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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玲:武漢、公民及其Q民

2020年03月17日 中国治理, 法律社会 ⁄ 共 5047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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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已有兩個月了,十幾僱人各自宅在家裏,沒交沒往、無親無戚似地,日子過得方式之奇特,絕對屬於人類有史的空前。平時熱鬧的北京城,像患了一場突然的聾啞,失聲了;而戴口罩的百分之百無一例外,人們幾近比劃著生活,白天比夜裏還感安靜。時間長了,每每望著窗外幾個孑然影孤,便惘若隔世。再對著鏡子,鬍子可以剃,可頭髮長得像一個不想打理的叫花子。老想事,不得一刻輕鬆,連做夢都不安:我回到了“大清朝”。並且,長了辮子。
    
    

這幾天,寫了與民國阿Q有關的文章,便引發了許多不同反應。大家關心的自然不是過去的阿Q怎樣,而是突然想到了自己身邊的人,或感覺自己就是。與我的同學Q者、同那個文學中的悲劇人物又有多少干係?太多的回饋,又讓我感觸突然延伸了不少尺碼,而且也越發拉扯了兩頭——歷史與現實!為此,同人民大學的朋友常凱教授通了個電話聊天。他也認為:Q文的確有耐人尋味之處,令人不得不思索社會的文化,也涉及一個公民的問題。
    
  

  的確,公民——這個字眼無人不熟。但對絕大多數國人而言,實際上則是陌生的。思想家李慎之生前也對我如是說:如果他有下輩子,就一定要當個“公民教員”從小學教起。李先生這話是2001年說的。為毛?當然是為許許多多感覺不爭氣的國人!那時候,關於要不要深化改革,體制內外都是有說法或叫爭吵的。而如何建立完善一個現代國家,實現憲.政、民主的社會,其中公民身份的確立以及公民的社會自覺,也是非常的要害命題之一。
    
    

據我在臺灣考察所瞭解,自國民黨的蔣經國先生決定放棄威.權統治,讓臺灣實現社會.轉型後,公民教育就有了嶄新的內涵。作為中小學生們的必修課,它培育民主素養,接受多元文化,講究獨立思考,尊重個性發展,包容異己思想,並且鼓勵藝術審美與科學精神。今日兩岸雖有不同的摩擦衝突,但對於臺灣社會本身的總體進步,卻沒多少人能公然說三道四,給出文明維度上的悖論置疑的。因為這個屬於全體公民的社會,公權力是渺小的。
    
    


    
    

我以為,自己那篇Q文能突破13萬眾的閱讀,不僅與眼前的災難有關,同樣與我們整體幾代人的精神世界的底色有關,與做公.民還是做臣民的社會生存觀念有關。對於公民,首先得有是一種意識,然後是自覺,再就是去做!某年,應憲法學家張千帆教授之邀,到北大做憲法與公民權利的演講,我就這樣對同學們說:我和在座的北大師生一樣,都不是真正的現代公民。的確,曾經屬於阿Q的困境並未完全排除。我們有憲法,卻少有現成的明朗權利。
    
    

無獨有偶。也就在今天,一位朋友、哲學學者趙尋先生告訴我,他也正在寫一篇“阿Q革命”的長文,準備獻給《阿Q正傳》發表100周年。他說,“啟蒙者不情願,也要正視:阿Q只失敗過一次。辛亥而後,阿Q成功的原因,更值得研究。”我便這樣回答他:如此思考,定有價值。我們經常是被阿Q打敗的!然而,他後面的回應則有點讓我震動:“我認為對阿Q的同情,是完全不正義的——對自己的不公,對未莊世界的不公。”
    
    

——因為,離開了實際正義,才有這樣的“不公”?若不同情阿Q,那就要重新評估一場舊革命了。甚至對魯迅先生,也得進行文明進化思想的再梳理?這個任務顯然是由趙先生們去承擔了,的確也很重要。關於“國民性揭示”的文化價值與歷史貢獻問題,近年來已引起討論。但本文并非學術探讨,還是回到讀者看得見的現實問題吧:那些在歷史中被認為是“最革命”的雇農或貧下中農、阿Q們,在進入大小城市並改變身份後,又對中國怎樣了?
    
