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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偉:香港—沉痛的省思

2020年07月08日 最新文章, 首页 ⁄ 共 1469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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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沉痛的省思

薛偉

 

二零二零年真是人類歷史上傷痛和悲哀的一年。隨著中共港版國安法的通過和施行,給“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帶來了失敗的命運。香港的民運團體紛紛宣布解散,有的民主志士被迫流亡海外,還有的慷概悲歌,準備以清末革命烈士譚嗣同為效法榜樣。如同八九民運一樣,香港民運雖然失敗了,但在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也給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們留下沉痛的省思。
相較八九民運,香港有着更好的內部和外部條件:有良好素質和教育的人民;有高度發展的經濟和物質文化;有先進的信息設備和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它的失敗和歷史上若干民主討伐專制的運動一樣,敗在沒有崇高威信的正確領導,沒有計畫性的循序漸進的鬥爭藝術,沒有及時克服左傾盲動路線的干擾和破壞,沒有對統戰策略和矛盾分化瓦解的運用。
提到鬥爭的兩手策略,毛澤東的確是個高手。他成功的耍弄了“勇武派”(武裝鬥爭)和“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這兩種不同的鬥爭方式。當敵強我弱、於己不利的時候,他低姿態的宣布放棄暴力革命路線,接受國民政府的領導和改編,擁蔣抗日並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當他利用和談拖延時間、以待羽翼豐滿後,他搖身一變,發動內戰,宜将剩勇追窮寇,將“革命進行到底”。
香港民主運動曾經出現過最好的形勢,那就是在香港人民的壓力下,特首被迫宣布送中條例已經“壽終正寢”,放下身段與民主派談判,接受民主派提出的部份條件,如果“勇武派”此時接受“和理非”,放棄“五項條件缺一不可”的訴求,反轉來有條件的聯合特區政府共同應對中央,同時維護香港的社會秩序和繁榮,建立比較統一穩固有代表性的民運團體,維持和特區政府馬拉松式談判的互動,以收放自如的態勢活躍於香港社會,並且先行爭取局部選舉的勝利、進而把推動真普選的實現作為未來的奮鬥目標,而不是提出什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空洞口號、乃至根本不切實際的“香港獨立”的訴求,可能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氣象。
八九民運也有它的拐點,那就是國務院總理李鵬親自出面、代表黨中央和學生絕食代表團在人大會堂談判,以及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溫家寶親赴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的時候。如果此時此刻見好就收,留下爭得合法地位、繼續運作的無限空間,歷史恐怕也會改寫。
但是在民主運動歷史上,往往出現這樣難得一見的時刻,民主運動都被勇武派綁架,極左勢力通常都佔了上峰,他們給異議人士強加上改良派、投降主義、右傾分子甚至中共特務等鋼鐵帽子,直到自己碰得頭破血流⋯。壯烈犧牲固然可歌可泣,但是歷史不知又會倒退多少年。這樣的例子還少嗎?我們的戰友們應該清醒了!

我想沒有人不承認王炳章是革命者,但是王炳章第一個針對鄧小平提出了“支持改革,參與改革,超越改革”的口號;當胡錦濤主張不再折騰,建立小康社會時,我公開發表了“化對抗為對話”的文章,並且在民運隊伍中提出了要反對左派幼稚病;在2008年奧運會前奏,我也撰文不贊成阻擾傳遞奧運聖火,建議民運人士列隊大書特書高舉標誌民主自由的火炬,參與奧運聖火的隊伍伴跑⋯⋯。
我堅決相信:香港人不會到此為止,國際社會也不會就置若罔聞,山不就我,我去就山,無論多少曲折和崎嶇,世界潮流不可阻擋,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終將獲得最後勝利。我們只希望能抓住機緣,少走彎路,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代價,這也就是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相信會有讀者朋友責備筆者是事後諸葛亮,或者是在洩氣和潑冷水,從一九八零年算起,筆者雖然是海外大陸民運最早的發起人(不是之一),但既不是魏京生、王丹、楊建利這樣叱吒風雲的领袖人物,也不是胡平、王軍濤這樣的理論大師,憑空懷報一框熱血,也只有仰天長嘯空嘆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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