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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关于文革研究的几个问题

2020年07月05日 彻底反思文革, 最新文章, 首页 ⁄ 共 2802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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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研究的几个问题  2020.5.18.

-----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54周年

 

杨帆回忆录(五)

我的中学时代(二)

一.我再次要求党中央允许公开进行文革研究

我认识一些文革派, 没一个是吃铁饭碗的,都是民间学者,值得尊敬的是河南袁庾华。他原是大型国企管理人员,河南造反派“二七公社”负责人,相当于省级干部。后被作为“三种人”判15年刑,出狱后一直积极从事思想整合,在本地威信很高,他为人真诚,热心助人,也有许多人帮助他。

袁庾华在河南给我办过讲座, 也来北京访问过我,我请他吃饭,他再三说吃饭无所谓,借书最重要。我说你随便挑拿走就是,结果他抗走一大包。 他真诚信仰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一直和工人打成一片。我说我也一样真诚地奋斗10年,但大多数人不愿这样做。。

袁庾华感念于心的是1966—1967两年造反夺权经历,那是体现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真正文革”,至于前4年准备,后8年停滞,都不算文化革命。

我说,你这是偷换概念啊。不过可把这两年划出来作为核心阶段,你要承认文革是失败了。他们认为文革失败是四人帮的责任。还有年轻人武汉的田力为更有意思。他一边经商一边调查文革史,深入到许多地区,他说两派斗争是当权派挑起的,他们破坏文革。

我对袁庾华说:左派没逻辑,右派没良心。他觉得有意思,到处传播者两句话,我还要感谢他。

改革开放40年来,党中央秉承邓小平“不争论”的原则,只给文革扣上一顶:“历史浩劫,经济崩溃边缘”大帽子,严格控制学术研究和宣传教育。结果是“文革学”在美国成了一门学科:中国学者反要去美国和香港查材料。这不仅在学术上荒谬,且不能阻止文革派顽强发声甚至小成气候。 年轻人对文革一片空白,没记忆没感觉没免疫力,如文革再次出现,他们会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

争论不可怕,抹去历史记忆才可怕。文革发生的关键是决策者发动。但其根源埋藏在人性和中国文化里,潜伏于社会矛盾中,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再度出现。数十年来那么多人曾经捶胸顿足地保证:文革再不可能发生,现在他们不一定敢说了。

我已建议多次开放文革研究。法律规定档案30年解密,现文革开始从1966年算起是54年,从1976年结束算起是44年,一些优秀的专家如印红标,徐友渔,秦晖已七十有余,袁庾华已八十有余。老三届退休10年来写出大量回忆录,再不开放研究,文革史将失去最后一批见证人,这将是中国最大损失。

 

二.认识文革的本质特点

 

数十年来对于文革,主流是彻底否定,民间文革派是盲目肯定。但对“文革”概念和核心特点,并没彻底搞清。 依据1966年《五一六通知》的说法:

  • 遵循1962年毛泽东提出的“党的基本路

线”, 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经4年舆论准备,形成了严重的个人崇拜,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实行全面专政。

  • 运动的重点是三种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三个概念在法律上没有确切定义,不是以行为定罪,而是以身份定罪,从根本上破坏了依法治国。

具体做法是一斗二批三改,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文化革命准备三年完成。

第三,真正“史无前例”的是:文化革命不是依靠党和行政系统,不是依靠公检法和军队自上而下安排的,党和政府管理部门大部分停止了工作。检察院和法院一关门就是8年,基层党委瘫痪,刘少奇派工作组被撤销。刘少奇茫然,说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努力想跟毛主席就是跟不上”。

文革实行的机制是:

(1)神化的最高领袖直接发布语录,称为“最高指示”,直接通过《人民日报》通知全国人民;

(2)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党中央书记处, 成为决策和执行机构,凌驾于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上。

(3)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好像1926年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歌颂的农民造反运动。

1966年8月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提出“造反有理”。 红卫兵冲上社会“破四旧”,使用了私人暴力,称为“红八月”;10月份中央文革又鼓动成立群众组织造反夺权。群众组织越过了中间管理层,直接与领袖沟通,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第四,自由派把文革归结为“专制”是不准确的。专制是最高领导一个人决策,通过中层(国家机器)来管理下层,而文革是把领袖神化,直接依靠群众打掉中层,这是民粹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路数,在中国民间亦有历史积淀,如墨家在农民起义中的影响。

自由派一直没抓住这点,把任何“左倾”简单类比为文革,成为一种帽子,降低了他们理论解释力。

第五,1967年1月1日以上海为起点,搞“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军代表为一把手,有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毛泽东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

不搞“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企业,在人民公社层面“四合一”; 并有基层单位的人民民主选举和监督,有“大鸣大放大字报”的舆论监督。1967年各单位都成立了革委会,毛泽东的目标在形式上已实现。

第六,文革派辩护的理由之一,说这是“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是社会主义实质民主,比资本主义形式民主要真实。但他们不愿意承认这种大民主缺乏操作性,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控制不住:

(1)私人暴力盛行,大部分领导干部,许多知识分子和“有历史问题的人”遭受残酷的批判斗争,人生侮辱,死于非命;

(2)其次是大部分庙宇古迹被捣毁,古籍文物甚至私人日记,私人股权和房产证被焚毁;

(3) 全国性的派性武斗,群众组织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支持书记,一派支持厂长,并非团结起来反对走资派,毛泽东说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和走资派的矛盾,这个判断是有误的。党中央多次呼吁大联合都不执行,直至1967年武汉事件激怒了毛泽东,下决心全面清理造反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撤销“三支两军”,恢复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 但“极左”理论和路线并未纠正:
  • 张春桥姚文元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儒评法三大基本任务;

(2)城市居民票证供应,工农业剪刀差,把消费压低到极点;取消奖金,依靠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多年,效果递减,人的劳动积极性越来越低;

(4)以基层组织的介绍信代替法律,剥夺了越来越多的个人选择,一切都需要单位盖公章,如结婚离婚,调动工作,迁居探亲,报考大学,住宿旅馆等。

经10年实践,文革终于受到大多数人反对。1976年发生“四五”群众运动,10月四人帮被抓,华国锋宣布结束文革。又经两年过渡至1978年12月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确立改革开放路线。

  • 文革有两件“副产品”需要一提:

(1)1966年下半年大串联,是在基础设施极端

落后条件下,上亿青少年全国性的免费旅游,促进了他们的社会化。

  • 上山下乡的“老三届”,青春有悔还是无悔。

我认为不能开历史倒车去缩小三大差别,不能用牺牲一代人的办法去培养少数人。至于少数人在逆境中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属于自己的造化,不是人人都能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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