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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 : 民主中国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思路

2019年11月28日 专题研究 ⁄ 共 10728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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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新疆和东突

 

明朝时,如今的新疆只有临近甘肃的哈密是接受明朝册封的从属国。清初时,北疆被蒙古族的准葛尔部占据,南部主要是维吾尔族。乾隆时将准葛尔部灭族,并降伏南疆的回教民族。内地汉族、回族以及周边的突厥语民族迁入北疆,形成今天的各族在北疆的杂居局面。新疆这个词汇直到左宗棠的清军夺回伊犁以及攻灭阿古柏的汗国之后才使用。

东突是东突厥斯坦的简称。突厥斯坦泛指讲突厥语系的中亚民族活动地区,东部变成清朝新疆后,西部后来成为俄国殖民地。直到苏联解体,西突厥斯坦变成独立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众“斯坦”。

新疆和东突是大体相同的地理名词,但是坚持维族独立的人讨厌使用新疆这个词,而反对新疆分裂的人则讨厌使用东突这个词。此处标题使用“新疆”只是一种习惯,并不代表作者任何统独立场。

 

一、民族问题无法绕开

 

民族问题不仅是现在的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将来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必然面临的问题。对于致力于促进中国民主化的人来说,民族问题不仅是个将来才可能面对的难题,而且关系到民主转型是否顺利,甚至是否可能。比如,不久前中共国务院发表了《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强调没有中共领导,中国将会走向分裂解体。有些学者也以只有中共才能维护中国存在为理由支持共产专制。尽管中国是否应该维护统一是个目前争论的问题,也可以说“大一统”观念是中国人民被洗脑的结果,但目前的事实是,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民众是不赞同国家分裂的,这也是中共敢于以“反分裂”、“反独立”为借口践踏人权的底气所在。

民族问题上的态度不一也导致了不同的反对共产专制团体之间的隔阂甚至矛盾和斗争。对于维吾尔民族和西藏民族,大部分人的民族意识很强,而且由于中共近来强调民族主义,操作中实行大汉族主义,这些都更加强化了维藏人民的本民族意识。有些海外异议人士最近极力宣传“肢解中国论”,得到了不少掌声。同时,在中国传统教育下成长的异议知识分子虽然反对共产专制,但是大部分抱有家国情怀,有些人仍然坚持“大一统”的基本政治立场。最极端的情况甚至出现坐牢十多年的政治犯公开赞同中共武统台湾。这些不同意见或者不同立场之间的对立已经严重干扰了中国民主化的努力,并给未来的民主中国蒙上一层阴影。

同时,由于民族问题比较敏感,很多人不能或不愿触及。愿意触及的又往往不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从而导致对立。然而,像其他所有的其他问题一样,民族问题不提前讨论解决方案,将来很有可能迟滞、阻碍甚至逆转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最严重情况下,酿成巨大人道灾难并非不可能。

民族问题之所以敏感,在于涉及“民族自尊心”。民族自尊心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神圣的东西,是不能碰的。然而,越是因为敏感而不愿触及,实际上的矛盾就越大。一方面,中国的分裂可能会触及某些爱国者的“中华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提及少数民族的某些缺点,甚至仅仅某些并非贬义的称谓就可能刺伤某些民族主义者的民族自尊心。所以讨论问题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反驳不同的意见时,要带着对对方人格的尊重,切忌自以为真理在握就可以居高临下。就算对方有明显错误,也不适宜用嘲讽、挖苦、贬损的语言进行攻击或反击,只可据理力争。如果大家都尽量倾听不同意见的声音,试图去理解不同立场者的心态和利益所在,民族问题并不会是个无解的难题。

 

二、新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

 

