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百年国耻”的背后 ——中国近代史再梳理(中)

2020年02月22日 专题研究, 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 共 26502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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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作者正在写作的《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二卷第七章节选,该文的原标题是“规范的特殊性:晚清-民国历史的逻辑定位”。由于文章较长,分上、中、下三次刊出。

 

 

比较:奥斯曼帝国、俄罗斯与日本

 

到此为止,清廷在面对西方压力方面的反应是被动的、失败的。然而,在历史的共时结构中,还有其他一些老旧或新兴帝国在经历同样的考验。做个简单对比会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向现代转轨”和“过渡”的一些共同语境、共同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同属于本书所谓“规范的特殊性”。不过,这些国家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且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各有各的故事背景。我们先来看失败者。

 

奥斯曼帝国:另一个失败的例子

 

15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是与中华帝国齐名的东方大帝国。起家于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最初不过是这个地区群雄逐鹿的诸多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之一,后来居然灭拜占庭、平巴尔干,到苏莱曼大帝(1520年-1566年在位)时代发展为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巨大帝国。年轻的苏莱曼大帝文治武功兼备,在40年时间里13次远征,又扫平了伊拉克、埃及、阿尔及利亚、黑海北岸大片地区,1538年击败威尼斯共和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这比英国人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早了整整50年),整个黑海和地中海几乎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内湖。

这无疑是一个游牧民族取得的巨大成功,其成就直追300年前的蒙古人。当然,草原沙漠民族进入城市,自会面临新的挑战。14世纪的穆斯林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曾言,伊斯兰历史是游牧生活和城市生活交替的历史,前者的特征是宗教狂热、部族团结和军事勇武,后者的特征是经济繁荣、城市管理和文化享乐。但,这两个阶段是互不相容的,城市文明不能抵御游牧民族的征服,游牧生活的互助友爱不能抵御城市的腐化,从而造成国家形成和瓦解的循环历史。[1],然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看来,奥斯曼帝国的成功恰恰在于把二者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西部边界与基督教世界接壤,这让它总是保持着高度的军事扩张与宗教狂热;另一方面,它的东部领土又处于穿越小亚细亚的主要内陆通道,因此吸引了大批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及伊斯兰神学家,故而保持了长盛不衰的城市繁荣。[2]

更令人称奇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管理模式和驾驭异族的本领。用汤因比的话讲,“控制一个异族文明的整个社会体,显然是一个胜利了的游牧民族向自己提出的最困难的任务”。[3]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皇帝乃是刻意吸收奥斯曼社会以外的人,纳入自己的居所,然后再透过这些下人来统治”。[4] 这些外人指来自巴尔干和其他欧洲被征服地区的基督教奴隶。奥斯曼帝国专门“挑选那些世代是基督教的青年男子,让他们担任统治最伟大的伊斯兰教国家的长官,让他们担任那些不可抵挡的军队里的兵士和军官,让他们把打倒十字架和高举新月标志的事看成是他们最大的快乐”。“这种奥斯曼制度痛痛快快地撇开了所谓人性的那种属于习惯里的最基本的东西和那种据说是像生命一样深厚的宗教和社会成见,它迫使子女永远离开他们的父母,让他们在活动能力最旺盛的年月完全摆脱家室之累,让他们不掌握财产,也不让他们指望将来他们的子女会因为他们的成就和牺牲获得什么好处”。奥斯曼帝国不承认土地私有权,也不承认财产的继承权,因为一切都是皇帝(苏丹)的。“这一部机器里的每一个人都以苏丹的奴隶的身份参加工作,而且终身是苏丹的奴隶,不管他取得了多少财富、权力和名声”。[5]

然而,这种统治模式的结果是巴尔干地区原土著贵族的被消灭,这个地区几乎退回到更原始的氏族部落传统。这是导致后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些地区远远落后于西欧和欧洲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倒是保持了相当的繁荣,在征服拜占庭后,土耳其人治下的伊斯坦布尔迅速扩大城市规模,16世纪,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但城市再大,其运作机理仍然和正在西欧出现的近代城市迥然有别。“伊斯兰的政治传统从不包括城市自由的概念,城市从来没有市政自治”,“苏丹政府几乎总是干预城市本地商人团体的利益,乌里玛集团对他们总是怀有戒心”。[6] 这和威尼斯、弗洛伦萨、阿姆斯特丹这样的近代欧洲城市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生命力所在是扩张,一旦扩张停止,其自身活力就会受到威胁,发生萎缩。事实也是如此。随着17世纪欧洲(特别是西欧)进入近现代文明的勃发期,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纵深扩张的可能性被彻底阻断,帝国的内部衰变也开始积累、凸显以致最终不可收拾。这个衰败过程大约持续了200年,期间中央政府衰落、腐败触目惊心、边远地区和非穆斯林地区纷纷独立或自治,到19世纪奥斯曼帝国已经面临被其他强权如俄国肢解的危险。幸亏大英帝国此时已经成为地中海的新霸主,且在土耳其有重大商业利益,必须制止俄罗斯吞并这个地区的企图。总之,是国际保护使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推迟了大约100年,在这当中,帝国还在欧洲各国驻伊斯坦布尔外交使团的压力下实施了某些改革,比如1839年的“玫瑰宫敕令”就确认了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以及法律面前的宗教平等。在外力胁迫下获得某种进步,这种情形是不是和中国有些相像?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起义,废黜了专制君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比中国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早了3年。奥斯曼帝国最后终结于1922年,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事情。

佩里·安德森曾发出这样的慨叹:“奥斯曼国家,尽管侵占东南欧500年之久,在这个大路上安营扎寨,却没有融入大陆的社会或政治体制,它始终是欧洲文化的外来客。”[7] 从马基雅维利、让·博丹到弗兰西斯·培根,都认为土耳其与欧洲的区别是:欧洲的君主国必须尊重臣民的人格和财产,土耳其君主则是臣民和财产的绝对主子。欧洲学术史上后来出现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其根源也和对奥斯曼帝国的反思有关,然后才扩展到对中国等国家的讨论。[8] 而从本书立基于哲学人类学的社会进化和制度现代化理论框架看,奥斯曼帝国社会转型的失败尤其令人驻足沉思。它是挥之不去的游牧民族本性之过?还是伊斯兰文化中某种很难克服的东西使然?还是特定时空背景下这个庞大帝国面对崛起的、比它更先进的制度文明势必产生的结果?后一点是肯定的,因为这正是不同水平文明相遇相撞时社会进化与制度现代化的逻辑力量所在。

 

俄国的崛起与扩张

 

现在让我们看看俄国。不同于纯粹的欧洲和纯粹的亚洲,俄国兼有欧亚两方面的特性。从起源上看,早期的基辅罗斯是入侵者维京人和当地土著斯拉夫人共同形成的部落联盟,故和英格兰一样,俄罗斯的血统中同样有北欧“海盗”之海洋文化基因。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皈依东正教,试图用宗教为王权提供超自然的支持,这构成俄罗斯文化中的拜占庭因素。13世纪俄罗斯被蒙古人征服,期间崛起的莫斯科公国大量汲取蒙古式的国家治理经验,这又使俄罗斯政权和社会带有浓重的亚洲特色。

兼具海洋和游牧两种文化基因的俄国,骨子里自然不缺扩张冲动。恶劣的生存环境又大大刺激了这种冲动:波兰王国、瑞典王国和立陶宛公国都是对莫斯科公国形成威胁的“它者”,俄罗斯必须冲出重围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伊凡四世(‎1547—1584在位)对此功不可没,1552年,伊凡四世的军队攻克喀山汗国,打通向东、向南进一步扩张的通道。伊凡本人也成为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接下来的300年,俄罗斯迅速扩张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殖民帝国,其疆域西达波罗的海,东至太平洋沿岸,南抵黑海和高加索山区,是典型的领土扩张型帝国主义,期间往往伴随对被征服地区原住民的残酷剿灭。我本人曾在一篇文章中言:“作为传统帝国的俄罗斯既是成功的,也是邪恶的,它的贪婪在近代人类史上无出其右,没有之一。”[9]

