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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小玲:這Q與那阿.Q

2020年03月13日 中国治理, 政治经济 ⁄ 共 9322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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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下了決心,要寫一個中學微信群的故事。平時就欠正常交流的,偶有一些共振的氣流,也雷同舊遇。凡事皆有因果,此回是隱忍不住,而不得不做一種表示。微信也是大小世界,靜默或喧囂,那都自有理由。呆在裏面的人基本就兩張面孔:說或不說。而常態無非就幾種,見識、消遣,或交流、分享,再是表達、宣洩。至於將微信群當成廣場或戰場的,自然也存在。前者多有佈道或啟蒙的,後者則類似挑釁或戰鬥的。

 

眼下始於武漢的這場劫難,內遇災禍頻仍,外見殃及魚池。哀苦,悲憤;追究,推責;批評,袒護。有人也因此狐假虎威,並帶著感覺很正大的立場亮身段。比如,對美國疫情中死了一個人歡欣鼓舞:“山姆大叔的報應!”我很吃驚,故問:中國人為此染病8萬、死亡近3千是何報應?他直接繞過:“美國到處殺人放火!”我一時無語,繼續迎噴:他們幸災樂禍,壞事幹盡,還製造病毒來害我們中國!他的這種莫名的積怨與仇恨,似乎也由來已久。
    
    

關於新冠病毒,導致全球性至今百來多個國家,甚至導致整個義大利不得不“閉關鎖國”,其直接原因在於武漢官方隱瞞疫情、處置不當的後果,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實。至於如何以病毒源頭來減輕某種天大的責任,卻是另一回。而美國在這場疫情中的角色,完全正常,一邊支援中國醫需,一邊撤僑保護僑民,再有限度地停開航班。比起朝鮮最早的全線封境、與俄國隨後對付中國人的野蠻做法,也不輪不到無休止地汙名和指責,儘管美國今天也已出現了上千病例。
    
   

 對於大多數縣城的普通民眾而言,在這災難時刻,獲得消息有限,對外面世界發生了什麼,未必會特別清楚。即使方便的微信圈,由於社會分層的關係,許多資訊不是雷同就是缺乏新聞價值。有同學告訴說,我轉發的許多消息都是他們見所未見,十分陌生。對此群裏通常保持謙遜的沉默,讓自己處於觀望狀態。而Q呢,大概是想代表什麼的,所以憋不住了。可若非文革心理的舊病復發,或崇拜威權的必然冷漠,他怎麼會對武漢的苦難或轉移視線,或無動於衷?
    
    

一個簡單的微信群,“啟蒙”與“挑釁”的意味竟在瞬間呈現。我以為,面對社會性的蒙難事件,應該在根源層面予以追究與反思,更何況已蔓延成人類之災。杔西南北,不分彼此,也包括感覺清閒的故鄉同窗。若不是我文章連篇,也不會招惹或刺激某種次生危害。反之,沒有對方的意識歹毒和嘲諷挑釁,也不會引出眼下的這篇再思考。在任何空間,我都忌諱各種崇高的說辭。這一次卻遭遇“顛覆”:“別以為自己多高尚!”這顯然已非善意,而是一種有準備的惡了。
    
    


    
   

 Q,中學同學,一個自娛自樂的“愛國者”:有立場無是非。因知識結構的缺陷,使其對國家、政府、政黨、公民等等這些概念混淆不清。但他卻很自信,也屬感覺掌握了“宇宙真理”那種。不可與他掰扯理論,要麼準備吐血。和我一樣,高中一畢業就被作為“照顧對象”留城招工到國企。而我隨後離開故鄉,彼此命運改變,道不同也無以相濟。對於社會審美,智力會影響人們對良知的領悟判斷,使道德不再成為道德。我曾擔心的,對Q卻不幸而命中。
    
    

為避免犯下愚蠢的錯誤,落下自負張揚之嫌,每每面對鄉親故舊,尤其中小學同窗,更是謹言慎行。熟人社會的神經是脆弱的,經不起審視和拷問,更容不得懷疑與批判,大家都顧忌著面子活著。我是個偶爾返鄉的准外人。縱然能耍一點文字,也是有的放矢,考慮別人的承受力。偶爾時評轉群,簡直石沉大海——如今的家鄉縣城,與阿.Q年代並無多大的區別,只是“趙太爺”轉換成“趙家人”。趙家人的事,是也不是。但若多嘴,卻容易成冒犯。
    
    