中国的民族问题除了主要的维族、藏族问题,还有蒙古族、回族及其他穆斯林民族、边远地区少数民族问题。但是这些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不一样。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主要是贫困、发展和社会公平问题,这跟大部分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甚至不需要民主化,开明的专制统治者都能部分解决这个问题。内地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更复杂一些,这是由于涉及宗教信仰。因为共产专制是无神论,反对一切宗教信仰,所以这个问题要彻底解决只能民主化之后,法治化的中国才能确保公民的信仰自由。蒙古族涉及跟蒙古的关系,目前还不严重。蒙古经济上现在还比较落后,不过政治框架上已经实现了民主化,将来蒙古要是成为发达国家也许会产生更多问题。所以中国的民主化如果抢在蒙古经济发达以前,就可以避免蒙古族的身份认同和领土纠纷等潜在麻烦。

中共划分的55个少数民族大部分讲汉语,可以说汉化了。但是维族和藏族还有自己的语言。除此之外,重要的是还有自己的宗教、传统生活地域以及地方自治的历史。藏族和维族的人民都受到中共的压迫,一方面这种压迫跟内地老百姓受中共压迫一样:没有选举、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另一方面则有明显的民族压迫特征:中国所有的民族自治区域的实际领导人,也就是党委书记一定要汉族人担任,而不是名义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士担任。这一点比前苏联的民族压迫更明显,因为前苏联各共和国第一书记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人。

新疆问题不同于西藏问题在于,藏族之外的人种很难适应青藏高原的生活。因此藏族得以保留成为青藏高原的实际主人。藏传佛教是和平的宗教,尽管也有藏独人士非常激进,但是他们宁可自焚也不搞针对汉族平民的无差别恐怖袭击。因此对于藏族目前被中共压迫,许多内地中国人是同情的。一旦将来中国民主化,如果藏人的独立意志非常坚决,那么西藏的独立并不会成为国际政治上的又一次灾难。当然,许多中国人出于“大一统”观念会反对西藏独立,但是西藏独立并不会真正影响其他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具体利益,而纯粹观念上的变化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困难。

新疆问题也不同于香港问题。香港人讲汉语,跟内地经济上血脉相连。香港人需要的是高度自治,这在基本法里已经有体现。香港独立虽然也是少数香港人的想法,但大部分香港人那里还不是共识。如果大陆民主化了,香港的自由当然更有保障,少数人的港独想法也会烟消云散。

新疆问题也不同于台湾问题。台湾已经有了自由民主,只是在中共的外交压力下还没有得到世界普遍承认为独立国家。将来中国民主了,这种外交压力不存在,所以台湾明确独立的可能性大增。但是另一方面大陆民主化之后,台湾非要独立的必要性也大大降低了。因为独立最重要的目的是不受中央政府控制,能独立自主的建设本地的政治经济。现在台独的动因显然是害怕一国之下台湾人受到中共北京政府的控制。中国民主化之后,这个动因也就不存在了。当然,两岸分离多半个世纪,早已不像之前那样血脉相连,台湾独立也是可能后果之一。不过,最重要的是,台湾独立并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新疆问题的独特性在于维族人民的强烈民族意识、伊斯兰宗教信仰和较低的人文发展程度,维汉杂居的现况,以及中共制造的民族仇恨。

维族人民的强烈民族意识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中共制造的民族仇恨。尤其是近期大规模囚禁维族平民,不但未能减弱维族人的民族意识,反而促使维族人更强烈的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愿望。但是上面所提的新疆问题的独特性,注定无论是自治还是独立,新疆的政治解决都不会一帆风顺。

首先,像美国穆斯林或其他少数种族留在美国大家庭一样,让维吾尔族跟其他民族一起留在中国版图,估计不会顺利。美国是个保障公民自由的国家,无论种族、民族、肤色、语言,美国公民一律平等。这不仅是法律,而且深入每个美国公民的意识。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尤其是七五事件维族对汉族平民的攻击以及随后汉族对维族平民的报复,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维族反抗共产暴政的层面,而是维汉两个新疆主要民族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鸿沟。即便将来中国民主化了,维族人很可能不愿意跟新疆的汉族人一起选举共同的地方政府。