然而,从社会转型之“规范的特殊性”角度看,近代俄罗斯还有另一个必须注意的面向。本书第一卷已经提及,在过去300年时间里,俄国一直饱受“世界时间普世性”和俄罗斯“历史时间特殊性”之间的紧张。(第1卷第4章第23节)但与中国相比,俄罗斯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开启毕竟早了200年,从彼得大帝(1682~1725在位)那个时代就开始了。而且,不同于中国,文明越古老,负担越重,包袱越重,俄罗斯没有这个问题,它的统治者在认为需要时,可以张开双臂拥抱西方,向欧洲更先进的国家看齐。这正是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女皇(1762~1796在位)、到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再到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在位)期间发生的事情。早在1725年,俄罗斯已建立12个常任驻外使馆,彼得要求使馆官员必须出身贵族,掌握法语,有欧洲留学经历。俄国人也早已习惯了形式上平等的外交交往,这与“天朝”自居的中国完全不同。内政方面,叶卡捷琳娜女皇推行著名的“开明专制”政策,大力推进俄罗斯的法治化进程;女皇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使政府运作进一步正规化,甚至愿意创立宪法和议会来接管自己的权力,以至于20世纪的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称亚历山大一世为“俄国王位上的智者”;[10] 再后来的亚历山大二世则推动了著名的废除农奴制改革,这几位俄国沙皇都是俄罗斯近代转型与政治现代化的推动者而非阻碍者。我们能够读到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朽文学作品,欣赏格林卡、里姆斯基戈萨科夫、鲍罗丁、穆索尔斯基、特别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巨制,不能不说要归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进程。如果说俄罗斯与更“纯正”的欧洲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俄国人内心深处总还荡漾着“第三罗马”的自我期许,这个拯救世界的冲动后来终于在共产革命的逻辑中找到了落脚点,当然也最终导致俄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彻底扭曲(亦见第1卷第4章第23节)。另一个表达“世界时间普世性”和俄罗斯“历史时间特殊性”之紧张的乃是19世纪俄国知识界的所谓“斯拉夫派”,他们很早就闻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的铜臭味道,拒绝向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看齐,而更强调俄罗斯村社等“传统价值”。与“斯拉夫派”对垒的则是俄国知识界中的“西方派”,二者间的论战很像80年后中国知识界中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主张者之间的论战。论战双方都是爱国者,这种思想脉动的相似性倒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很值得玩味的一点。

    无论如何,作为第二批现代化或后发现代化国家,俄罗斯的近代政治转型本来有相当成功的一面,这种成功反过来又催动了俄罗斯帝国进一步膨胀的野心。在这里,俄罗斯历史演进中的两条线——“西化”这条线和俄罗斯“帝国扩张”这条线——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与奥斯曼帝国的百年博弈中总是能够占上风,因为它在接受欧洲文化方面确实比土耳其彻底而迅速,它的帝国扩张期又正逢土耳其奥斯曼的帝国衰落年代。其实,何止奥斯曼帝国,崛起中的俄国作为新的征服者还把它的世仇波兰彻底瓜分。

那么,俄罗斯崛起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中国北方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挑战者,这种挑战的性质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北方诸游牧民族。它带有一个正在扩张中的近代殖民帝国的全部贪婪,同时又富含和其他列强及被征服对象打交道所积累的经验,这使它显得老道、纯熟而又狡诈。1689年,中俄签署第一个边境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刚刚东扩至远东地区的俄国和满清帝国交涉谈判的结果,当时彼得大帝还是个17岁的孩子,中国亦正值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不久,双方都不想扩大军事冲突,所以对中国而言,该条约既是中国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符合近代国际规范的主权国家间条约,也是唯一一个非被外人强迫的平等条约。考虑到俄国中立对大清巩固西北地区安全的需要,清廷甚至给予俄国特殊的外交待遇,没有把俄罗斯正式列为藩属国。然而,150年后时过境迁,俄国已经成长为更加强大的殖民帝国,中国却在衰败的路上越发蹒跚。俄国先是在中国西北部寻找新的立足点,其结果是1851年《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署,俄国人获得在这个地区经商、设立领事机构的权利(过去俄国人只被允许在恰克图和粗鲁海图两地与中国做生意)。1858年,俄国人又在东北地区下手,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迫使懦弱的满洲将军奕山签署《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的大片土地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至大海的土地由中俄共管。这位俄国总督在俄内政方面坚决支持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外交方面则力主趁中国内乱、孱弱之时霸住远东,以防其他大国染指,可谓内政“西化”、外交“扩张化”的典型人物(后文会谈到,稍后的日本也不乏这样的人物)。然而,奕山签的《瑷珲条约》把原来《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中俄边界大大南移,北京方面并不认可,这使俄国人十分恼怒,遂利用英法联军与清廷冲突之机,先是鼓动英法向北京施加更大压力,甚至向英人提供北京地图,助英人进攻北京,后又在清廷那里以调停者身份出现,但提出条件:调停成功,北京需批准《瑷珲条约》已经许给俄国的好处,还要把乌苏里江以东原说好中俄共管的领土也划归俄国。恭亲王担心列强共谋,不得已接受俄国的要挟,这就有了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签署,俄国人一下子从中国东北划走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站在俄国角度,这是帝国远东战略的巨大进展;站在中国角度,这却是帝国衰败的又一证明,它甚至已经衰败到让别人割自己的肉而无力自保的程度。

中国之不幸还不止于此,因为在它的东边,另一颗征服之星正在冉冉上升。

它就是日本。

 

亚洲版的征服者

 

同俄国一样,作为“规范的特殊性”,日本近代社会转型有非常成功的一面,尽管过程相当艰难。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是一个幕府统治下的国家,天皇不过形式上的存在而已。不同于通常理解,曾在日本留学、对日本有深入研究的戴季陶对幕府制度的历史作用评价颇高,他说“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候),全国兵权归了平(清盛)、源(赖朝)二氏以来,逐渐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数百年,到了丰臣(秀吉)削平国内争乱、德川(家康)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那些藩国“不但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所以“日本之能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11] 然而,到了19世纪,幕府制度已经颓然老化,长期被压抑的皇室和边远地区各藩国已在蠢蠢欲动。恰在此时,美国“黑船”来了,1853年马修·帕瑞的军舰先停靠冲绳,后驶向江户,目标是打开日本国门,为美国在亚洲经商提供补给点。当时的美国政府刚刚拿下加利福尼亚,希望开辟太平洋贸易,而美国商船绕行好望角抵达亚洲需120天,日本乃最远之国家;若开辟太平洋航路直达亚洲则仅需18天,日本成最近国家,这是美国要敲开日本国门的理由。但长期实行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对此并不情愿,也是在美方炮舰威胁下才勉强同意开辟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这就是1854年双方签署的《日美和睦条约》(也称《神奈川条约》)。显然,美国在日本充当了大英帝国在中国的角色,手段也很相似,都有贸易帝国主义的味道。1856年美国第一任驻日总领事汤森·哈里斯(此人1854年曾任美国驻中国宁波领事)到下田就任,希望与日本进一步缔结通商条约,他的要求包括:日本要允许外国公使到江户常驻;要不经幕府官员中介而自由同日本人贸易;要增加开放口岸的数目。据哈里斯1857年12月12日日记载:“我告诉他们,蒸汽机的利用,已使世界的形势为之一变。日本将一定抛弃锁国政策。日本国民,如果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勉得到发挥,在不远的将来,就会使日本成为伟大的、强大的国家。”[12] ——比较一下,美国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和大英帝国对中国的要求何其相似,其劝导对方走向开化的语言都很接近。具有开明思想的幕府新任首席大臣井伊直弼和哈里斯签署了这个条约,但年轻而守旧的孝明天皇却拒绝批准,这导致日本政治中的各种危机因素迅速表面化。

