与共产极权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来回折腾,永远不能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法治,永远不得安宁与和平。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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