其次,维族人的独立远比藏族的独立要困难的多。

第一,维汉杂居就注定了新疆不可能整个独立成维族人的民族国家。现在乌鲁木齐的汉族人口已经占据了多数,更不要说重要的公共资源都在汉族人手里。维族人非要独立,也许将来会在南疆划出一块土地独立建国,但这肯定是维族人不愿意的。但要是把已经定居在新疆的汉族人赶走,不但做不到,而且有可能造成新的暴力冲突和人道灾难。

第二,对于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来说,伊斯兰教跟藏传佛教没法比。很多人对前者很恐惧,但没有人恐惧后者。尽管在能够实行政教分离、宗教自由的国家里,穆斯林是非常理性的,比如美国的穆斯林,但是对于纯粹穆斯林组成的国家,很可能会抛弃政教分离,实行伊斯兰教法。即便是土耳其这种靠军队维护政教分离的国家都很难摆脱政教合一的阴影。而且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是个人选择,而是跟家庭和民族捆绑在一起。维族人几乎全部信仰伊斯兰教,假如以追求民族国家为目的,最终建成一个如同今天的沙特、伊朗、土库曼斯坦这样的宗教国家,那将是维族人的新枷锁,甚至很可能成为世界的灾难。有位在美国大学教物理的教授私下对我说,中共剥夺维族人的人身自由是不对,不过强迫他们放弃伊斯兰还是对的。纵观世界上伊斯兰国家的表现,包括对谴责中国囚禁维族平民的表态,就可以看出伊斯兰世界跟欧美文明国家的差异,这也说明人们对伊斯兰教的心理抵制虽然有偏见成分,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第三,只要以民族身份区分公民权利,就注定会有人权问题。假如藏族独立,少量自愿永久生活在西藏的汉族人可以获得西藏的公民身份,什么都不会影响。但是假如新疆出现一个维族人国家,如果维族之外的公民不被限制公民权利,那就跟新疆留在民主中国没有两样;如果限制维族之外的人的公民权,就会产生新的人权问题。这个两难逻辑谁也没有顺当的解决办法。

 

三、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可能性

 

新疆民族问题虽然非常复杂,但是并非没有任何和平转型到民主法治状态的希望。这里对一些难解的理论问题先进行若干剖析。

 

(1)民族主义不适合今日世界。

 

古代的大帝国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家天下。民族国家兴盛于19世纪并巩固于20世纪。民族国家的效忠对象不是帝王家族而是有相同文化的同胞。但是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暴露出民族主义的充分弱点,所以二战后的《世界人权宣言》成为当代民主国家的基石。尽管作为文化共同体,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仍然非常紧密,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族主义的狭隘,并且各民主国家普遍承认其公民不分种族、民族一律平等。

中共本来坚持阶级性大于民族性,但是阶级专政的错误实在无法弥补的情况下,就打起民族牌,并努力宣传“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且和“炎黄子孙”混淆在一起。但是维族人、藏族人、蒙古族人、满族人并不是炎黄子孙。并且中共既然强调民族意识,那么维、藏人民的本民族意识必然觉醒。

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关键就是弱化“民族国家”这个跟当代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国家相背离的伪政治概念。民族、宗教、人种都有存在的权利,但不能因此否认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将是保障所有人的平等公民权利的国家,不能再因为民族、宗教以及其他身份(比如户口)特征歧视对待某一族群。

在中共的近代史中,充满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等反抗异族侵略的记录。但这其实只是用民族主义解读历史的一种方式,为的是当前利益需要,巩固国民对外国或外族的防范、竞争甚至战斗的意识,更是抵抗自由世界普世价值的基本手段。如果用同样的视角解读新疆、西藏、陕甘等地历史,维族、藏族、回族等民族都可以写好几本受汉族压迫的血泪史。实际上对历史的解读有各种方式,最重要的应该是汲取民族主义膨胀带来的战争灾祸。