1966—1976,是我們這一屆畢業生,從小學開始到中學結束的十年!這些年間,是中國發生反文化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全過程。雖也曾有過為反思進行的零散回憶,但畢竟都浮於表面不得深入。它所培育的某種“文化”新基因,阻斷了中國人原本那點並不厚實的舊溫良。大概滲透了變種的專制毒素,使逆轉的人性已無法正常回歸。我們這一屆應該有千餘人馬,無疑都多層面地深受影響,他們個人的內在精神世界究竟如何,至今對我都是一個迷。
    
    

我們這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生人,心智等諸多方面都具有重大缺陷。一位歷史學家朋友,曾對我如此形象地比喻過這代人的特徵:“豬飼料,豬腦袋,豬堅強”。一種動盪、扭曲、無謂而強大的歷史生存背景,使更多人無從擺脫不幸的社會與人生的宿命。但在人文政治上,卻最終也出現“兩頭尖”現象。少數人走向了擁抱現代文明的反思與覺醒,認同普世價值;而另一小部分人則依舊冥頑不化、抱守殘缺,倒入極“左”或極“右”的社會逆流中。
    
    

而城鄉間的各種演繹,如洗腦,麻木,條件反射等等,Q正是其中的悲劇角色之一。這一代人中,許多人的教育欠缺,自我教育的能力貧弱。對某種主義的概念,大多一知半解。對某些“階級”理論的政治與文化內涵也是糊裏糊塗。所以,更容易接受烏托邦、大政府、集權專制之類的簡單馴化與引導。沒有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系列常識,所以,依靠一種傳統封閉的思路,來不斷對抗正在發生變換的一切動靜。懂得享受物質進步,卻不知這背後複雜與邏輯否定。
    
   

 三
    
   

 因與家鄉有關,也與少年有緣,回看Q的現象,很容易讓我想起魯迅的文學故事。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歷史,依然在精神尚未現代性的國民身上延續,時常令有心人感慨不已。民國時期大學教授、文學作家們那種覺悟,卻是一頭連著權力政府和知識階層的。多多少少,大家都有改造社會的欲望衝動,知道面對文明世界在具體開拓層面的誠惶誠恐。即便是所謂的“軍閥”,也知如何從尚德行教育,敬畏倫理,善待先生與蒼生們。
    
    

魯迅的小說人物是傳神的,也給了那個年代多面反照的鏡子。儘管社會有近一個世紀的變遷,但是,現實中的很多感覺依然變化見微。大都市與偏遠的縣城之間,也還是能夠拉出一定的文化距離來。鄙人自幼好文,也受魯迅先生啟蒙,不願向世界的惡俗低頭;寫作,只為表達人間不平與呐喊正義,決不與任何黑暗和解!而對故鄉,由於長期漂泊在外,一份情感有些若即若離狀。對於Q,他是我的少年好友,因其人生故事成為事故,難免要上一回心。
    
    

結識四十餘年,某種善緣自然。小時,就比我身強力壯,也不時幫我幹些家務的體力活,我也另有幫助他的辦法。三十歲之前凡見到的Q,都感覺他更像《故鄉》中的“閏土”。後來找到一份正式職業,也總是小心翼翼:弱勢群體,出生貧寒,他當以百倍的真誠對待這個世上的人與事。只是有一年,Q突然大著膽子,向上告了一次狀,為他所在的集體利益。也許是這個事件成起因,發現了自身的某種潛能和力量,才有了以後各種混合與最終沉澱?
    
   

 果然,感覺Q的主見多了起來。之後個性越發鮮明,已然包裹著一種是非含混的意識形態,如同閏土突然有了強烈的表達念頭。可事情變得並不單純,這個精神轉化,實際上完成了某種複雜變異,雖理路不太清晰,但現象卻屬於某種逆流的大循環。也就是說,Q也已進入《阿.Q正傳》中。S城顯然比未莊要大也平靜得多,但畢竟有著更濃郁的官家文化,對現代的阿Q們,是可以魔幻的。而他們所要堅守的,就是“革命黨”的舊衙門及其便利。
    
   

 四
    
   

 縣城,時常賦予我更多中國歷史興衰的想像。父親的身份與人生的轉變,似乎沒什麼邏輯可言。他參加的“革命”,就如在大街行走時突然拐進一條巷。直到神秘感結束,才發現這條巷其實屬於同一條街。而這條街卻是他心中早已固定了的。沒有文藝復興、政治變革,沒有工業革命、宗教運動,這個社會的軀體就像一只巨大而衰老的蝙蝠,它聚集海量的病毒,也尋找釋放寄生的宿主。而在我們知道的任何一個角落與人群,都是接受毒素傳播的對象。
    
