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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志东:“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

2020年07月04日 教科文, 最新文章, 首页 ⁄ 共 9683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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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懟美國的白左政治正確

從所謂的“美國文革”談起

 

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郝志東

 

(原發FT中文網,標題為“‘特朗普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他们眼中的‘白左’”,2020年7月1日。這裡是加長版。)

 

近一個月來,海內外一些華人自媒體或者網絡平台,比如《知乎網》、《觀察者網》、《星系花園祕境》等,尤其是一些頗有名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對美國發生的抗議警察暴力和種族歧視的事件發出了一片撻伐之聲。因為中國人的參照物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於是很多人驚呼美國人正在搞“文革”,即所謂“到了上海才知道錢少,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美利堅才知道文革還在搞”。

 

他們把推倒美國內戰時期南方將領的塑像等行為稱作“破四舊”。減少對警察局的財政支出以支持其他社會服務,甚至解散警察局(全國只有一個城市提出來,而且實行起來因為民主制度的原因會困難重重)被看作是“砸爛公檢法”。可能很快就要把美國一些大學的招生制度改革,比如不看SAT成績,說成是“工農兵上大學”了。

 

不過這些都是誇大其詞。論者漠視了“破四舊”和這些事件根本性質的不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故意語不驚人死不休。官媒不敢提文革,站在一個自己並沒有擁有的道德高地上,只提反對種族主義;自媒體又要賺眼球、拿賞賜,所以眾聲喧嘩也就可以理解了。正如資中筠先生在“妄議美國”一文中所說,“國情如此、人情如此,身邊事無能為力,只能妄議隔洋之事,替他人擔憂了”。

 

但是這個所謂“擔憂”的背後其實是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朗普化”與人們對所謂“白左”和“政治正確”的偏激的看法。所以要搞清楚現在這個所謂的“美國文革”“破四舊”問題,可能需要先從上面幾個現象談起。本文首先討論什麼叫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朗普化”、“白左”和“政治正確”,然後分析一些所謂“破四舊”的具體案例,看人們對所謂“政治正確”的批評到底有沒有道理,之後解釋民主制度如何處理“政治正確”可能矯枉過正的問題,最後我們解釋為什麼說“特朗普化”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們批判所謂“白左”、“政治正確”是脫靶的行為。

 

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

 

林垚在一篇題為“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燈塔主義與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川化”,2020)的文章中,說“川化”,即“特朗普化”,實際上跨越了知識分子內部的傳統意識形態分歧。“特朗普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由於對極權主義和計劃經濟的慘痛記憶,認為歐美的政治與經濟體制是中國效法的榜樣。默克爾、歐巴馬他們對中國的集權體制採取了綏靖政策,但是特朗普上台後就對這個體制用貿易戰的方式發起了挑戰。所以他們對特朗普便讚譽有加,認為或許特朗普可以救中國。

 

當然這是一廂情願的事情。最近出版的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的回憶錄揭示,特朗普對中國的民主、人權,甚至公平貿易,基本沒有興趣。他所關心的主要是自己的政治利益,即下屆能否連任。美國的民主體制也是問題多多。不過這些並沒有阻礙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對這個體制和特朗普的熱愛。

 

林垚說“特朗普化”的自由派中國知識分子們除了在政治、經濟上將西方作為完美的燈塔之外,對西方的白人/基督教文明也非常憧憬。於是他們對非白人移民歐美、對伊斯蘭難民在歐美尋求庇護,憂心忡忡。就和亨廷頓的擔心一樣,他們認為這個基督教文明會被稀釋掉,歐美都會被伊斯蘭化。甚至中國也會被黑人化和伊斯蘭化。西方文明的燈塔將不復存在。於是他們對特朗普的種族主義政策、反移民政策、反同性戀政策非常推崇,生怕西方文明被淪陷。

 

叢日雲甚至認為,如果不是特朗普上台,“對多元文化主義和進步主義的趨勢予以遏制,美國真的就會走向更激烈的衝突甚至內戰”(從道若雲,2018年8月29日在錢滿素教授《文明給誰看》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特朗普反對什麼樣的多元主義?”)特朗普阻止了“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殘與慢性自殺”,“讓美國文明重振自信、重現輝煌”。為此,他希望特朗普“能幹滿八年,甚至還能讓他這一派人繼續幹一段時間”。顯然,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特朗普既是美國的救星,也是中國的救星。