   

 阿Q精神的傳承與公民社會的難產,彼此之間休戚相關。我其實是在經歷著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場:芸芸眾生的新生代阿Q們,根本就不理會眼前“時代變遷”的多少可能。他們只看重如何將“土穀祠”改造成水泥房,或更高級點的大洋房;或在乎趙太爺允許自己同他可以順便打招呼,甚至在某個衙門裏也能隨意進出。顯然,有了這等已有的自由,就無法理會其他的更要緊的自由。但這又的確屬於文明與愚昧的鴻溝距離,他們無法目測解決。
    
    


    
   

 一場災難,可以拖出很多焦慮,也可以激出很多思考。再沒能力的民族,在如此這般驚天劫難中,也不可能不對權力的傲慢挫骨揚灰,對無辜喪失的生命痛定思痛。問題是,我們還是面臨了一種讓人驚詫的意外。似乎有種國家主義的東西在凸顯,在遮擋著這個常識與倫理的正常反應。這原本是催生社會剮毒療傷、正本清源能量的機遇,好像也沒被抓住。再回頭看看,細細品味,武漢社會輿論上的荒腔走板,如同一份當年袁氏手裏的《順天時報》。
    
   

 此刻,我突然想起了湖北。當年在那洞庭湖對岸的湖南,當年26歲的毛潤之先生,是何等地意氣風發,為《湘江評論》撰寫胸懷天下的發刊詞:“住在這江上和他鄰近的民族,渾渾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們沒有有組織的社會,人人自營散處,只知有最狹的一己,”那時候,他似乎明白阿Q們的生存的渙散無力,也已知了自己要做公民的責任?反正,這個始終敢於造舊世界反的英雄,最終還是改變了一個時代,雖然留下了不少遺憾。
    
    

而疫區剛處混亂時,也有調侃的。就說任憑湖北的官員這樣鬧下去,“九頭鳥”就會鬧出另類的“武昌起義”!這當然是一句苦澀的玩笑。人類的理性已發現,所謂“暴力革命”多為愚蠢而又徒勞。那種走向任意掠奪與必然傷害,很難將一個明白的社會,清晰地交到一群糊塗人的手裏。而眼下,儘管時代沒完全改變,但整個中國的身段,已置於全球理性的影響之下,無論往哪個方向偏移,都可能產生無形地掣肘,而現代文明的陽光也總還在那照著。
    
   

 只不過,武.漢城瘟.疫剛爆發時,可見那湖北官場上的亂,決不亞於滿漢權鬥那陣的大清,據說“風氣壞得是不要不要”的。否則,中央就無需一撥一撥地派大員下去檢視與督查了。災難來臨,官員們裝聾作啞、傻等上意,不會當機立斷、及時滅火。或乾脆欺上瞞下,張燈結綵,吃喝玩樂,製造一片太平景象!這是一個什麼的官場與社會生活呢?似乎在這個時空間,已沒有文明人的思維,沒有文明人的憤怒,沒有文明人的發難,也沒有文明人的存在!
    
    


    
   

 武.漢的官場完全倒退到一個舊衙門時代。而武漢城同樣像一個混亂無序的、等待革命的未莊。官方的媒體無所作為,甚至助紂為虐,可謂官家謠言滿天飛。連“趙太爺”、“錢太爺”與“假洋鬼子”、“趙秀才”這些達官貴人都被蒙在鼓裏。畢竟,他們不處在權力中心,自然是可以隨時被甩掉的包袱。此外,就更遑論“吳媽”和“小尼姑”以及“小D”“王胡”和阿.Q們了。這些底層人,基本屬於過一天算一天的民眾。遇事也幾乎是聽天由命。
    
    

當然,被發現的,還有同“假洋鬼子”一樣狐假虎威、心理投機的“新聞工作者”。一位在紐約的學者朋友張傑先生,看到一些怒懟記者廖君的文章,不由感到欣慰:“她有什麼錯?教科書就是這麼教的,她是一個好學生。但問題是你生活在社會中,為什麼不食人間煙火?為什麼沒有思考能力?廖君就像一個軍人在執行開槍的命令,她不知道什麼是平庸之惡,也不知道善與惡。”因為她並非公民,或沒去積極爭取當一個可以合格一點的公民。
    
    

那麼,公民在哪里呢?缺乏基本公民社會培育的武漢及武漢人,能讓一樁衛生事件延燒成一場社會的災難大火,這也是有它自洽的內在邏輯。就以武漢為例,關於公民的問題,也可以看出個一二三來。如果湖北省市的官員們,有一個屬於合格的現代公民,就不會身在武.漢而視而不見災難將致的苗頭,不將已發生的傳染病,按現成的國家防疫法以法律賦予的權責立即執行。結果是放縱了瘟疫,蔓延全城,戕害了其他以外的千萬人的無辜生命!
    
