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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中国将会面对围困?疫情后全球地缘政治的可能格局

2020年07月08日 最新文章, 首页 ⁄ 共 4281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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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会面对围困?疫情后全球地缘政治的可能格局

邓聿文

 

国家外交是一种预言的自我实现过程。当大家都这么想、这么说,并采取行动时,原来只是处于设想,并不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在各种驱动力量下真的实现。

2019 冠状病毒疫情已使全球近 一千多万人受感染,逾 50 万人死亡,其对各国经济和国际旅行与人员来往的破坏性影响正在充分显现。要命的是,这种局面尚未看到逆转。面对这个百年罕见的大流行病,它将以怎样的方式重组全球权力格局,各国又如何在重组过程中合纵连横,趋利避害,是许多人思考的重点。尤其对各国政治家及为他们提供智力支持的研究者来说,后疫情时期的世界政治及其演化,是外交考虑的首要课题,需未雨绸缪,提前预判和规划。

某种意义上,国家外交是一种预言的自我实现过程。也就是,当大家都这么想、这么说,并采取行动时,原来只是处于设想,并不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在各种驱动力量下真的实现。疫情是否会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既可从历史寻找参照系,更在于各国精英集团是否有改变现状的想法,并付诸行动。从这两者看,变化正在悄悄发生。

人类历史上因瘟疫被颠覆政权,引发国家冲突乃至改写历史的案例很多,两个典型的例子是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和一百年前席卷欧洲、波及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这两场疫情重构了欧洲历史。古代和近代的大流行病,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减少人口来实现的,由于医学的不发达,无法应对大流行病,往往会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如黑死病几乎消灭了当时欧洲的一半人口,它沉重打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罗马天主教,孕育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但古近代流行病因为地理的阻隔,也常常使疫情局限在一个地区,很难向其他大陆扩散。现在医学的发达一方面使疫情人口的死亡比以前大大减少,就此而言,通过消灭人口来重组地缘权力变得不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人员和物流连成一片,如今一场局部的疫情会迅速变成全球大流行病,造成的灾难也会越出国界、区界。

这场疫情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对未来的国家关系和世界政治走向,都有人做出了悲观预测,连基辛格这样老资格的地缘政治玩家都充满忧虑。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如英国外相兼代理首相拉布,前不久在谈到英中关系时,声称不可能回到过去。还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已经采取行动,如向法院控告中国隐瞒疫情并索赔损失,指控世卫组织应对迟缓并断供等。当大家都认识到疫情后的世界会变得不一样,甚至为此发出清晰的行动信号时,各国特别是其中的主要国家,就会按照自己设想的情景去展开外交布局,调整对外政策,甚至改变国内政治。这就很容易导致预言的自我实现。

结合各方看法,并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思考,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我认为,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后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权力重组,将会沿着以下五个面相展开。

(一) 疫情影响各国内政,加强各国政府的管治权力,大政府在一些国家甚至西方国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各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会显著增强,并在两方面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交事务的处理,促使全球变成一个以邻为壑的丛林世界。

一方面,各国政府会籍在疫情中获得的权力而在疫后保持和巩固这些权力和职能,因为大流行病会改变人们对自由和秩序、社会和政府的观念和看法,变得更依赖政府,而政府借口对民众生命的保护,在疫情过后也不愿放弃这些权力。我们看到,各国政府在抗疫中都在扩充自己的权力,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匈牙利。政府权力的强化,大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回归,投射到对外关系上,就是使政府具有更多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对国际关系而言,如果是一个明智的政府,这些扩大的权力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但另一面,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对外事务的处理将受到膨胀的民族和民粹情绪的影响和制约,各国都把本国的利益放在最优先考量的位置,而不管它是否会损害他国利益,特别在处理所谓竞争对手的关系时,更是如此。这样,扩大的政府权力,只会让国际关系变成一个以邻为壑的丛林世界。

(二) 全球的「去中国化」将加速,各国政治上对中国的梳理感会加强。

关于这点,许多人都谈到。「去中国化」主要指的是经济和贸易。中国在疫情中开展的「口罩外交」和其他抗疫物资的援助和贸易,如呼吸机、防护服,固然帮助了受疫情严重冲击的国家 (包括欧美等国) 有效抗疫,但且不论中国是否有借援助推销自己价值观和治理模式的动机,这种抗疫物资受制中国的现实,会让西方国家警觉,依赖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迥异的威权国家,是否对本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何况这个国家在外交上还具有进攻性和对抗性。这无疑会使得西方国家进一步去反思全球化的合理性,全面审视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甚至在其他非西方大国,如韩国、印度、巴西等,也会出现此种反思和审视。

前不久美日等已有这方面打算,要本国企业迁出中国等国 (不仅仅针对中国,但以中国为主) 并提供搬迁费用。虽然这个意见不具强制性,对资本来说,只要有利可图,要它出于非政治原因放弃某个市场,很难做到。许多人认为,后疫情时期价值观一致的国家商业往来会更密切,形成一个体系,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会减少商业来往,甚至不再做生意,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只要中国继续对外资保持友好,加上市场、交通、物流和劳动力素质的综合优势,尽管这些年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也在提高,但要想让外资全面或大面积撤离中国,不大可能。不过,考虑到政治因素介入,导致经营环境恶化,外资或也会觉得在华经营风险太大,而有全面撤离的考虑。

