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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劍:革命者的勝利意味着什麽?

2020年07月08日 最新文章, 首页 ⁄ 共 14657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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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劍:革命者的勝利意味着什麽?

——評汪晖的革命者人格勝利的哲學

榮劍

誰在紀念列寧誕辰?

今年是列寧誕辰150周年,這個時間點對于世界上那些依舊信仰共產主義的人來說,尤其是對俄國的共產黨人來說,值得大肆紀念一番,以便能夠将全世界共產主義的遺老遺少們重新聚集到列寧的旗幟下,至少也要喚醒他們對于十月革命的歷史記憶。一年前,俄共總書記久加諾夫在為籌備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所舉行的大會上發表演講,他把列寧的名字和偉大的十月革命、偉大的工業化、偉大的衛國戰争的勝利和偉大的航天事業及核武器均勢理論聯系在一起,認為俄國在蘇維埃時期“具有最高成就,具有最強大的國家實力,具有最公平的社會政治環境,擁有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勝利”,并且認為“今天試圖輕視列寧—斯大林時代的人遭受了慘敗”。基于對列寧所開創的共產主義事業的必勝信念,久加諾夫宣布:在列寧誕辰150周年時,“我們将帶着勝利的旗幟來到五月的遊行活動,這是十月的旗幟,列寧的旗幟。這對我們來說是神聖的。任何試圖讓人民沉默的行為和重寫歷史的嘗試都是徒勞的”。

令人遺憾的是,在列寧誕辰150周年來臨之際,新冠病毒不其然地阻止了這場盛大的紀念慶典的舉行,據說本來有多達140多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将參加這次盛典,以此彰顯列寧的事業在當下世界形勢下仍然具有廣泛的國際性。當然,也有懷疑論者認為,幸虧因為有新冠病毒的幹預,讓世界各國無從見證列寧的國際影響力究竟有多大,因為在歷年的列寧誕辰紀念活動中,俄共能夠組織和動員起來的人群并不令人振奮,遊行更多地像是一群懷舊老人們在紅場上散步,這次活動會因為“150周年”這個數字而有例外嗎?至少俄共仍然面臨的一個窘境是,當它的總書記久加諾夫代表俄共中央慷慨激昂地宣讀《列寧是我們的力量、知識和旗幟》時,特别贊揚正是列寧拯救和重建了俄國的國家制度時,他并沒有客觀地指出,俄羅斯現有的國家制度對列寧所創造的國家制度究竟是繼承還是背叛?2015年4月,俄羅斯列瓦達輿論研究中心做過一項題為“列寧的作用”的民意測驗,結果顯示,三分之一(31%)的受訪者相信有關列寧的記憶會得到保留,但沒有人會沿着他的道路繼續前行。這個數據說明了什麽?大概只能說明,列寧作為俄國的一個重要歷史人物,不能被忘記,他的功過是非的确值得人們長久地思考,但他開拓的那條蘇維埃之路,早已成了歷史的死胡同。

列寧的名字對于中共而言,其重要性可能早已超過了俄共,當列寧被俄羅斯的大多數國民已經逐漸淡忘時,列寧的畫像至今還在中國的國家廣場上高高聳立着,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并列在一起,至今仍然是中共的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态,不僅被寫入黨章,而且還被寫入中國的憲法。列寧的事業在俄國遭到了重大挫折,在中國卻依然大行其道。從這些方面來看,中共應該是列寧思想和事業的真正繼承者,列寧誕辰150周年的盛大紀念慶典更應該在中國舉行才對。但是,吊詭的是,中共并沒有這樣的紀念計劃,至今官媒上沒有發表一篇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的官樣文章,新華社只是零星報道了俄共的紀念活動。這個多少有點反常的情況對于普羅大眾來說,絕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但對中國的毛派們來說,則是無法忍受的。烏有之鄉4月23日報道:“今天是列寧誕辰150周年,然而,除了國内僅存的幾家泛左翼網站刊登了多篇文章予以紀念之外,筆者翻遍了主流媒體的報道,也沒看到什麽像樣的紀念活動:除了幾天前,上海這個一大召開的地方,黃浦區九江路交通卡服務中心發售了一款列寧交通紀念卡;再就是在北京大學以視頻會議的形式舉辦了一場‘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學術研讨會’,盡管受病毒的影響不适宜大量人群聚集,但在列寧誕辰150周年這樣重大的日子裏,如此規模和層次的紀念活動,與列寧‘法定’祖師之一的身份也是不相符的。”烏有之鄉的編輯們斷言:“是時候重新拾起列寧這把刀了,刺破現代修正主義編織的迷夢,刺向帝國主義集團的重重鐵幕。”讀到這樣的話,正常的人是不是會為他們感到難過?他們期待已久的列寧這把刀子終于要從歷史塵封的倉庫中被重新拾起來當作神聖武器時,卻遭到了被官家不屑一顧的對待,這是列寧的悲哀?還是列寧這些中國徒子徒孫們的悲哀?

