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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没有人,会是一座孤岛

2020年02月22日 中国治理, 政治经济 ⁄ 共 6192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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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庚子年从开始就有些乱套。在离北京一千多公里外的江南武汉,像突然刮起一阵罕见妖风,从小到大,最后是风声鹤唳,鬼哭狼嚎。好一阵子了,每天都有感觉像“谣言”的新闻,有许许多多与原来的所谓“报道”不一样的直白开放的面孔。包括那种赤裸裸的烧心与伤心的事情、黑压压连同一片死神的追赶与捆绑,以及平时根本难以在媒体上见识的慌张无序、苦闷错乱与愤懑冲动——这是一个真实的、已无法掩饰的遇难的世界。它也一定经历了从僵化到中风的过程。不知是否为一段孽缘,但肯定属于一种难以回避的错鄂之殇。
    
    

对我来说,非常巧合的是,正是去年相同的时候,因身边发生太多匪夷所思的事,让我在整个春节不得安宁。而对历史的回顾与眼下的庚子年一样,琢磨起来令人烦忧。于是就写下了《戊戌,似乎过不去的年》,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瞬间引来无数唏嘘感慨。但它也很快就被无形的手轻轻抹去,归隐角落。而两载跨越,却不料中间夹着一个已亥年,同样是风起云涌,而且还是与“洋鬼子”有关:中美贸易战。怪异的是,被中国疫情“吓尿了”的美国,在进入庚子年一时沉默了,可援助灾区的示好却一直不被搭理。
    
    

前面的三个庚子年都是不堪回首的往事。自己置身这个北京都城,似乎所有这些不幸的国家灵与肉的经历,都能感触到它每一个脉搏的跳动起伏。1840年北京政府派林则徐去广州处理贸易问题,引发的中英鸦片战争;1900年北京政府因宗教进入与改革对外的种种矛盾交织,慈祥太后利用义和团的胡乱爱国,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奢侈的皇家宫殿圆明园被外寇内贼洗劫一空;1960年依然是北京的政府的瞎指挥、而人民的日报又持续瞎鼓噪、成就最大的谎言,造成中国乡村的大饥荒。末了,千百万的生命殁了,还将人祸硬扯成天灾。
    
    

政府形态决定民众的生态,这个逻辑也属于武汉。即便有像文/亮/李这样少数知识分子出身、对现代社会有所意识与行为的准公・民的存在,事实证明,他们也无法改变这这种历史遗留的巨大缺憾!而这场武汉发端的大疫,正是武汉当局对武汉民众的利益独断专行的结果,不管这背后还有多少相互扯皮或所谓“甩锅”的纷纭论说。那么,武汉能是孤立的吗?当然不是,武汉的背后是湖北,湖北的背景是整个中国。至少两个月过去了,以“举国之力”加上外援,却依然无法阻止7万多人被瘟疫击中,2000多人在救治或无助中死去!
    
    

平时呼风唤雨、志在必得的地方官员,面临灾情四起、八方追究的阵势,便措手不及、荒腔走板。错愕的武汉政府,把千万民众仓促地赶进了笼子。然后,颠三倒四、乱作一团!但凡把对生命安全与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如何能让萌芽中疫情,放纵演变成一场浩荡的瘟疫灾难,惹得天怒人怨不可收拾?人民,感觉从来没有正经过——谁来主政、如何主政,这似乎也不关他们的事情。所以,当灾情已现,死亡四处扣门,他们依然被告知“不要传谣听谣”,招呼继续数万人胡吃海喝。而几乎将武汉推入了深渊的“人代会”却在闪亮登场!
    