民族主义确实可以起到凝聚民族共识进行斗争的作用。“大一统”论者最重要的根据就是国家统一才能强大,才能保卫全体人民,才有能力跟异族竞争或战斗。不过这个论据其实在二战后联合国成立就站不住脚了,到了冷战结束更是不存在了。因为今天保卫一个国家的生存权和自决权主要并不是靠国家的武力,而是靠世界公认的和平秩序。因此世界上的国家数量从二战后的六十多个,增加到现在二百多个。除了几大强国,绝大部分是弱国、小国,他们能安享太平绝不是靠武力强大,而是受益于联合国和平机制以及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

另一方面,对于目前新疆维族人遭受的苦难,集中火力对准共产暴政远比进行民族主义的斗争更合适。后者会减弱内地中国人和世界民主国家对维族受害者的支持。

没有了民族主义,也就不会有所谓的民族权利,有的只是公民个人权利,或者结社后的公民社会权利。不提倡民族主义,并不代表民族不存在。无论结果如何,总会有留在民主中国生活的维族人,那么像美国一样,对少数族裔的补偿性照顾是可以存在的。

总之,在民主体制下,独立不独立不过是民意问题,尽管政治运作不会那么简单,但是在大家都尊重自由、平等、法治、人权、民主这些普世价值的情况下,再复杂的民族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

 

(2)土地资源远不如想象的重要。

 

在“民族国家”主义者的概念中,“寸土必争”是个正义的概念。其实这正是战争的祸根。在古代这个祸根是无法避免的。当社会繁荣时,原来土地上养育的人口就越来越多,直到超过土地承载力,于是饥荒、战乱都来了。尤其是游牧民族,好几平方公里的草场才能养活一家人的牲畜。这些都凸显了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当近代民族国家繁盛时,更是形成了土地是民族最重要的生存资源的概念。

当然,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土地,一定要有一块领土才能有国家存在。但是今日世界土地的重要性早已大打折扣。古代人的财物几乎无不产生于土地,但是今日世界土地出产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只占人类财富一小部分。发达国家的农业所占GDP一般不会超过6%,而矿业所占GDP更小。把土地当成最重要资源还是一百年前的概念。今天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一块价值百万的芯片的自然资源价值几乎一钱不值,凝聚的都是高科技人力投入。当今富裕国家除了个别石油国(搞不好还成了资源陷阱)都是人力资源充分发展的国家。

因此,贪图西藏、藏疆的自然资源而坚持“大一统”不但是非正义的,而且担心中国分裂会丧失新疆、西藏的土地资源也是多余的。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只能靠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素质去创造,多创生一些高科技公司,而不能指望自然资源。同样,对于新疆维族人民来说,强调那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属于维族也是不必要的。土地应该是属于具体的人,或者某个地方政府公有,而不能笼统的说是某个民族的。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对于维族或藏族的意义较大,但是真正的繁荣富裕也得靠将来民主化之后,教育科技带动的人力资源开发。

如果人们能看清这个道理,即便是将来出现藏族或维族独立,也不会因为领土纠纷就大打出手、或者不惜制造人道主义灾难。

 

(3)普世价值和转型正义。

 

历史学家唐德刚形容中国的现代化如同过历史三峡,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需要200年时间才能走完这一历程。共产主义是历史垃圾,注定早晚要被抛弃,中国也必将有一个民主的未来。

尽管中共一再批判普世价值,但是书写在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上的绝大部分都是普世价值,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价值没有写上,那就是人权。普世价值是世界公认的,即便是中共否认普世价值这个词汇,也不敢否认普世价值的具体内容。

新疆的民族问题虽然非常难解,但是在普世价值的指导下,通过各方面的对话、协商寻找出解决办法也是可能的。比如最核心的独立问题,应该依据民主的原则决定。但是什么人有公决投票权?这又涉及到公民的平等权问题。如果是自治,和联邦政府的关系是什么?不同人群有了意见冲突如何解决?这要靠法治。冲突万一升级,什么是不可接受的?那就是人权标准。