于是,誰在紀念列寧?就成了一個問題。對于那些持續地抱有樸素階級感情的毛派們來說,重新建構一個宏大的理論叙事——就像列寧在十月的舞台上滔滔不絕地演說,從來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他們粗鄙的理論表達能力和僅限于四十年前馬列教科書的知識水平,根本不可能讓列寧的思想在21世紀的時代條件下重新煥發出蠱惑人心的力量。更悲催的是,他們找不到讓列寧的靈魂在現實中重新附體的路徑和方法,當他們揮舞起列寧這面旗子號召人民跟着他們走時,立即就出現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諷刺“封建的社會主義”的那種情況:“每當人民跟着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的封建紋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現在的毛派們所面臨的窘境并不比馬克思時代的那些歐洲老貴族們要好一些,他們指望通過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來激活列寧的思想,卻受困于貧乏的想象、粗陋的語言和陳舊的觀念,無法将“列寧同志”重新塑造成一個新時代的網紅。

就在人們以為列寧誕辰紀念活動會在中國蕭瑟收場之際,汪晖教授的紀念文章赫然出場了。《革命者的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首發《文化縱橫》公眾號4月22日),這顯然是一篇提前準備好的文章,作者和編者都對其抱有很高的期許,提出了“為什麽要紀念列寧”這個問題。文章導讀是這樣寫的:“2020年4月22日是列寧誕辰150周年。在彌漫全球的新冠疫情危機中紀念列寧,具有特别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這麽高的理論定位,或許只有汪晖才能站得住,以他一貫的宏大叙事風格來看,在中國整個左翼譜系中,不管是老左、毛左還是新左,可能也只有汪晖一人,才能在中國語境中完成對“列寧同志”的靈魂附體的使命。這項使命在我看來,無需諱言,是為中國當下的政治需要而重新書寫革命者叙事,重新召喚新的革命者的到來,重新想象一個由革命者主導的新時代,究其實質,正如俄國詩人馬克西米·沃羅申的詩句所說:“昔日的奴隸為自由所累,怨聲載道,要求鎖鏈”。

何謂革命者人格 

閱讀汪晖的著作和文章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他的行文邏輯和修辭風格總是試圖将他需要明确表白的主題隐藏在一個晦澀的語言結構中,看上去像是要體現出一種黑格爾式的思辨性,或者是要達到被中國新左學者競相模仿的齊澤克風格,這究竟是思想深刻的表現還是對“要求鎖鏈”的主題欲蓋彌彰的叙事策略?總之,批評汪晖的首要工作是要把他的思想内核從多重語言包裹中剝離出來,包括在他的廣征博引中剔除那些修飾性“贅語”,看看他的“革命者人格”對于重塑列寧以及那些列寧式人物的革命者形象究竟具有何種意義。

汪晖首先是從引述巴丢的一個判斷展開他的論述。在巴丢看來,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終結,構成了巴黎公社之後的第二個共產主義序列,這個序列的主要内容(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群眾運動、列寧主義、先鋒黨、社會主義國家)已不再有效,試圖使之重新來過則毫無意義。如果僅就這個判斷而言,巴丢說得一點也沒錯,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文化大革命作為失敗的革命記錄已載入史冊。但汪晖引述巴丢這位法國激進的毛主義者的話,并不是為了進一步确證“當代世界的政治圖景尚未擺脫20世紀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陰影”,而毋寧是要證明,在所謂的先鋒黨和大規模階級運動退場之後,為克服領導力的軟弱、左翼理論中戰略策略讨論的匮乏、以及圍繞具體的社會變革道路的路線辯論的衰落,需要重新整理和繼承“在劣勢條件下獲得領導權”這份20世紀的政治遺產。這個開場白是什麽意思呢?無非是說,盡管巴丢也承認了共產主義第二序列的終結,但汪晖要證明,學習列寧在“劣勢條件”下取得“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歷史經驗并加以發揚光大,對于世界範圍内重振社會主義事業仍然是可能的,這種可能性主要就是來自于“革命者人格”。

何謂“革命者人格”?汪晖在引述了歷史上眾多革命者——從葛蘭西、查蘇利奇、托洛斯基、李大钊、魯迅等,對革命的認識和自我認識之後,作出了這樣的概括:“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種獨特力量,在社會條件、政治條件尚不具備的狀況下,能夠以巨大的能量推動革命的進程。”這就是說,革命是革命者創造的,革命如果失敗,只要革命者人格還在,革命依舊可能在“劣勢條件”下再被制造出來并取得成功。從這樣的論斷出發,巴丢關于共產主義革命失敗的言論,豈不就是犯了嚴重的右傾失敗主義的錯誤?