事实上,理解1853年~1868年的日本政治,必须看到这也是两条线的交集(与俄罗斯不同、但又有些神似的两条线):一是内部的变革之争,核心是幕府制度的存废;二是如何应对外部挑战,是“攘夷”还是“开国”。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家茂不过十几岁的孩子,幕府权力掌握在首席大臣井伊直弼手里,而井伊既是内政方面维护幕府制度的保守派,又是外交方面推进与西方联系的开明派。孝明天皇则似乎看到了中国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的教训而力主排外,长期被幕府压抑的西南诸雄藩(特别是萨摩、长州两藩)乃是天皇的同盟者。井伊试图排除雄藩以强化幕府专制,同时让年幼的德川家茂以日本名义签署和美国的条约,这就是1858年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井伊甚至派遣了由18位藩主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去美国首都华盛顿互换批准书,身穿武士袍、腰系佩刀的日本人显然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日本人则惊讶于美利坚的铁路和袒肩露臂的白人“艺伎”。时为1860年,正是英法联军进北京的那一年。孝明天皇不再容忍幕府的胆大妄为,于是就有了1860年3月24日的“樱田门之变”,井伊的头被暗杀者的利刃砍下,直接送到京都,而“尊王攘夷”的大幕也就此拉开。

此后,日本经历了长萨两藩与英国的冲突、内战、幕府与法国的短暂联姻、孝明天皇神秘去世、萨长协约举兵讨幕、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戊辰战争等系列事件,至“王政复古”,倒幕终获成功,天皇重掌权力,明治维新大步走上历史舞台,时为1868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明治天皇不过16 岁,真正左右维新大业的是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包括萨摩藩武士西乡隆盛、政治家大久保利通和长州藩出身的政治家木户孝允(以上三人被尊为“维新三杰”),亦包括原来朝中公卿、对皇室有重大影响的岩仓具视。主张自由民权、民选议会的板垣退助,力倡近代教育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被尊为“明治宪法之父”的伊藤博文也都是维新事业的重要推动者。维新伊始,明治天皇颁《五条誓文》,立志“广兴公议,万机决于公众”、“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新政府亦颁布《政体书》,废藩置县,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后来又推出一系列新政策,殖产兴业,以扩大国家财源。

明治政府也不再“攘夷”,而彻底确立了“开国”原则,这其实是对晚期幕府外交政策的继承。1871年,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明治政府组建100余人的庞大考察团,遍访欧美12国,行期竟达一年零十个月。当时的代表团成员中,年龄最大者岩仓具视47岁,大久保利通42岁,木户孝允39岁,伊藤博文31岁,整个代表团平均年龄30岁,朝气蓬勃。代表团考察了英国的议会制度,研究了美国宪法,参观了刚刚经历公社之乱的巴黎,但给使团最深印象的却是统一不久的德国。据使团观察,与英法两国从事海商、以市侩之利富国不同,“德国乃以通商增其武力”,且“以此为国是”,而“此点反而与我日本酷似”。[13] 使团特别记下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宴请日本来客时讲的一番话:“方今世界各国,皆谓以亲睦礼仪相交,此全系表面文章,而背地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所谓公法以保全列国权利为常典,实则当大国争利而于己有利时并不要求执行公法,而若于己不利,即翻脸示以兵威,本无常规可守”。“小国孜孜以条文与公理省察自己,不敢有越,以努力维护自主之权,但遇对方玩弄凌侮之政略,亦每每难能自主。是以慷慨而起,努力振兴国力,为使国家在外交上获得国与国之对等权力,而激起爱国之心,(方为要务)”。[14]

俾斯麦的这番教诲,使岩仓使团成员深感德国之行远比英法更有价值。为什么?因为它印证了日本与德国间的认知“酷似”:富国强兵才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当今世界,强权就是公理。出身散乱之邦的俾相对此深有体会,而明治时代正欲勃勃起飞的日本又岂不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严格地说,岛国日本本来就有对外扩张的传统。从明治往前倒推三百年,丰臣秀吉就曾有吞并朝鲜乃至大明王朝、成就亚洲霸业之雄心。他在写给朝鲜国王的一封信里这样说:“吾邦诸道,久处分离,费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15] 而当年追随丰臣秀吉跨海征韩的主力萨摩、长州两藩恰恰是300年后尊王攘夷、倒幕运动的主要推手。萨摩藩地处九州岛最南端,是典型的航海藩国;长州藩位于本州岛,以陆地作战见长。两藩最能体现日本的扩张传统。据美国学者戴维·贝尔加米尼(David Bergamini)研究,孝明天皇曾接受岩仓具视的建议,向西南部49个被幕府剥夺发言权的“外藩”征求意见如何使国家强大,长州藩回复了一份详细计划书,建议首先使国家团结起来、实现现代化,接着通过“跨海扩张”,深入亚洲大陆,在日本和西方之间建立缓冲区。“实质上,长州方案就是丰臣秀吉在16世纪的计划”,它“也一直是日本直到1945年为止的基本国策”。[16]

这样一段回顾提醒我们,日本的“攘夷”与中国的“排外”其实有着重大不同:如果说清廷之“排外”起先是看不起“洋夷”,后来又放不下大清脸面,那么日本之“攘夷”则不仅是痛感近邻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悲惨境遇而生出的警醒,且本来就有扩张传统的日本很快意识到,在当今世界,“攘夷”并无出路,“开国”才能强大,也才有实现扩张理想的本钱。——此乃理解日本从“攘夷”转向“开国”之逻辑要件,甚至核心,也是日本心仪德国的理由所在。既如此,像主张“脱亚入欧”、提倡自由教育的福泽谕吉之类有识之士同样赞成对外扩张,就一点不奇怪了。作为新的征服者,日本人将上演新的大戏,体现亚洲版的“征服者逻辑”。事实上,直至20世纪上半叶仍在猖獗的日本军国主义绝非明治时代主流意志的“歧出”或“背叛”,[17] 而恰恰是其先贤基本理念的继承者,是日本近代立国方略根本之体现。这个进程,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它的主要征服目标,就是中国。

那么中国这边情形又如何呢?

 

 

人事与国运:清廷衰败的加速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仓皇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巡幸”(避难),竟然在11个月后的1861年8月22日病死在那里,终年不过30岁。咸丰的早逝带来一个重大历史后果,让本来已经风雨飘摇的中国卷入更加凶险的漩涡、并最终加速了清廷的灭亡。这就是慈禧的出现,一个权力欲极旺盛、有能却又无识的女人。本书第一卷曾讨论过独裁者作为最高当权者的“使动”特征,其运用权力的方式可以“塑造”结构甚至时代外貌,使结构成为体现自身意志的工具。(第1卷导论第7节)当然,最高当权者的意志可以正向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也可以逆向于这个大方向;前者无疑是对当权者的极高要求,不仅要有能为,而且要有明察历史大势的洞见。有清一朝,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一位这样的统治者。降低标准,即便为延续本朝香火,当国家处于衰败趋势又强敌环饲时,一个出以公心、有能为的统治者亦可能减缓衰败的势头,甚至引领社会走向某种“中兴”。换言之,不排除晚清衰败大趋势中突然产生某位“明君”,可以一定程度上挽狂澜于既倒,譬如,假设恭亲王奕䜣成为权力的领头羊,历史可能会多少改写,毕竟奕䜣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其见识、能为又远高于他的皇帝哥哥。可惜实际情形不是这样。是咸丰的妃子叶赫那拉氏慈禧占据了晚清权力舞台的最高位置,而这个女人乃是作为加速整个王朝衰败进程的行为主体进入这个位置的,这是中国历史演进中的更大不幸。

 

辛酉政变与“同治中兴”

 

辛酉政变是慈禧染指最高权力的开始。这位小皇帝的生母、皇帝的贵妃伙同皇后钮钴禄氏与小叔子恭亲王奕䜣密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宫廷政变方式,扳倒咸丰临死前安排的顾命八大臣,将肃顺、载垣、端华等顾命大臣宣布“凌迟处死”(后鉴于载垣、端华系皇族,改为令其自尽,肃顺亦被“加恩”改为“斩立决”),彻底消除慈禧等“为他人鱼肉”之恐惧,时为1861年10月。由此,东西两宫皇太后不仅“亲理大政”,而且出面“垂帘”,恭亲王奕䜣亦被委以“议政王”重任,掌管新组建的军机处,又补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且被授予“亲王世袭罔替”。[18] 这是一个短暂的“叔嫂共和”时代,新皇帝的年号则被确定为“同治”,大概是上下一心、共同治理之意吧,当时的同治小皇帝年仅6岁。