    

瘟疫初始,微信或微博,人们就看到了一些发自武汉现场的“猛料”,包括极少数自媒体努力挖掘和提供的镜头真相。但是,往往没有必要的新闻连续性,虽有十几家湖北之外的体制内媒体介入,还是无法满足对“冰上一角”的关注。然而,允许新闻媒体介入报道的所谓“窗口期”,竟然很快地结束关闭了,并有规定不能随便披露相关信息。出现这样见怪不怪的现象,同样是政府的一种作为。虽然可以说错话,念错字,戴反口罩,但感觉这些官员在任何时候,似乎都能记住祖宗流传下来的驭民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确,被诟病无数岁月的言论自由问题,依然坚如磐石,无从松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发生在中国古老周朝的奇葩旧政,还在不时发酵,形成态势。而我在不断被事实触击后,也越发感受这种逻辑的荒诞不经:用纳税人提供的税金养活,并持续获得各种实际利益的人民政府,如何能明目张胆地限制人民的言说自・由,尤其是压制他们在非常时期的正当批评?退一步说,他们总该了解或遵从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自・由观。知道当年马克思本人曾对俾斯麦的政府,因其控制普鲁士社会的舆论而进行过严厉地抨击?
    
    

一个湖北女作家方方发表了自己的封城日记,涉及了对一系列疫情中社会人生的细节感受。她痛诉了本来享有新春快乐的武汉人,却遭遇人为的命运劫难;揭示了武汉封城后民众的冤枉、恐惧,病痛与死亡;也抨击了在疫情还远未消退的时候,却要准备颂恩的文人的无耻!她说,高中群在为染病同学去世悲泣,而一向为盛世高歌的他们,却表示不枪毙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愤!历史真诚的记录,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警示价值!
    
   

 可惜,方方的日记看不见了,被禁言了?也就是说,一个身在疫区、消息真实或接近真相的作家,她不再拥有对客观现实的披露权,情感流露或情绪宣泄的权利?想想,那种突然的,未有任何预警与事先准备的封城,加上所有的医疗手段、防护设备都不配套的条件下,如何能避免更广更复杂的疫情传播与感染?怎样不令人走向更多更可怕的惊慌、混乱与死亡?消除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透明再透明,让外部社会各方了解真实具体的危机,明白武汉民众和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救援。然而,武汉官方选择了保守,当地媒体野无所作为。
    
    

公民的言论自由,在现实为何显得如此艰难,乃至令人不时深感痛苦?可尽管有马克思的权威明指,有宪法的条款确定,还有以24个字包含的核心价值观随处可见,但说归说、期待归期待,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等却是若即若离、经常缺位。某些执法部门还是我行我素。如果这个灾难不是演变得如火如荼,也许可能大事化了,没了民间对医生文/亮/李的所谓“网上国葬”。而造谣滋事将顺理成章,接受训诫也合理合法。因为,政府的大错重责几乎难被置疑或不容批评。至于社会的舆论监督,公权力的宣传机器可以轻易地绞碎它。
    
    

武昌汉口连成一片沉重,在疫情的汪洋中沉浮。病人的无助,医生的叫喊,护士的绝望,都是因为瘟疫的突如其来,没有任何的提防!结果,医院成了狼藉遍地的战场,走廊挤满了待治的伤病,门诊变成了停尸房!尽管外头频繁地支援这里的红十字会,但到处依然在呼叫人力不足、医用短缺、设备告馨而难以应对!而在一个音频中,我记得是武昌某殡仪馆负责人由弱渐强的不满:好多天了,忙不过来啊!人手不够。每天只能两班倒。我们都受不了啦!精疲力尽,他妈的武汉市领导瞎指挥······
    
    

连日来,伤心悲愁的信息一条又一条流向手机。被隔离,伸出小手想要大人抱抱的幼儿,玻璃墙外的护士却爱莫能助,只能掩面而泣!马路上的行人突然倒下,感觉已经毙命;在医院,三个孩子的遗体被塞进一个裹尸袋······普通人的遭遇在流出的画面与字眼上偶尔被发现。这个社会原本就有许多的不平等,可遇上这样的时刻,就更是顺其自然。死亡对精英同样不长眼:英年不幸,随文/亮/李之后,医院的护士柳帆、院长刘智明走了,大学的教授红凌、林正斌走了,而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常凯,竟同一家人先后诀别,自己最终也消失了!
    