“革命者人格”何以會有如此超人的力量?葛蘭西給了汪晖以重要的啟示。在葛蘭西看來,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所設想的領導人民建立一個新國家的君主,并不存在于歷史現實之中,而純粹是一種理論的抽象,是領袖和理想統帥的象征,原因就在于,“現代君主”或“神話君主”的力量不是來自于個人,而是來自于“政黨”。“政黨是現代政治的靈魂”,只有借助于政黨的力量,那些“必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當機立斷的歷史政治行動,才能由具體的個人以神話方式加以體現。”讀到這裏,千萬不要以為汪晖會就此打住,如果順着葛蘭西的邏輯走下去,在政黨政治的約束下,“革命者人格”就不是一個天馬行空的概念,而汪晖是要突出其和葛蘭西不同的一面:革命者人格具有超越政黨政治的品質,這也是汪晖這些年來一直在批判“政黨國家化”、“政黨官僚化”、“政黨去政治化”和“政黨機會主義”的價值指向。在汪晖看來,真正意義上的政黨已經提前終結,他以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歷史證明:“以神話方式完成其使命的個人既是政黨的領袖,又不能等同于政黨體制本身:在許多歷史關頭,列寧、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常常與自己的政黨及其主導路線處于對立的狀态,他們通過持久的、有時是殘酷的理論和政治鬥争,才獲得黨内的領導權。”為了進一步闡明政黨與領袖的若即若離的關系,汪晖還對尼泊爾和委内瑞拉這兩個由左翼政黨執政的國家及其政治運動做了對比,認為前者有相對成熟的政黨卻沒有強有力的領袖,後者有相對強有力的領袖(查韋斯)卻沒有相對成熟的政黨。政黨和領袖之間的這兩個不同政治關系在汪晖看來,意味着在領袖、政黨和人民之間并沒有形成一種有機的聯系,三者之間缺少必要的張力和互動。這個情況在中國的毛時代也出現了,毛在晚年把整個政黨體制都當作了自己的對立面,“顯示了在某些特定的時期和特定關頭革命者甚至黨的領袖與黨的體制之間可能存在的深刻緊張乃至對立或沖突”。

既然政黨和革命者之間存在着深刻的緊張、對立乃至沖突,那麽,革命者人格所體現出來的超人的力量就不能完全按照政黨的邏輯來加以解釋,革命者人格具有其存在和發揮神話般影響力的獨特邏輯。從汪晖的叙述中,大致可以總結出如下幾點。

其一,革命者就是革命者,這是汪晖引自托洛斯基對俄國女革命家查蘇利奇的一個評價。托洛斯基認為,“革命者”這個概念對于查蘇利奇具有超越階級内容的獨立意義,她既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家,她就是一個革命者。汪晖還引述了李大钊的看法,李大钊認為列寧和孫中山的一個共同之處:他們的革命者人格具有一種超出階級利益範疇的能量。

其二,革命者永遠在鬥争,這是我對汪晖相關論述的一個概括。汪晖認為,連綿不斷的理論鬥争和路線鬥争體現了列寧的領導風格,他引述了列寧的話:“黨内鬥争給黨以力量和生氣,而黨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則是黨的軟弱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的”。他還給列寧的黨内論敵開出了一個“漫長序列”:伯恩斯坦、普列漢若夫、波特列索夫、馬斯洛夫、季諾維也夫、考茨基、盧森堡、托洛斯基、布哈林、斯大林。

其三,革命者的領導權體現為“統治”與“精神和道德領導”,這是汪晖對葛蘭西關于領導權思想的一個總結,旨在強調黨的領導權不僅體現在奪取政權這一面,而且也體現在“先進政黨”奪取“精神和道德領導”亦即文化領導權的過程,“革命領袖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湧現,通過激烈理論鬥争以重新确立自身的目标、綱領和戰略,并起着重塑政黨的政治作用”。這話說白了,革命者既要當政治領袖,還要當思想領袖,道統、政統和學統,必須三統合一。

其四,革命者人格的“第二天性”,這是汪晖引述托洛斯基對列寧的一個評價。在托洛斯基看來,列寧之所以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家,就在于列寧對形勢的總體分析和具體把握最終都服從于他所認為的具體情境中的那個決定性“環節”,換言之,這是革命者超乎異常的一種“時代判斷力”,即知道哪個階級是時代的中心,決定時代的主要内容、時代發展的方向。正是因為具備了這種“時代判斷力”,列寧才能在世界帝國主義時代的“薄弱環節”中找到了“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個國家取得勝利”的突破口。以此類推到毛的身上,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是有賴于毛首先在中國的“薄弱環節”——在貧困邊緣地區建立起武裝割據的局面。所以,汪晖需要特别補充一點,革命者人格的“第二天性”不是一種抽象的國際主義,而是基于“深刻的民族性”,以此為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有悖于馬克思所主張的國際主義提供辯護。

其五,革命者是永遠的革命者,革命者是從不怕失敗的革命者,這是汪晖引用了魯迅和李大钊的看法。魯迅把孫中山視為是“永遠的革命者”:“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于全都是革命。”李大钊也是這麽認為,他認為列寧和孫中山都是從不懼怕失敗的革命者。革命,失敗,再革命,再失敗,直至勝利,這是汪晖借用他人的話為革命者所描繪出來的道德形象,抑或是他自己的一種烏托邦想象?