假如普世价值在具体的事务上没有明确标准怎么办?其实有个简单办法,就是看美欧有没有共识,如果这些发达国家有共识,就可以当成普世价值的标准。比如监禁维族平民是暴行受到民主国家的谴责,可以说尊重维族的人身自由、信仰自由、文化权利属于普世价值。属于普世价值的,可以说是正义的,也是可以理直气壮争取的。但是维族独立建国并不属于普世价值一部分,也没有得到欧美支持,,或者说这并不被普世价值认为就是天然正义的。因而应该是从属性的政治安排。

专制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后,面临转型正义问题。如何补偿那些暴政受害者?作恶者如何受惩罚?目前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所幸有了大体上的共识。首先受害者得到补偿是应该的。不过如果追究太远,就难以分辨;补偿的范围和额度过大,则会加重无辜纳税人的负担。负有重要责任的作恶者肯定要被追究责任,但是基层的执法者是否需要受处罚,则需要看具体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转型正义跟革命成功后的清洗旧官僚是两码事。转型正义关注的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对恶行责任人的处罚跟人道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韩国民主转型后全斗焕因为镇压光州人民而判处死刑,卢泰愚则判刑22年,两人都被新总统赦免。

根据转型正义,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将对所有政治受害者进行赔偿,那些受害的维族人当然也在其列。尽管惩恶扬善的细节有待于民主程序将来才能确定,但是转型正义无疑有助于缓解新疆的维汉两族矛盾,抚平历史创伤。

 

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1)人权第一,统独第二。

 

有人曾劝我说,“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不能糊涂啊”。民主阵营里像这样的统一派多得很,尤其是身在大陆的民主异议人士,基本都是反对中国分裂的。但同时海外有很多反对共产专制的人正在热炒“肢解中国论”,两派之间有些不同观点的人在网上互相攻讦,甚至有时超过了对共产专制的批判。

我认为,凡是把或统或独当成大是大非,仍免不了走民族主义斗争的老路,历史上那些血流成河的争夺江山的战争、甚至大屠杀很可能重演。单方面看,无论统独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各自的弱点。如果为了防止分裂或者为了追求独立不惜一切代价,血腥的冲突就不可避免。波黑内战就是各民族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为统独进行惨烈战斗给人类文明世界带来的惨痛教训。

只有尊重基本人权和公民自由,根据民主原则协商出的政治解决办法才是真正的出路。万一协商不成,矛盾激化,也决不能打破尊重公民个人基本人权的底线。谁打破这个底线,谁就是历史罪人。

古代没有人权观念,即便出于基本的人性能分辨出正义还是非正义,但是一切都让位于军事实力。被成吉思汗灭国的那些民族根本没有办法讨还正义。但那毕竟是野蛮的丛林时代。今天世界之所以还有正义能说理的地方,恰恰在于欧美这些尊重普世价值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共同建设起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是在人权这一照妖镜下,南斯拉夫内战中的一个个民族英雄纷纷被照出了反人类罪犯的原型,先后走向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接受审判。

 

(2)各族平等,宗教自由。

 

民主化后的新疆,政治解决出路无非是自治、独立、部分独立。无论结果如何,各族公民平等,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是必须要保障的基本原则。注意这里的平等、自由都是针对公民个人来说的。集体主义的各族平等肯定是某些政客会打出的旗号,但这是不必要的,因为各族人口不同,强行规定议会席位比例之类的照顾现实的政治安排必将不能长久。

宗教信仰自由,既有尊重公民信仰伊斯兰教的自由,也有保障公民个人不信仰宗教或转信其他宗教的自由。如果有人努力想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无论是共产专制还是神权政治,都是必须要反对的。

无论哪种政治结果,新疆这个政治实体下的公民一定有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固然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民族公民的平等权利一定要在最高法律上有体现,比如禁止那些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立法。

 

(3)民主协商,反对暴力

 

原则上谁都反对暴力,但是新疆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不仅存在共产党政权对维族人的整体性压迫,而且维汉民众之间的矛盾也由来已久。此外,新疆的民众不像香港人那样有类似发达国家的人文素质,所以将来爆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一旦有暴力冲突,会螺旋式升级。