 

林垚在文章裡還舉了一些例子;高全喜為特朗普的白人至上辯護,認為穆斯林不可能融入歐美社會:“事实上许多异教移民根本不可能在‘熔炉’中熔化,反而成为社会福利的挤占者、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以及文化政治秩序的敌人”。劉瑜說歐美左轉會出現拉丁美洲化的問題,所以特朗普當選即使是惡也是必要的惡;“政治正確”讓白人為他們的祖先背鍋是不對的。劉軍寧認為左傾是一切政治罪惡的根源。郭于華說“西左中左都一口咬定川普是流氓,其实他们造谣生事、丑化泼污川普的话语和行为暴露了他们才是真流氓!”孫立平認為特朗普破除“政治正確”,猶如我們當年打破禁忌、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一樣,對美國未來走向、世界格局都會產生深刻影響。與周濂對談的包剛升、施展、劉蘇里也都表達了類似高全喜那樣的憂慮。

 

蕭功秦也談到一個美國“白左教授”到他家,他向其表達了未來美國黑人數量超過了白人之後怎麼辦的擔憂(見郭松民,“對蕭功秦教授‘臣妾種族主義’的心理分析”2020/6/19)。許紀霖也在不加批判地使用“白左”這個詞(見許紀霖“從反種族主義運動看美國的政治正確和身份政治”,2019)。在6月22日華東師大的一次論壇廣告裡面,他們還把目前的這場運動定義為“‘我無法呼吸’、‘黑人命貴’為中心的反種族主義運動”。“黑命貴”(這也是叢日雲的用詞)是對“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口號的惡意歪曲,也即別人的命都不貴,只有黑人命貴,所以提出“所有人的命都是命”來反駁。其實人家口號的原意是別人的命是命,“黑人的命也是命”,凸顯了大家的命都是命,但是黑人的命為什麼不值錢的問題。

 

上面這些人都是中國首屈一指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海外還有很多類似的知識分子,比如大名鼎鼎的何清漣、廖亦武、李劼等等,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

 

資中筠先生和張千帆教授以及另外一些知識分子對上面這些學者的觀點也都有所批評,並都撰文表達了自己的觀點。筆者對這兩位以及持其他類似觀點的人也深表贊同。只是我覺得資先生對共(和黨)民(主黨)兩黨、左(自由派)右兩派似乎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失公允。沒有看到資先生說民主黨作為反對黨“反對現政府”哪裡反錯了。對兩黨所謂“置廣大民生和美國的長遠利益於不顧”的批評也有失之偏頗:實際上兩黨的主流都認為自己代表美國的長遠利益。另外很少人宣揚弗洛伊德是英雄。人們針對的是警察暴力和種族歧視,這不僅是弗洛伊德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黨派問題,人們對警察暴力的反感是跨黨派、跨族群的。資先生批評說人們藉此“煽起對現政府,特別是要競選連任的總統不滿”則未免與事實不符。而宣揚弗洛伊德是個罪犯,只能起到為警察暴力開脫的作用。

 

另外《紐約時報》評論版編輯辭職(不是“被調離”),原因是要承擔編輯疏忽的責任。因為那篇文章不僅有偏離事實的情況(比如說抗議行動被反法西斯組織所指使),還有呼籲政府出動軍隊參與暴力鎮壓抗議群眾的問題,不是資先生講的僅僅是發表了“對立面的言論”的問題。而編輯居然沒有發現並適當處理這些問題(況且在文章發表前編輯部和這位聯邦國會議員作者的秘書是一直有溝通的)。這篇文章現在還在網上,只是編輯部在該篇文章的前面加了一段說明。為了負責任而辭職,和因為“政治正確”而辭職還是有一段距離的。偏離事實與鼓動暴力是新聞專業主義、新聞倫理所不允許的,不是黨派問題,不是政治不正確的問題。