從葛蘭西、查蘇利奇、托洛斯基到李大钊和魯迅,汪晖把散落于這些歷史人物著作中關于革命者的只言片語收拾起來,精心編織成一個關于革命者人格的宏大叙事。這是21世紀的革命者崇拜,擁有革命者人格的那些領袖人物,具有超凡的力量,不受階級和黨派約束,通過長期不懈的黨内鬥争來建立自己的領導權——從政治統治到精神和道德的領導;他們具有敏銳和準确的“時代判斷力”,善于在世界體系最薄弱的環節和歷史的緊要關頭形成“間不容發”的創造力和能動性,能夠在革命的低潮階段進行新的革命動員,并在革命徹底失敗之後展開新的革命想象,革命成了革命者永遠的使命,革命者永遠在路上。這樣一個近似于革命神話的編造,難道僅僅是為以往那些勝利的或失敗的革命者進行辯護嗎?在革命的遺產被幾乎所有的文明國家都清算的情況下,即使在俄國這個列寧的故鄉和十月革命的發源地,以久加諾夫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還能再繼續扮演革命者的角色嗎?在21世紀的時代條件下,革命者人格究竟還能附體在誰的身上?

什麽是勝利的哲學 

革命者人格所體現出來的超凡能力和異乎尋常的精神狀态是基于何種哲學?汪晖說是“勝利的哲學”,他對“勝利的哲學”的诠釋是:“‘勝利的哲學’是一種将自身全盤地融入集體鬥争而產生的歷史思考,亦即革命主體的戰略思考,犧牲和悲劇被置于制勝的行動綱領中加以處理,從而徹底排除了‘五四’以降文學和思想領域中的那種寂寞、無聊、頹唐或無可措手的困頓之感等要素。‘勝利的哲學’植根于集團鬥争的殘酷而悲壯的歷史,也體現為在失敗境遇中尋找轉向勝利的戰略考量。失敗不但是成功之母,而且是‘勝利的哲學’的邏輯起點。從失敗開始,意味着在困境中重新識别‘薄弱環節’、尋求克敵制勝的戰略和策略、進而在創造新的形勢的過程中重建敵我關系的進程。這一進程實際上正是重建自我或主體的過程。”

汪晖上述關于“勝利的哲學”的诠釋,如果孤立地看,不過就像是對“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個諺語的一個勵志性描述,盡管這個描述被塗抹上貌似深邃的語言色彩,但從他上下文的語境來看,他實際上是從“俄國語境”轉向了“中國語境”——從列寧轉向了毛進而移情于中國當下時刻,他提出的“為什麽要紀念列寧”的真正用意所在,顯然并不是一次思想的懷舊之旅,而是力圖在重新定義和解釋革命史觀的行文中,具體地探索由革命者人格所主導的“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的可能性”,這種新的可能性是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哲學——“勝利的哲學”。

“勝利的哲學”,首先面臨的問題是革命者在歷史上所經歷的各種失敗,特别是那些無法挽回的失敗,這也是汪晖所承認的一個歷史事實:列寧“作為一個革命的行動者,他的一系列政策轉變也是在失敗與勝利——尤其是失敗——的交替中發生的”。但有意思的是,汪晖并不想去探讨列寧的事業為何會失敗的真正原因,而只是對“失敗”的性質作出新的解釋,也就是按照他所謂的“勝利的哲學”的邏輯進行解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感傷的觀察者以失敗作為起點回望20世紀時,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那些與世紀的意識同時誕生、發展和轉化的關于失敗與勝利的全新理解?”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汪晖究竟對失敗和勝利作出了哪些全新理解。

在闡述“勝利的哲學”時,汪晖所依據的歷史事實從俄國轉向了中國,這可能是因為他不得不正視蘇東體制崩潰這個20世紀最大的歷史事件,蘇聯解體無疑标志着列寧所開創的蘇維埃事業的徹底失敗,如何以“勝利的哲學”的邏輯為這個失敗重新定性,并将其描述為是走向下一個勝利的起點,絕非在理論上可以輕而易舉的解決。而中國革命作為俄國革命的繼續,迄今仍然還在革命的軌道上運行,顯然具有了為“勝利的哲學”提供事實根據的示範性作用。所以,汪晖認為:“中國革命發展了對于失敗與勝利的豐富思考”,其成果主要體現在魯迅“反抗絕望的文學”與毛澤東“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哲學”。在汪晖看來,這是“勝利的哲學”兩個内在于中國革命進程的有關希望與絕望、失敗與勝利的文學/哲學解釋。