另从政治角度看,由于疫情首先发生在中国,而中国初期的抗疫已经被西方舆论塑造成有意隐瞒数据不实、要为疫情的全球流行负责,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已经对中国形成了这种刻板印象。这些国家的政府无论出于甩锅,还是要照顾本国民众的感受,怕被反对力量扣上亲中国帽子,在后疫情时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可能会对中国有意拉开距离。

(三) 全球多边主义不会颠覆,但美国的单边主义会进一步强化,建立在二战雅尔塔体系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会被局部改造。

美国对世卫组织的指责和资金断供,是特朗普政府此前几个退群行为的继续和强化。但此次行动不仅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美国国内包括民主党在内,也有很多人反对。G7 中的一些国家虽然附和美国,要求改革世卫组织,但并不赞成另起炉灶。这当然考虑到目前还处于抗疫中。但是多边主义也是欧盟奉行的外交原则。对欧盟来说,本身的整合就要求照顾各方利益,另像气候等人类面对的诸多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合作共同解决,如得不到解决,对欧盟的伤害比其他大国要严重。欧盟的顾虑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面对的,日本也是多边主义的倡导者。它们同样还感受到美国的自利行为带来的压力。至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显然也受惠于全球多边主义。可以说在这点上,上述国家和中国是契合的,而不同于美国的单边主义。

事实上,即使美国也不可能甩开它一手创建的这个体系而再造一个新体系。这一方面反映美国实力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还从这个体系受益。尽管世界格局已经和雅尔塔体系创建和冷战结束时大不一样,这两个时期是美国国力最盛之时,维持这个体系运作的几大支柱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以及其他联合国下属组织都掌握在美国或其盟国手里,规则的制定和仲裁皆由美国,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但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依然由美国掌控。

美国的背后目的是,对于它现在还能掌控的国际组织,它不会轻易让其他国家尤其中国染指,对于它不能掌控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它会以改革名义谋求加强影响,如果不能加强影响,则以退群威胁,强化自身的单边主义行动,对国际秩序进行局部改造。完全推倒重来,美国如今既没有这个实力,也不一定能够做到自己控制。

(四) 美中处于事实上的敌对关系,西方在对华关系上会加强协调,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

美中关系是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如何相处,很大程度上将塑造世界的面貌。与此同时,在美中欧这个大三角关系中,欧盟偏向美中哪一方,将对另一方产生很大不利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美中由之前的接触为主遏制为辅快速滑向遏制为主接触为辅,甚至只有遏制没有接触,两国变成战略对手,而疫情以来双方的表现进一步表明,至少在美国鹰派的规划中,中国事实上已成为美国的敌手,两国是事实上的敌对关系。这种对中国的定位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加剧会一再被强化。

从美国历史看,它需要一个敌人来激发或保持民众的危机意识,进行动员。现在也正是这个时候。只是和过去不同的是,美国国内也高度分化对立,政治极化使得哪一方都不能对中国这个敌人手软,否则就会被对方「污蔑」为中国的同路人。所以我们将看到,11 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如果不推迟的话),两党对中国的攻击会变成一个不能示弱的游戏,从而史无前例地使中国成为决定总统大选胜负的关键要素之一。这种状况未来几年都不会好转。

欧洲作为整体,由于坚持多边主义的外交路线,欧中关系不会像美中关系那么差,它对美国也会保持一定警惕,但出于抵制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需要,欧盟又会和美国联手,至少是加强对华政策的协调,来应对中国的战略扩张。

(五) 世界面临大国战争风险。

过去谈大国战争,给人一种很遥远的感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核大国不可能发生战争,最多也只是代理人战争。这个看法放在冷战时代的美苏,似乎是对的,然而是否适应目前的形势,却要打问号。美中贸易战前,许多人也认为不可能打起来,尤其不可能有全面的贸易战。但后来都成为事实。还有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是,由于有经贸作为美中关系的压舱石,两国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国就是以此来指导中美关系的,寄希望于经贸的厚礼会让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主动去维护美中关系,不会让它失控。但经贸这个压舱石现在也不起作用,以致船快要翻了。由此来看,断言美中两个核大国打不起仗来,是不准确的。

战争在多数情况下,是非理性的产物,但有时候,也是精心计算的结果。战争爆发的风险会因为以下两个因素凸显出来,一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索赔如果被西方政客操弄,变成一个连续性事件,中国不会赔也赔不起,最后只能通过战争解决;二是台湾问题,台湾在这回的疫情中是赢家,如果民进党政府借选胜及目前疫情对台湾难得的国际环境,谋求法理独立,那么就触发了中国设立的战争开关。当然也不排除中国为转移内部矛盾和外部危机而率先对台湾发难,不管哪种情况,台海爆发冲突的风险在今明两年大大提高。

此外,其他地方的争端引发战争也不排除。因为疫情的压力测试总会在人们意想不到的的某个薄弱环节发生,如朝鲜或中东,不论在哪儿发生,涉及中国的概率非常大。

原载: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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