 

張千帆教授所說的“下跪”也容易被誤讀(見張千帆,“種族平等—美國憲政的原罪、救贖與短板”,2020/6/19)。這不是中文意義上的“雙膝下跪”,不是認罪或者祈求什麼東西,而是“單膝跪地”,表示對警察暴力和種族主義的抗議,尤其是在運動場上唱國歌的時候這樣做。這是一個極端嚴肅的、之前被特朗普批判為不愛國、會有嚴重後果的、一位橄欖球明星卡佩尼克為此丟掉了自己的工作的行為,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表演藝術”。

 

當然本人對兩位文章中表達的基本觀點是非常贊同的,那也是本文想進一步澄清的觀點。只是我們在防止別人矯枉過正的時候,也要防止自己矯枉過正。我們下面會繼續討論如何防止矯枉過正的問題。

 

另一方面,“特朗普化”的反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則醉心於“大國崛起”、文明復興,希望輸出“中國模式”,從而坐到“世界霸主”的寶座,至少和美國平起平坐。這樣的話,他們就需要壓制國內少數民族以及港台的分離勢力,這一點又和特朗普息息相通。所以反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在這個意義上也和自由派知識分子一樣被“特朗普化”了。林垚舉了一個強世功的例子。其實王陶陶(見其文章“白左:人類文明的艾滋病”)、“周老師本尊”(見其文章:“白左之惡”)等網紅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也無不如此。

 

中國知識分子“特朗普化”的程度不同,我們在這裡討論的主要是一些特點。所以我們不能因為這些特點或者他們的某些觀點就抹殺他們對中國自由主義的傑出貢獻。但是這個現象需要討論和澄清,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在下面討論“白左”和“政治正確”的原因。“特朗普化”的知識分子是反對“白左”和“政治正確”的。那麼到底誰是“白左”,什麼是“政治正確”呢?

 

美國的所謂白左政治正確

 

張晨晨認為“白左”這個蔑稱最早出現在2015年左右的網絡上面,通常指那些只關心移民、少數族裔、LGBTQ權益以及環境保護的人士;他們對真實世界上的真實問題沒有概念;他們虛偽地宣傳和平與平等以滿足自己的高尚的道德感;他們執著於“政治正確”以至於為了多元文化主義的目的而容忍落後的伊斯蘭價值觀;他們相信一個養懶人的福利國家;他們把自己當作救世主,是一群無知的、傲慢的西方人(見張晨晨,“The Curious Rise of the ‘White Left’as a Chinese Internet Insult,”2017)。林垚也說“白左”是對歐美那些主張社會公益、反對各種歧視、提出多元文化主義的人的蔑稱。反對“白左”的人認為“白左”在幼稚地為多元文化主義提供保護傘,用“政治正確”來為那些低等族群、野蠻人辯護。

 

但是所謂的“白左”卻是歐美主流自由派知識分子(liberal intellectuals),或者說是“進步人士(progressives)。遐思客認為“白左”代表了西方的法治思想、民主制度和物質成果。如果沒有這些思想和制度,華人不可能在美國生存。(見遐思客,“‘白左’的名與實”,2019)。如果“白左”們的種族平等觀念被認為是“政治正確”,應該被反對,那麼應該支持“白人至上主義”嗎?那不是和華人自己的利益有所衝突了嗎?

 

連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周老師本尊”都說所謂“政治正確”就是“言論自由、程序正義、種族平等、性別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機會平等、個體自由”這七項,概括起來叫進步主義。他自言自語說,這“難道不是普世價值嗎?這有什麼好爭議?主張這很好呀?”但是他話鋒一轉,說“這個玩意是不是普世價值,我們先按下不表”。然後就開始批判黑人、批判民主黨、批判LGBT、批判環保組織、批判移民等等。顯然他是不相信普世價值的。但是他對“政治正確”的七項主張的總結是對的。

 