為何魯迅“反抗絕望的文學”就是“勝利的哲學”的文學版本?汪晖的解釋是,魯迅是拒絕樂觀主義文學,而樂觀文學的錯誤在于:放棄了對于失敗處境的分析,将希望寄托在“勝利的必然性或抽象的未來之上”,“通過用‘虛妄’埋葬‘希望’來确證‘絕望’的真理性,從而阻斷了‘反抗絕望’所包含的未來的維度”;“‘希望的文學’、‘樂觀的文學’是幻想的,而‘反抗絕望的文學’、‘勝利的哲學’是行動的”。這些話讀起來頗為費解,把這些隐喻性表述翻譯成白話,大意就是:“反抗絕望的文學”是從絕望中看到希望,而“勝利的哲學”是從失敗中看到勝利,絕望比希望更重要,失敗比勝利更重要。

在汪晖看來,中國革命是“勝利的哲學”最有力的證明和最成功的實踐,毛在戰争年代寫下的《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井岡山鬥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本,标志着“勝利的哲學”的誕生,進而在革命勝利後產生了兩個邏輯,即“帝國主義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前者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後者是“鬥争,失敗,再鬥争,再失敗,再鬥争,直至勝利”。汪晖由此認為:“衡量失敗的真正尺度不是失敗自身,而是鬥争的邏輯是否繼續存在。”“‘勝利’不是作為一個最終的結果,而是作為不被失敗擊垮、持續奮鬥的進程呈現自身的”。“‘勝利的哲學’所以是樂觀的,是因為它始終與對困境的辯證理解聯系在一起,始終與基于這種理解的戰略性行動聯系在一起”。

正是基于“勝利的哲學”,革命進程中的每一次失敗、挫折和動蕩都不過是革命必然會走向最後勝利的一個曲折,這也是汪晖所要強調的一點,永遠的革命者就是用持續的失敗來界定的革命者,這是否意味着革命者的“勝利的哲學”就是不會失敗的哲學?這樣的勝利邏輯如果成立的話,也就意味着蘇東體制的崩潰未必就是列寧事業的失敗,在汪晖想象到的共產主義的漫長序列中,不僅可以對20世紀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進行新的解釋——這不是失敗,而是走向勝利的失敗,而且也可以對中國所承擔的復興21世紀社會主義事業的必勝信念更加堅定了。因此,汪晖在借用魯迅的語言批評“樂觀主義的文學”和“希望的文學”時,并未遵守邏輯自洽的原則,一以貫之地将“希望”和“樂觀”從“勝利的哲學”中驅除出去,相反,他倒是始終堅持着“從勝利走向勝利”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樂觀主義脈絡。問題就在于,這樣樂觀主義脈絡究竟有多大的真實性。

誰能夠實現“勝利的哲學”?毫無疑問,這是革命者的任務,用汪晖的話來說,“革命者體現的正是‘反抗絕望’與‘走向勝利’論題的人格化”,他甚至贊成葛蘭西對革命者的評價:他們的确類似于“神話人物”,可以以神話的方式來完成對歷史的突變,因為他們是永遠的革命者,是從不怕失敗的革命者,他們無休無止的鬥争精神賦予他們巨大的能量,他們不屈不撓地發掘未來,在失敗的局勢和敵我力量的懸殊中不斷地重塑歷史。由此就不難理解汪晖的最後一個解釋,他之所以重新提出20世紀的政治遺產之一的革命者人格問題,絕不是為了倡導個人崇拜或個人作用,而實在是因為在“後革命”和“後政黨”時代,以政黨政治為中心的政治體制陷入了普遍危機,在面臨“怎麽辦”的問題時,他的選擇是,呼喚具有革命者人格的“神話人物”的再次出世。

在反復提到革命者人格的神話作用時,汪晖并沒有忘記“人民”,他慷慨地說了,“‘勝利的哲學’是以貫徹人民及其意志為宗旨”,但人民和革命者的關系究竟應該以什麽方式呈現,革命者的神話般的作用是否需要經過人民的特别授權或認可,以及革命者所進行的持續不懈的鬥争是否一定為人民創造出一個公平合理的世界,這些問題在汪晖那裏都不成其為問題。因為在汪晖看來,革命者和人民具有天然的同一性,充滿革命者人格的政治領袖之所以可以與他自己的政黨為敵,就是因為領袖和人民構成了一個共同體。毛在文革中挑戰整個政黨體制,卻聲稱和人民在一起,就被汪晖視為是有象征意義,表明“那些具有革命者人格的領袖人物(但并不限于領袖人物)也正是推進政黨的自我更新、重建政黨與人民關系的政治力量”。如此看來,革命者的神話和人民的神話是一個神話,當革命者以黨的領袖或國家統治者的身份出現時,“人民”的神話性則是一個被打上了引號的抽象存在,或者說,“人民”神話不過是對革命者神話的一個補充而已。事實上,汪晖所謂的“使領袖—政黨—人民之間形成緊密聯系又互相促進的能動性關系”,在國際共運史上根本就沒有存在過,人民從來沒有資格為“革命者人格”和“勝利的哲學”背書。

革命者的勝利意味着什麽? 