    

近年來,中學群常有轉發各種民粹傾向的言論,吐槽、歪曲與辱罵美國與西方也樂此不疲。按現在的線民劃分法,Q該屬於“五毛”或“自幹五”之類。但他自身卻未必瞭解這些歸類、說法與含義。他的不屑與憤怒,或執意要懟我的一大理由是:“從小吃過苦”。的確,因出生最底層,謀到一份公家差事也屬不易。憑著“低頭拉車”苦幹,謹慎做人,小日子才越過越平實。於是,便有了對社會身份的自我確認。一個“做穩的奴才”?我想起了魯迅。
    
  

  Q顯然還是知道國家與權力的關係,也明白自己所從屬的國企與政府的血脈相連。而政府連著政黨,全國一盤棋,上面怎麼說下麵怎麼做的規矩是不能被破壞的。有一點Q非常清楚:S城是黨的天下,必須講好基層自豪的那些故事。雖沒有人要他代言或宣染,但Q卻津津樂道,或追訴革命前的蛛絲馬跡,或神叨政治的大事。立場堅定、緊跟形勢,觀察敵情、見機言說。他當然不生產思想,而觀察國內外風向的消息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
    
   

 NCP的災難,禍起蕭牆。而病毒起源他國的輿論,正在更嚴重地傷害了這個國家的信譽與聲譽。但就這點傷害,卻不知還需多少時間或代價,才可讓國民們意識清醒。同在一條載滿瘟疫的大船上,形成了一個諸多不可分辨、利益駁雜的病毒命運共同體。而與之一道蔓延的則是另一種精神病毒。它起源於1900年的義和團時代或更早,潛伏在一個民族的肌體中,數次變異,不時爆發,危害著人類正常的生存交流。也許Q所中的,正是這種文化的巨毒。
    
    


    
    

已是人到中年,Q消化和處置各類資訊的能力超強。從“精神勝利法”這點看,他屬於阿.Q遺傳的類型,一種身份解放、高度自慰的升級版。在S城,他大小也是個“豆包”幹部,且已變闊。不像阿.Q,要常遭“趙太爺”之類的蔑視白眼。在一個准既得利益的階層裏,到了可與城裏的小官小吏、微富微貴們平起平坐的資格。但有一點突出的傳承,即最討厭“假洋鬼子”,即那些拿著文憑顯擺、喜歡說西方好話,或社會地位偏高點又傲慢無情的人們。
    
    

他笑我“另類”,大約屬於“不務正業”的“假洋鬼子”?從嚴格意義上,我不過是一群全文盲中的半文盲。就這一半優勢,我換得了活在別處、有所超脫的可能。大概出於觀念分歧吧,Q不屑於我這一束讓他感覺刺眼的陽光。所以就有了阿.Q對假洋鬼子那樣的口吻,當眾指責我“忘了本”且“忘了祖”。再加一句“美國人給你和中國人民什麼好處?”可我手裏卻沒那根有力的“哭喪棒”,也從來沒想過要制服什麼人。雖好笑,卻實在又笑不出來!
    
    

美國給我什麼好處?當然有。這一點,Q的確是難以體會的!我相信他沒有翻過《世界史》,或更沒讀過《美國史》。美國人繼承了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新教)文化,崇尚個人自由與尊重個人價值。今天美國文化中的獨立、契約、法治精神,讓整個國家充滿自由的生機氣息,也使政府針對社會不敢說謊,對人民不敢頤指氣使、無視人權,每個公民有尊嚴地生活著。這些,對幫助我認識這個世界的另一面真實,並對人類心存感激與對未來懷抱希望——這好處還不夠嗎?
    
   

 至於美國給中國人民什麼好處,那就遠超過我的見識了。簡單捋一捋:是美國的宣教士將現代文明傳進了中國,使中國人學會了真正的信仰、教育、醫療、慈善等等現代人的事業;在中國對法西斯的抗戰中,是美國無私的支持與犧牲,推動了最後的勝利;在美、蘇冷戰、中國插曲中,是美國有力的阻止,才避免了蘇聯原子彈毀滅中國的領土!是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歡迎中國加入WTO,才獲得了40年開放、快速發展的機遇。這些,Q們又明白了幾多呢?
    