而特朗普競選時就以打破“政治正確”為他的主要訴求之一,也即反對普世價值。他在競選的時候以“政治不正確”為榮,比如在競選造勢大會上直接辱罵西班牙裔美國人是販毒者、強姦犯,模仿嘲笑一個有殘疾的記者。在6月20日的造勢大會上,他把抗議者說成是“犯罪分子”,他的兒子把抗議者說成為“野獸”。其實把人當人,尊重他人,是做人的一個基本要求。中國的很多問題不就是因為不尊重人引起的嗎?特朗普上台以後還立刻出台各種限制移民的措施,於人權與不顧。所以特朗普成了反“政治正確”的英雄,他其實是無視人類基本價值與尊嚴的反面典型,但是卻得到了“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支持。而這種“特朗普化”則是建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以及市場經濟你死我活的競爭理念基礎上的(見張晨晨上文)。這也是和華人作為少數族裔的根本利益相衝突的。

 

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懟白左政治正確有沒有道理?

 

關於LGBTQ和移民問題,最近美國最高法院已經裁決對同性戀者的歧視是違憲的。最高法院還裁決特朗普政府不能將那些從小隨父母非法移民到美國來現在都已長大成人的孩子們驅逐出境。從最高法院的角度來看(除了自由派法官外還包括支持這兩個判決的保守派法官),至少這些保護人權的“政治正確”的確是正確的。“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兩個問題上懟“白左”和“政治正確”已經是脫靶了。

 

那麼在所謂的“破四舊”問題上呢?美國全國運動汽車競賽協會禁止在其活動中展示邦聯國旗、美國海軍陸戰隊命令從自己的軍事設施上出去聯邦國旗的標誌、弗吉尼亞的抗議者將邦聯總統Jefferson Davis 的雕像拉了下來。邦聯將軍羅伯特·E·李的雕像在多地被拉了下來或者在即將被拉下來的風險中。美國眾議院也將在邦聯做過高官後來又當過多眾議院議長的四位人物的肖像摘了下來,因為這些人代表的是邦聯的暴力偏見和種族主義。不過類似的努力在參議院被共和黨人阻攔。

 

為什麼人們要移除邦聯將領或者官員的雕像呢?這些雕像最早大量出現在南北戰爭之後的1890年代,是白人反抗種族平等運動的一部分,是他們要種族隔離合法化運動的一部分。對非裔美國人來說,這些雕像是奴隸制的標誌,是在提醒他們種族主義是美國民主的一部分。如果你認為美國黑人也是美國公民,應該享有所有美國公民的權利,那麼這些雕像是應該被取下來。(見《紐約時報》Tariro Mzezewa,“The Woman Who Took Down a Confederate Flag on What Came Next”2020/6/14)。

 

所以這些“四舊”是應該被破除的。“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在這個問題上也脫靶了。正如張千帆所說,如果在天安门广场放个东条英机或冈村宁次的塑像,你們會覺得舒服嗎?其實中國人不是老在抗議靖國神社供奉一級戰犯的牌位嗎?如果你覺得這樣做不好,那麼供奉南方邦聯那些支持種族歧視的、為奴隸制而戰的、企圖分裂美國的、不愛國的將領不是也不好嗎?你會豎立一個汪精衛的雕像嗎?

 

如何矯枉才不過正?

 

當然,在和過去的歷史對話的過程中,在清理歷史、爭取正義的過程中,有些行為是失之偏頗的。移除雕像、修改建築的名稱等應該有個合法程序,比如民意調查、議會討論、行政首長拍板等等。如果是在大學,要徵求學生和老師們的意見,最後經過董事會討論決定,正如Clemson University或者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等學校那樣 (見Inside higher Ed., Greta Anderson “Clemson Removes Calhoun Name from Honors College”2020/6/15; Inside Higher Ed. Scott Jaschik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Will Move Confederate Monument”2020/6/19)。或者像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市那樣,由市議會來決定如何處理奴隸制鼓吹者的雕像(見《紐約時報》Rick Rojas and Giulia McDonnell Nieto del Rio “On Painful Anniversary, City Says Statue of Slavery Defender Must Go”2020/6/17)。

 