尽管民族主义有害的逻辑并不难懂,但是实际涌现出来的领导组织如果完全放弃民族主义恐怕也难以有领导地位。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只能寄希望于将来那些有领导力的各族政治领袖们,能够学习达赖喇嘛这种既为本民族献身,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的精神。如果主要的政治领袖能够达成反对暴力的共识,那么新疆的民族问题的政治解决就很有希望。

为了这个目标,致力于中国民主化的团体,应该跟维族人的团体努力沟通,达成一些基本共识,为将来的民主中国做准备。而维族人的团体也应该明白,从普世价值和基本人权的角度去维护本族人民的权利是最能得道多助的途径。如果同是反对共产专制的汉族人和维族人互相隔阂,甚至有敌对情绪,不仅目前不利于维族人的解放和中国的民主化,将来有机会实行民主的时候,新疆问题也可能陷入僵局。

假如真的发生暴力冲突升级的迹象,最好的办法是国际监督。因为新疆的汉族有内地十几亿同族人做后盾,维族人很可能处于弱势。但是很可能涌现出战斗意识很强的团体,使得新疆长久不能恢复平静,更不要说实现法治,保障人权。此种情况下下国际监督是最有效的,甚至部署国际维和部队也是选项之一。只要“民族自尊心”没有那么敏感,维持和平秩序的办法总是有的。

 

 五、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可能路径

 

严格来说,现在设想的任何路径都是空想,因为现实的发展有太多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新疆如此复杂的地区,各种力量角力的结果其实是不可知的。不过,关心中国民主转型的人不能对此问题视而不见。这里所提到的可能路经仅仅是一种设想。

中国民主化之后不可能换个党实行一党专政和中央集权,最可能的政体形式是联邦制。那么新疆最初的政治形态应该是一个联邦下的地方自治政权,它很可能是原来握有新疆军权的人在实际控制。在民主大势下,这个政权不可能再持续对维族的高压政策,很可能会表面上实行各族平等的政策。如果通过转型正义,弥合了民族矛盾,新疆各族人民实现了自由平等的选举和融合,当然这是所有人的福分。不过这仅仅是可能性之一。

同时,多年受压迫的维族人很可能有独立要求,其中的激进势力甚至可能会喊出把汉人赶出新疆的口号。而对七五印象深刻的汉族人很可能会坚决反对。如果当权者有智慧的话,会和维族中的非暴力派领袖协商。可以预期,把汉人都赶出新疆,把新疆都让给维族人建国是不可能的,也是违反人权标准的。维汉之间的矛盾一时也无法通过民主投票来解决。因为民主投票的参与者一定要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心态,而民族对立情绪一旦产生,少数派的民族肯定不会服从多数民族的决定。此时一个可能的中间办法是在维族人占多数的地方划出一块或几块地方供维族人建立民族国家。假如他们有像以色列人那样的智慧,荒漠上都能建设繁荣富裕的家园。即便不如以色列,只要能实验成功,比如经济稳定发展,政教能够分离,跟塔利班、基地组织、ISIS等伊斯兰恐怖组织划清界限,公民权利得以保障,民主政治能够持续进行,那么就可能成为一个样板和模范,不但能吸引其余的维族人移民,也对新疆其他地方的建设有示范作用。假如独立实验失败,而汉族人占多数的地区能够实现民主自治下的稳定发展,那么新的民族融合就成为可能。

历史的真实路径只有最高的神知道。但是有些必经点还是可以预估的。如果有幸和平实现地方自治,相当于《香港基本法》的《新疆基本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想独立的维族人无论如何不愿跟杂居的汉族共享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那就可能需要进行公投的安排。总之,需要和平协商产生用文件固定下来的共识,然后把共识具体化成法律和法规,再根据法规进行民主投票和民主选举产生各级政府,这是必须要走的正道。

任何一方如果强推自己的意愿,很可能会爆发激烈的冲突,乃至持久的动荡和人道灾难。

 