短暂的“叔嫂共和”创造过短暂的辉煌。恭亲王奕䜣自认为实权在握,开始全力整治旧山河,为大清、为困境中的中国寻找出路。先是请旨设立总理万国事务衙门,既然承认了外国使节留驻京城的权利,总要有专门的机构处理此类事情。1868年8月,清政府亦向国外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虽然这个使团的首席代表是个美国人——前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现在受聘为中国政府服务。有了正规的中西交往,就需要培养相应的外事、翻译人才,于是同文馆应运而生。海关建设也开始步入正轨。早在1853年,英美两国领事就曾在上海设计过一套制度,帮助中国政府从各自国家的商人手里征收进入中国货品的关税。1861年恭亲王任命英人李泰国出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使上海发展起来的这套办法确立并制度化。后来这个职务由另一位英国人赫德继任,赫德忠于职守,为中国政府服务终生,甚至为此谢绝母国让他出任驻华公使的聘请。美国传教士、教育家丁韪良则为中国翻译了《万国公法》并呈送总理衙门,“希望以此表明西洋人有一些约束其国际关系行为的原则,并非一味依靠野蛮的武力”。[19]

内政方面,清廷于1864年终于剿灭太平天国,陈玉成、李秀成先后被俘、处死;1868年,捻军之乱亦被平息,政府可以喘一口气了。平乱中涌现出的一批汉臣得到重用,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鼎鼎者。中国的器物现代化(所谓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也正是在这样一批人物的努力下开始实施的。恭王这样论及何以必须“自强”:自洋人寻衅以来,内患外辱并致,不尽由于中国之不善治兵,乃因“有制胜之兵,无制胜之器”;而“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潛摄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所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覆,诚非仓促所能筹划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如此则御侮有所凭藉,庶国威自振,安内攘外之道不外是矣”。[20] 这个思路,与20年前魏源《海国图志》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完全吻合,只不过它不再是个人见解,而变成了官方政策。1865年,官办上海江南制造局创建;1866年,官办福州船政局在福建马尾开设;1867年,官办金陵机器制造局开工;1872年,“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问世;1880年,李鸿章奏准铺设铁路;1881年,上海至天津的第一条电报线路开通。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和早期现代化就此起步。

人们可能会问,在1860~1880年代的中国,“自强”何以未能旁及思想、政制领域?中国与日本的改革几乎同时发轫,然中国何以没有产生自己的福泽谕吉和“脱亚入欧”的思想家?一方面固然与中国更为禁锢的政治环境有关,另方面亦要归结于中国士大夫普遍的守旧心理。中国读书人虽早已习惯做官场的两面人,但面对西方仍自认道德高人一等,即使遭受对方强烈冲击,仍然固守传统那一片天地,这是文化困顿的近代表现。日本人也有此类认知者,但不成主流;中国则相反,传统包袱之沉重并非仅仅表现为一班守旧士大夫的冥顽认知,而是会转换为发展进程的现实掣肘。以上文提到的同文馆为例,洋务派创办这所学堂的本意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且希望逐步扩大办学范围,把西方科技如数纳入,招生范围则扩大至已有举人、贡生资格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愿入馆学习者”,但此议遭到守旧派官员的激烈反对。须知那个年代学“夷语”已属“不齿乡里”之事,绝不像今天国人考“托福”、“GRE”这样疯狂且风光。1862年同文馆开张时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招到10名学生,虽为旗藉,家境多不富裕,才会来此读书。贫寒子弟学点“夷语”也就罢了,现在洋务派竟然要把同文馆办成旧式知识分子和年轻官员的再培训中心,全面学习西洋之术,在守旧派官员看来岂非“国耻”?这个计划最终夭折,凸显守旧派的强大力量。[21] 再举一例:留美学童之命运。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组织120名12~15岁的学童赴美,是为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此事由更早曾赴美国留学的容闳一手促成,而容闳能留学海外纯属偶然,这个有幸从小在澳门“西塾”读书的年轻人得到美国老师勃朗先生的器重和帮助,于1847年到美国耶鲁大学深造。1854年,容闳以优异成绩在耶鲁毕业,本可以留在美国高就,但这个年轻人心忧祖国,“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于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22] 正是本着这种信念,容闳毅然回国,先寄望于太平军,后又找到曾国藩,终于促成赴美学童之成行。但此事同样大受守旧派官员的非议。翰林吴嘉善称这些幼童因环境蜕变之速,将成“美化”之人,不再是卑恭之大清顺民,驻美公使陈兰彬亦力主撤回留美幼童。容闳看得清楚:“盖陈之为人,当未至美国之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乃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23] 无奈这样的官员在中国官场是大多数,连曾文正举荐之李鸿章都顶不住压力,不得已同意把所有留美学生全数撤回,是为1881年。

当然,并非此时之中国官员对世界大势全无洞见;守旧官员之守旧也不可尽以愚顽论之。这方面,郭嵩焘和他的副手刘锡鸿可以援引。郭嵩焘1876~1978年出使英、法,是当时外派中国官员中难得的有见识者。郭17岁成秀才,19岁中举人,29岁入进士,乃标准传统士大夫出身,却思想开阔,对时政常发微词,如咸丰六年的郭嵩焘日记就有“天下受蔽之由,必官吏先失其职,冤苦之积,戾气乘之,古今一辙”之语,慨叹“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有鉴于此,郭嵩焘力主不但要学西方的军械、技术,而且要学西方的政制、经济。他甚至对洋务派多有批评,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国人“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出使后郭嵩焘细心考察英伦政制经济,盛赞英国设议院“有维持国是之义”,市长民选“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蔽,人才学问相承而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24] 此论不啻为20年后戊戌变法之先声。郭的副手、中国驻英国副使刘锡鸿则正好相反,此人反对把“狄夷之道”用于中国,而主张“以夏变夷”。他的观点初读十分迂腐,比如他批评用机械替代人力,理由是“夫农田之以机器,可为人节劳,亦可使人习逸者也”,“故圣王常勤其民,而不使逸”。他反对时人羡慕西方科技,称“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其用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即为有用之实学哉?”而“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此其理非可骤语而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25]

钟叔河批评刘锡鸿“阿Q”心态,称刘“漂亮的骈语”事实上变成了“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贫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弱为强”,几成完全荒唐、荒谬可笑的东西,[26] 固然批得解气、批得痛快,殊不知这种以传统儒学义利之辨反驳近代西方工具理性的中国士大夫理路,即便在100年后的新儒家学者中仍然很有市场。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学者联署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就大谈儒家“心性之学”的当代价值,强调这是西方文化所缺者,其理路其实和刘锡鸿颇多相似;牟宗三所谓从中国传统“内圣”开出“新外王”,前提也是中国文化作为“综合的尽理之精神”本高于西方“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所以才有道德良知的“自我坎陷”(自我否定)一说,以便从“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为当代中国人的民主诉求提供根据。[27] 承认民主价值,这是今人高于刘锡鸿等前人的地方;但几代中国儒者都在讲“心性”的重要以和西学相区别,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并非“迂腐”二字可以简单概括。问题更深刻的一面在于,关于财富与伦理的关系,关于对财富的某种中国式鄙视,涉及本书第一卷言及的利益原则与公共理性原则之本体逻辑理解(第1卷第2章第16节),涉及前现代中国利益范畴的未展开性(第1卷第3章第20节),涉及本书所说的哲学人类学。第一卷注112曾刻意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我们甚至可以从毛泽东等现代专制主义者那里看到此类认知传统的影响”,不过这是要到本书第四卷才会展开的话题,这里就算再次提示这个伏笔吧。