    


    
  

  脫口而出,說我等同學“沒有吃過苦”才“不知感恩”。顯然,他沒忘掉將一種“階級烙印”的泛政治化,感覺自己的父輩也屬於“苦大仇深”。實際上,Q家與阿.Q門庭倒有相似之處,與國、共兩黨卻無半毛關係!群裏支持我的,一位是H,她曾是本地縣委副書記的女兒;另一位X的父親是縣銀行的行長;至於我,小時候也常被父親的同事揶揄為“局長少爺”。我當然很明白,自己的祖上是一茬又一茬的鄉下人,是農民,然後是泥瓦匠的工人······
    
   

 要說有誰更接近一點“趙家”的,當然就是H。她的父親張氏,是南下幹部,也曾是這個擁有50多萬人口縣的實際統治者之一。而X,其父也擔任過某個鄉鎮的黨委書記,同樣是一個鄉村社會手握重權的統治者。論底色,似乎都比起Q來要“紅”得多!我想,她們後來上山下鄉,經歷了自己蹉跎的青春歲月,一定也體驗過鄉村社會的艱辛困苦。但她們有常識,並不因父輩曾是當權者、家庭條件相對優越,就蒙蔽了眼睛、放棄對文明進步的期望。
    
   

 據H說,她還將我的文章轉到她的同學群裏,也遭到了同在一群的Q的抨擊:“忘本了,不知黨為他們貢獻了多少青春與生命,才換來今天幸福生活!”也許,那場革命,除了H的父親、家庭是直接收益者外,同其他人並無密切關係。不論社會新舊,都是平民一族。而我的父親即便不入公職,靠著他的那點讀書薄底,日子也不會有多大顛覆。而Q的苦力工人家庭就更是了!眼下雖已溫飽,卻也非權非貴,怎麼感覺變身份了,可以維護公權力了?
    
    

我相信,在這個中學微信群裏,我不可能有任何優勢。雖倆女同學似乎站在我一邊,但她們也沒敢得罪老同學。除了不斷對他發出“不談政治,只談友情”的請求,但還是沒能止住Q的聲量:“吃黨的用黨的,你們還要跟黨過不去!”我曾經寫過阿.Q是繁殖有後代的,只是基因有些轉變,格局也比先輩大了一圈。他們生活在各類的人群當中,也包括都市裏的那些知識份子。這也證實如今為何許多人,還那麼執著地紀念魯迅、感歎世道人間的緣故。
    
    


    
    

Q還有兩句對諸位的嚴厲批評,謂之“養尊處優”及“吃飽了撐著”。這很像酒後的胡話。他曾不無得意地說過自己:這些年酒量大增!身為副職,主要工作就是接待,天天陪領導和客人胡吃海喝。而我等一樣為生計敬業掙錢,亦無公款可供吃喝,勞作最後,何來養尊處優?阿.Q精神物質雙貧困,即便魯迅要將他作為受壓迫者的底層代表,也無法兜住愚昧的悲劇面相。而Q,莫名地厭惡是對味的,類似“兒子打老子”,他也會給我一句“傻B!”
    
    

客觀上,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國民,都是通過自己的自食其力在維持生活。而作為政府或黨政,卻是依賴納稅人即公民們提供充裕的財富,代為這個國家及其社會進行管理。所謂“吃黨的用黨的”就是一混賬邏輯!這是非常非常簡單的常識,可也是相當相當嚴重的問題!關於常識,不久前好友老灣(《哲學的邊界》作者),鼓勵我能寫一本類似潘恩那樣的《常識》來。非常好!我告之:自己剛剛完成了《為常識辯護》一書的整理編輯,也正在設法出版。
    
    

日子好過前輩了,便惦記著如何認一個“主子”來報恩。這等奴性,真是自賤得可以!阿.Q們的窮困潦倒自然多少與官府有關,但顯然自己也負有責任。只要縣衙裏有“父母官”,或代民做主的,他們都永遠只屬於低下的一群。別說要“謝主龍恩”,就連表達愛革命黨、愛衙門的資格都沒有,他們不姓“趙”。至於Q同學,因缺少關鍵的常識,欲高調表態熱愛什麼的,新意沒有,出口也沒有。當真愛國,那是需充足的理性與精神支撐的。面對武漢義舉中“吹哨人”或“發哨人”,Q的知覺大抵就是個白癡。
    
    