    

“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同文/亮/李一样,人们也看到了常凯的一份遗书。中年的遗书,大凡都令人不忍淬读!而对救死扶伤的医生与解救灵魂的导演,他们对生离死别所散发的意味都是相通的。也许,武汉那些不知名的逝者中,许多人并没什么遗书。他们不知这场来自何方又如何形成的所谓“冠状病毒”,会如此轻易地夺取性命。他们还没开始过年,还要迎接梅花的绽放,又如何知晓人间疫情其实不可控?他们没能享受信息透明的自/由,却最终被动选择了呼吸死亡的自/由!
    
 

   就在前天,法学家、武汉大学教授秦前红先生,将他自己深陷疫区的亲历,记下了具有现实启发意义的法学与宪法学观察日记。2月16日,他这样写道:“预期中的疫情拐点并末到来,武汉连续几天日增确诊人数几乎抵销了新增医疗床位数。这场战役太过惨烈,武汉差不多拼到了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硝烟继续笼罩,但胜利的曙光在哪?身处武汉,也未必比武汉之外的人更多地知道疫情,口耳相传式的消息渠道己被锁死,自媒体上的信息是碎片化的,而官媒除了发布枯燥的数字外,剩下的就是斗志昂扬、信心坚定、无限忠诚了。”
    
   

 作为学者,或许他从未像今天这样身临其境,以深切到骨髓的社会事件来充实自己的学术。秦教授继续写道:“人有一双好奇的眠睛,但不能看到鼻梁之上的东西,身在庐山却难知庐山真面目。理性思考者一直陷入‘如果当初···那么现在如何’的纠问之中,但决策的黑箱很难给予我们明白复盘的机会。西哲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吾族却能神奇地重蹈sars的覆辙······”对这种体验我似乎当然可以预料。就在1月27日那晚,他曾如此回复我的问候:“江城异常严峻,官员颟顸,草民无力。吾及家人尚好,谢谢关心。”
    
   

 但是,这样来自疫区一线的多么珍贵的记录,在问世不到一天的功夫又被遮蔽了!也就是说,疫区的公・民,哪怕他是一个有能力洞察宪法、政府、公・民与社会之间法律关系是否正常与正当,甚至依然与体制共存的知名学者,秦前红先生同样与武汉的普通人一样,迅速被剥夺了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不论是科技检索还是人为举报,这种未经作者同意,也不公示具体违法违规条款,即不用任何司法程序而对言论的随意屏蔽,政府执法部门又是如何做到自信满满而无所顾忌?
    
    

对于禁言,人们显然早已司空见惯。只是,面对这样一个令上帝都感到不安的人间时刻,地方的执政者依然循规蹈矩,无视个人对灾难事件中的事实、感观、希望的表达权利。这是在构成政府对公・民利权的更大损害?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曾深刻地影响过现代政府的制度建构。他提出过要用法律来限制政府,把法治作为防止政府侵害公・民・自・由的第一道防线。并强调,滥用职权并违反对他(政府)的委托而施加强力于人民,这是与人民为敌。假如我们承认自己也是一个现代的、依法治国的社会,那么,又如何面对公・民们的宪法自・由权?
    
  

  正因对这种公・民自・由权的苛刻限制,导致了公权・力的无限放大。当武汉的医生被放置中央电视台示众,就意味着一场人祸灾难追随而来。不说海鲜市场或病毒所,不提红十字会的丑事,也不谈新闻发布会上的怪事,这些暂且都是过去时。眼下,运动式的防疫又在风生水起:逼人下跪,抽嘴巴,殴打,游街,堵路,喊口号······在某些地方,管制风气突变。而临时佩戴红袖标的某些人,正在以文・革式的激进野蛮,对付着疫情肆虐下不知所措的弱者。鸟人执法,法就自然也会变成鸟样。上面给了点小权管理,下面就把它放大成暴力统治。
    
   

 这种事,就连官方的人民网都看不下去了!2月17日,旗下的《人民网评》发了题为《如此战“疫”,群众很生气》的相关评论:“一家三口在家里打麻将被志愿者砸桌子连扇耳光,口罩进价6毛卖一块被认定哄抬物价罚款4万多,物业拦门不允许一线抗疫医护人员回到自家的小区······最近,一些地方任性而为的‘执法’案例让人看不下去。”这些以政府名义执法的人员是在执行何种政令,防疫的“人民战争”,人民怎么就能起来折腾人民?如此夸张可笑无耻的行径居然多处出现。一联想到某种“基因说”,便可令人毛孔悚然!
    