总之,尽管千头万绪、举步维艰,尽管士大夫阶层对改革还有这样那样争议、非难,恭王实际主政或参与主政的1860~1870年代的中国仍然出现了不少新气象,称之“同治中兴”(或“同光中兴”,因改革进程延续至光绪年代)不算过分。但“中兴”毕竟未能持久。为什么?这就要回到慈禧。恭王改革年代,亦是太后专权日甚年代,它打破大清一个又一个规矩,直至皇权约束机制全盘失灵,慈禧成为彻底独裁者,这个权力顶端的变化几乎抵消了器物现代化层面的所有进步。

 

慈禧弄权

 

事实上,短暂的“叔嫂共和”所以可能,是因为辛酉政变时慈禧羽翼未丰,还需要小叔子恭亲王共度艰难。一旦危机过去,年轻的太后也初尝垂帘“听政”之威严,权力欲望自然进一步膨胀,很快打破“叔嫂共治”脆弱的权力平衡。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的3月,慈禧发动突然袭击,以皇帝之名罢免恭亲王奕䜣的所有职务。这个以小皇帝名义起草的慈禧亲笔朱谕错字连篇,但意思却清楚不过。朱谕指责恭王“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昂,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政?”故“革去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28] 这道朱谕,不但让恭王深感意外,也让朝臣大惊失色,连惇亲王奕誴、醇郡王奕譞等顶级皇族都出来为恭王求情。显然,恭王低估了这位皇嫂,也开始尝到“伴君如伴虎”的滋味。其实,早在三年半前的辛酉之变发生时,慈禧已经表现出高超的权术,她一方面对顾命八大臣毫不手软,另方面又把自己打扮成受气的孤儿寡母,甚至把从肃顺家查抄的往来账目和众多官员的书信当中烧掉,以收百官之心,颇有当年孟德遗风。现在打击恭王,待其匍匐在地,“痛哭引咎”时,慈禧又再下懿旨,称恭王已经“颇知愧悔”,故允其“改过自新”,仍在军机大臣行走,但不再担任议政王,“以示裁抑”,显然是打一大巴掌再给个甜枣吃。当然,众皇族反对也是一个因素,说明慈禧独裁尚未完全到位。但对恭亲王奕䜣来说,这个教训已经足够深刻,让他从此夹起尾巴做人,虽不能说完全甘心做太后的跟班、奴仆,毕竟谨慎了许多,在重大问题上往往三思而后行。时保守派常压过洋务派,与恭王的谨慎、退缩不无关系,因为他必须揣摩太后的心思。澳藉中国学者雪珥著书《帝国政改》专论这段往事,曾颇发一番感慨称:“‘老二’的身份是尴尬的,不能不做事,却不能做太多的事,尤其是不能做太大的事”,“毕竟,一个能力和品格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老二’,是老大心头最大的痛”。[29]

历史似乎故意和中国过不去,不断创造新的偶然让慈禧在独裁的路上高歌猛进。1875年1月12日,亲政不足两年的同治皇帝归天,年仅19岁,慈禧固然心痛亲子之早亡,但这个事实又给了她再次垂帘、重掌权柄的机会。慈禧既没有从已经成年的大批与同治同辈(“载”字辈)的皇族中选择继任者,因为这意味着皇帝上台就会亲政,没有可能再度垂帘;也没有从比同治小一辈(“溥”字辈)的皇孙中选人,因为这样选出的人固然年幼,但慈禧作为太皇太后同样不再可能垂帘。所以必须是“载”字辈的年幼者方为可选。那么为什么是载湉光绪? 这里又见慈禧用心之深:载湉之母乃慈禧亲妹,且姐妹关系甚密,自然便于对未来小皇帝的控制;载湉之父乃醇王奕譞,此时已从郡王晋升亲王,在王爷中身段更加柔软,对慈禧更会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小载湉时年4岁,慈禧至少可以在垂帘听政的宝座上再稳坐十几年,权力欲之烈、之旺,莫过于此。事实上,即便光绪长大后亲政,慈禧仍然没有放下权柄,慈禧对光绪的控制也从来没有放松。老太太甚至强迫年轻的皇帝接受她指定的女人叶赫那拉氏做皇后,无非是因为该女子乃慈禧之亲侄女,这造成光绪婚姻生活的极大不幸(光绪皇帝与隆裕皇后感情暗淡、长期分居)。慈禧当然不管这些,权力控制才是第一要务。光绪七年(1881年),年仅45岁的东宫慈安太后突然去世,西太后慈禧连一个在名分上需有所顾忌的人也不再存在,可以更加放开手为所欲为了。也许慈禧认为大清朝非她莫属,她的揽权才是对大清朝的负责。然而,由于这个女人对世界的无知,面对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特别是新起的咄咄逼人的征服者,中国没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或应对不当、不力,而最终陷入更加悲惨、被动的境地。

 

边乱与坍塌中的朝贡体系

 

与俄日的对外扩张、积极进取不同,晚清帝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从来取守势,对边疆各藩属的控制亦日益困难,勉强维系的朝贡体系则处于迅速瓦解中,得分地方不多。

在西南西北边陲地区,中国早就受到来自英、俄两方压力。先看西南。达赖喇嘛治下的西藏本来与清廷有着相对稳定的供施/臣属关系,[30] 18世纪的清廷亦有足够能力为西藏提供保护,比如1718年清军就曾入藏,赶走入侵的准噶尔军队。清廷甚至加强了对西藏内部事务的干预、控制,1751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和1793年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都是反映此类控制的文件。前者针对1747~1750年西藏内乱和乾隆皇帝做出的达赖喇嘛亲政决定,而搞出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后者背景是1787年、1791年廓尔喀军队进犯西藏、洗劫日喀则和扎什伦布寺,北京再次派兵平定,尼泊尔就此臣服清廷,乾隆亦就达赖喇嘛转世问题定金瓶掣签制度,以避免活佛转世灵童筛选过程的作弊。然而,北京的辉煌也就到此为止。乾隆去世后,嘉庆、道光、咸丰历代皇帝对藏务的处理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乏力,而恰在此时,大英帝国对这片雪域佛国开始了认真谋划。触动英印当局的不仅是有利可图的对藏区贸易,英印当局还希望开辟通往中国内地的贸易通路,为此必须打破西藏对外部世界的封闭状态。英印第一个下手对象是尼泊尔,英国人试图假手尼泊尔商人向藏区卖货,后又加大对尼泊尔的渗透,这导致英尼关系紧张,但当尼泊尔贡使向北京要求提供保护时,嘉庆皇帝竟然拒绝了尼方的请求。1814年英尼开战,尼泊尔再次向北京求援,驻藏大臣传达北京的旨意则是“大皇帝抚育万国,一视同仁”,仍然拒绝施以援手。尼泊尔最终臣服英国,北京亦似乎无动于衷,但英印当局却由此加快了染指西藏的步伐,先后吞并锡金、不丹(它们本来是西藏的属国),甚至开始蚕食西藏的达旺地区。拉萨执政者一方面惧怕英国势力的侵入,另方面亦愤然于、又无奈于北京的软弱,他们甚至不得不“编造清朝在西藏如何强大的神话,想用这种托词说明,阻止英国直接与雪山之国交往的是清朝,而不是西藏自己”。[31] 当然,清廷也确实还有“强大”的一面,1844年北京就派员到拉萨抓了已经担任20多年摄政、被控滥用权力的二世策满林活佛,但这种“强大”仅限于对内部事务的处理而绝非对外。无论嘉庆帝还是道光帝,都显得守成而平庸,再也看不到其祖上曾经拥有的霸气。