也很趕巧,災區武漢市政的首腦,居然近日號召還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災民感激謝恩!消息一出輿論炸鍋!如同一出鬧劇,很快就在憤怒申討中撤稿落幕。寫作間,恰好收到一篇友人給我分享的《應該開展感恩教育》。其中寫道:“我們是共和國。共和國實行的是民主政治。老百姓是主人,是各級官員的衣食父母。官員手中的每一分權力,都屬於老百姓。老百姓的權力交到你手裏,那是對你的信任。所以,要說感恩,首先應該是官員向老百姓感恩。”
    
   

 此文出現及時而有力,點到了政府與人民政治關係的要害。文章作者是中央黨校的王長江教授,曾為呼籲政治改革而頗具影響。今天這篇對當下的各級官員具有實際教育意義。“明明手裏拿的是老百姓的權力,搞得似乎自己成了權力的主人。所以可以說,最缺乏的,正是這樣的感恩,最需要的,也正是這樣的感恩教育。”這樣的揭示可以讓那些頭腦發熱、不分西東的“主子”或“奴才”、“家丁”們澆一盆冷水:這是現代社會,少點腐朽的東東!
    
   

 八
    
   

 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生存世界的盲點,都有自以為是的時候。問題是,那些事關人的自由尊嚴的常識、事關公共權力與個人權利的辨別,若出現顛覆性的錯誤,那將是對自身、對周圍,也是對人類的致命傷害!以無知和蠻橫來為某種“自信”做墊底,只能造成生命建築的遲早坍塌。個人這樣,社會亦如此。或者,一個人只有某種僵硬的立場,而眼裏沒有基本敬畏和可區分的是非曲直,那種傾口而出的叫喊,又有多少是可以擁有一種美感和力量的?
    
    

自從有了點公民覺悟,自己便很厭惡虛頭巴腦的“愛”情氾濫。一種被無知與偏見碾壓的思緒,將一個個正常人的存在扭曲、損毀。儘管許多人對人的自由毫無感知,似乎完全適應了渾渾噩噩生存環境,但還是感覺其風頭正勁。不管是出於哪種原因,愚昧無知的人們總是分辨不出暗與光的區別。他們對獨立的人格熟視無睹,對真實的人性亦不求甚解。而何謂國家、何謂民主、何謂現代社會,為數不少的一群新Q們,也更是時常假裝明白,然後瞧准空隙,一片瞎嚷。
    
    

阿.Q式的中學同學,其實在我的視線裏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以前,隔了十萬八千里的,若發生什麼特別怪異的現象,我也是鞭長莫及。但現在的一個微信群,卻勾連起不能完全回避的關係。實際上我早早就想寫一篇關於中學時期的文章,為那個時代寫一篇悼文。但又擔心傷了自己也可能傷了別人,也就罷了。可這一回,我是不得不提筆。災難來時,最易誘發普通人種種真實的美與醜。我當珍惜這個機會,揭示如艾倫特指的某類“平庸之惡”。
    
    


    
   

 武漢的瘟疫,幾種表像,就可以斷定是一場人道主義的災難。為此,我牽掛始終。也極少像這陣子這樣,從《.文.亮.李之死,自.由.言.論之殤》開始,為這次事件連連發文,參與社會批評。如此,卻大大刺激了Q同學,對方居然也亢奮了——攻擊、嘲諷、批判。感覺就像扮演一位疫情災區中言論管控者,或是地方封城斷路中戴著紅袖章的執法者。之前,我每分享一篇到群裏,必有Q各式及時的搗亂,混淆視聽。於是,也有了他步步推向想要的高潮。
    
   

 阿.Q若轉世復活,還是免不了某種痞味,儘管已隔了數代。我也尚未像假洋鬼子那樣,在未莊裏拋頭露面,宣揚“革命”之類,而只在30多個退休同學的群裏,轉若干自己和別人的文章。但這不同的觀點以及這個是非“辯論”中,也根本就不關什麼政黨語境,僅僅是就事論事的時政評論,卻遭致欲罷不能的抵抗、反對與歪曲,有了“欲加之罪”,升級到“路線”鬥爭。那位表示一直很喜歡讀我作品的同學X,也被圈成異己分子,一併遭到Q的討伐!
    