   

 群友转帖,全文如是说:今天,路上遇到一处查通行证,检查的说通行证失效,单位开的通行证没用,得用新的;另一处说:快点过去,像你这样的会丢进去的,过了8点不能上街。我很清楚 ,自己是普通的无权民众中一员,心中的苍凉不输于晚年的杜甫,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许还难及其百分之一,与许由,与庄周,与陶渊明,甚至与鲁迅们,都是没法比的。一介平民,其命如草。在这个年代,哪怕能写出传世之作,只要在官阶系列中没能谋取到位置,只要手中不掌握支配人财物的权力,也仍然什么都不是。大疫当前,自求多福罢。
    
   

 比起遭受煎熬与惊恐中死去的武汉人,以上这番属于文人感叹就暂时可以忽略不计了。我呢?在北京,大概也算是一部分“死心眼”的分子。一个多月的日子,面对江南武汉瘟疫突发,一片凄惨,我只能进行无力的观察或再思考。虽也遇上了言・论不自・由的状态,文章屡屡被分分钟屏蔽,公・民的虚无感也越发倍增。但是,遥想武汉城,细思一下从不轻易低头的千万只“九头鸟”,他们又何时遭遇过杀伤力超强的NCP病毒呢?尤其是,这种可怕病毒背后,却是缘于另种不可控的、无视生存保障的制度漏洞!
    
  

  2003年,在北京那场“非典型性肺炎”即SARS结束后,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明确认为:“这次危机的整个过程说明,我们的社会组织、公・民素养,特别是沿袭多年的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方式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可17年过去,同样的,新型的传染病毒NCP,因相同原因而迅速肆虐武汉、席卷湖北,并且还殃及了整个中国和世界!正如秦前红先生感叹的,对于“同一条河流”,我们竟能毫无犹豫地“两次踏进”,竟可以用这样“铁的事实”来证明:我们这个社会能让前进的河水发生逆流,似乎为了迎接灾难而选择了——静止?
    
  

  最近人们都在关注:湖北的省委书记、省长,武汉的市委书记、市长一并被撤职。许多网民为此叫好!问题是,这一干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都同样以低级的错误和不可饶恕的过失,在证实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用人制度。他们作为一级执政党和一级政府的实权代理人物,对于这场灾难,却充当了谎言制造或推波助澜的角色。从应对现场的角度上看,感觉他们既无政治能力,亦无道德水准。而现实,是如何将一个有着五千万众生的大省份、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交由他们来随意料理?而现在,谁来承担如此巨大的灾难责任?
    
   

 难道我们不是一个人类的彼此构成吗?不是一个中华民族的肉身与精神凝聚而成的命运共同体吗?那么,当我们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将这块土地上的人、说汉话或不说汉话的黄皮肤的人、在周围走动或身在远处的人,也无论他们有无血缘关系,有无利益诉求,有无目光的曾经交织,但作为社会的相依共存者——为什么,掌权者们不能以最朴实的人的观念、最简洁的人的思想、最真切的人的情感,去表达最普遍也最常态的人的关怀?欲真正表态和体现一种良知与人道,其实很容易:不需什么惊天动地,只要按照宪法履行相关责任。难吗?
    
    

文字就要结束,却依然无法准确表达出一种常识。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这一首尤其深入人心,对人类间相援与互害的关系揭示得深刻至极,令人警醒!今天,当武汉等地像被某种无良的力量抛到病魔与死神面前,谁能不担忧生命的伤痛与毁灭?谁能不为草菅人命的官僚习性痛心疾首?谁又能拒绝面对淋漓现实的重新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竟有如此糟糕的关系和结局?面对诗人这般鲜明的理性与情感,我们是否能理解和感受这种思考的光芒,甚至为迟到或未到的醒悟感到非常的耻辱?
    
   

 没有人是一座独立的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死亡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敲响。
    
    2020.2.19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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