1855年,尼泊尔再次入侵西藏,正值太平天国之乱汹涌中原,北京自然无力应对西南危机,藏军英勇抗击终于不敌,方有1856年藏尼之间的《塔帕塔利条约》,条约规定西藏对尼泊尔商人免税,承认尼泊尔官员在西藏的治外法权,拉萨还要每年向加德满都贡献1万卢比。所有这些自然让作为西藏宗主国的北京大失颜面。更加严重的是,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署后,英国提高了对俄国南下的警惕,亦加紧对藏区和中国内地的动作。1860年代起,英印当局试图找到并开发从缅甸进入云南的道路,为此多次派出考察队,1875年的“滇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一位叫马嘉理的英国人在执行考察任务时被云南八莫地区的边民杀死,英借助这个意外事件向清政府提出一堆要求,北京方面不但要道歉、抚恤、赔款,要允许滇缅之路的继续勘测,要开辟新的商埠,还要同意英国考察队可以从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或四川入藏。北京不得不认头,遂有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之签署。但西藏噶厦政府坚决反对英人入藏,藏军甚至在隆吐山筑碉堡截断英人入藏之路。英为此照会中国政府,称隆吐在英属锡金境内,藏军不得越境戍守,清廷遂压噶厦政府让步。1888年,英军向隆吐山阵地发起进攻,是为英印当局第一次侵藏战争。驻藏大臣文硕力主强硬对抗,反被北京革职,换上主和派大臣升泰赴藏。时紫禁城内正在操办光绪皇帝大婚,慈禧生怕西南边乱扩大,“命四川总督刘秉璋、驻藏帮办大臣升泰晓谕藏人,勿与英兵交锋”,且“谕升泰等晓谕藏番,不得自行与英人商办条款”。[32] 但北京自己还是最终与英国签署《中英印藏条约》,正式承认了哲孟雄(锡金)为英国的保护国,时为1890年。清廷在外来势力面前的软弱,在在证明北京无力保护它的藩属,也会助长藏人的不满乃至离心倾向。此为后话。

再看西北方向。广袤的西域在历史上向为多事之地。为遏制匈奴、突厥威胁,汉、唐都曾征服过这里并建立行政机构(汉为西域都护府,唐为陇右道)。两宋自身尚且不保,西域乃成回鹘、西辽之土。蒙元在这里建察合台汗国,汗国分裂后此地长期处于多部族政权并存且相互争战状态。明末清初,准噶尔崛起并灭周围诸国,经康雍乾三朝70年努力方予平定,时为1759年,大清疆域西至巴尔喀什湖,北达唐努乌梁海,乃国势最盛时的边疆版图。然而,100年后形势完全逆转,俄国根据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关于西部未定国界的划定原则,迫使清廷于1864年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乾隆时期的西北边界内缩至塔城、伊犁、阿克苏、喀什噶尔一线,使这几个城市都成了距离边境不远、易受威胁之所在,中国西北亦因此尽失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3]

新疆余下的地面并不太平。清廷常年在天山北路(今北疆地区)驻扎重兵,那里是新疆行政重心所在;但天山南路(今南疆地区)情况更复杂,喀什噶尔有众多回教领袖,清廷征服这个地区后他们跑到帕米尔高原西侧的浩罕汗国,伺机重整旗鼓返回故地,1820~1828年就有“张格尔圣战”的发生。清廷为了笼络浩罕统治者看住那些流亡的“和卓”(宗教领袖),在经济上给浩罕诸多好处,包括种种贸易利益。1830年,浩罕竟入侵喀什噶尔等六城地区,此后不断以小股部队骚扰,压清廷给以更多贸易特权。道光皇帝为换取边疆安宁,最终屈服于这个中亚小汗国的要挟,这就有了1835年与浩罕的协定:不但承认浩罕属民在南疆贸易免税,而且赋予浩罕官员在大清地界的六城地区对所有外国人经商活动征收关税的权力。难怪有人称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早于1842年的《南京条约》。[34]

清廷在南疆的勉强统治很快遇到新的危机。1856年,云南爆发回乱;1862年,陕甘回乱亦起。原因既有人口增长、回汉争地产生的矛盾,又有官僚腐败、鱼肉乡民激发的民怨,这是前文所述中国农耕文明遭遇“空心化”危机、官员行为普遍两面化在穆斯林民族地区产生的恶果。这些乱象迅速在新疆引发反应:1863年南疆若干城市暴乱;1864年北疆伊犁亦被叛乱分子包围,18个月后失陷,同时陷落的还有塔城。恰在此时,一个叫阿古柏的浩罕将军率军进入南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他甚至占领了东疆的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直接威胁北疆。俄国人则迅速出兵占领伊犁,以阻止阿古柏继续向西、向北挺进。那么,清廷如何应对?应该说,在整个晚清衰败进程中,北京对西北危局的处理算是不多的亮点之一。左宗棠得到朝廷支持和东部各省的“协晌”援助,用了约7年时间(1867~1873)先扫平陕甘之乱,又用了两年时间(1876~1877)平定新疆,阿古柏败亡。整个战争花掉5230万两官银,大清朝几乎吐了血。左宗棠的战略谋划和战争组织才能也得到出色证明,据载他曾一次调用5000辆大车、29000峰骆驼、5500头骡子和驴运送粮食与军火,运粮队要穿过甘肃连绵不断的大山和东疆一望无际的沙漠,自己就要耗掉运送物资的三分之二,可见战争胜利来之不易。[35] 战后新疆变中国行省,是为西北行政的重大变迁。唯一剩下的是俄国人仍然占着伊犁。清廷派出庸碌无能的满清贵族崇厚去和俄国人谈判,结果签了个糊里糊涂的《里瓦几亚条约》,虽然要回了伊犁,却把该地区大片土地划给了俄国;清廷再派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前往,才算扳回一局,1881年双方签署《中俄改订条约》(又称《中俄圣彼得堡条约》),中国收回部分地区主权,俄国做出一定让步。此固为中方难得外交之胜利,曾纪泽功不可没;但俄国让步亦事出有因,俄国因1877~1878年俄土战争大失元气,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亦陷于孤立,英国、奥匈帝国均反对俄势力进入巴尔干,俾斯麦又几头讨巧让彼得堡觉得德国有出卖俄国之嫌。无论怎样,俄国似乎陷入与欧洲各强国的对抗之中,无暇也无力在中亚与清廷再打一仗。

然而,清廷面对的麻烦绝不仅限于西部边疆,1870~1880年代,中国重要的外藩朝鲜、安南(越南)也出现问题。安南乃中国重要朝贡国,且深受中国文化影响。19世纪以来,法国盯上安南,冀图在印度支那建立势力范围。1858年英法联军在中国得手后,法军即转战安南,占领西贡,1974年又迫使安南当局签订合约,事实上把安南变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此时陷于西北边乱和与日本的冲突(下节详述)不能自拔,未能对安南事变做出足够回应,更谈不上出兵干预,只是坚不承认法国对安南的宗主权。法国则得寸进尺,进一步向安南北部扩张,1880年占领河内并在红河一线建筑要塞,对中国构成威逼之势。面对法国威胁,北京出现主战、主和两派,主战派是一批清流党人如张之洞、张佩纶等,他们受到对俄谈判成功的鼓舞,力主对法强硬;主和派李鸿章则深知国力孱弱,办洋务建立起的这点基业尚不足以和法国这样的欧洲大国抗衡。在慈禧太后同意下,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F. Fournier)达成协议,“法国保全助互中国南界毗连北圻,不受侵犯;中国亦应将驻北圻防营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概置不问,但法允与越议改之条约不插入有碍中国体面字样”。[36] 时为1884年4月。显然,大清要的是面子,尽管已经事实上放弃对安南的宗主地位。但法国议会竟拒绝批准这个协议,连形式上中国对安南的宗主权也不愿承认。战争终于爆发:1884年8月,法海军对福州发动攻击,击沉击伤中国兵船11艘,击毁马尾造船厂,又抢占台湾基隆,宣布封锁台湾岛,中国退无可退,不得不决绝迎战。经过几番苦战,中国军队在陆地战场获得优势,于1885年3月夺回谅山,剑指河内,老将冯子材的天才指挥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因战争失利导致政府内阁辞职,法军亦因劳师远征,长期作战,已不堪重负,北京则借谅山大捷找到了体面休兵的机会。1885年6月,双方终于在天津签署《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法国同意从台湾撤军,也不再向中国索要战争赔款,北京则承认法国与安南签署的所有条约,实为彻底放弃对安南的宗主国身份。至此,中国古老朝贡体系的南方支柱轰然倒塌。一年后的1886年,缅甸亦脱离中国,成为英国的保护国。