涉及到這些歷史人物的雕像、名稱等在全國還有很多,比如密西西比州旗中的邦聯標誌等。這次運動所引起的對這些標誌的質疑、辯論、決策,甚至公投,會延續很長時間。不過最新的消息是密西西比州參眾兩院已經多數票決通過“改旗易幟”,重新設計州旗,州長(共和黨籍)也答應簽署法案。這是一個兩黨合作、共同反對種族歧視、重建密州的開始。

 

 

在社會運動中,偏激行為是比較常見的。不過之後則需要進行彌補。比如英國西南部的Bristol城是17世紀的販奴商人Edward Colston建立起來的,該城很多建築物上都有他的名字。Colston的船隊曾經販運過84,000個黑人,其中的20,000人在跨越大西洋到美洲的路上死去。美國的這次運動波及到了英國之後,抗議者們(大部分是白人)把他的雕塑拉倒後扔到了海裡。該市的市長是黑白混血,對這個雕像也很看不慣,覺得或許自己的一個祖先就曾經是Colston的奴隸。但是他命令將雕像撈起來,準備把他放在一個博物館裡,同時提供Colston的歷史與背景介紹。(見《紐約時報》,Mark Landler“In an English City, an Early Benefactor Is Now ‘a Toxic Brand’”2020/6/14/)。

 

有人認為把雕像拉倒是抹殺歷史。不過將它放在博物館裡則不失為一個比較好的既尊重了歷史,又彰顯了正義的例子。對於其他有Colston名字的建築物、街道或者組織是否要改名的問題,則應該由涉及到這些建築和組織的人們自己通過民主程序來決定。對於丘吉爾在倫敦的雕像以及Cecil Rhodes在牛津大學的雕像,人們至少應該通過對話、通過對歷史的比較完整的了解之後再用民主的辦法決定怎麼辦。那些“特朗普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應該考慮的是自己國家遍布各地的雕像應該怎麼辦的問題。

 

舊金山的亞洲藝術博物館也計劃將放在博物館大廳的Avery Brundage的雕像移除到一個展廳裡,並配備各種介紹與說明。該藝術博物館在1966年建館的初衷是收藏他的8,000件藝術品。不過他之前是一個納粹的同路人,也是一個種族主義者。(見《紐約時報》,Carol Pogash “Asian Art Museum to Remove Bust of Patron. That’s Just a Start.”2020/6/16)

 

HBO決定將電影《飄》(亂世佳人)先下架之後,又在增加一些歷史背景之後上架了,並不是像“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與網紅們所說的一去不復返了。全面呈現歷史,提醒人們注意該電影的一些種族主義的描述、對奴隸制的美化,提醒人們要全面地了解當時的社會,這才合情合理。其實非裔美國人在Margaret Mitchell 的小說在1936年出版之後、在1939年電影上映之後,就對小說和電影提出了很多批評意見,並發起了各種抗議運動,但是都被白人控制的主流社會嗤之以鼻,直到現在。(見《紐約時報》Jennifer Schuessler“The Long Battle over ‘Gong with the Wind’”2020/6/15)。

 

在美國,右翼人士也擔心如果移除南方邦聯人物的雕像,是否也會移除華盛頓、傑佛遜等開國總統的雕像,或者為華盛頓州改名。《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見他的電郵群發言,2020/6/13)認為不會,因為我們紀念這兩個人並不是因為他們曾經蓄奴,而是因為他們建立了一個民主國家的功勳。但是在俄勒岡的Portland,傑佛遜的雕像被拉倒了。所以說,在移除雕像或者修改地名之前,的確應該有一個大家協商、討論、研究、決定的過程。但是總體的方向是符合世界文明的潮流的。

 

像華盛頓、傑佛遜這樣有重大歷史貢獻的人的雕像或許不應該被拉倒,但是為他們的雕像補充上一些人物歷史背景的介紹,還是有必要的。他們建國有功,蓄奴有罪,這是歷史事實,應該被全面呈現(見《紐約時報》Charles M. Blow, “Yes, Even George Washington, 2020/6/28關於深刻認識奴隸制罪惡的論述)。

 

結論

 