    

公民絕非一個抽象的社會概念,並備鮮明的現代性格。公民者,心中有憲法,眼裏有法治,手上有法理。識别一個社會最起碼的公理與道義,都有一種對自己與對他人的尊嚴維護意識。在武漢社會的災難事件中,我們所能間接體驗到的,是一種整體公民精神無聲無臭的狀態。感覺這個世界的人除了不留辮子、不穿黃袍馬褂和小衣長裙,其他的似乎全沒大變化,從前的精氣神怎樣,今天也差不多依然將就。所以,新冠狀病毒便能自如地趁虛而入,沒有及時的招架應對之功。
    
    


    
    

那個在微信群中私下交流的李文亮們,其身份當然不屬於現代公民。但是,他們卻有了最基本的公民覺悟,即作為治病救人的醫生,對危害社會生靈的第一警覺!或者說,一樁突發事件,讓他們提前地拐入一條通往公民的正道上。他們的被動的“吹哨”,而其推動文明的價值已遠遠地超過了一群醫者的身份貢獻。而那個按照命令,將醫生們進行所謂“訓誡”的員警,是工具更不是公民。這類底層沒頭沒腦的糊塗公務員,連阿Q都未必瞧得起。
    
    

趴在武漢家裏,每天記錄併發表災難日記的作家方方,當然算是一個自覺的公民。良知與正義,這原本就是一個作家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她像真實過硬的文人魯迅一樣,直面“慘澹的人生”與“淋漓的鮮血”。儘管客觀上,言論的不能完全自由,使其公民的社會真實身份被無奈打出個折扣!顯然,有了這麼個作家方方,其他作家們是否全都自然變身為“公民”了?不,如果作家,面對洶湧的災情與氾濫的問題卻始終保持著緘默,他們根本就不配!
    
    

然而方方日記中,一個真實的艾芬,一個坦誠自己是“發哨人”的醫生,她的自覺行為,比起“吹哨人”,甚至比起方方,無疑都更符合一個“現代公民”的定義!一顆勇敢的心,需要來自對正義的追求驅動。對於真實的公民而言,首先是個憲法身份,然後才是社會或其他的不同定位。但你若有一天,在一個完整意義上,獲得了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卻對不公與不幸熟視無睹,那麼,如此缺乏公眾意識便是殘疾的國民,結局也可能是自害或互害的。
    
    

阿.Q多了,就會讓這個社會不正常;而非公民的人多了,結局亦然。我們生存中的許多人(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介於阿Q與公民間的、精神不確定的角色。所以,經常會出現讓人啼笑皆非的社會關係,還有忍俊不禁的生活笑料。不是把自己太當回事,就是太不把別人當回事。有權人的耍威、有錢人的炫富,知識人的擺譜、無知者的無畏等等,都是一道道橫在面前排遣不去的“風景線”。這使得極少數特別清醒的人,不得不更加孤獨。
    
   

 客觀上,非公民的現象在知識界還是很普遍的。如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所揭示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比比皆是!在中國各領域,他們以不同的姿態呈現出來。不少學有專長的人們,從來都善於可以拿著某類專業或學術炫耀,卻不知專業往往也是器物之類,若無良心與正義感的滋養,腐朽之事便自然而然。可他們還是迷戀自己的“象牙塔”,或是既有的學術權威,蔑視外面的積極存在,哪怕那些存在還能社會人間有所長進。他們的局限保守其實是種危害。
    
   

 六
    
   

 我想,如果沒有類似“反右”“文革”這樣的一塊塊跳板,攜帶阿Q精神或假洋鬼子病毒的人們,就不會太順利地進入現在的時代裏,成為我們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不會讓我們繼續付出那些古老而原始的代價,來做一個極其勉強的“現代人”。假使杜甫復活,他是否還會雞蛋裏挑骨頭,批判現實的種種瑕疵?或再假若陶淵明在世,他還能找見自己的那片可以怡然自得的“南山”嗎?不知道。雖然每一顆偉大的靈魂,似乎都只在生命完結後閃現。
    
   

 有個案例非常典型。人們總會記得那個自稱“公民記者”的陈秋实,在武漢,面對瘟疫的威脅,那份真誠,那份忘我,那份堅定,實在感人!我覺得他是真正理解“公民”內涵的,從法律到人文,從表達到行動,並努力拼死也要去盡一個公民的義務。不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麼個屬於公民的自然反應與正常舉動,居然會惹得地方不高興,據說好像還被“強行隔離”?不就是去疫區像所有記者一樣做現場記錄嗎?怎麼就變得那麼無法無天了呢?
    
   

 今人難別黃鶴樓,梅花未開雪九州;黃鶴一鳴城中逝,千傷染冠川成愁。漠視公民的生態,淡化公民社會的價值,活著的意義也會越來越削弱。以往被啟蒙或自覺的生命,若不那麼有韌性,也會在噪音不斷的干擾中、在是非含混的價值觀衝擊下,不是煩躁不安便是神經坍塌。或許,作為一個准公民的作者,此刻,我可以弱弱地代替魯迅先生,對那些我熟悉與不熟悉的偉大的公民,那些“真的勇士”们,表達一種敬意——“為民請命的人”!
    
   

                                                   2020.3.15 北京 

       出处 : 博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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