    中法战争,中国之所以“不败而败”,草草收兵,其实有着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来自东北方向的威胁已经迫在眼前。此即日本对朝鲜的觊觎和干涉。

 

甲午之耻

 

日本对朝鲜的觊觎当然并非始于1880年代。早在1873年,明治新政府内部就爆发过征韩的讨论,西乡隆盛乃征韩主张之代表,刚刚完成欧美考察回国的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反对之,认为条件尚不成熟,西乡愤而出走,“明治三杰”分裂。然而,1874年大久保政府却发动侵台战争,理由是台湾驻民杀害了54名遭遇海难的琉球水手,而琉球乃日本藩国。其实,琉球自明初起即为中国朝贡国,1609年日本萨摩藩征服琉球,但仍维持琉球与北京表面上的朝贡关系,在以后200多年时间里,清廷对琉球的双重身份竟然毫无察觉。现在,日本人为琉球打上门来,清廷虽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若干军舰前往台湾,但并未与日军交战,这些军舰乃中国自造的木壳舰船,是洋务运动的成果之一,但毕竟工艺落后,马力也小,不堪实战。这场冲突最后是在英美法诸国调停下,以中国妥协而告终,清廷同意出抚银10万两给“日本国被害难民”,出银40万两抵日本“在台修路、建房之费用”,等于默认了日本对琉球的主权。清廷的软弱促使日本采取进一步行动,于1875年正式进驻琉球,终止其与北京的朝贡关系,1879年改琉球为冲绳县,吞并过程干脆利落。朝鲜方面,日本于1875年9月一手制造“江华岛事件”,模仿英美,用炮舰打开朝鲜门户,次年双方签署《江华条约》,条约第一款即“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日方显然已经在为否定清廷对朝鲜的宗主权而做准备。

李鸿章看到日益增长的日本威胁,力主强化海防,甚至为此与左宗棠等人的“塞防论”展开论争。其实,无论“海防”还是“塞防”均为当时中国之要,但哪一项不要求巨额国家财力支撑?大清还有钱么?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之乱、西北危机,这个国家的财政自然早已入不敷出、千疮百孔,任何一个有为的统治者都会为此夜不能寐。然而,“为太后修园子”竟成为那段时间紫禁城里的一件大事。事实上,1873年同治亲政,退下来的慈禧就想建一个瑰丽的庭园供自己享用,当时的计划是重修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同治皇帝为此正式降旨称“朕念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以来,朝乾夕惕,倍极勤劳,励精以综万几,虚怀以纳舆论,圣德聪明,光明四被,遂致海宇升平之盛世”,故“自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朕亲理朝政以来,无日不以感戴慈恩为念”;而“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予心实有未安……”。[37] 但粗略估算,重修圆明园至少需要1000万两银元之巨,正在为西北战事筹款犯难的大臣们到哪里去找这笔钱?恭亲王、惇亲王、醇亲王及众军机大臣皆反对,同治怒下竟革去恭王一切官职,此时正值大久保利通来北京谈判台湾冲突事,经两宫皇太后出面,撤销皇上谕旨,才算平息内部冲突,开始中日谈判,但慈禧内心对修园子受阻肯定不喜。10年后的1884年,恭亲王第三次被免职,换上了更加听话的醇亲王主事,慈禧修园子旧念复发,先下懿旨重修“三海”(紫禁城内的南海、中海、北海),花去白银600万两,后又修建颐和园,费用应在1000万两白银上下,其中竟有数百万两来自对海军军费的挪垫或挪用。[38] 而兴建北洋水师的20年(1875~1894)间,朝廷拨付、真正用于购买船舰、炮弹等军火的总开支也不过800万两![39] 这是一组令人吃惊的数字。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竟然可以在国势艰难、危机四伏之际仍醉心于个人的奢华与享乐,我们是否应该就此指责慈禧不仅无识,而且无德?!

而朝鲜仍在不断生变。高宗李㷩 1873年亲政后,内部一直处于动荡中,前摄政、高宗生父大院君和现在的实权派闵妃之间、亲华派(“事大党”)和亲日派(“开化党”)之间明争暗斗,先后发生“壬午军乱”(1882)、“甲申政变”(1884)等一系列事件,导致宫廷喋血。清廷皆出兵干预,李鸿章还派出年轻有为的袁世凯训练朝鲜新军,后总督朝鲜政务、商务,加强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抵制日本影响。高宗愤然于袁世凯的“压迫”,亦看到中国国势的走衰,担心自己终为中日冲突之鱼肉,故悄悄转向俄罗斯,试图寻求俄罗斯的保护。1886年8月,高宗给俄罗斯发出密信,坦陈“我国屈服于异国的影响,偏隅一方,虽有独立君主,却无法避免受辖于其他强国。朕身为国王,对此深感耻辱、痛心。现在朕立志奋发图强,悉改现状,今后绝不再屈服于他国”,“若我国与贵国的友好合作能够如唇齿相依般得以深化,则朝鲜与他国的关系或可相应地发生变化”。[40] 为此,俄国驻华临时公使拉德任斯基曾与李鸿章在天津交涉,表示俄反对清国占领朝鲜,李则建议中俄缔约共同保护朝鲜的领土完整,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最后终因中方坚持要在文案中写明北京为朝鲜宗主国、俄方不允而未果。[41]

一般地讲,无论当时的朝鲜还是安南都有摆脱中国宗主身份的意愿,这在世界已经进入主权国家时代的背景下显得如此自然;但站在北京立场上,勉力维持朝贡体系亦可理解,它不但是大清的脸面,体现“天朝上国”的悠久传统(虽然在这个传统中,隶属往往仅限于形式上的册封、纳贡而非事实上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到了1880~1890年代,保持对朝鲜这样藩属国的有效掌控,已经直接关乎大清安危,这和安南完全不同,安南毕竟远离中国中枢,弃之并无直接风险。

1891年,俄罗斯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对俄国来说,这是进一步开发远东的重大决策,但它势必导致东亚局势的更加复杂化,也催动了日本加紧征服行动的步伐。日本首相大臣山县有朋1891年3月起草的《外交政略论》就明言:“西伯利亚铁路已入中亚,不出数年即将竣工,自俄都出发,十数日即可饮马黑龙江上,吾人不可忘这条铁路完工之日,即朝鲜多事之时,又不可忘朝鲜多事之时,即东洋产生大变动之机”。[42] 两年后的1893年,山县有朋更加明确地主张:若今后10年左右日本与俄罗斯的对决不可避免,则为了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必须尽早寻机发动对清战争。陆军已有7个师团和后备队,海军也新购进航速快、装有速射炮的巡洋舰,可以同清国的北洋舰队一决雌雄。[43] 现在就差找到合适的机会和出兵理由了。

恰在此时,朝鲜发生东学党民乱,北京如往常一样出兵平乱,但李鸿章低估了日本干涉的可能,认为日本帝国议会开张不久、与内阁之间矛盾重重,无暇他顾,故在赴朝军事部署上未做充分准备,却不知日本早已派重兵赶赴汉城,在那里等着与中国一战。李又寄希望于列强调停、外交斡旋,皆无果,才不得已向朝鲜增兵,日方竟在丰岛水域击沉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900余名清军士兵落水而亡,时为1894年7月25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8月1日,日中两国同时颁布宣战令。日本天皇的“开战诏敕” 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之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以极”,“事已至此,朕不得不公然宣战”。[44] 北京的宣战诏书则承认且强调“朝鲜乃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派兵平乱是应朝鲜国王之请,而“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伤我运船”。[45] 两相比较,中国仍以朝鲜宗主国自居,形式上已多少落伍,但不失为真情表达;日本则言之凿凿要维护朝鲜“独立”,表面上更合国际潮流,却纯属无耻谎言。当然,真情也好,谎言也罢,战端一开,实力决定一切。日本方面卧薪尝胆,已经做了多年准备;中国方面水师建设连年经费不足,军备老化,和日军相比已不占优势。这是与清流党群情激昂不同、李鸿章选消极避战方针的原因所在。当然,北洋舰队是李鸿章的老本,他内心也不愿把老本全赔光。北洋海军不敢驶向南黄海与日本海军决战,给日本向朝鲜大规模运兵提供了时间。日军完成军事部署后,联合舰队主动向北驶向大同江口寻找北洋海军,中日黄海大战终于发生,时为1894年9月17日。联合舰队借助航速快、火力猛,先后击沉北洋水师军舰4艘,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超勇舰管带黄建勋、扬威舰管带林履中等殉国。北洋主力舰镇远舰、定远舰发挥巨炮威力,与狼群一般围上来的日舰鏖战5个小时,在飞蝗般炮弹倾泻打击下竟依然挺立,证明了北洋水师官兵的英勇,也证明了这两艘铁甲巨舰的坚厚。日军未能完成在海上聚歼北洋水师的目标,但在陆地作战取得重大进展。早在两天前的9月15日,日军已集结16000名士兵围攻平壤,一天激战,人数大体相当的清军被击溃,北撤鸭绿江,日军占领整个朝鲜。10月24日,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11月22日,旅顺陷落。接着,日本组建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配合下,于1895年1月20日从荣成湾登陆,2月12日,联合舰队攻陷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龙旗落下,整个舰队(包括5124名官兵和镇远舰等10艘军舰)向日军请降。