總之,“特朗普化”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為代表普世價值的人戴上一頂“白左”和“政治正確”的帽子,體現了他們自己在價值觀上的自相矛盾,正如他們有意無意的種族主義是和他們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相衝突一樣。而“特朗普化”的中國反自由主義派知識分子們在反“白左”和“政治正確”的同時,暴露了他們反對普世價值、主張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基本思維。這些思維方式是和世界文明的趨勢相對立的,他們不光會將自己和世界上主流的民主國家對立起來,還會將中國進一步推向一個專制的深淵。這對誰來講都是一個悲劇。

 

如上所述,美國的這次社會運動也有矯枉過正的問題,需要尊重民主程序的問題,儘管這個民主程序可能會非常漫長,遠不如暴力推像那樣會立刻見效。

 

現在的運動已經從對南方邦聯時期對黑人種族歧視的標誌開始,擴展到早期歐洲殖民時期的一些標誌。比如哥倫布的雕像,便涉及到對美國原住民的歧視問題。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前的西奥多·罗斯福騎在馬上的雕像(左邊一個印第安人護衛、右邊一個黑人護衛,標誌著殖民擴張與種族歧視)也要被移除。

 

這是一個全面審視歷史,正視歷史上的錯誤與罪惡,吸取歷史教訓,讓美國所有的人都受到尊重,都能夠行使自己公民權利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辯論並不是現在才開始,只是因為警察暴力的加劇而更加凸顯出來,並造成了一個歷史的契機,逼迫人們正視以前他們所不願意面對的歷史。

 

當然移除雕像、更改地名遠遠不能達到種族平等的目的。更艱鉅的工作是如何改革警察制度、司法制度、政治制度等,真正在日常生活中彰顯公平與正義。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多州政府和議會都提出了改革措施,聯邦的參眾兩院都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連特朗普的聯邦政府都提出了自己的警務改革措施。很多商業公司也出台了各種方案支持黑人就業、創業,捐款支持社會正義計劃等,比如Adidas,Amazon,IBM, Andreessen Horowitz, Apple, Estee Lauder, Facebook, FitBit, NASCAR, Paypal, PepsiCo, Pinterest, Sephora and Rent the Runway, SoftBank, Target, Trek, Viacom CBS, Walmart, WarnerMedia, YouTube, 等等。(見《紐約時報》Gillian Friedman “Here’s What Companies Are Promising to Do to Fight Racism”, 2020/6/22。)當然所有這些政府和企業的計劃真正實施起來,真正改變種族歧視、警察暴力等現象恐怕還是要假以時日。

 

但是,中國那些“特朗普化”的知識分子用“白左”、“政治正確”、“文革”、“破四舊”等指控來污名化這個社會運動,是和美國的主流思潮格格不入的,尤其是很多白人都參加到運動中來的時候。根據一個調查,在6月份的一個週末,紐約參加遊行的人61%是白人,華盛頓則是65%,洛杉磯是53%。在另外一個全國性的調查中,71%的白人認為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是美國的一個大問題。(見《紐約時報》Amy Harmon and Sabrina Tavernise“One Big Difference about George Floyd Protests: Many White Faces”2020/6/12)。

 

可見,反種族歧視如果說是“政治正確”,那麼這個“正確”是普世價值,是美國的主流,也是世界文明的主流。所謂“白左”也不光是白人,而是各種膚色的人都有。只有特朗普和他的追隨者們才認為這次社會運動是在摧毀歷史、製造恐怖。同樣的道理,只有“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才會說這是在“搞文革”、“破四舊”。可見他們和普世價值的距離有多遠。

 

“特朗普化”的中國知識分子們應該著力的是要像他們所批判的“白左”那樣,跟上歷史的潮流,進一步審視自己國家的歷史,審視自己國家的那些雕像和其他文藝作品,看哪些雕像應該被移除,哪些雕像需要豎立,看如何才能夠改革自己的警察制度、司法制度、政治制度,如何才能糾正歷史上的錯誤或者罪惡,從而真正地使各族人民都能夠生活在一個公平正義的環境中。將自己的精力和時間花在批判美國的“白左”和“政治正確”上面,即使是資先生所說的無可奈何,也是脫靶的舉動,是不知不覺地將自己和世界文明對立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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