20世紀是革命的時代,确切地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自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社會主義革命從俄國蔓延到世界各地,不僅在戰後形成了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而且在中國、朝鮮、越南、古巴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等數量眾多國家,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同時也誕生了一大批以社會主義革命為職業的革命者。在這個革命者譜系中,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鐵托、烏布利希、胡志明、金日成、卡斯特羅,包括後來在第三世界湧現出來的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領袖們,按葛蘭西的說法,以他們奪取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為标志,他們都是勝利的革命者,他們始終主導着他們所在國家的革命進程和革命之後的制度建設。就他們的個人禀賦而言,他們的确如汪晖所概括的那樣,具有強烈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者人格”,以及超出常人的那種決斷力和近乎神話般的能量,稱贊他們是永遠的革命者和從不怕失敗的革命者,似乎并不為過。但是,生活在20世紀的人們也共同見證了這個由大大小小革命者所主導的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終止和革命神話的破滅,包括把那些原來一直讓人民仰望的革命者從神壇上拉了下來。面對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轉折——社會主義從興盛到衰敗,汪晖試圖建構一種“勝利的哲學”以擺脫彌漫于歐洲左翼世界的失敗主義情緒,并用“革命者人格”來召喚新的革命者以拯救無可救藥的政黨政治,動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就在于,這樣一個新的革命叙事能否重新定義和解釋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

在蘇聯解體之前,幾乎沒有人能夠預見到這樣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及其附庸體系會在瞬間倒塌,置身于這種前所未有的歷史景觀,任何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都會追問,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了這個看起來強大無比的國家機器的自我崩解?這個體制“為什麽失敗”自然是他們首先要探讨的問題。但在汪晖那裏,“為什麽失敗”的問題變成了“是不是失敗”的問題,按照他的“勝利的哲學”,20世紀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未必是列寧所開創的十月革命事業的失敗,即使蘇維埃制度在俄國已經徹底銷聲匿迹,但在共產主義的漫長序列中,它的中國版本還在有聲有色地延續着,正如民間戲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變成了“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因此,在汪晖看來,繼承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遺產是值得的,這份遺產絕不能以失敗來定義,相反,它應該被視為是革命者走向最後勝利的一個起點。

把失敗演繹為勝利,作為一種新的理論動員的策略,未嘗不可,但這和嚴肅的歷史研究又有什麽關系呢?難道在“勝利的哲學”的邏輯之下,歷史上發生的那些确鑿無疑的失敗就可以被一筆勾銷嗎?事實上,對于十月革命歷史教訓的總結、反省以及對蘇維爾制度失敗的研究,不僅遠遠早于蘇聯解體那個時刻,而且是在蘇共内部首先展開的。汪晖在他的文章中反復引用托洛斯基的話來為列寧的革命者人格作證,他為何不去看看托洛斯基在1936年寫的那本著作《被背叛的革命》?托洛斯基作為列寧的戰友和蘇聯紅軍的創始人,毫無疑問地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革命者,他的革命者人格一點也不比列寧低多少,列寧甚至有過打算讓托洛斯基當他的繼承者,但在殘酷的黨内鬥争中——黨内鬥争被汪晖看作是鑄造革命者人格的必要程序,托洛斯基被斯大林擊敗,被迫流放到海外,最後死于非命。托洛斯基基于和列寧的關系以及他在黨内的歷史地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蛻變和堕落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反思,他在書中明确指出:“布爾什維克黨準備了并确保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這黨也創造了蘇維埃國家,供給她一副強有力的骨架,這個黨的堕落乃是這個國家官僚化的原因,同時又是其結果”。另一位列寧的戰友、堅定的革命者布哈林在面對“無產階級斧钺”時也曾痛徹心扉地寫道:“再也沒有任何一部分居民,再也沒有其中的任何一個階級(如果曾經有過的話),他們的生活會比我們蘇維埃天堂裏的生活更加艱難。”