新疆民族问题上的若干挑战

 

(1)极端民族主义

 

历史发展到今天,民族主义基本成为负面因素。人们对自己的族群同胞有深厚的感情是自然的,但是政治安排完全从民族主义出发,那就注定会出现激烈的争执甚至冲突。

民族主义发展到激烈对抗的时候,对于新疆的汉人来说,因为背后有强大的族群支持,其激进意见甚至可能出现维持共产党高压政策的声音。对于维族来说,其激进意见很可能是整个新疆建成维族人的民族国家。这些都是不理智的声音。只有接受以公民权利和核心的普世价值才是正道,而上个世纪兴起的“民族自决”并不属于当今的普世价值,而仅仅是一种可能的政治安排。

 

(2)历史报复主义

 

因为历史上新疆的民族冲突非常复杂。最惨烈的是北疆的准葛尔人被清政府屠杀殆尽,只留下准葛尔盆地的地理名词。从左宗棠占领伊犁到民国时期的“三区革命”,在苏俄插手下突厥语民族跟中国政府的武装冲突多次发生,夹杂有对各族平民的屠杀。中共占领新疆后立即从支持“三区革命”转为派王震大肆镇压少数民族的不服从运动,后来大量移民汉族到北疆,强化了北疆今天各族杂居的状态。江胡时代,中共的阶级理论破产,便宣扬民族主义(强调中华民族),但是引起新疆民族主义的复兴。2009年“七五事件”是个分水岭,从此民族矛盾愈演愈烈,直到今天习近平非法剥夺上百万维族平民的人身自由。

将来中国民主化,对于犯下侵犯人权罪行的重要责任人进行追究是必要的,但是很有可能引起集体报复的呼声。也就是不去分辨个人的责任,而是依据身份进行集体惩罚。这种历史报复主义如果根民族主义合流,必将扰乱正常的恢复正义过程,甚至加剧民族冲突,形成长期的地区动荡。

 

(3)宗教极端主义

 

宗教比民族有更大的号召力和团结能力,所以在近代突厥语民族和汉族政权的冲突中,总是带有伊斯兰口号,比如1933年成立的东突伊斯兰共和国。对于未来的民主中国,肯定要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需要注意是公民个人的信仰自由,至于民族的信仰状况,那是个结果而不是法定权利。

对于民主的联邦国家来说,部分地区的人民如果有强烈的独立愿望是不能完全忽视的,但是应该符合世界公认的若干程序标准。如果根据程序,比如地区性全民公决,没有实现某些人的愿望(无论是强烈要求独立的维族人还是强烈反对独立的汉族人)从而爆发暴力冲突,当然最好能够不以人权损失为代价平息下来。但是那些不罢休的人很可能以伊斯兰或反伊斯兰为口号进行战斗。这两种倾向都是需要警惕的宗教极端主义。

 

(4)暴力升级

 

新疆的民族问题是对未来民主中国的最大挑战。搞不好就可能形成新的高压政权或者付出惨重人道损失的不稳定局面。那种情况下整个国家的新生民主都会动摇,所以未雨绸缪,研究各种对付暴力升级的对策至关重要。

未来的联邦政府肯定是汉族人占主导地位,所以靠联邦军队维持新疆秩序虽然有效,但是副作用是难以平息民族矛盾。在此情况下,至少要引进国际监督,由世界公认的民主国家派驻观察员。如果矛盾继续激化,很可能需要由国际维和部队取代中国的联邦政府军队。

 

七、结  语

 

最后总结一下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思路:

(1)不能把“疆独”或“反疆独”当成根本的政治目标,否则只能无解。

(2)任何权宜之计不能损害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尤其不能以损害人权为代价。

(3)认清楚“民族主义”和“国土资源决定论”的危害。

(4)利益相关方的协商是最重要的。只要遵循人类共同的文明准则,加上足够的耐心,就一定能找到政治解决的出路。

 

                                                         (杨子立系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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