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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当美国自由派遭遇中国自由派

2020年11月26日 最新文章, 首页 ⁄ 共 2034字 ⁄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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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当美国自由派遭遇中国自由派

 

在当下美国,自由派在社会理想方面强调多元、包容、注重平等权利和社会福利,而强调社会福利必然导致美国自由派不反对政府的积极干预。美国自由派通常也极力主张性取向的自由,社会性别自我认同的权利,堕胎的自主权,并淡化宗教势力的社会影响。

 

同时,美国自由派讲求“政治正确”,但其初衷不是为了限制表达自由,而是为了避免“冒犯”特定的人群。当然,政治正确的后果是多面的,也会造成句句小心,不敢随便说话的自我审查效果,正如福利政策也可能被滥用一样。

 

在冠病疫情失控的时候,美国自由派毫不犹豫地认为,拒绝戴口罩的权利,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天然的,但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和所有其他权利一样,必须受制于社会责任和他人的观感,特别是在社会的紧急状态下。

 

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先进思想的代表和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者自居。因此,大学教授中绝大多数人是主张多元、包容、温和、反对强权、僵化、封闭、同情弱势群体的自由派。在具体议题上,大学往往是率先承认社会性别自我认同多元化,宽容性少数群体,接纳外国文化,反省白人特权,同时也最讲究“政治正确”的地方。

 

当秉持上述理念的北美人文学者,遭遇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学者时,往往惊讶于后者会支持被北美自由派文人学者所鄙视的特朗普,会反对被北美自由派学界奉为圭臬的“政治正确”,而且似乎缺少被北美自由派视为理所当然的同情弱势的底层情结。

 

也就是说,从北美自由派学者的角度看中国自由派学者,后者是“自由”得不充分、不到位的。其实,这种分野早就存在了。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描述他所熟知的中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时候,就创造了一个名词“Sino-liberalism”——中国式自由主义。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脆弱的,他们无法建立法治程序,也无法保障自身的财产安全,只能在学术界作为个体存在。

 

笔者以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为数极少的中国式自由派,了解基本的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也继承了开放、包容、渐进、温和的自由主义气质,但是由于中国从帝制崩溃的历史废墟中,建立民族国家和重建政治权威的迫切需要,以及外敌持续入侵的背景,脆弱的中国自由派几乎都选择了认同新的政治权威,以实现强国梦,同时也并未正视私有产权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核心地位。

 

从20世纪后期开始,当中国自由派开始接续已经断裂的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引入了卡尔波普和哈耶克等人的理论,并在现实中实现了私有产权保护,和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成绩之后,西方自由派的关注早已从政治经济领域,朝社会领域迈进,聚焦于性别、弱势群体保护、环境等议题。

 

当21世纪的多数中国式自由派,执着于“中国VS美国(西方)”的二元化图景,并把“美国”看作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存在,一种不能批评的象征和精神寄托时,美国的自由派却常常把“美国”作为他们批判的靶标。

 

由于对“美国”的抽象的信仰,而不是对现实中的美国及其社会实际的客观了解,以及对当代美国自由主义实践中“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这一重要面向的忽略乃至嘲讽,中国式自由派的言论,在受北美自由派关注和介绍的同时,也受到批评的审视。

 

近期,一位北美人文社科学者和中国研究专家,通过译者导言的方式认为,中国式自由派代表人物言论中明显的反移民、反少数族裔权益、反“身份政治”、反“政治正确”的观点,令他感到吃惊。最后,这位学者得出结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要“治”(order)不要“乱”(disorder),要“共识”(consensus)不要“冲突”(conflict)的。

 

按笔者的解读,毋宁说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想争取自己自由言说的权利,但在涉及其他群体说话的权利时,其实还是持威权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

 

在笔者看来,这种质疑反映了双方立场和认知的错位。这种错位来源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历程的巨大差异,两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的不同性质,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

 

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停留在“为自己争自由”(胡适语)的初级阶段,而另一部分人甚至已经蜕变为简单和绝对的“美国(特朗普)崇拜”,以“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号和“超凡魅力领袖”的出现,作为自身的精神寄托。

 

在北美自由派知识分子眼里,带有精英主义、种族主义和权威崇拜痕迹,个人意识强烈,但对更广泛的社会议题视而不见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念,其实是“保守”而非“自由”的,至少不符合他们对于当下“自由主义”的界定、理解以及实践,而更像美国语境中的保守派。

 

但在一些中国自由派的眼里,以“社会正义斗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自命,挑战一切威权,同情一切弱者的美国自由派,或许又是一群显得偏激幼稚的“白左”。

 

这两个思想群体虽然同处一个时代,并且惺惺相惜,但双方其实一直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背景,及其所导致的两个迥然不同的认知框架中,其交流障碍和彼此的困惑,正是源于这一根本区别。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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