不僅是黨的領袖開始反省蘇維埃制度的嚴重弊端,而且像巴甫洛夫和高爾基這樣著名的科學家和文學家也曾站出來表達他們對這個制度的嚴重不滿。巴甫洛夫在1936年致蘇聯政府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你們相信世界革命,這是徒勞無益的。你們在文明世界傳播的不是革命,你們是在卓有成效地傳播法西斯主義。在你們的革命之前,還沒有法西斯主義。”高爾基則是在十月革命剛剛勝利之際,就感受到了蘇維埃政權對言論自由的嚴重侵犯,他在《為了祖國》雜志上發表文章指出:“蘇維埃政權以最放肆最無恥地嘲弄出版和言論的自由偷換了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在十月革命中建立起來的所謂的工人國家和無產階級政權,迅速地蛻變為一個專政機器和官僚機構,完全改變了以列寧為首的革命者在建政之前對蘇維埃政權性質的基本設想。曾經在戈爾巴喬夫時期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在其所著的《霧霭——俄羅斯百年憂思錄》中,引述了1918年8月31日《真理報》上所發表的蘇維埃“契卡”首領捷爾任斯基的話:“從今以後,仇恨和復仇之歌将成為工人階級的頌歌”。捷爾任斯基聲稱,布爾什維克負有引導和領導仇恨與復仇的歷史使命。在此思想指導下,紅色俄國開啟了大規模恐怖鬥争的時代,在革命的最初三天就宣布了當局的三大戰略性綱領:“仇恨綱領”、“復仇綱領”和“人民公敵綱領”,立憲民主黨立即被蘇維埃政權宣判為是人民公敵。捷爾任斯基在1918年8月發表了致“工人階級”的公開信,信中說:“讓工人階級以群眾性恐怖去擊潰反革命的邪惡勢力!讓工人階級的敵人知道,凡是膽敢稍稍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宣傳的人們,都将立即逮捕,關入集中營!”季諾維也夫把蘇維埃政權這種以“工人階級”名義所大肆公開施行的國家恐怖行為稱之為“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他在1918年9月指出:“為了順利地同我們的敵人進行鬥争,我們應當有自己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我們應當将蘇維埃政權治下一億俄國居民中的九千萬人争取到我們這邊來。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對他們我們沒有什麽可說的,應當把他們除掉。”事實上,這也是列寧的主張,列寧在1918年1月寫的《如何組織競賽?》一文中明确認為:“有許許多多貫徹‘社會主義金科玉律’的辦法”——他将其中的一個辦法叫做“将十分之一犯遊手好閑罪者處決”。

從俄國十月革命的發動直至奪取國家政權的歷史來看,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者的确如汪晖所概括的那樣,在每一個人身上都充滿着“革命者人格”和高昂的革命激情,俄國作家羅曼·古利觀察到,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者在對敵鬥争中所表現出來的殘酷、無情和決斷,遠遠超過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派、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以及所有反動派的恐怖,他由此将這些前所未有的革命者稱之為“十月的富蓋”。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者之所以能發揮出如此巨大的革命能量,的确也如汪晖的另一個概括,即在領袖—政黨—人民之間形成了一種緊密聯系又互相促進的能動性關系,那些承擔着領袖責任的革命者,從列寧、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到斯大林,是通過布爾什維克黨來貫徹他們的革命意志,并将革命意志轉化為一系列革命行動。同時,他們通過黨的動員、組織、參與和具體運作,從社會底層激發出強大的民粹力量,“烏合之眾”在領袖的感召和政黨的整合下,形成了他們所說的“人民群眾”的歷史創造作用。因此,在汪晖力圖繼承的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遺產中,革命者确确實實地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沒有列寧這批革命者,沒有他們所創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就絕不會有千千萬萬人所參與的十月革命以及由他們共同鑄造出來的蘇維埃政權。

如果領袖—政黨—人民這種緊密聯系又互相促進的關系一直能保持下去,形成自下而上的一種授權和監督關系,即人民授權和監督政黨,政黨選舉產生黨的領袖,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政權或許還不至于最終走向失敗。托洛斯基在反思布爾什維克黨的堕落時,明确認為:“禁止反對黨之後,繼之以禁止派别。禁止派别的結果則是禁止一切與那不會錯誤的領袖們不相同的意見。經由警察之手制造出來的黨内一致,使官僚為非作歹而得不到任何的懲罰,這就是一切放肆和腐化的源泉”。因此,在現實的領袖—政黨—人民的關系中,領袖因為其淩駕于政黨之上而不受任何權力約束,無一例外地演變為獨裁者甚至暴君;而政黨因為淩駕于人民之上也無一例外地蛻變為腐敗的官僚機構;惟獨人民,作為抽象的存在,則始終只是在名義上成為國家的主人。

汪晖在神化“革命者人格”時,也在神化革命者所進行的鬥争事業,認為革命者是通過“殘酷的理論和政治鬥争”而獲得黨内領導權,由此賦予了革命者“鬥争哲學”的合法性,甚至為他們建構起一種“鬥争美學”——在鬥争中盡享一種超乎尋常的快感與美感。但汪晖難道不了解蘇聯大清洗的歷史嗎?這段歷史是由千千萬萬的人用鮮血和生命書寫出來的,其中當然包括列寧的革命同志。十月革命時期產生的政治局委員,到了1936年只剩下斯大林自己一人。“列寧遺囑”的六個執行人,除了斯大林,其他五個——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達可夫,全部在三次大審判中被處決或被暗殺。基洛夫作為斯大林一手提拔的親密政治盟友,随着其在黨内聲望不斷高漲,最後也沒有擺脫被斯大林暗殺的命運。一大批紅軍将領,包括著名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在秘密審訊中被控以叛國罪而遭槍決。1934年蘇共十七大產生的139個中央委員,有89個被逮捕并被槍決,1966個黨代表中有1108個被“消失”。另據不完全統計,有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藝術家、科學家和作家在大清洗中死于非命。布哈林在臨刑前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就要離開人世了。我不是在無產階級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頭,無產階級斧钺應該是無情的,但也應該是純潔的。我在萬惡的機器面前無能為力,這台機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紀的方法,它擁有無比強大的力量,有組織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語。他們這些行動是非常果斷而有信心的。”布哈林認為:“這些‘萬能的機構’能把任何中央委員、黨員變為叛徒、恐怖分子、暗殺分子、間諜。如果斯大林對自己產生懷疑的話,那麽這些機構也會立即找出證據來。”為此,他呼籲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歷史賦予你們的使命,是把駭人聽聞的各種罪行的一團亂麻解開,在這些可怕的日子裏,這團亂麻越來越擴大,像火焰一樣越燃燒越厲害,勒得我們黨喘不過氣來。”布哈林的呼籲終于在大清洗70年之後得到了回應,2007年10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擊場”的大清洗紀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難者,他說:“現在終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認識到這是一場民族悲劇的時刻,我們應永遠銘記這一歷史教訓并使之不再重演,這是所有人的責任。”