   

 這種來自少年同學的糟糕景象,相信不是一時一地在偶然發生。群裏群外,都市鄉村,幾乎都在如潮洶湧著政治的假設,製造著對立的“敵人”。21世紀,讓人感覺倒退有多麼地嚴重!其實,許多人還是傳統意義上的“群眾”,或盲目或盲從,如勒龐在他的《烏合之眾》所指:他們“沒真正渴求過真理,面對那些不合口味的證據,他們會充耳不聞”。而“凡是能向他們提供幻覺的,都很容易成為他們的主人;誰讓他們幻滅誰就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雖是小人物,Q當然也可以列入“烏合”之流。也許有人認為,一滴水花,掀不起的大浪,何必計較?何況人家只限縣城一隅。但我以為,從社會學角度,縣城承上啟下,作為鄉村與城市的交匯地帶,也最具中國的社會文化特徵。關注一下,便可能給陌生的讀者多出一張躁動的面孔,也多一份外延的警惕。我自然遠不及智慧者的觀察與筆力,卻多少也能夠幫助人們管中窺豹,或拾得一角社會的矛盾與糾結。尤其是,在這樣一個新舊混雜的年代。
    
  

  十
    
 

   烏合之眾,對文明的識別與增長也具有巨大的破壞性。以多年的考證,這個群體也在不斷地擴大,且已延伸到了知識階層。這當然是有關文明現代發酵的言論,被無端限制的結果。人們長期處在一個不敢、不能而變得不想言語的環境中,就越發從一個被邊緣者,最終成為無法正常思考的懶散之人。只要出現各種的社會大霍亂,或產生精神系統的大壞死,那麼,人們就會結束自己的孤獨游離狀態,形成烏合之眾,釋放非理性的情緒乃至付之暴力行動。
    
    

奇怪的是,Q竟可以把自己綁上一臺標識階級的戰車上,這樣涉及社會正義的道德風險,以他的政治智商是意識不到的。只能寄生土穀祠的阿.Q,即便是窮到根上也沒那麼死心眼,非要將自己與假洋鬼子混成鐵關係不可。他知道革命是要砍頭的,只以“精神勝利法”見好就收,就像眼下嘴巴沒門只知耍恨,卻從不敢承擔社會道義與責任的五毛黨人。但是,升級版的底層阿.Q們,或許比鄉下的前輩聰明,比都市的五毛愚鈍,關鍵時刻竟認錯了敵人!
    
    

或者還有與他相近的人們,知道今日人類完整而真實的面目嗎?我深表懷疑。他讀過我的若干本書,也知道我是知識份子,還知道我與國際社會多有接觸。但這妨礙他有自己的不屑——“那又怎樣?”是啊,又能怎樣?每一個人都是井底之蛙,不過口大口小而已。他通過《新聞聯播》瞭解世界,而我則通過世界瞭解中國。可歎,卻都不是真正的公民,在疫情爆發的時刻,誰都沒權利與能力親手遏制災難的一寸蔓延,只能將彼此當成病毒防範。
    
    

十一
    
    

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幾乎沒多少人是真正容易的。但不管人們的生活過得怎樣,社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也無論你地位尊卑、身份高下,一種公正仁義的態度,和一顆憐憫的心總還是需要擁有的。我們可以容忍一個人的無知,卻不能沒有基本的是非,糊塗到聽不懂人話,混蛋到會恩將仇報!人們無法拒絕人生突然的變故或災難,但總可以在對種種不幸與悲劇的體驗中,發現人是該要面對糾錯與成長的。這是人類,不是動物圈,博愛與行善才是共同的方向。
    
    

魯迅已走了近百年,阿.Q們卻還活著。如果說我們還有什麼苦悶,或也有什麼很深的痛苦,那就是這個時代越發顯得渾濁不清,望不到一片純淨的土地,一個完全純潔的群體。大學生誤以為自己“覺悟高”,毫無愧色地舉報自己的先生,獲得獎賞猶如精神獲勝。這種智性與情感的分裂,使品德的操守等同於失教缺德的盲流。轉型社會與救人的常識,死於不能獨立而貧瘠的思想面前。在廣袤大地上,輪流著白天與黑夜,卻無法停住一道很想看的風景。
    
    

很多時候,我是只想流淚的。歷史一天天在加重自己生命的暮氣,我只能年復一年,把曾鮮亮無比的人生美願,允許她漸漸地褪色;無奈少年無邪的Q,也似乎步了阿.Q後塵。丑角上演如病毒的變異傳承。那希望天下人不分貧賤、平等相待、彼此尊重,獲得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竟凝結成無人欣賞的黃昏暮色。可我,最悲傷的莫過於:一些最具良心與正義情懷的好友,為揭示真相於常識,亦如當年秋瑾,正處於受難之中。想到此,靈魂又在飄蕩。
    
    

                                                                      2020.3.11 北京

 出处 :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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