战争落败,清廷不得已屈辱地签署《马关条约》,时为1895年4月17日,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之独立自主国,原有宗属关系全部废绝;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两亿两银元,分8次交清;新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交清赔款及通商行船约章批准互换以前,日本将暂守山东威海卫不会退出。这是一个苛刻的和约。中国不但要偿付巨额战争赔款,而且首次由于战争失败割让大片领土。特别是,若不是发生“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国的辽东半岛就和台湾、澎湖一样被永久割让出去了。“三国干涉”始作俑者乃俄罗斯,俄高层在研讨中日和约可能产生的后果时,财政大臣维特非常明确地指出:“日本策划的战争是我们开始建设西伯利亚铁路的结果”,“日本提出占领南满洲对我们来讲是威胁,这可能导致整个朝鲜被日本吞并”;“如果事态照这样发展下去,数年后,日本天皇成为清国皇帝并非不可能”。维特主张“我们应该果断地声明不允许日本占有南满,如果日本不听,就应该命令我们的海军采取行动,炮击日本的港口”。[46] 俄高层采纳了维特的建议,其太平洋舰队很快陈兵山东外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示震慑。德国、法国也赞成俄国的动议,前者早就瞄上中国山东的胶州湾,后者则迟迟没有忘记中国南方的福州和两广。英国对俄国提案未与答复,是因为看到日本战胜中国似有阻止俄国南下之效,所以不置可否。总之,正是在俄、德、法三国的共同压力下,日本不得不把已经入口的肥肉又吐了出来(以中国追加3000万两白银为补偿),此举竟让日本国上上下下痛彻心扉,不少国民大骂政府卖国,更多人主张要卧薪尝胆,准备将来与俄罗斯决战。可以说,“三国干涉还辽”已经预设了9年后的日俄战争,那时两大新兴的征服者将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决雌雄。

然而,真正痛彻心扉,需要反躬自省、卧薪尝胆的难道是日本人么?

当然不是。(待续)

 

(张博树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本刊共同主编)

 

[1] 见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417对赫勒敦观点的引证。

[2] 同上,页388~389。

[3]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220。

[4] 珍·波本克和弗雷德里克·库伯《世界帝国两千年:一部关于权力政治的全球史》,冯奕达译,新北,八旗文化/远足文化出版公司2015年版,页169。

[5]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页220~221。

[6]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页399。

[7] 同上,页427。

[8] 参见安德森对这个问题的更详尽的阐释,同上书,页428以下。

[9] 张博树《人性、历史、帝国的多重变奏:“十月革命”百年祭》,载孟浪主编《致命的列宁》,香港,溯源书社2017年版,页11。

[10] 见杰佛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俄罗斯史》(第二卷),李国庆等译,广州,南方日版出版社2013年版,页234。

[11] 见戴季陶《日本论》,作于1928年,被收入戴季陶、蒋百里著《日本论·日本人》,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4年版,页27。

[12] 转引自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58~59。

[13] 见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页118。

[14] 同上,页118~119。

[15] 转引自戴季陶、蒋百里《日本论·日本人》,页50。

[16] 见戴维·贝尔加米尼《天皇与日本国命》,王纪卿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版,页203。

[17] 关于“歧出”或“背叛”一说,见许章润《日本国族转型心史》一文(链接http://zhanlve.org/?p=6963)。许文试图比较近代以来中日两国转型之异同,高度赞扬日本“国家理性”的“择善而从”,以为中国未来国家建制之参考,可谓用心良苦。但该文对明治以来日本转型史的若干分析尚有可商之处,认日本军国主义与对外侵略为明治精神之“歧出”,即为一例。类似观点还可见高全喜《脆弱的权力平衡》一文(链接http://www.eeo.com.cn/2018/1203/342506.shtml)中对明治宪法的分析。高文认为明治宪法大体保持了君权(主权)、阁权(治权)和人民参与(民权)的平衡,但后来天皇被日本军部所“裹挟”,以致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膨胀,打破了明治宪法原有的中庸之道。此类观点之问题亦是没有看到明治时代日本政治建构背后的精神指向和国家目标指向,这种向外的动力并非仅仅被军人所“裹挟”,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民族特性背景和现实依据,为日本上下所共享。

[18] “世袭罔替”,即后代可以继承原有爵位。在清代本来只有开国时的8个“铁帽子王”享有“世袭罔替”,以示开国之功。恭亲王奕䜣后被特命为世袭罔替亲王者,也仅有醇亲王奕譞(1875年)和庆亲王奕劻(1908年)。

[19]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上册),页273。

[20] 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页191。

[21] 关于同文馆,钟叔河著《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出版)有详细介绍,见该书页65~69,可参考。

[22] 容闳《西学东渐记》,转引自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页94。

[23] 同上,页102。

[24] 转引自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页239、252、259。

[25] 同上,页432、434。

[26] 同上,页435。

[27] 牟宗三的有关理论,参见其《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载《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页25~27。

[28] 转引自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页250。

[29] 见雪珥《帝国政改: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版,页29。

[30] 这里同时用了“供施”、“臣属”两个词汇,是因为它关涉西藏与中土政权关系理解上的分歧。在藏人理解中,西藏与元帝国、清帝国的关系只是“供施关系”,藏人宗教上师为帝国统治者提供宗教祈福和教化,世俗政权作为“施主”则为上师提供保护以为报答,二者关系不包含任何臣属成分在内。这种理解被当代流亡藏人和一些西方研究者引申,作为强调历史上的西藏不属于中国的某种根据,比如迈克尔·范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it Van Praag)的《西藏的地位》一书即持此论。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自元代以来,西藏与中土政权之间既有供施关系,也有臣属关系,详见张博树《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香港,溯源书社2014年版),第二章“历史上的西藏与中土政权之关系”。

[31] 见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页445。

[32] 见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二册,清季),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版,页819。

[33] 《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原件,1948年被国民政府运至台湾保管,2007年这些清代档案全部公开,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还举办了《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边界变迁条约舆图特展》,本书所述即根据特展展出之文献。

[34] 见濛池都护《南京条约竟不是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链接https://kknews.cc/history/p4x3og8.html

 

[35] 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页257~273的有关数据及更详细分析。

[36] 见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一册,清季),页735。

[37] 转引自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页444。

[38] 姜鸣在他的出色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里详细推算了三海、颐和园工程的可能费用和挪垫、挪用海军军费的情形,也谈到另有260万两巨款系打着海军名义,实为各地督抚对慈禧和颐和园工程的进贡。见该书(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页228~235。

[39] 同上,页135。

[40] 见和田春树《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上卷),易爱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版,页81。

[41] 同上,页83。

[42] 同上,页114。

[43] 见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二册),页283。

[44] 转引自和田春树《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上卷),页146。

[45] 同上。

[46] 同上,页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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