革命者内部的自相殘殺和布爾什維克黨内殘酷無情的鬥争,可以說是國際共運史上最血腥的一頁,在所有打着社會主義招牌的國家都發生了這樣的悲劇,這難道就是汪晖所說的“連綿不斷的理論鬥争和路線鬥争”體現了革命者人格固有的領導風格?難道必須通過黨内鬥争來增加黨的力量和生氣?或者說,惟其如此,革命者才能推進政黨的自我革新并重建政黨與人民血肉相連的關系?托洛斯基說過:“理論并不是一張支票,可以在任何時候提請現實兌現。如果證明理論是錯誤了,我們必須改正它或修補它的缺陷。”汪晖的“勝利的哲學”顯然就是這樣一張“理論支票”,它完全罔顧歷史上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價而再次請求在現實中兌現,在人們普遍要求對革命者之間以及革命者與人民之間的鬥争歷史進行徹底清算時,汪晖則認為,這是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實驗中可以繼承的一筆歷史遺產。

革命者的勝利意味着什麽?是意味着一個具有革命者人格的政治領袖取得了對政黨的絕對領導?還是意味着革命者通過黨内持續不斷的理論鬥争和政治鬥争來加強自己的領導權?是意味着革命者永不懼怕失敗而敢于從失敗走向最後的勝利?還是意味着革命者因為擁有了“人民”的支持而具有了不可戰勝的力量?汪晖試圖對這些問題作出肯定性回答,他對“革命者人格”和“勝利的哲學”的全面闡述,是期待在當下“怎麽辦”的彷徨時刻做出一種政治決斷:重新呼喚革命者人格的再次來臨——這是呼喚人民新的救世主嗎?

歷史在汪晖那裏是可以被重新改寫的,按照後現代的史學觀,歷史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沒有普遍公認的分析形式,沒有可供交流發現的語言,以及沒有用來确立起發現之真理的概括化和證實技術。因此,汪晖完全可以按照他“勝利的哲學”的标準,将20世紀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史重新诠釋為一部走向21世紀的勝利史;而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革命者和人民的鮮血共同染織的那些篇章,也完全可以被他重新洗白,這是他個人作為歷史學者的權利。但歷史中的“真實”肯定要遠遠多于歷史學家文本中的“真實”,歷史事實還是永久地保持對歷史研究者鐵一般的約束力。對于汪晖來說,在他致力于讓列寧的靈魂附體于現實之軀時,他或許可以重新定義和解釋十月革命以及蘇維埃的歷史,并對領袖和人民的同一性進行新的想象,但他必須意識到,人民不會永遠作為一個抽象的存在以證明革命者人格的救世性質,人民最終還是會在“間不容發”的歷史關頭出場的。一個號稱有着千千萬萬的人共同參與的偉大事業,為何在其瞬間瓦解時,竟無一人是男兒?這真的是一個歷史之問,我期待汪晖的回答。

 

本文注釋:

  1. 見“觀察者網”,風聞社區,2019年4月24日。
  2. 調查數據引自中聯部原副部長周力的文章,發表于“環球視野”2020年4月27日。
  3. 《靜悄悄的列寧誕辰150周年》,發表于“烏有之鄉”2020年4月23日。
  4.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
  5. 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何偉譯,向青、林廣廈校訂,2008年,電子版,第38頁
  6. 轉引自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霧霭——俄羅斯百年憂思錄》,述弢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扉頁。
  7. 同上書,第91頁。
  8. 同上書,第109頁。
  9. 同上書,第93頁。
  10. 同上書,第93頁。
  11. 同上書,第94頁。
  12. 富蓋(1746-1795),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極端主義活動家,革命法庭的社會起訴人。因特别殘酷而聞名。在社會拯救委員會和雅各賓專政垮台後被處決。
  13. 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電子版,第42頁。
  14. 布哈林:《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百度文庫。
  15. 鳳凰周刊,2008年1月15日。
  16. 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電子版,第43頁。
  17. 海登·懷特:《後現代歷史叙事學》,陳永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94頁。

作者:榮劍,獨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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